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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司各特:近代历史小说的创始者

【摘要】:沃尔特·司各特在这一体裁的创作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既是现有传统的集大成者,也是其发展者和革新人,他因此被普遍视为近代欧洲历史小说的开创者。由于受第二代诗人尤其是拜伦的挑战,司各特从1814年开始创作历史小说,到1832年逝世时共创作了27部历史小说。一般认为苏格兰系列为司各特历史小说中的上乘之作。这是理解其历史小说的重要线索。

历史小说(the historical novel)这一文类滥觞于法国,最早可回溯到拉法耶特夫人(Madame de Lafyette)的《克莱王妃》(The Princess of Cleves,1678)。沃尔特·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1771-1832)在这一体裁的创作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既是现有传统的集大成者,也是其发展者和革新人,他因此被普遍视为近代欧洲历史小说的开创者。司各特以收集整理苏格兰民谣开始他的文学活动,以三卷本的《苏格兰边区歌谣集》(Minstrelsy of the Scottish Border,1802-1803)成名,从1805年起开始叙事长诗的创作。《最后的行吟诗人之歌》(The Lay of the Last Minstrel,1805)、《玛密恩》(Marmion,1808)和《湖上夫人》(The Lady of the Lake,1810)等作品奠定了其诗人地位。由于受第二代诗人尤其是拜伦的挑战,司各特从1814年开始创作历史小说,到1832年逝世时共创作了27部历史小说。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前期以苏格兰历史为素材,后期转向英格兰、法国和欧洲历史,跨越从11世纪到19世纪的漫长历史时空。《威弗利》(Waverley,1814)是司各特的第一部小说,因他一直匿名,直到1827年才公开承认自己的作品,后来的小说发表时均署名“威弗利的作者”,因此他的历史小说又统称为“威弗利小说”(the Waverley novels),其中11部以苏格兰历史为背景的又被称为“苏格兰小说”。苏格兰小说除《威弗利》外,还包括《盖伊·曼纳林》(Guy Mannering,1815)、《古物癖》(The Antiquary,1816)、《黑侏儒》(The Black Dwarf,1816)、《修墓老人》(Old Mortality,1816)、《罗布·罗伊》(Rob Roy,1818)、《米德洛西恩的监狱》(The Heart of Midlothian,1818)、《拉默摩尔的新娘》(The Bride of Lammermoor,1819)、《蒙特罗斯传奇》(A Legend of Montrose,1819)、《圣·罗南的井》(St.Ronan's Well,1824)和《雷德冈脱利特》(Redgauntlet,1824)。一般认为苏格兰系列为司各特历史小说中的上乘之作。

浪漫主义时期,欧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帝国扩张、社会变革和技术革新,时代剧变催生出一种敏锐的历史感——浪漫主义作家普遍认为自己的时代有别于其他历史时期,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阶段。另一方面,这一时代的人们也热衷于回望和反观历史,以求更好地理解这个时代政治和社会剧变的成因,仅1780至1830年间,就有几千册历史书籍问世。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就生于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受苏格兰启蒙学派的影响,司各特相信社会和文化必然经历一个自然演过的过程。这是理解其历史小说的重要线索。在承袭霍勒斯·沃波尔等人传统的同时,作家也翻新技法,精心在小说中营造一种真实的历史感,再现当时的社会状况、习俗风尚和时代精神,书写宏大的历史事件和壮阔的历史场面。然而,在刻意营造历史幻象的同时,司各特“又以史学家注释等间离手段不断提醒读者过去与现在的差异”(5)。司各特展现的历史总是具体的或特殊的历史,而非抽象或普遍的历史,他将虚构的主人公置于其营造的历史时空中,以主人公传记的方式来揭示具体的历史,由此将浪漫传奇与历史素材融为一体。

首部苏格兰小说《威弗利》以1745年苏格兰詹姆斯党人叛乱(Jacobite Rebellion)为历史背景,主人公威弗利是一位满怀幻想的天真青年,他投身行伍,成为一名英国军官。詹姆斯党酝酿暴乱的前夕,他正好驻扎在苏格兰,一次出游时,结识了发动叛乱的苏格兰氏族首领弗格斯·麦克伊沃(Fergus MacIvor),为其领袖魅力所倾倒。一系列的风波之后,威弗利不由自主地卷入叛乱。叛乱失败后,麦克伊沃被判处死刑,而威弗利侥幸得到赦免,最终认识到“人生的浪漫传奇已结束,而真实的历史从此开始”。之后,结婚生子,回归平静的生活。威弗利是新人的代表,或者说,是现代性的象征。尽管作家明确站在进步的现代文明这边,他在小说中唤起对往昔的怀旧情绪,全面书写业已消亡的苏格兰高地传统和社会形态,在赞同苏格兰和英格兰联合以及统一的民族性的同时,以文学的方式想象保持民族差异性的可能。作家需要调和的是“古代、封建的苏格兰世界与作为英国一部分的新兴的现代苏格兰之间的冲突”(6)。其他的苏格兰小说基本承袭了《威弗利》的范式,在结构和叙事技巧上多有类似之处,情节常围绕两个人物、两种文化的对立和冲突展开,第二章才进入正文,小说一般附有注释、前言、后序、附录和评述等。另一方面,这些小说在主题和形式上又富于创新和变化,比如,《盖伊·曼纳林》刻意突显文本性,以信件、日志和引文的方式展开叙事;《雷德冈脱利特》在技巧上最为圆熟,以书信体展开,之后转入第三人称叙事,中间又穿插有日志和故事。如研究者指出的,“尽管苏格兰小说在浪漫传奇的结构内展现苏格兰历史,它们力求重申的基本主题是关于历史意识的发展和文明社会的进步”(7),或者说,是关于理性和进步等启蒙原则的信念。在某种意义上,苏格兰系列也体现为一种建构“民族主义神话”的努力,足以容纳和激发当时人们塑造民族身份的激情。(www.chuimin.cn)

司各特是位多产作家,后期还创作了不少以其他民族和历史时期为素材的小说,其中,以狮心王查理为题材的《艾凡赫》(Ivanhoe,1819)获得巨大成功,为作家赢得国际声誉。此外,《肯纳尔沃思堡》(Kenilworth,1821)、《昆廷·达沃德》(Quentin Durward,1823)和关于十字军东征的《护符》(The Talisman,1825)等也都广为人知。“威弗利小说”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和历史意识,也启发了包括狄更斯和巴尔扎克在内的很多后世作家。尽管在世时影响深远,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司各特作为小说家的地位呈下降态势。卢卡契是第一位高度评价司各特历史小说成就的现代评论家。他称赞作家的“历史的忠实性”,认为司各特小说中的“中庸”(mediocre)或“中间”(middling)式的主人公能够联接对立的社会力量,并在两者间保持中立,因而,作家能够在历史观上不失之偏颇。20世纪末及21世纪之初,由于评论界开始关注文学在历史编纂和民族国家建构中承担的功用,司各特的作品又逐渐进入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