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奥斯丁与其他浪漫主义小说家的不同

2024-01-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和同时代浪漫主义作家不同的是，奥斯丁关注的是英国绅士阶层。奥斯丁是小说艺术的革新者，在人物塑造和叙事技巧等方面推动了英国小说的发展。奥斯丁刻画人物主要依赖传神的对话和准确的心理把握。奥斯丁的小说是“浪漫传奇与喜剧、讽刺与温情、童话与现实主义的混合体”。

简·奥斯丁（Jane Austen，1775-1817）既是批评界反复研究的对象，也是一位深受大众喜爱的作家，其作品被广泛译介，改编成各种影视剧本，是公认的最优秀的英语文学作家之一。奥斯丁作品的创作年代和发表年代并不吻合，有的经过反复修改。根据创作时间，《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1811），《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1813）和《诺桑觉寺》（Northanger Abbey，1817）三部属于早期作品，而《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1814）、《爱玛》（Emma，1815）和《劝导》（Persuasion，1817）构成其后期创作，确立了奥斯丁的经典地位。

和同时代浪漫主义作家不同的是，奥斯丁关注的是英国绅士阶层（gentry）。她本人出身这一阶层，属于无地产的绅士家庭。由于母亲卡桑德拉·李（Cassandra Leigh）家族的社会地位较高，奥斯丁的家庭与拥有地产的绅士和贵族阶层都有交往，因而，作家对微妙的阶层樊篱和身份地位差异有深切体察，对人情世相的把握机敏而透彻。她的小说又因此被归为“社会风俗小说”一类。如奥斯丁自己所言，她擅长的是“乡村家庭生活的图景”，写的只是“乡村中三四户人家”的事情，场景多囿于会客厅、舞会和庄园的狭小天地，内容围绕青年女子的成长、情感和婚姻问题展开，“金钱与地位的冲突以及礼仪、社会地位和道德意识之间的对应关系在她的小说中占据重要位置”⁽⁸⁾。她的前三部作品承袭了早期“感伤小说”的传统，尤其受弗朗西斯·伯尼（即Fanny Burney）影响颇深，体现出对女性境遇——即伯尼所谓的“女人的艰辛”（female difficulties）的关注。小说也借鉴了伯尼的情节模式，围绕“年轻女子步入社会”这一主线展开，常以绅士家庭的年轻女子遭遇男子求爱为故事高潮。小说中，女主人公要么具备理性和判断力，做出正确选择，从此进入成人社会；要么幼稚无知、感情用事，从而上当受骗，误入歧途；或者因为偏见而一波三折，但小说最终都以喜剧结尾。后三部作品仍以恋爱和择偶为中心，也同样以圆满婚姻的浪漫传奇收尾，但作品更具深度，关注面更广，对自我、身份、责任、激情、欲望和两性关系等议题更倾向于做敞开式的探讨，而且艺术上也更成熟。比如《曼斯菲尔德庄园》里的人物心理刻画是对英国小说的丰富和发展。奥斯丁小说的喜剧结尾不无童话故事的成分，但“在以择偶为情节、以婚姻作结的俗套故事框架内，在温文尔雅的表面下，小说犀利而透彻地表现了家庭和两性关系的复杂性”⁽⁹⁾。

奥斯丁的小说构成18、19世纪小说之间的重要纽带，她被视为18世纪小说家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和菲尔丁（Henry Fielding）的传人，也是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和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这一脉传统的开启者。批评家瓦特（Ian Watt）认为，她的成功之处在于融合并发展了理查逊和菲尔丁两人在小说这一体裁上的建树，“她把理查逊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优越性同菲尔丁现实主义评论的优越性、人物性格的内心发展和外部描写有机地结合为和谐的整体……”⁽¹⁰⁾从理查逊那里，奥斯丁继承了细笔描绘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传统；而菲尔丁则使她意识到叙事距离的重要性，以更超脱的姿态对笔下人物加以客观或喜剧式的品评。她从而将现实主义与讽刺、人物内心描写与外部视角的反讽融为一体。(www.chuimin.cn)

奥斯丁是小说艺术的革新者，在人物塑造和叙事技巧等方面推动了英国小说的发展。19世纪中后叶，评论界曾一度将她与莎士比亚作比较。这一类比看似突兀，却也揭示出奥斯丁小说艺术的某些实质，尤其是就人物描写而言，如布鲁姆指出的，“和莎士比亚一样，她给我们塑造出形形色色的人物，或是主角，或是配角，无不符合各自的语言和存在方式，然而又绝不雷同。她的女主人公拥有坚实的自我，又独具个性……”⁽¹¹⁾。她笔下的人物总是置身于具体的时空和特定的社会风尚中，从服饰、发式、言语方式到内心意识无不栩栩如生。奥斯丁刻画人物主要依赖传神的对话和准确的心理把握。人物对话贴切自然，符合各自的身份和个性，甚至像现实生活中的一样，充斥着空洞乏味的交际性言辞；人物的心理真实可感，作家常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呈现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人物的内心意识在自我与外部世界及社会文化力量的互动中涌现。再者，奥斯丁发展了全知叙事。她在小说中采用侵入式第三人称叙事，但其叙事人并非完全客观公正或全知全晓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或干预了叙事，由此增加了解读的丰富性。作家在自由间接引语（free indirect speech）的运用上也独树一帜，有研究者认为，她是第一位真正把握了自由间接引语技巧的作家。自由间接引语不使用引导语，将叙事人的话语与人物的“意识”更自然地穿插混合起来，因而具有“双重声音”的特质。自由间接引语和并非全知的叙事人相配合，为反讽开拓了空间。在其后期小说中，这一技巧的运用则更为复杂。

奥斯丁的小说是“浪漫传奇与喜剧、讽刺与温情、童话与现实主义的混合体”⁽¹²⁾。她自言是在“（两寸宽）的象牙板上细笔描摹”（即当时女性常用的象牙板记事本），因此笔底并无壮阔的政治波澜。她关及的是私人、家庭和性别的层面上政治，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与时代风云绝缘。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当代理论视野的观照下，一个“政治性的奥斯丁”业已成为定论。当代批评家热衷于探索的是她在法国大革命、民族主义、帝国、阶级、废奴运动、妇女解放、党派政治等一系列议题上所持的观点。然而，近年来，奥斯丁研究对意识形态化和理论化的解读策略又有所反拨，传统批评模式开始升温，比如对其反讽艺术的研究；同时，在领域上也有新的拓展，诸如她在非欧洲地区的接受，与浪漫主义、启蒙运动、宗教、教育、戏剧等方面的关联等。20、21世纪的批评确立了奥斯丁的经典作家地位，并将她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简·奥斯丁与其他浪漫主义小说家的不同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