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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玛》思想性和艺术性评价

【摘要】:《爱玛》是简·奥斯丁最复杂、艺术上也最圆熟的作品。因此不少评论家认为《爱玛》是奥斯丁的代表作,也是最具英国性的英国小说,比《傲慢与偏见》更能展示其精湛的艺术把握力。因此小说能轻易调动读者的同情和认同,让读者如体贴自我一般体贴爱玛的弱点、挫折、担忧以及想望。近年来,研究者越来越多地意识到《爱玛》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爱玛》(Emma,1815)是简·奥斯丁最复杂、艺术上也最圆熟的作品。这部小说不以情节性见长,早期评论家认为它没有故事,缺乏跌宕起伏的情节,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所关及的正是平淡乏味的日常人生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展开的风俗喜剧。因此不少评论家认为《爱玛》是奥斯丁的代表作,也是最具英国性的英国小说,比《傲慢与偏见》更能展示其精湛的艺术把握力。

《爱玛》展现的是一个相对平静和封闭的小世界,基本囿于海伯里村(Highbury)的狭小天地,写的正是奥斯丁所说的“一个乡村中三四户人家”的事情。主人公爱玛·伍德豪斯(Emma Woodhouse)“又漂亮,又聪明,又有钱,加上有个舒适的家……仿佛人生的几大福分让她占全了”(13),是奥斯丁小说中最富有,不用为经济保障而考虑婚嫁的女主人公。另一方面,优越的境况和宽松的成长环境也造成了她自视甚高、随心所欲和任性的性格。爱玛认为自己撮合了家庭女教师泰勒小姐的婚事,因而认定自己善于做媒,并由此热衷于此道。她结识了温顺漂亮的私生女哈丽特·斯密斯小姐,想当然地认为她是某位绅士的女儿,于是一心想提升她,给她灌输种种与其身份不符的观念和意识,竭力主导她的婚事,好使她进入更高的社会圈子。主观臆断的爱玛乱点鸳鸯谱,先是阻扰哈丽特与佃户罗布特·马丁恋爱,后又极力撮合她与牧师艾尔顿先生,但艾尔顿误以为爱玛对自己有意。之后,又选了绅士丘吉尔先生,但后者已同另一女子订婚。在爱玛的怂恿下,哈丽特飘飘然,竟有意于当地最大的地产主兼地方官乔治·奈特利先生(George Knightley)。奈特利先生是唯一能指出爱玛弱点的人,爱玛这才发现自己原来是爱奈特利先生的,最后两人各自与相配的人成婚。小说确认了身份、门第和阶层意识,同时,也折射出摄政王时期英国社会阶层状况及社会流动性。透过海伯里村的居民群像,作家展现出多层次和变化中的英国社会阶层图景,诸如庄园主、依附于庄园主的家庭女教师、新兴的职业人士群体、通过经商致富向绅士阶层靠拢的商人群体、没落的牧师家庭、殷实的佃户等等。

主人公爱玛并不完美,有明显的缺点,还时常犯错。奥斯丁曾说,“除了我自己,没人会怎么喜欢[她]”,但爱玛却是奥斯丁笔下最富魅力的主人公之一,也是备受读者喜爱的经典人物形象。不少研究者都探讨过爱玛受欢迎的原因,其中最直接的解释是:作家依靠叙事策略巧妙地控制了读者心理。小说使用第三人称叙事,但主要聚焦爱玛的意识,同时大量运用自由间接引语,使读者仿佛可以直接进入爱玛的意识,从她的角度感知其所知所见和所想。因此小说能轻易调动读者的同情和认同,让读者如体贴自我一般体贴爱玛的弱点、挫折、担忧以及想望。这就意味着,作家一方面拉近读者与主人公的距离,又限制读者进入其他人的视角,实际上等于是“为读者安排了‘有组织的参观’以便控制他们的反映”(14)。爱玛也是奥斯丁小说中阶级和社会地位意识最强的女主人公。她渴望保持原有的阶层壁垒,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因而畏惧社会变化,对社区中努力向上爬的人心存戒备;同时也不安于一些消解或模糊阶层樊篱的事件。比如,一次舞会后,她担忧人们会忘乎所以,逾越自己的本分。又比如,在牧师艾尔顿因误会而向她求爱时,爱玛深感冒犯,将之“视为社会意义而非性层面的冒犯”,因为后者竟“把自己看成与她平等”的人。(15)然而,爱玛真正的魅力在于她活跃的想象力,如布鲁姆指出的,“她是如此的富于想象力,也是危险和易被误导的”;她的错误是源于想象力的错误,而当想象力与意志力相结合时,对他人和社会或许具有灾难性的后果。然而,“奥斯丁书写的并非是像《失乐园》那样的意志力悲剧,而是意志力的伟大喜剧”(16)。从这个角度看,当爱玛将哈丽特置于自己保护之下时,她实际上是想以自己的想象力并且按自己的意志重新设计她的人生,将自己编织的现实、虚构的图景强加给他人和世界。她淘气、爱玩,用意善良,犯错,反思,进而一错再错,然而以奈特利的话来说,“尽管犯了种种错,却又无可指摘”。在小说的结尾,爱玛与成熟睿智的奈特利先生结婚,但是不少评论家认为,深具活力和想象力的爱玛也许不会被驯服,并因此将人生纳入典型的成长故事套路中去。可见,爱玛这个人物被塑造得如此鲜活,俨然拥有了独立的生命存在。(www.chuimin.cn)

近年来,研究者越来越多地意识到《爱玛》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小说结构精巧,以情节为支撑的章节常与以反思和评价为主的章节交替推进,循环往复。这一结构也在整体上规划了小说三卷本的大体系。小说包蕴丰富,对英国性(Englishness)、女性身份角色、社会流动性、语言、交流和交际等诸多议题都有探讨或触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经常出现谜语和游戏,人物热衷于猜谜游戏,误读和误解反复发生,而小说整体上也体现出一种对语言的敏感和对语言含糊、歧义及游戏特征的体认。此外,作家在文本中探索了人类交流中沉默、直白式话语和非语言交际的意义,社交生活中角色扮演的意识也贯穿了整部小说。比如,爱玛尽管想象力发达,却也深谙社会表演的重要性——奥斯丁显然认为社会性的自我始终是表演性的,而社会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伪装、角色扮演以及语言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