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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文学趣味与潮流预示

【摘要】:传统上,文学史家用“前浪漫主义”一词来描述18世纪一些预示浪漫主义兴起的,过渡或转折性的文学趣味、样式和潮流。另一方面,当代研究者也提醒我们从启蒙和新古典主义自身的矛盾及多样性方面去考察这些文学样式,而非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追溯它们与浪漫主义的直接关联。民谣传统是哺育浪漫主义诗歌的文化源泉之一。

传统上,文学史家用“前浪漫主义”(Pre-romanticism)一词来描述18世纪一些预示浪漫主义兴起的,过渡或转折性的文学趣味、样式和潮流。但这一术语今天已过时,因为它歧义重重,有为文学分期之嫌;再者,这一术语是在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的简单化对立中建构起来的,是抽离作品语境的一种简单化归类。加拿大文学理论家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在1956年发表的重要论文中建议把这一时代命名为“感性时代”(Age of Sensibility),而不要把它定义为一个“反叛蒲柏、预示华兹华斯到来的过渡期”(11)。另一方面,当代研究者也提醒我们从启蒙和新古典主义自身的矛盾及多样性方面去考察这些文学样式,而非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追溯它们与浪漫主义的直接关联。不过,研究者普遍承认,18世纪明显存在向“感性和情感,尤其是与自然法则大自然相关的转向”(12)。在形形色色的文学趣味和潮流中,常被提及的有英国的“墓园诗派”(Graveyard School of Poetry)、“哥特式复兴”(the Gothic Revival)、“感伤小说”(the Sentimental novel)和德国的“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此外,还有重新唤起对民谣和民间传说兴趣的“奥西恩主义”(Ossianism)等。

“墓园诗派”以墓园和废墟为场景,抒写死亡和人生的有限性,诗歌基调哀婉阴郁,有神秘主义的情绪,代表作品有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的《季节》(Seasons,1730)、爱德华·杨格(Edward Young)的《夜思》(Night Thoughts,1742-1746)和罗伯特·布莱尔(Robert Blair)的《墓地》(The Grave,1743)等。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的《墓园挽歌》(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1751)是这一诗歌传统中的典范之作。

“哥特式复兴”滥觞于北欧,一方面体现为对中世纪哥特式建筑的迷恋,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哥特式”流行文学的兴趣。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1717-1797)不仅建造了首座哥特式复古建筑“草莓山”(Strawberry Hill,1748),还创作了第一部哥特式小说《奥特朗托堡》(The Castle of Otranto,1764)。“哥特式复兴”迎合了“感性时代”对极端情感的兴趣,极大地影响了一些新生的浪漫主义作家。这一潮流与当时民族主义的兴起也有关,比如,英国浪漫主义者致力于模仿宗教改革运动之前的天主教文艺样式,也是刻意塑造民族身份的一种努力。

“感伤小说”也被称作“感性小说”(Novel of Sensibility),为18世纪晚期流行的一种过度渲染情感的小说。英国作家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的书信体小说《帕米拉》(Pamela,or Virtue Rewarded,1740)是这类小说的先导。感伤小说擅长描写涕泪涟涟的场景,将情感与美德联系在一起,认为充沛的情感是德性和善的标志,并会得到相应的回报。主人公常因自身或他人的悲伤而伤怀,有的被自然美景或大自然令人敬畏的“崇高”所打动而流泪。这类小说的代表作有麦肯兹(Henry Mackenzie)的《有情人》(The Man of Feeling,1771)、哥尔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的《威克菲尔德牧师》(The Vicar of Wakefield,1766)、斯特恩(Laurence Stern)的《感伤的旅行》(A Sentimental Journey,1766)等。感伤小说也影响了一些欧洲作家,广为人所知有普雷厄(Antoine-François Prévost)的《曼侬·莱斯科》(Manon Lescaut,1735)、卢梭的《新爱洛伊斯》(Julie,or The New Heloise,1761)和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1774)等。(www.chuimin.cn)

德国的“狂飙突进”是浪漫主义运动的先声,出现于18世纪60年代后期,延续至18世纪80年代,名称来源于德国剧作家和小说家克林格(Friedrich Klinger)的歌剧《混乱,或狂飙突进》(Der Wirrwarr,oder Sturm und Drang,1776),歌德(J.W.Goethe)为这一运动的主将,其他核心人物包括赫尔德(G.Herder)、席勒(J.C.F Schiller)和伦茨(J.M.R.Lenz)等。“狂飙突进”运动充满反叛精神,旗帜鲜明地反启蒙和新古典主义原则,强调个性、情感和灵感,崇尚自然和天才;受赫尔德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运动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是运动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作品,曾在欧洲引发一场崇拜和模仿主人公的“维特热”,甚至“维特装”一时间也成为青年男子的时尚。小说主人公维特内心敏感、情感热烈,对自然有着特殊的敏感,与世界和自我格格不入,因为无望的爱和厌世情绪而最终自杀。歌德在这部小说里塑造了一个浪漫主义主人公的原型形象,作品发表后不久,歌德对雏形期的浪漫主义失去了兴趣,开始转向古典主义,狂飙突进运动也很快衰落。

民谣传统是哺育浪漫主义诗歌的文化源泉之一。18世纪后半叶,民间歌谣和传说重新激起人们的兴趣,詹姆斯·迈克菲森(Jameson McPherson)是振兴民谣传统的关键人物,所谓的“奥西恩主义”就是指由其伪作引发的古民谣热。1762年和1763年,迈克菲森先后发表了两部史诗《芬戈尔》(Fingal)和《帖木拉》(Temora)。他声称这两部作品为3世纪爱尔兰游吟诗人奥西恩(Ossian,又译“莪相”)所作,是由古盖尔语翻译过来的,但后来被证实是混杂着他本人作品的民谣伪作。尽管如此,这些所谓的“奥西恩”诗篇还是传遍欧洲,影响了包括歌德、赫尔德和席勒在内的很多文人作家。迈克菲森不仅激发了对民间歌谣的兴趣,他在诗歌中唤起的远古意象以及古老的盖尔人神话也对浪漫主义运动产生了一定影响。

有研究者认为,18世纪文学趣味的这种转向体现的是上升期中产阶级的兴趣,相对于贵族阶层过于繁复和矫饰的趣味来说,他们更喜欢情感自然、平易的艺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