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及其活跃群体

2024-01-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新老两代诗人的关系常被比喻为父辈与子辈的关系，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又被诠释为父辈与子辈的承袭与冲突关系。这一阶段包括创作成熟期的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回到诗歌史的现场，可以看到，当时活跃着多个诗人和文人群体，而这些群体在诗歌美学取向和政治立场上常有分歧或论战。但实际上，三人的个性和诗歌非常不同，尤其是骚塞，他并不热心于浪漫主义的诗歌创新。

传统上认为浪漫主义诗歌的集大成者为六位男性诗人（评论界甚至以“六大诗人”（Big Six）来指称他们），而这六位习惯上又被划分为新老两代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和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为第一代；雪莱（Percy Shelly，1792-1822）、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和济慈（John Keats，1795-1821）为第二代。新老两代诗人的关系常被比喻为父辈与子辈的关系，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又被诠释为父辈与子辈的承袭与冲突关系。新老两代诗人的政治立场也成为把握浪漫主义诗歌流变的一个有效途径，比如，玛里琳·布特勒（Marilyn Butler⁽¹⁾）由此将浪漫主义诗歌创作划分为三个阶段或群体：

第一群诗人表达了法国大革命半个世纪前仍未获得选举权的中产和乡镇阶层的质疑：这包括布莱克、早期的华尔华兹和柯勒律治。从18世纪90年代中期到1815年左右（即英国与大革命后的法国交战期间）为第二阶段，在乡间风景和平易“自然”的语调方面沿袭了前一阶段的传统，但明显修正了其对抗思想，转而拥抱宗教正统主义和政治上的保王主义。这一阶段包括创作成熟期的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第三阶段从1812年左右到1824年，就乡镇和民主特色而言，这个群体并不那么明显，拜伦和雪莱的诗歌模式和他们的出身一样贵族化，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比前辈们更大胆、更直接地挑战英国政府的政策。

但是，“以男性‘六大诗人’界定的浪漫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中叶的产物”⁽²⁾。也就是说，“六大诗人”范式是一个经典生成的结果，浪漫主义诗歌史的地貌原本更为复杂和丰富。据统计，“1770年至1835年间，诗歌创作者达4 000多人，其中约900人为女性”⁽³⁾。在经典生成的过程中，很多当时活跃或不活跃的诗人，尤其是女性诗人，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另一方面，某些被确认为典范的诗人在当时并非诗坛的中心人物，比如，布莱克在当时就鲜为人知，只是到维多利亚时代才逐渐被发掘出来。由于当代文学理论的兴起，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浪漫主义诗歌史的经典范式被逐渐修正，原先被遮蔽或遗忘的女性诗人和各类边缘诗人慢慢回到阅读和评论视野中。再者，“六大诗人”的经典范式并不暗示浪漫主义运动存在某种统一或连贯的发展逻辑。回到诗歌史的现场，可以看到，当时活跃着多个诗人和文人群体，而这些群体在诗歌美学取向和政治立场上常有分歧或论战。常被提起的群体包括：“蓝袜子协会（the Bluestocking Society）”、“戴拉·克鲁斯卡诗派（the Della Cruscans）”、“湖畔诗派（the Lake School）”、“伦敦佬诗派（the Cockney School）”、和“劳工阶级诗人（Labouring-class poets）”等。

“蓝袜子协会”创立于18世纪中叶，是一个非正式的、松散的女性文学沙龙，一直活跃到18世纪末期。⁽⁴⁾其创始人为伊丽莎白·蒙塔古（Elizabeth Montague）和伊丽莎白·维西（Elizabeth Vesey），第二代主要成员包括汉娜·穆尔（Hannah More）、范妮·伯尼（Fanny Burney）等，成员经常聚会交流，在诗歌和小说创作上延续了18世纪的情感传统，认为感性更多是女性具备的特质，但穆尔等人对感性也有所批评。“蓝袜子协会”扶持了一些初出茅庐的女作家，如安·伊尔斯利（Ann Yearsley）等。

“戴拉·克鲁斯卡诗派”是18世纪晚期在意大利的一个英国诗人小团体，由罗伯特·梅立（Robert Merry）建立，小团体的感伤主义诗歌在英国颇受欢迎，梅立回国后发现自己已经成名。他受邀为《世界》（The World）杂志供稿，开始以“戴拉·克鲁斯卡”为笔名发表诗歌，诗作引发诗人间的唱和，其中有化名“安娜·玛蒂尔达”（Anna Matilda）的剧作家汉娜·考利（Hannah Cowley）和署名“劳拉·玛丽亚”（Laura Maria）的诗人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这些诗歌对答情感热烈，甚至不乏色情意味，在政治上倾向于支持法国大革命。(www.chuimin.cn)

“湖畔诗派”指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1774-1843）三人结成的诗人小圈子，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Dorothy Wordsworth）有时也被包括在内。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三人起初因政见、诗歌观和家庭关系等原因走得很近，而且，他们三人住得很近，都在英格兰西北部的湖畔区居住过多年，因而过从甚密。但实际上，三人的个性和诗歌非常不同，尤其是骚塞，他并不热心于浪漫主义的诗歌创新。弗朗西斯·杰弗里（Francis Jeffrey）在1817年8 月号的《爱丁堡评论》上首次称他们为“湖畔派”，最初为贬抑之语，拜伦则不屑地称他们为“湖畔人”（Lakers）。但湖畔诗人逐渐获得认可，其诗歌因“抒写自然和大众生活的现实场景”而开创了浪漫主义的新传统⁽⁵⁾。

“伦敦佬诗派”以利·亨特（Leigh Hunt）为核心，吸引了包括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拜伦、济慈、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雪莱和约翰·雷诺兹（John Hamilton Reynolds）在内的诗人作家。小团体成立于1817和1818年前后，以亨特的《年轻诗人》（Young Poets，1817）、《树叶，或原创及译诗》（Hunt's Foliage，or Poems Original and Translated，1818）以及哈兹里特的《圆桌：文学、人与礼仪文集》（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Literature，Men，and Manners，1818）三部作品的问世为标志。成员主要来自郊区中产阶级，因政治和美学上的激进主义立场招致托利派文人的攻击，后者主要以《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和《布莱克伍德爱丁堡杂志》编辑为首，其中约翰·洛克哈特（John Gibson Lockhart）和约翰·克罗克（John Wilson Croker）的批评文章给伦敦佬诗派尤其是济慈的声名造成了损害⁽⁶⁾。

“劳工阶级诗人”一般指来自劳工阶层、以自学或半自学方式成才的诗人，有时还以具体职业、地域或政治性加以进一步的区分，但它并非诗人自己形成的群体，而是由出版商作为一种商业策略推出的，诗人自己有时也使用这一标签。比如，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被出版商描述为“北安普敦郡农民诗人”（Northamptonshire Peasant Poet），罗伯特·布卢姆菲尔德（Robert Bloomfield）第一本诗集以《一个农夫的孩子》（A Farmer's Boy，1880）为题名发表，他随即被指认为“农夫的孩子”。较为知名的劳工阶级诗人还有史蒂芬·达克（Stephen Duck）、马莉·科利尔（Mary Collier）、罗伯特·彭斯、安·伊尔斯利和伊丽莎白·汉斯（Elizabeth Hands）等。近年来，评论界对劳工阶级诗人产生了新的兴趣，不仅搜集建成“英国和爱尔兰劳工阶级诗人”数据库，还出版了多卷本的18世纪和19世纪劳工阶级诗人的合集。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及其活跃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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