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我发现中华的文字有着许多奇妙的地方。甚至于我都怀疑,到底是先有中华民族,还是先有中国的方块字。我一个没有认识多少中国的字的人又怎么可以来诠释中华文字呢。那一段时间中国的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一时间,各种流派的作品在社会里溅起了不少波澜。特别是玩了这么些年的中华文字,虽说不能和那些泰斗相提并论,但毕竟也有收获。......
2024-01-25
我们来看这个奇妙因缘在哪儿。可以设想,自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佛教乃至其他不少的宗教就可以沿着陆地和海上的丝绸之路,随着商贾的驼队、船队进入中原。按现在的资料,当时存在于所谓“西方”的一些大宗教,几乎都曾来华。以前这方面好像介绍得不多。中国地处欧亚板块的东头,所以它们当时都是从西方来。现在我们用“西方”指的是欧洲、美国,即发源于地中海周边和西欧的文化西方。从丝绸之路来的都有哪些大宗教呢?印度的婆罗门教大约和佛教同时传入中国,现在可以确认唐时此教在广州建的庙,宋元时在泉州建的庙,遗址还能找到。还有耆那教(Jainism),里边分两种:白衣教和天衣教,白衣教穿着白色的衣服,天衣教不穿衣服,浑身涂着泥,主张非暴力(不害),连蚂蚁都不能伤,比佛教更极端;不仅主张非暴力,还主张苦行主义,要折磨自己,然后才能领会真理。甘地吸收了古印度的很多传统,包括耆那教,还有婆罗门教,甚至佛教,然后结合西方思想,创立了甘地主义。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借用了这个创教者的名字。这个教又叫拜火教、祆教;后来还有从波斯来的,在琐罗亚斯德教影响下出现的摩尼教,又叫明教,金庸的小说《倚天屠龙记》里的主角张无忌就是明教的中华教主。基督教也来了,景教(Nestorium,聂斯托利派),是当时基督教的一个异端,从叙利亚那边传到中国,“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发现是宗教史研究的一件盛事,最近似乎又在什么地方发现了景教的一些文献。还有犹太教,犹太人到全世界哪儿都不被同化,只有在中国被华夏文化给同化了,因为这文化实在太宽容了,它就挡不住了。
以上这些宗教都先后入华建庙传播[41]。完全可以设想,其他不少源自印度和地中海周边的宗教和哲理也都来过中国,丝绸之路对任何人都敞开,做买卖的商人来了以后,他有自己的信仰,慢慢鼓捣鼓捣,就建个庙。中国就这么开放,不像基督教中世纪,那是绝对不会允许其他宗教建庙的,中国则随便你建,只要不与儒家直接对抗。比如印度的数论派(Sāmkhya)、瑜伽派(Yoga)、胜论派(Vaisesika)、正理派(Nyāya)、弥曼差派(Mīmāmsā)、吠檀多派(Vedānta)等等,都可能来过。吠檀多现在是印度的主流学派,它定型于西元后1世纪到5世纪,最重要的成就者叫商羯罗(S'an·kara),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朱熹,多少年来印度教就是宗这个吠檀多派,而且是其中的不二论,这是正宗。另外还有埃及、古希腊、罗马的宗教,我们都可以设想它们也来过,在我们中华大地上有过各种各样的经历。将来的考古可能会发现更多线索。
佛教被中国人接触的时候,不过是众外来者之一,按汤用彤先生总结那时人们的议论时所说,它是“附着于鬼神方术……当时只为祠祀之一种……而投一时风尚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38-39页[42])。所以它一开始只不过是一种鬼神方术。中国人为祖先建祠堂,那些外来的神,如果看着还不错的,也就可以为之建一个祠,然后就去祭祀它,以祈福。楚王英就是这样,但他最后还是没祈成福,被迫自杀了。所以佛教在一段时间中没有被人们看重,从两汉之际进来,到东汉末年两百年间,没见什么大作为。有些佛经的翻译,但是没出什么重要的思想家。它后来才脱颖而出,开始吸引知识分子,到了东晋后期(西元4世纪晚叶至5世纪初)已经成为中国人哲理思维的一种,而到僧肇——他是大翻译家鸠摩罗什(Kumārajiva)的学生——的《肇论》,佛家就已经正式从哲理上进入了中华主流。僧肇之后,当时的聪明人就没有人能忽视佛家哲理了。其他林林总总那么多宗教、哲理,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佛教所达到的这种思想地位。基督教、犹太教、婆罗门教等等,你去数吧,没有一个能跟它稍微抗衡一下的。中国最聪明的一小批人开始领会它的奥妙之处,这是了不起的,于是它成了中华哲理的一个新品种。这时距它入华已经四百年了。
后来的发展更是辉煌,到隋唐的时候,中国佛教徒自己创造出了多个宗派,如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禅宗等等,让佛教在中华大放异彩。了不得啊!佛家主宰中华哲学思想的论坛数百年,无以匹敌,领时代之风骚,连儒家、道家从哲理上都要往后靠。它不但成为当时世界范围内佛教的创新前沿(唐代时佛教在印度已经开始衰落,后来也就出了个密宗。可在中文世界中,佛教繁荣昌盛,影响整个东亚),同时深化和丰富了华夏的哲理,激发出宋明儒学,造成长久的和多方位的文化影响,波及日本、朝鲜等国家。可以说,这是人类文明交往史,特别是哲理思想交往史上最成功的一个范例,无与伦比,如此大规模的、历经千年的文化间交往,不仅没有减少被传入国的文化哲理的多样性,反而从质和量上都使之更生动、丰富。我们以后再谈佛教对宋明理学的影响,相比于先秦儒学,宋明儒学是更丰富了,还是怎么样了。但总的来讲,影响是正面的。你设想一下,假如汉代及以后佛教未入华,那么玄学之后还能产生出什么呢?那样中国的思想界会寂寞得多吧。对比一下亚历山大、基督教、伊斯兰教扩张的文化效应,就可以知道,这种文化间交往能够导致和平的丰富性、深刻性,是何其难得!你看,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它到一个地方,一旦取得领头地位,当地文化的多样性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学生答:变少了。)那当然。(www.chuimin.cn)
之所以能取得这么一个奇观,结出这样一个美好的硕果,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丝绸之路之“丝性”使得它不是减少文化多样性而是增加之。什么叫丝性?非常单薄、柔弱,随时可以掐断。你想搞文化侵略吗?顺着驼铃走几千里上万里,走到这儿,那文化侵略的劲儿也就所剩无几了。你想动武吗?可凭当时的武装和后勤,你能过大戈壁吗?能过雪山吗?所以此丝性柔弱、狭窄,这条丝绸之路就造成了很美好的文化效应。文化交流永远伴随着减少文化多样性的巨大危险,全球化时代更了不得。可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还要不要?要,要把它减小到你随时可以关门,这才行。另外更重要的,就是双方——佛教和中华古哲理——思想方式的投缘,这种投缘表现为众多差异护持着某种内在的契合。缺少重大差异,投缘不过是一种交友联盟:“般若中观跟咱们老庄是一样的!”但“一样”就意味着只是印证一下而已。比如“老子化胡”说,说佛教都是我们老子到了那边,教化胡人而产生的,佛祖不过是老子的一个化身或者门徒,所以佛教咱们也有过。可实际上两者有重大差异,佛教和中华的古哲理差得很远。另一方面,如果缺少了内在契合性,那么这种相遇相交只是因缘聚散,各说各的,不会有真正重大长远的后果产生。其他的那么多宗教、哲理也来了,你说它不想进入中国文化的主流吗?当然想,但是最后都不成功,就是因为差得太远。说了半天你没法让中国人真懂或心领神会地懂。所以,耶稣会士如此出色的一批人致力于基督教和中华文化交流,利玛窦先跟徐光启一块儿翻译《几何原本》,让中国人了解形式化思维,以理解上帝究竟是怎么回事。何等精妙,何等耐心,但最后结果还是不像佛教那么成功。
佛教一开始不过是些民间的东西,但是后来它思想的内在东西一出来,华夏士子一闻之下,感觉一个完全新的境界被打开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那么发生的就只是文化或者宗教的置换,比如罗马基督教对西欧部落文化、拜占庭的东正教对俄罗斯古文化的置换,一旦皈依,以前的信仰就被全盘否弃;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杂拌并存,因为一方的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征服力不足以征服另一方,大家就凑在一块儿各说各的。比如当时的地中海地区,大家看奥古斯丁《忏悔录》里讲的,他住的那个城,各种信仰全有,谁也不能把谁推倒,所以大家并存,但也没有内在的交流,生出一个新种。中国佛教是新种,天台宗、华严宗,尤其是禅宗,是不是新种?有人甚至否认禅宗是佛教,呵佛骂祖,还要烧毁佛经,这是哪门子的佛教?但是你试想,没有佛教入华,有禅宗吗?不可能,所以它当然是佛教。但是它只是新出现的一个文化品种,而中国原来的文化品种都还在,并不被置换。所以这里发生的是一种典型的良性文化交往,我叫它为“范式际”(inter-paradigmaticy)的哲理交往。比较哲学、比较文化往往是通过范式来进行的,但是真正能够产生重大的比较后果的,既不能通过我这个范式来格义、来吃掉它,也不能让它那个范式来吃掉我,像现在从新文化运动以来搞的反格义,让自家文化从基本方法和体制上都被吃掉了。真正的文化交流要能达到范式际效应。也就是说,我不仅有我这个范式,而且我和你那个范式在范式际边缘发生了一种深入的交流,非命题化、非判断化的视域交融。所以就我的视野所及,我看不到当时还有另一种哲理能和中华古学产生如此微妙深刻的交往。换句话说,我认为,佛教入华不只是一个历史事件,一次偶然邂逅的思想遭遇,而是这样一种哲理间的爱情事件,纵使让双方再寻找挑选一百次、上千次,还是会属意于对方。往前生、后世延续多少代,此情不渝、此爱不悔,这种结合都会像神话般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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