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学术普及系列：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东方主义

2024-01-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978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问世之后，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东方主义受到新的研究关注。

在浪漫主义语境下，作为地理概念的“东方”（Orient）主要指中东和南亚地区，也包括北非和西班牙南部区域；而浪漫主义文学中所体现的“东方主义”（Romantic Orientalism）指浪漫主义作家对东方的浓厚兴趣和对东方元素的自觉运用，诸如对东方地名、风土人情、历史、神话、宗教、哲学、艺术和文化元素的指涉及使用。东方元素不仅为作品营造充满异域情调的背景、场景和氛围，也往往具有主题和结构层面上的功用。从18世纪初叶开始，欧洲经历了一个对印度和东方重新发现和认知的过程，至浪漫主义时期，已然形成一股东方热，“东方的时尚、音乐、建筑样式、商品及其他文化产品在这一时期风靡一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输入、再造和消费”⁽⁴⁵⁾。这一过程深刻影响了浪漫主义文学的生成和发展，法国学者雷蒙德·斯瓦普（Raymond Schwab）将18世纪晚期的东方热称为“东方复兴”（Oriental Renaissance），甚至认为它是浪漫主义文学兴起的直接动因。

18世纪初，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化事件是《天方夜谭》的译介，它使东方再度进入欧洲的视野。1704年，法国人加朗（Antoine Galland）率先将之译成法文，1708年法文译本被转译成英文。英译本《天方夜谭》的流行不仅改变了西方人看待伊斯兰世界的观念，也引发了一波波的东方故事热潮，假称翻译或发现的仿作流行一时，乃至发展出“东方故事”（Orient tale）这一文学样式。“东方故事”一般以异域为场景，融合超自然元素，人物情节夸张、语言华丽、情感炽烈，但有时又反衬以幽默的嘲讽。从18世纪中叶开始，“东方故事”风靡英国，塞缪尔·约翰逊的《拉塞拉斯的历史》（History of Rasselas，1759）、《阿比西尼亚王子》（Prince of Abyssinia，1759）、弗朗西斯·谢里登（Frances Sheridan）的《努贾哈德传》（The History of Nourjahad，1767）和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的《瓦提克》（Vathek，1786）都是这一样式的经典之作。“东方故事”开启了浪漫主义文学对于异域的想象，很多诗人直接承袭或受惠于这一传统，比如，拜伦的“东方故事”叙事诗系列（《异教徒》、《阿比道斯的新娘》、《海盗》和《莱拉》）、罗伯特·骚塞的《克哈马的诅咒》（Curse of Keham，1810）、托马斯·摩尔（Thomas Moore）的《拉拉鲁克》（Lalla Rookh，1817）等都具有鲜明的“东方故事”特征。

浪漫主义时期是探险和旅行大发展的时期，东方被深刻地卷入欧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同时，也日益成为欧洲体系化认知和想象的对象。旅行和探险带来了游记文学的繁荣，形形色色的游记为西方读者记录描述了东方各国的习俗、风尚、建筑、服饰和家居场景等等，威廉·霍奇斯（William Hodges）的《印度之行》（Travels in India，1793）、托马斯·丹尼尔（Thomas Daniel）的《东方风景》（Oriental Scenery， 1808）和詹姆斯·福布斯（James Forbes）的《东方回忆录》（Oriental Memoirs，1813）都是当时备受欢迎的游记作品。和“东方故事”一样，游记文学迎合了人们对东方的猎奇心理，也拓展了对于异域的想象空间。另一方面，整个浪漫主义时期也是英国全球拓殖和帝国扩张的时期，早在18世纪后半叶，英国已获得对印度的直接统治权，控制了印度大部分地区，另一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是1798年拿破仑对埃及的入侵，英国的殖民活动和拿破仑的军事入侵相继为欧洲敞开了印度和埃及古老文明的大门。东方不再仅仅是猎奇、娱乐和消遣的文化消费品，更是需要系统认知和把握的知识对象，欧洲的殖民和征服也由此推动了作为学科体系的东方学（Orientalism）的大发展。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和安克特得佩龙（Abraham-Hyacinthe Anquetil- Duperron）等一批卓越的东方学者译介了卷帙浩繁的波斯、阿拉伯和梵文典籍，使欧洲开始了解古老的东方文化和思想。各类东方学的研究机构也应运而生，比如，1823年英国成立了“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下设专门的翻译基金用于资助东方文化书籍的译介。东方学的发展为浪漫主义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知识储备以及一种异质文化体系的参照，一些作品甚至折射出对东方知识的敏感，以脚注和注解的形式在文本内引入大量关于东方的知识，比如贝克福德的《瓦提克》、汉密尔顿（Elizabeth Hamilton）的书信体小说《一位印度王公的书信》（Letters of a Hindoo Rajah，1796）和骚塞的叙事诗《毁灭者萨拉巴》（Thalaba the Destroyer，1801）等。(www.chuimin.cn)

东方主义给浪漫主义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一时期的文人艺术家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尝试过东方元素和母题，对他们而言，“东方为政治或文化差异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点，对很多人而言，又构成其文学生涯的一个重要阶段”⁽⁴⁶⁾。除上文提及的以外，得益于东方主义滋养的重要作品还包括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雪莱的《阿拉斯特》、《奥齐曼迪亚斯》（Ozymandias）、《伊斯兰的叛乱》（The Revolt of Islam）、拜伦的《少侠哈罗尔德游记》和“东方故事”系列、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的《一个英国瘾君子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等。除布莱克外，几位主流浪漫主义诗人都创作过东方题材或风格的作品，而其中又以拜伦影响最为深远。的确，在浪漫主义作家的想象中，东方成为神话般的领域，而东方的“后宫”更是一个纵情声色的所在，集色情和异域情调为一体，刺激着西方读者的感官欲望，这点也备受以萨义德为代表的当代学者的诟病。

1978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问世之后，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东方主义受到新的研究关注。研究者不再简单地将之视为猎奇或消遣的玩物，而是将之置于历史语境中，重新探索浪漫主义文学与民族身份建构、殖民主义、帝国政治和文化生产等宏大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

外语学术普及系列：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东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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