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柯勒律治与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丰富

2024-01-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柯勒律治的诗才独树一帜，不仅代表着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超自然”、神秘主义的一路，也是华兹华斯式诗歌传统的开创者，即他称之为“交谈诗”的、融描写与沉思为一体的一种诗歌类型。风奏琴也由此成为浪漫主义文学中想象力和艺术创造的经典象征。柯勒律治后来承认这一寓意过于直白，但这并不妨碍读者多层面、多角度地阐释其丰富的意蕴。

塞缪尔·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不仅是诗人，在当时乃至整个19世纪，也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文学理论家、哲人、演讲人和报刊撰稿人，有“海格特圣人”（the Sage of Highgate）之称。在世时，作为诗人的柯勒律治多少被华兹华斯的光芒所遮蔽；然而20世纪，特别是在约翰·洛斯（John Livingston Lowes）的《上都之路》（The Road to Xanadu，1927）问世后，评论界复苏了对其诗歌的兴趣。今天，尤其对普通读者而言，他更多以诗名传世，广为人知的是他的几部传世之作，即《老舟子吟》、《忽必烈汗》（Kubla Khan，1816）和《克里斯特贝尔》（Christabel，1816）。柯勒律治的诗才独树一帜，不仅代表着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超自然”、神秘主义的一路，也是华兹华斯式诗歌传统的开创者，即他称之为“交谈诗”（conversation poems）的、融描写与沉思为一体的一种诗歌类型。布鲁姆曾指出：“在《风奏琴》（The Eolian Harp，1795）和《夜霜》（Frost at Midnight，1798）等早期诗篇中，柯勒律治实际上开创了后来被称为华兹华斯式的诗歌模式，这些作品是华兹华斯《丁登寺旁》（创作于1798年晚期）的最为直接的先声。”⁽⁴²⁾评论界一般认为，柯勒律治的诗歌创作主要集中在1798至1802年间，其中《克里斯特贝尔》创作于1797-1800年间，《忽必烈汗》完成于1798年左右，他30岁之后，除《沮丧之歌》（Dejection：An Ode，1802）外，便再没有具影响力的诗篇问世。但近年来，研究者对其后期诗歌有新的认识，认为他不仅持续创作了丰富多变的诗歌作品，如居留马耳他期间的诗作以及1820年代诗歌再度活跃期的创作，而且，其后期作品是对早期类似题材的呼应和不同阐发，而非诗人诗才过早凋零的见证或对其早期主题的简单重复或模仿。⁽⁴³⁾这里主要介绍一下他的“交谈诗”和“超自然”的象征诗或神秘诗。

乔治·哈珀（George McLean Harper）1928年首次以“交谈诗”一词来指称柯勒律治诗歌创作中的一类。所谓的“交谈诗”其实为友情诗，一般是写给某位密友的，如兰姆（Charles Lamb）、华兹华斯兄妹、华兹华斯夫人及其妹妹等。这一类作品主要有《风奏琴》、《离开幽居之所后的感念》（Reflections of Having Left a Place of Retirement，1796）、《这浓荫的欧椴树之囚笼》（This Lime-Tree Bower My Prison，1797）、《夜霜》、《夜莺》（The Nightingale，1798）、《独居之忧惧》（Fears in Solitude，1798）、《沮丧之歌》和《致华兹华斯》（To William Wordsworth，1807）等。交谈诗将沉思式的白韵素体短诗引入英语诗歌传统，为浪漫主义抒情诗的崛起打下了基础。在这类诗中，诗人往往置身乡间或自然场景中，面对自然景物，向着心中的听众，描述自己身边的景物，尔后慢慢陷入冥思或怀想中。在此过程中，诗人的意识从被动地接受自然界的感官印象转为“对主体与自然和社会关系的主动思考”⁽⁴⁴⁾，换言之，在“交谈诗”中，柯勒律治探索的是心灵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比如《风奏琴》一诗，他借助风奏琴这一意象来表现这一关系：阵阵轻风触动窗台上的风奏琴琴弦，奏出音乐。诗人所理解的自然是充满活力、可塑的，因而整个自然界，包括诗人的意识，都如形形色色的“有机的风奏琴”，由上帝或灵魂的智性之风奏出思想和灵感的音乐。在此，诗人力求“糅合反有神论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思想传统，试图具象化超验的上帝如何作用于物质的世界”⁽⁴⁵⁾。风奏琴也由此成为浪漫主义文学中想象力和艺术创造的经典象征。在另一些诗歌中，柯勒律治则把自然比喻为上帝神圣的语言，同时赋予心灵更多的塑造和建构现实的能力。

柯勒律治的“超自然”诗歌奇异瑰丽，充满哥特式的想象力和梦境的神秘色彩，就艺术性和情感力度而言，《老舟子吟》、《忽必烈汗》和《克里斯特贝尔》三篇“超自然”类作品堪称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不朽之作。《老舟子吟》采用古民谣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关于罪与罚的悲剧性事件。主人公是一位老水手，坚持将自己的一段海上经历讲给要去参加婚礼的青年宾客听。诗歌的主体为老水手讲述的故事，间或为青年听众的插话打断。故事说的是：老水手出于无法解释的冲动射杀了一只随船飞翔的信天翁，而后大自然的惩罚降临，船只陷入死寂中，船员们在饥渴中相继死去。作为对老水手的惩罚，他们将死去的信天翁挂上他的脖颈，如同罪的标记。在虽生犹死的境况中，老水手开始真诚地悔罪，当爱与赞美之情喷薄而出时，厄运解除，船员复活，而船也回到启航时的灯塔旁。但老水手的赎罪并未结束，他注定要不停流浪，向人们一遍遍地讲述自己的罪与内疚。老水手自己得出的教益是：必须爱上帝所创造的所有事物。柯勒律治后来承认这一寓意过于直白，但这并不妨碍读者多层面、多角度地阐释其丰富的意蕴。该诗问世后，有的把它当作一则超自然的哥特式故事、有的把它解读为宗教寓言或道德故事，其中最主流的是将它诠释为一则基督教的堕落寓言或该隐（Cain）故事的翻版，也有的认为它体现了诗人对于大自然和他所谓的“同一生命观”（One Life）的理解。此外，还有评论家把它与想象力和文学创作联系起来，将信天翁视作灵感和想象力的象征。(www.chuimin.cn)

《忽必烈汗》和《克里斯特贝尔》为未完成的片断，但研究者认为，与其后期断章或片断之作一样，在柯勒律治这里，“断章以其残缺的形式召唤出一种无形的文本之完整感”⁽⁴⁶⁾。《忽必烈汗》的副标题为“或，梦境所见，一个片断”（Or，A vision in a Dream，a Fragment），据诗人所言，该诗源于他吸食鸦片后的梦境。梦醒后，他立即以诗歌的形式记录梦中所见，但中间为来访者打断，梦境的影像随之消逝，不可复得。诗歌的主体为两个不相干的梦境，其一是关于忽必烈汗欢乐宫的描写，另一个与一位弹唱女郎相关，诗行从一个梦境突兀地跳入另一梦境，最后，以诗人先知的形象结束：“他目光似电/长发飘风!……/因为他已喝过甘露/又饮过天堂乳浆。”⁽⁴⁷⁾该诗焦点仍然是关于想象力的，布鲁姆认为“《忽必烈汗》隐藏的主题是柯勒律治对自身才华、自己魔鬼般力量的畏惧”，而诗歌结尾处的“年轻人正是柯勒律治渴望却畏惧成为的诗人形象，即新的想象力的倡导者”⁽⁴⁸⁾。尽管《克里斯特贝尔》也是未完成的片断，但故事很有戏剧性，其浓重的哥特元素和心理因素使得该诗在浪漫主义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影响了包括司各特、拜伦、济慈和艾米莉·勃朗特在内的一些作家。

塞缪尔·柯勒律治与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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