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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时代语境

【摘要】:英国浪漫主义文学诞生于深刻变革的时代,一方面是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的风云激荡,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勃兴和工业革命持续推进造成的激烈的秩序变革和社会矛盾。法国大革命则进一步推动了国内争取权利和改革议会的运动,同时也加剧了激进主义者与保守派的分裂。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论战在浪漫主义作家群体中也表现得很明显,第一代和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在政治立场上的变化和异同都与时代的波澜密切相关。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诞生于深刻变革的时代,一方面是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的风云激荡,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勃兴和工业革命持续推进造成的激烈的秩序变革和社会矛盾。

美国革命使英国丢失了在北美的殖民地,如何控制其他海外殖民地成为英国政府需要应对的难题。从1793年春反法联盟开战到1815年拿破仑战败,英国一直是反法联盟的主将,是对法国作战时间最长也最坚决的国家。英国积极参与并组织反法战争,既有反对法国革命的意识形态因素,也有自17 世纪末以来英法两国争夺商业和殖民霸权的因素——“英国在保有老殖民地的同时,也力图获得新殖民地,一个逐渐扩张的帝国推行的是日益帝国主义的目标”(25)。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在维也纳会议上获得经济军事上的重要地区,进一步确立了它在欧洲和世界的强国地位。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之外,美国和法国革命也深刻冲击了英国的思想界,革命不仅进一步播散了人权、民主、自由和平等等启蒙主义理念,也直接唤起了民众争取选举权、政治平等和改革议会的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改革运动。整个浪漫主义时期,大众性的激进主义浪潮出现过四波,分别为1765-1785美国革命期间、1789-1798 法国大革命期间、1815-1821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经济萧条期和1829-1832 改革议案之争的危机期。

受美国革命影响,英国从18世纪80年代初就出现了改革宪法和议会的呼声。法国大革命则进一步推动了国内争取权利和改革议会的运动,同时也加剧了激进主义者与保守派的分裂。1789年革命刚爆发时,英国人普遍抱以欢迎和肯定的态度,认为法国最终将实现英国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取得的进步。伯克是少数持批评意见的人,他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一文中维护等级制度,否认“天赋人权”,由此引发激烈论战,潘恩的《人权论》(1791-1792)、威廉·葛德汶(William Godwin)的《政治正义》(Enquiry into Political Justice,1793)都是对伯克的直接回应,葛德汶的妻子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1792)中宣告妇女享有平等的人权。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由资产阶级激进派领导的民主和改革运动在18世纪最后十年达到高潮”(26),形形色色的社团组织林立,如“革命协会”(the Revolution Society)、“宪法知识协会”(the Society for Constitutional Information)、“人民之友社”(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自由之友”(the Friend of Liberty)和“伦敦通讯社”(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等,其中以1792年成立的“伦敦通讯社”规模最大,“主张进行议会改革,实行普遍选举权,建立共和制度”(27)。然而,随法国革命的进展和暴力恐怖事件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人从主张改革转而拥护现行宪法和君主制,一些保守主义者如约翰·里夫斯(John Reeves,1752-1829)等不仅为英国现行政治和宗教制度辩护,还组织社团帮助政府打击激进派,“法国革命对英国的重要影响之一是,它使民众的保守主义情绪有了巨大增长”(28)。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论战在浪漫主义作家群体中也表现得很明显,第一代和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在政治立场上的变化和异同都与时代的波澜密切相关。

18世纪晚期,英国工业革命持续推进。工业革命促进了交通运输和通讯领域的革命,推动了英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使英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崛起为“世界工厂”,“工业总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一半”(29)。巨大的变革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和激烈的阶级冲突,加上战争和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浪漫主义时期的英国经历了阶段性的经济萧条和颇为严重的政治动乱,影响较大的有“食物暴动”(food riots)、“卢德运动”(Luddite movement)和“彼得卢屠杀”(Peterloo massacre)事件等。“食物暴动”发生在1794年至1796年间,是贫民生活状况恶化的直接后果,暴乱的民众提出“没有面包,便要流血”(Bread or Blood)的口号,对政府提出增加工资、降低食品价格、提高就业率等要求。1811至1812年间,英格兰东北部纺织业发生了群众性的工人捣毁机器的运动,史称“卢德运动”,其目的是抗议工业化造成的贫困和失业等后果。1819年8月16日,曼彻斯特地区的群众在圣彼得广场和平集会,呼吁取消谷物法、进行议会改革,结果遭到军队镇压,造成至少10人死亡、400多人受伤,这就是历史上的“彼得卢屠杀”。所谓“彼得卢”是仿照“滑铁卢”(Waterloo)一词杜撰的字眼,讽刺政府对自己的民众开战。对这些抗议和动乱,政府采取镇压、监控和渗透等措施,同时,颁布极为严厉的法案,如1795年的“禁口法”(Gagging Acts)、1799年的“反结社法”和1819年的“六项法案”(six acts)等。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几年是英国历史上阶级矛盾最尖锐、改革呼声最高,同时也是政治最保守的时期之一。(www.chuimin.cn)

史蒂文森(John Stevenson)指出,1830年之前,英国社会批评涉及的问题有“贫困、肮脏、就业不足、失业、犯罪、警察监控(policing)、道德败坏,但核心问题主要是农业工人和农村贫民”。至维多利亚时期,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后果已被定格为“安宁和繁荣的早期农村世界与肮脏堕落的工厂城镇式新型大众社会的鲜明对照”(30)。实际上,对工业化、城市的批评和对乡村的缅怀是贯穿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主题,比如,威廉·布莱克早在1794年就在诗集《经验之歌》(Song of Experience,1794)的《伦敦》一诗中描写了城市黑暗的场景,激进派代表作家威廉·考拜特(William Cobbett,1763-1835)的《骑马乡行记》(Rural Rides,1830)也是常被提起的经典之作,作家以平实的文字抨击了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给乡村带来的冲击和巨变。

这一时期,由于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英国和爱尔兰、苏格兰之间的民族矛盾加深。18 世纪90 年代初,爱尔兰爆发了激进主义运动。1791年沃尔夫·唐恩(Wolf Tone)成立“爱尔兰人联合会”(The Society for United Irishmen)谋求爱尔兰独立,但1798年起义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