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反讽：从浪漫主义到后现代

2024-01-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至18世纪末浪漫主义思潮兴起，反讽再次成为哲学和美学关注的对象，而苏格拉底也被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家奉为反讽的典范。施莱格尔认为，浪漫主义想象力本身就是反讽的，它将人置于现象的世界，同时又使之疏离。浪漫反讽主要表现于小说和戏剧创作中，在诗歌中亦有体现，后现代的元小说手法显然是对浪漫主义反讽的继承和发展。

反讽一词可上溯到希腊文的eiron，是古希腊戏剧中一个机敏灵活的小人物角色，以佯装无知或犯傻的方式战胜自以为是的对手。柏拉图《对话录》中的苏格拉底即擅用此招，在佯装无知或认同对手的过程中，呈现对方的谬误。苏格拉底之后，反讽大抵只被看作修辞格，其根本意义为“掩饰、隐藏真实情境的本意，以达到某种特殊的修辞或艺术效果，而非出于欺骗的目的”⁽³⁵⁾。至18世纪末浪漫主义思潮兴起，反讽再次成为哲学和美学关注的对象，而苏格拉底也被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家奉为反讽的典范。

反讽的根基在于康德哲学对现象（phenomena）和本体（noumena）的区分，尽管康德否认本体可以成为知识的对象，但他不否认人类以道德或审美经验偶尔把握本体的可能性。现象与本体的二元论意味着主体与客体间始终存在张力，自我无法抵达确切的知识，浪漫主义的反讽就根源于这种怀疑和不确定的原则，浪漫主义者将怀疑“无限化”（infinitized），对一切固有价值、意义和知识体系加以质疑，使之成为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如果说传统反讽通过所言说的间接传达未曾言说的，浪漫主义‘无限化’的反讽则以有形的暗示不可见的、崇高的、或德国哲学家称之为‘黑夜’（Nachtseite）一面的经验”⁽³⁶⁾。继康德之后，荷尔德林、弗·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等德国浪漫主义者发展出一套哲学和美学理论，以期把握、沟通本体世界，但同时又承认两者之间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其中以施莱格尔对反讽的论述最为系统。他将诗学与哲学相融合，提出“哲学是反讽真正的故乡，人们应当把反讽定义为逻辑的美”；“在反讽中，应当既有诙谐也有严肃，一切都襟怀坦白，一切又都伪装得很深……它包含并激励着一种有限与无限无法解决的冲突、一个完整的传达既必要又不可实现的感觉”。⁽³⁷⁾反讽是一种悖论的形式，是“消除主客体间矛盾的诗意化手段”⁽³⁸⁾；而作为一种怀疑和挑战性的原则，施莱格尔视反讽为“反抗死亡、反抗僵化、反抗任何形式的一成不变、反抗生命之流冻结的唯一武器”⁽³⁹⁾。

施莱格尔认为，浪漫主义想象力本身就是反讽的，它将人置于现象的世界，同时又使之疏离。他认为就作品而言，浪漫主义作家同样处于一种反讽的情境，因为作品在情感上是真实的，但技术上却是人为的，因此，艺术家应当在其作品中呈现这一悖论。他在《论不理解》中举了两个反讽的例子，其一是“诗人写了三幕戏之后，不料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但还是不得不把最后两幕写完”；在另一个关于戏剧的例子中，他提到作者同时观照贵族、市民观众及幕后的三条线索，而这三条线索之间“相互‘间离’、相互‘陌生化’，从而产生特别的反讽效果”。⁽⁴⁰⁾简言之，他所言的反讽就是一种艺术家在创作中刻意抽离、脱开的意识，或者说艺术的自省意识：作家在描写现实，建构艺术幻象的同时，又自揭老底，坦承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等等无非是自己创造的产物而已，由此摧毁幻象，打破创造对象的独立性。反讽也体现了浪漫主义作家将严肃与诙谐融于一体的精神。作家在倾情创作的同时，刻意保持一种自我反思和批判的意识，由此看到如此严肃看待自己的创作，本身也有滑稽和可笑之处。艺术家以反讽意识控制激情，与作品拉开距离，超然于作品之上，以确保精神上的绝对自由。根据施莱格尔的观点，反讽就是在“狂热”和“怀疑”之间、“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间不断变换的过程，他对反讽概念的这一规定实际上源自费希特的哲学。有评论家认为，反讽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18世纪英国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的启发，他在《项狄传》（Tristram Shandy，1759-1767）中开创了一个随心所欲、富于自省意识的叙事人类型。浪漫反讽意识在很多作品中都有体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拜伦的《唐璜》，叙事人频频打断诗歌叙事，跟读者推心置腹，谈论诗歌写作中的困境和难题等。浪漫反讽主要表现于小说和戏剧创作中，在诗歌中亦有体现，后现代的元小说手法显然是对浪漫主义反讽的继承和发展。(www.chuimin.cn)

浪漫反讽理论遭到黑格尔和克尔凯郭尔的批评，但它上接苏格拉底反讽精神，下启新批评和后现代反讽，有着不容忽视的美学和思想价值。

浪漫反讽：从浪漫主义到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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