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慈的重要诗学观念：浪漫主义文学

2024-01-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济慈提出过一些富于创见的诗学观点和术语，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有“消极能力”、“变色龙诗人”、“铸造灵魂之谷”和“有许多房间的宅邸”。“消极能力”是济慈最具深远影响的批评术语，这一术语出现在1817年12月21日或27日致乔治和汤姆·济慈的信中。在评论家威廉·哈兹里特的启发下，济慈后来又提出“变色龙诗人”的观点。

济慈提出过一些富于创见的诗学观点和术语，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有“消极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变色龙诗人”（the Chameleon Poet）、“铸造灵魂之谷”（the Vale of Soul-Making）和“有许多房间的宅邸”（the Mansion of Many Apartments）。有意思的是，这些概念都不是以严谨的理论文章的形式提出的，而是散见于他写给亲朋好友的书信片段中，是日常闲谈中闪现的瞬间洞见或敏锐哲思。

“消极能力”是济慈最具深远影响的批评术语，这一术语出现在1817年12月21日或27日致乔治和汤姆·济慈的信中。在与弟弟的漫谈中，诗人突然提到：

我和迪尔克讨论了一些问题，并非争论；有几点在我的思绪中汇合起来，突然间我意识到，什么品质能使人有所成就，尤其是在文学上。莎士比亚就深具这一品质，我指的是“消极能力”，即有能力对不定、神秘和怀疑泰然处之，而不是急于追索事实和理性……⁽⁷⁷⁾

尽管学者对此有不同阐释，这一术语的基本意旨还是明确的，即在经验面前保持一种开放和敞开的心态，敏于接受纷繁变动的现实，而非对之进行逻辑分析归类，以某种定见、真理或总体性的解释封闭想象、认知和智性探索的丰富可能性。这在1819年9月济慈写给乔治和乔治亚娜的信中得到进一步证明，他在信中如此评价友人迪尔克：“迪尔克如果不能对一切拿出主意的话，他就无法感觉有一个自我存在。但提高智性的唯一方法是不对任何事物做出定见，让心灵像一条大街，容许一切观念通行”。（380）在诗人看来，迪尔克的问题正在于他缺乏“消极能力”。“消极能力”同时也意味着对“自我”的否定，如济慈的传记作家贝特（Walter Jackson Bate）指出的，将经验纳入一己之洞见实质上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表现。和同时代艺术家不同的是，济慈的独到之处在于偏离了以“我”为中心的美学风格，而逐渐走向“无我的”和“非个性化”（characterless）的诗学观：“艺术、哲学和道德行为的……伟大之处在于‘将个人的自我消融在比自己更为珍贵的事物中’。”⁽⁷⁸⁾在评论家威廉·哈兹里特的启发下，济慈后来又提出“变色龙诗人”的观点。在1818年10月致理查德·伍德豪斯的信中，诗人写道：

关于诗才本身……它不关及它自身——它没有自身——它无所不是，又什么都不是，它没有个性，它爱光明，也爱黑暗，它对一切总是充满热情，无论美丑，高贵、贵贱、卑劣或高尚……讲求德性的哲学家所震惊的，却是变色龙诗人所喜悦的……诗人是生活中最无诗意的，因为他没有自我；他总是不停地拥抱并充满其他的人和物。太阳、月亮、海洋、男人和女人是活力的造物，都是有诗意的，而且拥有固定不变的特性。但诗人没有，他没有自我，他的确是上帝最无诗意的造物。（194-195）。(www.chuimin.cn)

诗人的多变是一种虚己以感应世界的策略，这使他得以搁置判断和定见，探索包罗万象的世间经验。也正因为如此，很多评论家将济慈与莎士比亚相比较，甚至认为他是在资质和意识方面最像莎翁的诗人，而济慈本人也更愿意像莎翁那样摆脱自我人格的困扰，以移情式的想象力（empathic imagination）感应他人他物。这种超然的、无立场式的（disinterestedness）诗人姿态也招致一些道德方面的批评，有评论家认为这有滑入“为艺术而艺术”或纯粹的唯美主义泥潭的危险，但相对于他同时代的诗人——尤其是“华兹华斯或自我中心式的崇高”（the Wordsworthian or egotistical sublime）诗人而言，济慈更接近现代的气质。20世纪现代主义的批评家也的确更为欣赏他对开放性和不确定性的拥抱。

“有许多房间的宅邸”和“铸造灵魂之谷”两个隐喻揭示的是他对人生的理解，虽然并非严格的诗学概念，对把握其诗歌亦有一定的启示性。在1818年5月致雷诺兹的信中，济慈将人生比作一座宅邸里的几间房子：首先进入的是“幼年或无思之室”（the infant or thoughtless Chamber）。如果不思考，我们将在此待很久，而“一旦内在的思维能力醒来”，我们将进入“初思之室”（Chamber of Maiden-Thought）。在此我们陶醉于光、空气和令人喜悦的一切，但同时感官也因之变得敏感起来，逐渐洞察到“这世界充满苦难、悲伤、痛苦、疾病和压迫”，“初思之室”的光线随即消隐，四边的门洞开——通向的却是“黑暗的过道”，我们由此感受到“人生之谜的重负”。（124）“铸造灵魂之谷”出现在1819年2月至5月间致乔治和乔治亚娜的信件中，这一提法是相对于基督教徒常说的“泪水之谷”（a vale of tears）而言的——尘世充满苦痛，但上帝给人以天国的许诺。济慈认为：“芸芸众生或许有灵性（intelligence）或神性的火花，但只有当他们发展出自我，当每一个人都成为个体时，才拥有灵魂。”（290）济慈进一步解释说，而尘世正是灵魂的铸造之谷，“难道你看不出，一个充满痛苦和磨难的尘世是如何的必要？它教化灵性使之成为灵魂，这是一个让心灵饱受折磨的所在”!（291）他认为这一灵魂铸造体系是“包括拜火教、基督教和印度教在内的一切更明确、更个人化的救赎方案的原型”。（291）换言之，体验和拥抱尘世经验使人逐渐发展出自我和灵魂，但无可否认的是死亡又是一切的终结。

如布鲁姆指出：“济慈清晰地认识到人生和死亡的独特及终结性，临终时的这一认知带给他尖锐的痛苦，但在此之前，也赋予他绝对新奇的想象力。”但济慈的想象力并非启示录式的，他也不钟情于以想象力救赎充满缺憾的人世境况，“诗人并不呼唤神的回归，他所致力的是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人生，因为内在于他的是‘越来越人性的自我’”⁽⁷⁹⁾，而这也使得济慈成为后浪漫主义意识的真正先驱。

济慈的重要诗学观念：浪漫主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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