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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式与浪漫主义的关联及哥特式小说简介

【摘要】:“哥特式复兴”迎合了早期浪漫主义者对原始、蒙昧的追慕,以及对强烈情感的偏好。这一趣味最早出现在建筑领域,哥特式建筑的特征包括尖形拱门、尖肋拱顶、飞扶壁、花窗玻璃和繁复的凹室等,在浪漫主义者看来,“较之风靡一时的‘异教’古典主义,”哥特式建筑是“一种自然、有机的基督教风格,更契合北欧文化传统”。继建筑和艺术之后,哥特式趣味波及文学创作。

哥特式”(Gothic)一词来源于哥特人或哥特族(Goths),后者是“后古典文明时期”(late antiquity)的一支日尔曼部落,在罗马帝国的灭亡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曾于公元410年大肆劫掠过罗马城。从那时起,“哥特”便有了“掠夺、野蛮”的含义。自公元6世纪起,“哥特式”的含义逐步扩展,用来泛指所有的日耳曼部落,因而又有“日尔曼的”(germanic)之意。至17、18世纪,该词又与中世纪联系在一起,意指“中世纪的”(medieval)。18世纪后半叶出现的“哥特式复兴”(the Gothic Revival)实际上是一种复古、仿中世纪的艺术趣味,是对理性时代新古典主义艺术原则的背离。与推崇平衡、和谐、典雅的古典主义不同,“哥特式”倾向于“如画”(picturesque)和“崇高”(sublime)美学,崇尚不对称性、粗砺、粗犷的美感,偏爱混乱无序、浮华靡丽,以及“过度、夸大、粗野、狂乱,总是试图溢出界限的多变境地”(1)。“哥特式复兴”迎合了早期浪漫主义者对原始、蒙昧的追慕,以及对强烈情感的偏好。这一潮流也与当时勃兴的民族主义思潮相关,北欧民族主义者以中世纪图景为追摹的原型,借此界定自己的民族身份。因此,“哥特式也是衔接北欧神话起源的一个环节”。这一趣味最早出现在建筑领域,哥特式建筑的特征包括尖形拱门、尖肋拱顶、飞扶壁、花窗玻璃和繁复的凹室等,在浪漫主义者看来,“较之风靡一时的‘异教’古典主义,”哥特式建筑是“一种自然、有机的基督教风格,更契合北欧文化传统”(2)。继建筑和艺术之后,哥特式趣味波及文学创作。有趣的是,在建筑和文学领域,霍勒斯·沃波尔均开风气之先,他不仅建造了首座哥特式复古建筑“草莓山”(Strawberry Hill,1748),也创作了后来公认为第一部的“哥特式小说”(Gothic novel)《奥特朗托堡》(The Castle of Otranto,1764)。在该小说1765 年版的序言中,沃波尔声明此书的目的是“试图融合两类传奇,亦即古代传奇和现代传奇”。作家的用意是重新融合古代传奇中的“超现实”的成分,打破当时以《鲁滨逊飘流记》、《帕梅拉》、《汤姆·琼斯》为代表的早期“现实主义小说”的藩篱。

《奥特朗托堡》问世之后的二三十年间,小说和戏剧方面不时有仿作出现,“至18世纪90年代间,突然涌现出被时人称为‘恐怖体系小说写作’的风潮,席卷英国和欧洲大陆,并一度蔓延到新生的美国,而读者群又以女性为主,在今天仍被称为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时期,始终是一种流行而又备受争议的文学样式”(3)。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哥特式小说有自身的复杂和多变性,但整体上看,又呈现出某些清晰的类别特征。故事一般发生在中世纪意大利、西班牙等天主教国家,典型场景如设有地牢、旋梯、密室、密道、滑门的中世纪古堡、毁弃的教堂、庄园、幽林或其他阴森恐怖的所在;情节一般围绕荒淫残暴的恶棍欺凌迫害纯洁的女主人公展开。小说一般糅合超自然及惊悚元素,如幽灵、鬼怪、魔鬼、巫术、女巫、吸血鬼等,而发展到19世纪早期,又将墓地、停尸房、恋尸癖等恐怖因素融入其中,这体现出18世纪上半叶“墓园诗派”的影响。有的作品则运用“破解的超自然”(explained supernatural)技巧,即在故事结尾,对所谓的超自然因素给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因而“读者在体验神秘和恐怖的阅读快感时,又能安然回归新古典主义的理性和社会规范”(4)。在启蒙理性主宰近一个世纪后,哥特式小说向读者再次敞开神秘、混乱、混沌的非理性领域,小说宗旨在于以神秘和惊悚元素制造恐怖效应,而其美学效应与伯克提出的“崇高”相通。(www.chuimin.cn)

继《奥特朗托堡》之后,英国重要的哥特式小说有克拉拉·里夫(Clara Reeve)的《英国老男爵》(The Old English Baron,1778)、威廉·贝克福德的《瓦提克》、安·拉德克利夫的《森林浪漫传奇》(The Romance of the Forest,1791)《尤道弗的奥秘》(The Mysteries of Udolph,1794)和《意大利人》(The Italian,1797)、安·伊尔斯利(Ann Yearsley)的《皇室囚徒》(The Royal Captives,1795)、马修·刘易斯(Matthew Gregory Lewis)的《僧侣》(The Monk,1796)以及马图林(Charles Robert Maturin)的《致命复仇》(The Fatal Revenge,1807)等。有评论家认为,安·拉德克利夫对哥特小说的贡献在于她开创了一种“女性哥特”(female gothic)模式——恐怖并非来自外部世界,而是发源于家庭内部;她也颠覆了女性作为无助的受害者的人物模式。另一类作品不具备典型的哥特式场景,却常以阴森可怖的氛围暗示诡异惊悚的事件,或呈现病态癫狂的人物心理,如威廉·葛德汶的《凯莱布·威廉斯》(Caleb Williams,1794)和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1817)。这两部作品都以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叙事来呈现人物颠狂的意识,体现了这个时代人们对于心理和潜意识领域的浓厚兴趣。至19世纪初,哥特式小说在美国兴起,最负盛名的小说家当属查尔斯·布朗(Charles Brockden Brown)。布朗主要受葛德汶和安·拉德克利夫的影响,创作的哥特式小说有《威兰》(Wieland,1798)、《亚瑟·默文》(Arthur Mervyn,1799-1800)、《奥蒙德》(Ormond,1799)和《埃德加·亨特利》(Edgar Huntly,1799)等。布朗又直接影响了霍桑和爱伦坡等作家对哥特式元素的运用。哥特式小说至19世纪20年代走向衰落,人们开始厌倦泛滥一时的哥特之风,简·奥斯丁的《诺桑觉寺》(Northanger Abbey,1818)和托马斯·皮考克(Thomas Love Peacock)的《噩梦教堂》(Nightmare Abbey,1818)是对这一文类的嘲讽和戏仿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