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式英雄：浪漫主义文学中的叛逆与挑战

2024-01-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就“拜伦式英雄”背后的文学传统而言，影响最直接的当属弥尔顿在《失乐园》中所塑造的撒旦形象。“拜伦式英雄”的另一灵感源泉是当时的风云人物拿破仑。“拜伦式英雄”既得益于文学传统的滋养，随后也反哺了19世纪末的哥特式文学创作。“拜伦式英雄”折射出诗人对于意志力的推崇。因而，“拜伦式英雄”是令人不安的，他们意味着对现存信仰和道德体系的质疑和叛离。

拜伦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类经典的浪漫主义人物形象，即“拜伦式英雄”（the Byronic hero）。在很多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心目中，拜伦式英雄常与诗人本人的形象交融在一起。诗人阴郁、苦闷、放浪不羁的个性的确在这类人物身上有所投射，拜伦曾经的情人卡罗琳·兰姆（Caroline Lamb）夫人曾评价道，“癫狂、恶劣，结识他是危险的”。然而作为艺术创造，“拜伦式英雄”不等同于诗人本人，对这类人物的把握也不能完全依赖于对作家的生平、个性或思想的解读。

霍斯莱弗指出，“拜伦式英雄”“在很大程度上是先于他的半个世纪之前的浪漫主义英雄传统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独特之处在于将各类元素强力凝聚为一个统摄性的意象”，即所谓的“拜伦式英雄”。⁽⁵⁶⁾在他看来，“拜伦式英雄”的前身既有18世纪前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中的人物角色，也有19世纪浪漫主义的原型形象，他给出的18世纪原型清单是“自然之子”（the Child of Nature）、“感伤文学主人公”（the Hero of Sensibility）、“哥特式恶棍”（the Gothic Villain）；而19世纪的原型则包括“高贵的罪犯”（the Noble Outlaw）、“浮士德式人物”（the Faust-figure）、“该隐和流浪的犹太人”（Cain and the Wandering Jew）以及“撒旦—普罗米修斯式人物”（Satan-Prometheus）。就“拜伦式英雄”背后的文学传统而言，影响最直接的当属弥尔顿在《失乐园》中所塑造的撒旦形象。在《失乐园》问世一个多世纪后，也就是美国和法国大革命期间，人们对撒旦开始有新的诠释，认为他不仅是敢于挑战上帝的反叛者，也是史诗中真正的英雄人物。这一人物形象在18世纪末的哥特式小说中化身为英雄/恶棍（hero-villains）形象，如《奥特朗托堡》中的曼弗雷德（Manfred）、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所著的《意大利人》（The Italian）中的僧侣谢东尼（Schedoni）等，他们或多或少地体现了撒旦的个性特征，可视为“拜伦式英雄”的直接前身。实际上，吸引拜伦的正是撒旦集邪恶与崇高为一体的精神气质，他是堕落的天使，是自取灭亡的邪恶英雄。“拜伦式英雄”的另一灵感源泉是当时的风云人物拿破仑。诗人对拿破仑的复杂态度在很多作品尤其是《拿破仑颂》（Ode to Napoleon Bonaparte）中都有体现，和撒旦类似，拿破仑集伟力、庄严和罪恶于一身，既有英雄的胆略，也为个人激情所虏获，“拿破仑的急剧攀升和不光彩的坠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拜伦式英雄典型的双面特征”⁽⁵⁷⁾。“拜伦式英雄”既得益于文学传统的滋养，随后也反哺了19世纪末的哥特式文学创作。

“拜伦式英雄”折射出诗人对于意志力的推崇。伯林认为，整个唯意志论哲学，即世界必须由优异者来征服和控制的整套观念，都可追溯到拜伦这里。这也使得拜伦成为英国及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风云人物。“拜伦式英雄”自负、傲慢，凌驾于他人之上，具有超人的意志，同时又表现得愤世嫉俗、郁郁寡欢，是一位自我放逐的孤独者——与他人和世界格格不入，既无法忍受现存的世界，也无法为既定秩序所包容，最终走向沉沦或灭亡。在《少侠哈罗尔德游记》中，拜伦塑造了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拜伦式英雄”。主人公哈罗尔德是一位忧伤厌世的年轻人，在异乡四处游荡。他以山峦为友，视海洋为自由驰骋的领地：“又到了海上!又一次以海为家!/我欢迎你，欢迎你，吼叫的波浪!/我身下汹涌的海潮像识主的骏马/快把我送走，不论送往什么地方。”⁽⁵⁸⁾他几乎视自己为君临大地的神祇，这种优越的姿态使得他自我膨胀，也使得他与人群疏离开来：“最不适合与人们为伍，在人群中厮混；/他同人们格格不入，志趣迥异。”（第3章第12节）他是自己“黑暗心灵的漂泊的叛逆者”，深谙人生的悲伤，怀有深刻的厌世情绪：“我没有爱过这人世，人世也不爱我；/它的臭恶气息，我从来也不赞美。”他的问题在于过早丧失了年轻人的信仰，因而蔑视权威教条，把一切都看得无所谓：“没有强露欢颜去奉承，不随声附和，/也未曾向它偶像崇拜的教条下跪。”（第3章113节）“拜伦式英雄”随后出现在诗人的一系列作品中，包括《异教徒》（The Giaour，1813）、《阿比道斯的新娘》（The Bride of Abydos，1813）、《海盗》（The Corsair，1814）、《莱拉》（Lara，1814）和《曼弗雷德》（Manfred，1817）。这一人物类型不仅与诗人的个体形象相互投射，也影响了当时的一代青年，成为他们追逐和效仿的榜样。(www.chuimin.cn)

另一方面，哈罗尔德式的厌世、愤世情绪体现了法国大革命后和拿破仑战争期间一代青年的集体幻灭和创伤感，也折射了拜伦对历史现实的忧思以及形而上的困惑。有研究者认为，拜伦的怀疑论立场承袭了弥尔顿《失乐园》的遗产，后者不仅在人物形象上影响了诗人，而且其怀疑论深刻影响了拜伦对哈罗尔德这一人物及其境遇的处理方式：“终其一生，拜伦对终极哲学和神学问题始终持有悬而未决的困惑和怀疑，而这又不断折射在其哥特式和东方故事题材作品以及神秘剧中”，诗人在这些作品中探索的是形而上学的智性问题，而“其智性探索最为核心的工具就是这类声名狼藉而疑问重重的主人公，而他们，如我们所知，无一例外地是弥尔顿笔下撒旦的后裔”⁽⁵⁹⁾。因而，“拜伦式英雄”是令人不安的，他们意味着对现存信仰和道德体系的质疑和叛离。

拜伦式英雄：浪漫主义文学中的叛逆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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