文学史哲学：人文科学的一体化

2024-01-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回顾开创者们的思想时说：他们认为历史学是人文科学中的一支。要走过去看看那发生了什么，呼吁人文科学的一体化、冲破将各门学科分割开来的墙垣，要将其他学科当成史学的辅助学科……[3]如果按照赵京华清理的思路进行一番对于现代文学的考察，那么也就当然必须考虑中国现代文学与总体的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相互关系。

文学史的研究对象是文学，可是如果只就文学谈论文学就难以把文学的问题谈透，难以体现出对问题的深刻把握。这时就有必要借鉴其他学科的重要成果，并且从其他生活领域来看待文学的社会背景。这样，在言说文学的时候就不只是对于文学的言说了，它涉及与文学有紧密关系的社会的总体状况。

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创始人费弗尔和布洛赫就致力于将历史和相邻的其他人文学科以及哲学、经济学等方面联系起来。他们认为，以往的史学研究注重名人尤其是政治领袖的行迹，注重重大事件的影响并且对之详细论述，其实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在编年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对于真正的历史研究来说，就还应该揭示推动历史名人行动的动机，还应该分析重大历史事件的相关背景材料。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回顾开创者们的思想时说：

他们认为历史学是人文科学中的一支。历史学家们甚至无需踮起脚来，就能瞥见邻近学科的田野和花园。要走过去看看那发生了什么，呼吁人文科学的一体化、冲破将各门学科分割开来的墙垣，要将其他学科当成史学的辅助学科……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两位教授（指年鉴学派历史学创始人费弗尔和布洛赫——引者注）的任务是极其明确的：走到其他学科去，并把战利品带回来，重新进行探索，打掉挡在各学科之间的墙垣。^[1]

这样一种历史研究框架是集经济史、文化史、政治史等于一身，打破各个学科之间的樊篱，使人们对于一个时段的历史状况有总体的了解。该学派的法国学者谢和耐所著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2]就很能够体现这种总体研究的特色。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汉族政权与外族政权紧张斗争的事例。有时汉族政权主动出击，如李广北伐、马援南征之类，有时以纳贡、割地、招亲等手段安抚对方；还有双方僵持，互为拉锯的场景。在这种汉族政权与外族政权的长期征战中，所谓的正统的汉族政权处于下风的时候有过偏安一隅的状况，如东晋、南朝的政权都只是在南部中国行使政府职能，但是像南宋那样彻底亡国，汉族政权不复存在的事例，在当时属于首次。正由于它是第一次，因此历代史学家都不惜花费精力探讨南宋亡国的原因。人们习惯于追问，倘若不是宋高宗昏昧，听信秦桧构陷而以莫须有罪名杀害岳飞，情形又当如何？往远追溯，如果王安石变法成功，则以国力强大的中国对抗蒙古铁骑，情形又会怎样？再由此上溯，如果宋太祖不是由于惧怕他人也来搞出一个“陈桥兵变”，自己或者自己的后人丧失皇位，于是实行了杯酒释兵权，极力削弱武将的权力，遂使国家的武备松弛，则城坚国大人多的中国，恐怕也难以灭亡。马可·波罗在元朝初年到达已经是异族统治的中国，他在游记中写道，中国所有的大的城市或者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城镇，都建立了高大的城墙，城墙之外还挖掘了宽阔的护城河，即使强弩也难以射到城墙上面的卫士。这样的防护措施没有抵挡住蒙古骑兵的冲击，而且不是一次战役的失利，而是整个国家战争的失败，有些超乎可以想象的范围。马可·波罗由此得出结论：这个国家的人民缺乏尚武精神。同时，它的管理者也缺乏武备。

是的，这些可以成为宋亡的原因，历史本来就是在偶然性中书写的。但是，如果看到历史不只是几个领袖人物的演出，并且他们的演出也还有着社会背景产生作用的话，那么，这些偶然性都可以说是在一种文化的氛围中的体现。谢和耐从当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入手加以探究。对于中国人的生活情趣而言，一杯香茗、一本书卷，家居以青竹为伴，出游时赏四时风景，或与高朋吟诗，或与同道谈玄，这是当时士大夫生活的写照，也是其他人生活的理想情趣。虽然，边塞之处烽烟不断，但是人们绝对有闲心欣赏“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因为这些是“钱塘自古繁华”的忘忧之地的一种生活态度。传说金主完颜亮正是看到了这样的景况，才定下了一举吞并南宋的充满野心的军事计划，当然，这个计划的实施由后来的蒙古完成。在内忧外患不绝的时代，人们却在理学所构筑的“心外无物”的世界中取得心理平衡，只要不去看、不去想国家面临的危机，危机不是就不烦扰我的心灵了么？可是这种心理安慰只能作用于心理，而最终无法阻遏国家败亡的进程。谢和耐认为中国在南宋时期，中国经济和文化都已经达到臻于完善的地步，以后的朝代在实质意义上无出其右，主要就是作一些修补而已，正是由于南宋时期的高度完善，人们不思进取，甚至耽于享乐，这就为覆灭埋下了种子。从日常生活角度看待南宋灭亡的原因，这当然涉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这就是总体的历史观。

总体的历史观在我们的文学史著述中是既熟悉又陌生的。言其熟悉，在于文学史著作总要讲述文学的有关背景材料，杜甫的“三吏”、“三别”，写于作者在“安史之乱”逃难的途中；元杂剧的兴起与宋代以来城市经济的发展具有密切关系，等等，这些讲述不能说没有总体的历史观的部分性质。言其陌生，则在于它们都只在背景意义上说明文学的总体环境，没有在文学的总体评价中把它们融为一体。(www.chuimin.cn)

日本学者柄谷行人的著作《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从制度角度考察日本文学与日本社会的关系，可以说比较典型地显示了这样一种研究的成果。按照这样一种思路，赵京华思考了中国文学的相关问题，他提出：“中国新文学与现代民族国家建制是怎样一种关系？作为新文学之制度性基础的‘国语统一办法案’（一九一一年六月晚清政府中央教育会议通过的法案）的制定，国语白话文运动（二十年代），语言大众化运动（三十年代），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四十年代），普通话制度的建立（五十年代）等等，是制度上的语言问题，还是新文学中的制度性问题？其与现代中国的民族救亡有着怎样的复杂关系？又比如，新文学中那个沉甸甸的‘启蒙与救亡变奏’的主旋律；从《狂人日记》的‘孩子’到《寒夜》里的小公务员那一长串无辜死于‘肺痨’的人物名单，把身体（疾病）作为一种阴喻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还有，白话文与古文之争，新文学对俗文学的压迫，旧体诗之是否应该进入现代文学史的论争等等，这里是不是存在着作为制度上占支配地位的新文学对非现代性的文学语言的排除与压抑？”^[3]如果按照赵京华清理的思路进行一番对于现代文学的考察，那么也就当然必须考虑中国现代文学与总体的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相互关系。结合中国的研究状况考虑，那么，李泽厚当年写作的《美的历程》较好体现了这样的思路。实际上，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就曾提出“总体的历史”的观点^[4]，这样的观点在以后法国的年鉴史学的研究思想中得到细化和具体化，年鉴学派的重要人物布洛赫对此有一段解说，他通过事例分析道：

公元十世纪，水深浪大的文斯湾使佛来明斯成为锯齿形的海岸。后来，海湾被沙石堵塞了。应该由哪门科学来研究这个现象呢？初看起来，谁都会说应归地质学，冲积层的沉淀运动、海流运动，或海平面的变化，不正是地质学所发现所研究的范围吗？当然是的，但进一步看，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第一个问题是要调查地质变迁的起源，接着，地质学家就要被迫回答一些严格说来不属于其专业范围的问题了。无疑，至少还有人工围堤促使海湾淤积，改变河道的流向以及灌溉系统等因素，所有这些人类的活动均基于人们的集体需求，并依靠一定的社会组织来进行的。^[5]

这种总体的历史涉及历史研究的一种哲学思维，即事件并不能自动地显示出意义，而需要把经验材料加以清理。如港口的历史状况有地质、水文方面的知识需求，而对港口的影响由于有人为因素，因此，就必须充分调动人文学科的知识，进行一种综合性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学者已经日益意识到贯彻总体意识来理解文学史的重要性，尤其对于处于近代史以后中国文化经历的转型阶段，只就文学探讨文学显然难以得到要旨。梁启超以小说“新民”的主张，属于文论也属于政论；鲁迅是文学家更是政治家；新时期文学是变革的文学，同时背后是一个思想变革进程的缩影，等等。有些论文在“重写文学史”的前提下，对文学史的一些状况结合当时的总体环境有了新的认识。不过也得坦率地承认，在论著中贯穿这种总体意识毕竟不多见，因为文学史著作（不是论文集的那种著作）需要讲述作者、作品的若干方面细节，它很难时时兼顾影响细节的总体。而且细节要捕捉到总体的有关性质，这必须要有深邃的理论眼光和适当的批评实践作为基础。国内学者中，王一川对于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与总体的文化政治之间的关系的梳理比较好，作者在书中自述：

从文化处境去考察文学文本，是我们的研究的一个出发点。文化语境恰如由若干政治、经济、哲学和艺术等文本交织而成的“大文本”——社会历史文本，它使文学文本得以产生。要理解文学文本，就应从其语言世界中“读”出潜藏着的文化文本（“大文本”），通过重构这文化文本而回头理解文学文本。^[6]

在该书中，从对梁启超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到20世纪80年代末新潮小说的论述分析，处处可以看到将所论作品与“大文本”结合起来论述的倾向。这样既是对于文学评论方法上的一个尝试，也是对于现代和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尝试。只是这样一种方法在王一川那里体现了比较强的主观性，包括对于作品的阐释、对于作品的评价、甚至对于作品的选取，与一般人们的认识和看待都有一些出入。一般文学史的撰写还是需要进行一些比较全面的探讨。不妨说，那种与“大文本”结合起来的总体文学史，是需要期待出现的工作。

文学史哲学：人文科学的一体化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