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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对浪漫主义文学的贡献

【摘要】:1800年《抒情歌谣集》第二版出版,扩充为两卷本,除补充新诗外,华兹华斯为该版写了著名序言,回应人们对诗集的质疑和批评,阐明自己诗学革命的意义和诗学观。1805年,《抒情歌谣集》推出第四版,也就是最终版。第二版是该诗集基本定形的本子,其序言也是浪漫主义诗歌史上的重要文献。

《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堪称英国诗歌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标志着浪漫主义新诗的诞生。它是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诗歌合集,初版发表于1798年10月,以一条简短的“广而告之”(Advertisement)开篇,共收录23首诗歌,除《老舟子吟》(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和《夜莺》(The Nightingale)等四篇为柯勒律治的作品外,其余均为华兹华斯所作。该版中的《老舟子吟》和华兹华斯的《丁登寺旁》(Lines Written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已成为浪漫主义诗歌的经典之作。尽管柯勒律治的诗歌在诗集中占的篇幅较少,但《抒情歌谣集》却是两人密切交流和互相影响的结果,是两人思想和诗学观的共同产物。

诗歌集从素材、语言到诗风都具有明确的革新意识,正如华兹华斯在“广而告之”中宣告的,“诗集中的大部分诗歌可被看作是实验”(7)。在1817年发表的《文学生涯》一书中,柯勒律治记录了两人当初的分工:他本人专写“超自然的,或至少是浪漫的人物”;华兹华斯则负责“赋予日常事物以新奇的魅力”(8)。总体上看,诗集多以普通生活事件和乡间人物为素材,诗页间“充满农夫、乞丐、蚂蟥收集者(leech gatherers)、牧羊人和其他社会边缘人物”。这不仅体现出诗人的平等或民主意识,也显示出浪漫主义诗歌在题材方面的创新,正如评论家威廉·哈兹里特所说的,诗集“开辟了新的土壤(9)”。再者,题名“抒情歌谣”也意味着形式的创新。作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它将以情感和音乐性为特征的抒情诗与叙事性的民谣结合起来,是英国两大诗歌传统“民谣”和“抒情诗”的融合。然而,尽管诗集中收录的诗歌体裁多样,真正称得上民谣或抒情民谣的只有少数几首,其他的还有叙事诗、歌谣和抒情诗等。评论家指出,真正赋予诗集以内在统一性的是平实的语言、朴实的诗风,或者说,是诗人自觉探索新的诗歌语言的努力。在1798年版的“广而告之”中,华兹华斯写道,“创作这些诗歌,主要目的在于探索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的日常语言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改造成诗歌的语言(10)”。在摒弃新古典主义陈腐矫饰的诗歌语言的同时,诗人致力于寻求一种新的诗歌表达,力求以接近大众的语言表达全新的关注和思考,诸如大自然与人类心灵的相互作用,自然的精神力量,童真和童年,乡村的困境,人与环境,社群和他人的纽带联系,对卑微的乡村生活的诗意提升、内省、沉思的自我意识等浪漫主义主题。英国桂冠诗人安德鲁·莫逊(Andrew Motion)如此概括《抒情歌谣集》的开创性意义:“《抒情歌谣集》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标志性文本之一,不仅因为它涵盖一系列极为民主的题材和关注,也因为它产生于一种可体认为现代的自我意识(11)。”

1800年《抒情歌谣集》第二版出版,扩充为两卷本,除补充新诗外,华兹华斯为该版写了著名序言,回应人们对诗集的质疑和批评,阐明自己诗学革命的意义和诗学观。1802年第三版问世,华兹华斯又扩充序言,进一步论述了诗人角色和诗歌性质的问题。1805年,《抒情歌谣集》推出第四版,也就是最终版。第二版是该诗集基本定形的本子,其序言也是浪漫主义诗歌史上的重要文献。在序言中,华兹华斯反驳传统上重史诗轻抒情诗的观念,给浪漫主义诗歌做出了经典定义,即“所有的好诗都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但这种感情又是“经过在宁静中追忆的”。换言之,首先要有强烈的情感,之后情感被回溯再现,距离和思考使得诗人得以剖析和抒写情感,因而诗歌既是情感的也是哲性的。序言从题材、语言和文体三个方面回应读者的批评,主要又围绕诗歌的目的和题材展开。诗歌的主要目的是从普通生活事件中追索人性的根本法则,更好地了解人的心灵,使生活变得富于趣味。从他所理解的哲学和心理学原理出发,华兹华斯认为,这需要将诗中的人物置于激情状态之下,因而,诗歌的题材必须是激烈的、富于戏剧性的。诗人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诗歌要描写普通生活中的事件、乡村生活和底层人物,因为这些人与大自然联系密切,较少为社会所束缚,能够在纯朴本真的状态中展现本质的人性。其次,华兹华斯解释了诗歌为何要使用现实的朴素语言而非传统的诗歌语言:这是因为“乡村和底层人物时时刻刻与最美好的事物交流,而语言的精华又起源于这些事物”;并且,他们很少受虚荣浮华的影响,能“以简单朴实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12)。在1800年版的序言中,华兹华斯还提出散文和诗歌语言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别,因为两者的脉络里流淌着人类同样的血液。1802年,华兹华斯将序言加以扩展,进一步论述诗歌与粗鄙的日常生活究竟有何不同以及诗人角色等问题。他将诗人定义为对“人类说话的人”,他和普通人并无两样,但具有更多的感性、激情、洞察力以及召唤和表达激情的能力,他是“人性最坚强的保卫者,是支持者和维护者,他所到之处播下情意和爱”;而诗歌是“一切知识的开始和终结,同人心一样不朽”(13)。显然,华兹华斯赋予了诗人和诗歌以崇高的文化使命,在一个日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世界里,诗歌的使命正在于保存和捍卫我们最为核心的人性。(www.chuimin.cn)

《抒情歌谣集》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它不仅开创了浪漫主义新诗传统,也在题材、风格和思想等方面启发了现代诗歌,而第二版序言则是浪漫主义诗论的重要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