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兹华斯:浪漫主义诗歌重要开创者

2024-01-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威廉·华兹华斯是浪漫主义诗歌的重要开创者，在19世纪时就已享有崇高的声誉：1838和1839年分别被杜伦大学和牛津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1842年获得政府养老金，1843年成为维多利亚女王的桂冠诗人，他“不仅被抬升到高贵的诗歌教主的地位，也成为崇高和神圣真理的代言人之一”。可以肯定的是，华兹华斯持续影响我们对于浪漫主义诗歌的整体理解，他的诗歌也依然在定义我们所理解的浪漫主义最为核心和经典的东西。

威廉·华兹华斯是浪漫主义诗歌的重要开创者，在19世纪时就已享有崇高的声誉：1838和1839年分别被杜伦大学和牛津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1842年获得政府养老金，1843年成为维多利亚女王的桂冠诗人，他“不仅被抬升到高贵的诗歌教主的地位，也成为崇高和神圣真理的代言人之一”⁽²⁷⁾。之后的半个多世纪，华兹华斯作为英国经典诗人的地位从未被动摇过，但至20世纪50年代，他逐渐淡出了批评的视线，然而，20世纪下半叶华兹华斯又重新成为研究热点，当代批评聚焦其作品中的身份、自我、民族、政治和权力运作、历史语境以及环境主义等议题，为重新审视其诗歌和散文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路径。可以肯定的是，华兹华斯持续影响我们对于浪漫主义诗歌的整体理解，他的诗歌也依然在定义我们所理解的浪漫主义最为核心和经典的东西。

华兹华斯的诗歌形式多样，有无韵白体诗、十四行、抒情诗、田园诗、民谣、颂歌、挽歌、叙事诗等，题材涉及自然、田园、记忆、想象力、乡村人物、历史事件、儿童、童真、爱情和死亡等，其诗歌创作“始终忠实于他在《抒情歌谣集》序言里提出的诗学观”⁽²⁸⁾：诗歌以追忆和沉思的形式展示“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以平实的语言书写普通人物和日常事件，而其关注又往往归结为人或意识与自然的关系：“诗人认为人与自然本质上是相契合的，人的心灵天然地投射大自然最美好、最有意味的品质。”⁽²⁹⁾评论者一般把1798年收录于《抒情民谣集》的《丁登寺旁》视为一部小型的《序曲》（The Prelude），认为它几乎浓缩了华兹华斯的全部主题，诸如自我的成长、自然对于心灵的启迪、自然之永恒与人生易逝、人力易朽的对照、回忆与往昔的瞬间、生命的损失与补偿等，诗歌将五年后旧地重访的一次漫游演绎成关于诗人自我成长的一次想象之旅，“并不夸张地说，华兹华斯终其一生都在扩展、润色和阐发这一首诗”⁽³⁰⁾。

华兹华斯有“自然诗人”（nature poet）之称，他的诗歌充满了对自然景物的细致观察和自然美景的欣赏，关于自然的名篇俯拾即是，比如《写于早春》（Lines Written in Early Spring）、《反其道》（The Tables Turned）、《孤独的割麦女》（The Solitary Reaper）、《我像一片游云》（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不朽的征兆》（Ode：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等。但华兹华斯所理解的自然并非18世纪启蒙主义机械论的、物质的自然，而是有机的、充满生机的自然，上帝内在于整个自然界中，万物构成彼此关联的有机体，是斯宾诺莎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式的超验自然观，有的评论家也用“泛灵论”（Pantheism）这一说法来加以界定。大自然首先具有道德和精神的启迪力量，这是他在很多诗篇中反复讲述的道理，比如，在《反其道》中，诗人写道，“春天树林里的一脉生机/会比一切的圣人/教会你更多的道理/关于人，关于道德的善和恶”；在《丁登寺旁》中他宣告，“在大自然和感觉的语言里，/我找到了最纯洁的思想的泊地/我的心灵、灵魂/和我全部的道德生命的/培育人、导师和守卫者。”⁽³¹⁾(www.chuimin.cn)

华兹华斯从来不是割裂地描写外部自然，归根结底，他所探索的是人或心灵与自然的关系。在此，自然是一种激活感觉和想象力、推动心智发展的力量。在这点上，诗人力图将18世纪洛克式的经验主义与德国的超验哲学、联想论和唯心主义加以调和。一方面，受洛克和哈特莱（David Hartley，1705-1757）的影响，华兹华斯认为外在世界赋予大脑感官印象，在追忆过去的观念或经验时，也会同时追忆起与之相关联的观念和经验来；但另一方面，他认为大脑并非被动地接受感官印象，而是积极地对外部印象加以组织，创造性地建构现实。因而，他在诗歌中关注的是个体心灵如何在外部自然的引导下实现自身的成长，是“个体心灵与大自然外部心灵之间的呼应：两颗心灵彼此关联，共同创造世界⁽³²⁾”。在探索心灵与自然的交流和呼应关系时，华兹华斯常诉诸于“崇高”（sublime）这一概念，“崇高”描述的是自然所激发的主观体验和情感效应而非景观本身。华兹华斯认为这一体验是通向更高精神和情感世界的路径，因为崇高所激发的强烈情感力量可以“‘激起我们的同情能量，并感召心灵使它能够把握自身能接近却无法抵达的东西’，这东西或许是‘精神性的，如最高存在（Supreme Being）’，或许是人性的”⁽³³⁾。在诸多诗篇，尤其是《序曲》等，常有这样描述顿悟和成长的崇高片段。

大自然使人保持良知和本真的人性，对自然的爱通向的是对人类的爱，在这点上，华兹华斯显然继承了卢梭的遗产。他执意书写纯朴的乡间人物，如牧羊人、割麦女、流浪汉甚至白痴，如《〈抒情歌谣集〉序言》所声明的，在乡间，“心灵本质的激情拥有臻于成熟的良质土壤”。儿童和童真也是其诗歌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诗人认为孩子更接近自然，更接近真理，即所谓的“孩子是成人之父”，而孩子和童年记忆则是衔接成人与自然和本性的桥梁，在《不朽的征兆》里，诗人赞美孩子为“最杰出的哲人”、“伟大的预言家”，“在盲人中仍保存了你的遗产/你的眼睛”。另一方面，社会、文明则被理解为一种腐蚀道德、败坏人性的力量，华兹华斯的很多诗歌都抨击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压制性政府引发的社会和道德问题，如《写于早春》、《伦敦，1802年》（London， 1802）、《加来，1802年8月》（Calais，August 1802）、《世界因我们而不堪》（The World Is Too Much with Us）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农业革命、圈地运动对田园秩序的冲击也是诗人关注的问题，他书写乡村的困境和底层的悲伤，他的诗歌中充满了流浪者、失意者、孤独者、乞丐和白痴等边缘人的形象，如《迈克尔》（Michael：a Pastoral Poem）中的牧羊人、《毁了的村舍》（The Ruined Cottage）中的乡下女子、《康伯兰的老乞丐》（The Old Cumberland Beggar）中的乞丐等，有评论家认为，这些人物本身就代表了与资本主义利润逻辑背道而驰的东西：“流浪者和乞丐将我们从‘经济人’引向了其他的生存方式。”⁽³⁴⁾华兹华斯的诗歌无疑有其强烈的政治性，在从激进主义向保守主义转向的过程中，始终不变的是他对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关注以及对自由主义商业价值和上层中产阶级的批评。

华兹华斯:浪漫主义诗歌重要开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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