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玛格丽特·富勒:美国女权运动的先驱

玛格丽特·富勒:美国女权运动的先驱

【摘要】:今天,富勒被公认为美国早期女权运动的先驱,她的《19世纪的妇女》一书被视为美国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历史文献。对富勒本人而言,妇女会谈也激发了她对妇女问题的思考。在书中,富勒将性别压迫与种族压迫相提并论,因为在废奴运动的影响下,美国民众已认识到体制化不公的严酷性,她希望藉此唤起民众对女权运动的认同和支持。

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1810-1850)是作家、超验主义小团体的活跃成员,美国最早的女性职业报刊评论人、文学批评家和驻外记者,也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波士顿文化圈最富思想活力的知识女性。她与爱默生有密切交流,相互影响了对方的思想,也一度与霍桑过从甚密,为后者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提供了原型和灵感。1840-1842年间,为《日晷》杂志的编辑和重要撰稿人。1843年向西至五大湖区和威斯康辛一带旅行,次年出版《湖区之夏》(Summer on the Lakes,1844),记录途中见闻,表达了对印第安女性和西进运动的关注。1844年成为《纽约论坛》的职业评论人和编辑,评论文章涵盖文学、艺术以及奴隶制、妇女问题及监狱改革等政治社会议题,后结集为《文学与艺术论文》(Papers on Literature and Art,1846)。1846年被《纽约论坛》派往欧洲,成为驻外记者,发回一系列关于欧洲文化和时局的通讯报道。今天,富勒被公认为美国早期女权运动的先驱,她的《19世纪的妇女》一书被视为美国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历史文献。

富勒对于女性的关注可回溯到19世纪30年代。有感于女性在教育和职业方面所受的限制,她鼓励女性寻求独立,试图将超验主义的自立原则和改革思想引入妇女问题。1839-1844年间,她曾定期主办妇女会谈(Conversations for women),以会谈形式组织“思考着的女性”(thinking women)就教育、职业和改革等议题展开讨论。她给女性提出的大问题是:“我们生来何为?如何实践之?”系列会谈持续五年,吸引了波士顿不少致力于改革的作家和激进人士,包括废奴主义者蔡尔德(Lydia Maria Child)、教育改革者皮博迪以及后来成为女权运动重要人物的切尼(Ednah Dow Cheney)和多尔(Caroline Dall)等人。它不仅为女性开辟了探讨自身切实关注的空间,也给妇女运动与超验主义找到了结合点,为新一代的女权主义者提供了一个思想出发点。对富勒本人而言,妇女会谈也激发了她对妇女问题的思考。1843年 7月,她在《日晷》上发表重要论文《大诉讼》,所谓的“大诉讼”指的是人类历史上两性之间以及个体男女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富勒倡议通过社会及文化改革改善女性境况,呼吁女性提升自身素养,实现个人独立和“自我中心”,在此基础上,实现两性及人类整体关系的和谐。富勒随后将论文扩充成《19世纪的妇女》,该书是美国第一部女性主义的理论专著,为19世纪的女权主义者及改革者倡导两性平等尤其是智识上的平等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19世纪的妇女》旁征博引,较之《大诉讼》,更强调改革的势在必行。富勒认为男尊女卑现象的根源在于习俗或文化的力量,女性先天劣于男性不仅是谬见,更会危害两性关系及双方的幸福。因此,她挑战文化对于性别差异的建构和形塑作用,强调改善女性境况将促进男性自身的发展。富勒以自身经历为例,探索19世纪女性的困境,在书中化名为“米兰达”(Miranda),详述自己的教育背景和早年经历,指出19世纪妇女的根本困境在于社会未给她们提供施展才华、运用学识的途径。她认为女性不只属于家庭内部或私人领域,或只限于担任教师之类的角色,女性同样需要各类富于意义的职业选择,也需要受教育的机会。富勒谈到不同类型的婚姻,认为不合适的婚姻会阻碍女性的个人发展,而最理想的类型是互相依赖、彼此尊重的智性伴侣。在书中,富勒将性别压迫与种族压迫相提并论,因为在废奴运动的影响下,美国民众已认识到体制化不公的严酷性,她希望藉此唤起民众对女权运动的认同和支持。富勒呼吁女性学会自立,“自我依靠”、“自我中心”,获取内在的力量,而不要屈从于丈夫、兄弟或父亲,甚至视“老处女”群体数量的上升为女性自立的一个迹象。她认为只有真正独立的人才能建立相互依赖的关系,如她所言,“联合只对那些成为个体的人才是可能的”。富勒关于“自我中心”的主张无疑是激进的,在当时“意味着一种道德上缺陷”(22)。即便是今天,女性孤立和分离主义的立场也依然是激进的。为实现女性的自我完善和人类整体的进步,富勒倡议社会改革,探讨了当时流行的各种改革理论,尤其是傅立叶的学说,她视傅立叶、歌德和斯韦登伯格为“未来的三位先知”。总体上,《19世纪的妇女》是一部希望之书,它展示的是一种“千禧年”式的憧憬。(www.chuimin.cn)

《19世纪的妇女》为世纪中叶的美国女权运动奠定了理论根基,直接启发了当时的女权主义活动家,甚至被认为是1848年塞内卡瀑布城(Seneca Falls)女权大会背后的推动因素,而富勒也以其才学和成就被当时的女权主义者视为典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