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浪漫主义文学之父

2024-01-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卢梭出生于瑞士日内瓦，是重要的启蒙哲人、小说家，公认的浪漫主义之父，对浪漫主义的产生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影响。卢梭对浪漫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对感性、自然、主观性和个人主义的推崇，此外，他的政治思想也深刻影响了法国大革命。以赛亚·伯林认为人们也许夸大了卢梭对于浪漫主义的影响，但他作为浪漫主义之父的地位仍被广泛认可，而且，当代研究者更注重探索其思想的复杂性，避免简单化地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

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出生于瑞士日内瓦，是重要的启蒙哲人、小说家，公认的浪漫主义之父，对浪漫主义的产生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影响。卢梭并非浪漫主义某些核心命题的首倡者，但这些基本观念和原则是通过他得以广泛传播，并由此深刻影响19世纪的思想家和文化人。正如文学史家米切尔所言，“卢梭对19世纪的影响力可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在20世纪的影响相提并论：任何一个阅读其作品的人必然为他所影响”⁽¹⁸⁾。卢梭本人也成为浪漫主义的原型人物，常被形容为自然之子、情感的捍卫者、乌托邦理想主义者、革命者、共和政体的改革者和怀旧的梦幻者等等。卢梭对浪漫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对感性、自然、主观性和个人主义的推崇，此外，他的政治思想也深刻影响了法国大革命。

卢梭推崇人类的感性和情感，认为理性并不能解决人类一切问题，是18世纪后半叶感性主义或感性崇拜（the cult of sensibility）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感性主义崇尚人的易感性，即易动感情，尤其是同情心的倾向，强调情感必须是强烈的、直接的、不经大脑的自然反应。在书信体小说《新爱洛伊斯》中，卢梭以典型的感性主义的语言书写跨越等级的爱情的力量，将激情与德性等同起来，探索了关于“真实”（authenticity）的伦理。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先声，该作品直接影响了18世纪末新一代的文人作家。的确，和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卢梭承认理性是指导个人行动和道德选择的“内在的声音”，但他又认为，指导理性的却是以人类共同生存经验为根基的感性和情感。卢梭由此将理性与情感结合起来，不仅将情感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扭转了启蒙运动独尊理性的传统，也使得情感成为他本人“思想的基点、哲学的终极根据”⁽¹⁹⁾，或者，如白璧德概括的，“针对笛卡尔将思想和存在等同起来的做法，卢梭主义者的反应是：将存在与感情等同起来”⁽²⁰⁾。

对感性的推崇促成了浪漫主义向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转向。在《忏悔录》（Confessions，1782，1789）的开篇中，卢梭写道：“我生来便和所见过的其他人不同；甚至我自信全世界也找不到一个生来像我的人。如果我不比别人好，至少是不一样的……”⁽²¹⁾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卢梭的个人主义发展到了偏执的地步，他将自我提升为“某种纯粹的、可自足地做出道德选择的东西”。这种“排他性的个人主义”开启了浪漫主义关于自我和社会冲突的经典主题。⁽²²⁾研究者也认为，卢梭式的个人主义与浪漫主义时期自传体的流行存在一定的联系，这一时期的很多作品，尤其是诗歌，诸如华兹华斯的《序曲》（副标题为“一个诗人的心灵的成长”）、雪莱的《阿拉斯特》（Alastor）、拜伦的《少侠哈罗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和济慈的《海披里安之亡》（The Fall of Hyperion）等，都体现出卢梭式的内省和自我剖析的特征，具有鲜明的自传和自白色彩。⁽²³⁾可以说，浪漫主义独特的主体意识，即对独特的个人经验、自我意识和个性的肯定和迷恋，都或多或少地可追溯到卢梭那里，而卢梭个体化、主观性的道德路径也启发了康德的哲学革命。(www.chuimin.cn)

受18世纪“自然崇拜”传统的影响，卢梭崇尚自然，曾徒步在阿尔卑斯山脉间游历，醉心于自然美景，体验到与大自然灵性交融的狂喜。他在多部作品中赞美自然，把自然提升到神圣和崇高的地步，这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浪漫主义文人艺术家。但崇尚自然并非卢梭的独创，他的贡献在于倡导了浪漫主义的原始主义或尚古主义传统，并创立了一种关于“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的假说，进而深刻影响了政治、教育和伦理学等领域。1750年，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Discourse on the Arts and Sciences，1750）一文中提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无助于敦风化俗，人类道德的堕落与科学艺术的发达成正比；在第二篇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Discourse on the Origin of Inequality among Men，1755）中，他抨击私有制，指出“文明社会”是有权有势者维护权力或财产的手段，是对自由圆满的“自然状态”的背离。卢梭在两篇文章里极力赞美所谓的“善良的野蛮人”（the bon sauvage）。值得一提的是，他本人并未使用“高贵的”（noble）这一字眼，但无论如何，“高贵的野蛮人”这一说法广为流传，并被诠释为一种纯洁的德性人物的原型，这些都促成了浪漫主义对原始和自然状态的诗意缅怀和憧憬。和把“自然状态”描述为“战争状态”的霍布斯不同，卢梭把“自然状态”设想为人类的黄金时代，而置身其中的野蛮人“道德上无善恶、无过失、无德行，但有同情心和怜悯心”⁽²⁴⁾。卢梭的“自然状态”既为批评社会、变革现状提供了依据，也为理想秩序的构建提供了一种理论模型，在《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or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ight，1762）中，他试图以“公意”（general will）为根基，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社会机制。他的社会契约论深刻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家，但也导致了他意想不到的后果。也正因为此，他的政治思想有时与专制和极权主义奇特地纠缠在一起。但无可否认地，卢梭是政治改革、个体自由和共和政体的倡导者，他的名字与革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此外，卢梭的“自然状态”学说也影响了当时的教育理念，在《爱弥儿》（Emile，or On Education，1762）一书中，他倡导了一种自然教育的方法，力求保持儿童原初的淳朴天性，摒弃习俗权威和偏见的束缚，让他们在自然环境中接受教化，从而塑造具有自由独立意识和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亦即理想的国家公民。

以赛亚·伯林认为人们也许夸大了卢梭对于浪漫主义的影响，但他作为浪漫主义之父的地位仍被广泛认可，而且，当代研究者更注重探索其思想的复杂性，避免简单化地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

卢梭：浪漫主义文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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