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水微澜》与《包法利夫人》

李劼人先生1936年发表的《死水微澜》，现在容易找到而又比较理想的本子，是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的“汇校本”——以1936年初版为底本，校以1955年作家出版社的作者修订本。修订本主要的改动，是把初版大量成都官话与方言换成50年代普通书面语。我觉得真是大可不必，因为成都官话和方言并不难懂，再加上作者原来的注释，完全有资格作为文学语言而独备一格；改成普通书面语，味道全失。好在修改之前的用语都保留在作者的注释中，这样对照着读下来，也别有一种滋味。作者在内容上几乎未作任何改动，不像某些作家大肆修改旧作以跟上时代，这是值得庆幸的。

许多文学史教科书提到《死水微澜》，一般都说是反映义和团运动前后四川社会“袍哥”和“教民”的摩擦，其实那只是故事的外部结构，并无什么实质性内容。作家花大力气描写的，乃是义和团运动前后成都地区完整的社会各阶层众生相，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沉溺在各自尘俗生活与欲望中，没有一点宗教超越的因素——一般人，比如贪恋男欢女爱而乐不思蜀的“袍哥”小头领罗歪嘴和他的表弟媳妇邓幺姑（蔡大嫂），固然没有宗教信仰，而小地主顾天成之所以“奉洋教”，也只是想借洋教“师母”的力量报复曾经在赌场设局坑害过他的仇人罗歪嘴而已，恩典慈爱何曾降临到他头上。

这实在是一潭未曾被外界新鲜空气吹拂过的“死水”，一个卡莱尔在同情的意义上所说的“异教世界”^①。这个世界几乎没有自己的神，而信仰的基础却根深蒂固，以至于不能轻易让外人明白。那些民间的信仰不仅早已丧失了和本源的联系，变得不伦不类，而且始终处在晦暗状态。罗歪嘴不知道怎么搞来的某位乡绅名流关于“为甚么该打教堂？”的文白夹杂的长篇大论，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据——那里面几乎集中了当时不少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误解和因为误解而产生的莫名的仇恨。邓幺姑自幼长在乡间，大概从来没有获得任何宗教信仰方面的知识，可一听别人在闲谈中说到自己事实上从未接触过的“洋教”如何跋扈时，就怒从心起，责问罗歪嘴们为什么不敢把它灭掉。这段情节虽然是他们男女初步调情必有的内容，却也生动描写出一个普通的中国内地无知无识的女子对“洋教”似乎与生俱来的仇恨，其中混杂着颇难分析的原始而暧昧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世俗伦理。邓幺姑为什么对“洋教”有如此激烈的态度？对此，作者只当一种现象闲闲写出来，并无深意，却也因此留下空白，耐人寻味。

作家的宗教观也没有透露分毫。但看得出，对基督教恐怕更多还是持否定态度。全书关于基督教没有一点正面的影子，但因为写尽了对基督教的误解，故不仅无害于基督教，反而有益于认识和基督教无缘的“异教世界”的某种生活真相。

写得最成功的地方，要数出身乡野的邓幺姑如何渴望过上成都富豪人家的生活，因为最后自知无望，这才退而求其次，在和软弱无能的丈夫的表哥、神气十足的袍哥小头领罗歪嘴秘密偷情和后来的公开宣淫中求得暂时满足。其次是写罗歪嘴一开始如何不把女人放在眼里，后来又如何贪恋女色，自以为尝到了“爱”的滋味。他和表弟媳妇邓幺姑之间沾沾自喜的“爱”的话语，包括小地主顾天成和邻居母夜叉钟幺嫂之间既有两家的利益冲突又有真诚的男女情感吸引的十分古怪的“爱”，绝非“五四”新文学滋润的结果，而带着“前现代”的中国生活的完整信息（钟幺嫂还是顾天成和洋教“师母”之间的牵线人）。肮脏、愚昧、好色、狠毒却极讲男女情义的“土粮户”顾天成、陆茂林以及知“恩”图报、自愿在罗歪嘴和邓幺姑中间穿针引线的妓女刘三金，都写得活灵活现。站在宗教的或者现在人文主义的价值立场来看，他们无疑生活在无边无际的罪孽和不道德之中，却都不知道有罪，不知道在道德上有什么亏缺，因此格外活得恣肆，连痛苦和悲哀也都表现得十分有力。这固然是一滩死水，但死水里面包含着丰富的原生态的生活内容。

李劼人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部作品？他自己说，是想写出记忆中的一个世界，这当然可信。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他写作这样一部作品的文学史的诱因，就不能不注意到《死水微澜》和作者曾经两度翻译成中文出版的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之间的关系。

邓幺姑显然有包法利夫人爱玛的影子，她的丈夫“蔡傻子”则活脱一个老实巴交不中用的“查理”，至于成都近郊“回天镇”农贸集市一节，也分明模仿了福楼拜写“永镇”农业展览会——深度和气势明显不及，自然无须多说。

在邓幺姑的性格中，确实有着包法利夫人那种对超出自己现实之外的另一种高级生活的渴望。不过引起邓幺姑的欲望的，是“邻近韩家院子里的二奶奶”对成都旧家繁华往昔的不断回忆，以及日后要将她许配给某个成都男子的诺言。这样被引起的邓幺姑的渴望，一开始就是纯粹世俗性的，不含一点宗教性因素。引起包法利夫人爱玛的渴望的种子，则是她幼年在修道院的准宗教生活，以及由于耽读拉马丁等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所养成的文学偏好，至于婚后偶尔一次参加公爵家宴所激发的对于贵族的豪华生活的向往，只不过使她早年朦胧的渴望和婚后无名的不足，找到了错误的现实解答而已。福楼拜所表现的，不仅是浪漫主义文学对一个青年女子的败坏，更主要的是写一个人的宗教渴望如何没有得到正确发展而在中途蜕变为对世俗生活的无止境欲求。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死水微澜》与《包法利夫人》立足点的差异。

李劼人在创作《死水微澜》时，确实对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多有借鉴。他个人对《包法利夫人》的偏爱，可以从他在20和40年代先后为上海中华书局和重庆作家书屋两度翻译《马丹波娃剂》（作者翻译《包法利夫人》时使用的译名）这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上看出来。他在给姚蓬子作家书屋翻译的《马丹波娃剂》“译后记”里一再说包法利夫人中国也有，就在他身边，就在他的记忆深处。他在30年代中期创作《死水微澜》时，最初的构思就是要将他身边和记忆里的中国包法利夫人描绘出来。

就连《死水微澜》叙事上的“破绽”也和福楼拜有关。《包法利夫人》开头写“查理”进学一节，用的是和“查理”身份相同的一个小学生的口气（似乎是作者之“我”），但等到爱玛一出场，这个视觉就被丢弃，而改用全知的客观视觉了。《死水微澜》也是如此，第一部分“序幕”写作者之“我”童年时候在成都郊外祖坟田庄上遇见改嫁后的邓幺姑，但第二部分开始倒叙邓幺姑的历史时，就完全放弃了这个“我”的视觉，改用全知的客观视觉，浓郁的主观抒情的语言也为冷静客观的叙述所代替。作者学福楼拜可谓亦步亦趋。

但是，福楼拜在文学上的对立面是以拉马丁为代表的法国浪漫派，李劼人的对立面呢？是“五四”浪漫主义文学吗？似乎不能这么说，至少多情的邓幺姑并没有中任何新文学作家的毒，她压根儿就没赶上新文化运动。福楼拜对当时法国宗教生活多有微词，他借昏庸的教堂堂长以及假装迷信科学的新派、药剂师郝麦这两个人物形象，深刻揭示了欧洲基督教的衰落与科学万能主义交相为用的关系，以及它们合力对人类正常的心灵向往与情感要求的扼杀。在这方面，福楼拜将自己的思想情感投射到爱玛身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他才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李劼人的宗教观念似乎没有展开，《死水微澜》的世界既没有法国式的浪漫主义的泛滥，也没有传统宗教的衰落和科学主义的勃兴。还有一点，李劫人塑造邓幺姑这个人物形象，恐怕也不是像福楼拜那样为了曲折而深刻地寄托自己的思想情感，虽然从人性的观点来看，他对邓幺姑乃至笔下所有人物都带有一种同情，但这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理解和怜悯，而不是因为在另一个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之后所产生的那种精神的牵连。正因为李劫人如此同情地理解每一个人，他才不像福楼拜那样只把爱玛当中心人物，其他所有人都是陪衬；无论罗歪嘴还是邓幺姑，都不是《死水微澜》的中心人物。作者描写顾天成在赌场输光、女儿丢失以及看到邓幺姑之后的心理，其生动而细腻的程度都远远超过他对罗歪嘴、邓幺姑心理的描写。在这些方面，《死水微澜》和《包法利夫人》之间都不具有可比性。

李劼人和福楼拜所面临的时代精神不同，福楼拜笔下的爱玛在世俗生活中的堕落与失败（破产），可以清楚地找到宗教的源头。爱玛的悲剧，来自她所处环境的精神堕落以及她自身所受到的影响，而李劫人所描写的邓幺姑的堕落则没有那样的宗教背景，对她的遭遇，作者简直就不当“堕落”来描写。爱玛的结局，表面上似乎是高利贷的盘剥，和她的两个恋人在关键时刻不施援手，但实质上她的悲惨结局还是源于自己内部的找错了方向的激情，即本来是无止境的宗教渴仰，因为宗教生活普遍堕落，只得错误地转化为对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已经日益变得乏味而凶险的世俗的贪恋。相比之下，邓幺姑和罗歪嘴的悲剧简单得多了，即仅仅是官府软弱，顶不住洋人的压力，为了追究焚烧教堂的元凶，殃及池鱼，既害得好不相干的罗歪嘴远遁他乡，又叫不能逃走的邓幺姑代人受过。在邓幺姑的受罚过程中，作者表现的只是野蛮兵士对一个女人的肉体的欺凌；经过了这样的变故，邓幺姑还是顽强地活下来了，并且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温顺的可以用“五四”新文学的模式来想象的典型的传统女性。爱玛在理想破灭、财产被鲸吞、先后两个情夫都见死不救之后，感到不能再活下去了，她在被迫服毒自杀而极度痛苦地死去之前精神上的绝望与肉体上的挣扎，由一个并不称职的牧师所主持的临终洗礼，转化为信仰冷淡的世代一个普通的堕落女人用生命的最后一点气息完成的忏悔。对比爱玛的刚烈（宁死不肯收受趁人之危者的金钱），邓幺姑的一改故旧、极端务实地改嫁顾天成，就有天壤之别了。两部长篇起点不同，结局也大相径庭。

像李劼人这样留学法国、翻译过大量法国文学作品的中国作者，能够如此传神地为中国内地底层社会留真写照，毕竟不易，甚至后来也没有几部超过他的——但刘再复先生将这部小说誉为“中国的《包法利夫人》”^②，就像当年郭沫若说作者是“中国的左拉”一样^③，恐怕都有点过分抬高了，然而如果说有必要将它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排名中提前，甚至提到前几名，或许也应该。(www.chuimin.cn)

《死水微澜》的好处，并非对于母本（模仿对象）《包法利夫人》的失败的模仿，而是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展开之前，通过描写中国内地底层民众原始的欲望和浑然不觉的罪孽，抵达了“异教世界”世俗生活价值的极限及其必然灭亡的结局。

在30年代中期，新文学的现代性叙事法则基本取得统治地位，如此完整地描述前现代生活世界却既不赞同也不反对现代性叙事法则的作品，就显得十分罕见。作者以局内人全然的无知来启发读者的觉悟——无论这是有心抑或无意——这一点，并不属于那个时代中国文学的主流。《死水微澜》是李劼人计划中的三部曲的开头，所写的故事发生在义和团运动前后，那时候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现代”尚未开始，作者在描写这样一个“前现代”生活世界时完全抛开任何现代性叙事法则，单单以复活童年记忆为目的，这样反而在无意中解放了艺术创造的才能。“五四”以后，能够撇开新文学的现代性叙事法则，沉入个体童年记忆，以单纯地复现“前现代”中国生活为目的，像这样让后来的读者大有目标丧失感的写作，也许只有《死水微澜》和鲁迅《朝花夕拾》的某些段落。

艺术一旦不负有把握历史规律或宣喻历史真相的使命，就更容易接近艺术本身。尼采说，“我们拥有艺术，就是为了不至于为真理所灭亡”，真正的艺术确实总是在各种先验的真理之外产生，一旦落入这样那样的真理的管辖，就会很快窒息——李劼人先生自己承认他的三部曲后面两部（《大波》和《暴风雨前》）完全失败了，这两部小说主要描写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面对这两个历史阶段，他已经没有理由也没有力量挣脱在“五四”以后建立起来的通行的现代性叙事法则（比如历史进化论、传统或国民性批判等）。

今天的文学表面上似乎很讲究揭示乃至拷问人的灵魂，无论在文学界之内还是之外，每个人都信心十足地带着自己的一部完整哲学过着自己的生活，任何外在的劝喻和启示都有可能被宣布为非法的文化入侵而遭到有力的拒斥。但如此强悍、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作根基的个人主义的自觉——典型的“五四”的产物（虽然外表上和“五四”那么遥远）——只能带来更大的虚妄。相比起来，倒是《死水微澜》所展开的“前现代”的生活世界那种浑然不知的纵情恣肆，显得比较无辜。公义显明于人心之后，一切过犯皆无可推诿，但七十年前《死水微澜》里的人物或许可以算是例外，他们有罪而不自知，作者也大可佯装不知，只是以同情的理解，把他们的生活和心理照原来的样子写出来。

中国作家要想继续采取李劼人式的佯装不知的方式来表现当代生活，已不可能了。今天的中国文学必须承受随时间流逝而日益增加的道德重负，可惜敢于承担者并不多。在描写哪怕一个穷乡僻壤的故事时，难道还可以满足于在“民俗”和“文化”诸如此类的旗帜掩护下，片面地学习福克纳、马尔克斯，继续编造一些完全抽空道德评判的有关封闭的“中国”的古怪而有趣的传奇吗（这正是以莫言等作家为代表的“新乡土文学”的写作方式）？如果继续用李劼人式的非道德的所谓人性的眼光来考察中国的生活，那么中国文学肯定还会继续作为“他者”观赏的对象而自绝于世界文学——不管它是目前粗制滥造却可以卖出天价的垃圾，还是不断被重新阐释的像《死水微澜》这样的现代经典。

《死水微澜》在什么地方偏离了它的文学母本所包含的人类普遍的精神主题，今天的中国文学还得返回来正视它。否则，胡风所说的中国新文学乃是世界进步文学一个新拓的支流的说法，就要落空；那样的话，中国文学不仅要退回到《死水微澜》，还要经过《死水微澜》，退回到《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的世界里去。

2004年7月12日初稿

2004年10月28日改

注　释

①　参见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何欣译，第4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

②　刘再复《中国究竟有没有大师》一文称：“在三四十年代有三位十分努力而且政治色彩较淡的作家——李劼人、沈从文、张爱玲，本来应是进入诺贝尔文学家族最合适的人选，可惜因为阳错阴差，也未能顺应人愿。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如果说《阿Q正传》、《边城》、《金锁记》、《生死场》是最精彩的中篇的话，那么，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应当是最精致、最完美的长篇了。也许以后的时间会证明，《死水微澜》的文学总价值完全超过《子夜》、《骆驼祥子》、《家》等。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邓幺姑就是中国包法利夫人，她的性格蕴含着中国新旧时代变迁过程中的全部生动内涵。其语言的精致、成熟和非欧化倾向也是个奇观。1988年，在国内‘重写文学史’的议论中，我曾说过，倘若让我设计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框架，那么，我将把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和《大波》作为最重要的一章。很奇怪，李劼人的成就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评价，国内的小说史教科书相互因袭，复制性很强，思维点老停留在一些‘鲁郭茅、巴老曹’的名字之上，而对李劼人则轻描淡写，完全没有充分认识到他的价值。而更不幸的是李劼人在1949年之后也老是按照新的尺度来修改自己的作品以迎合‘时代的需要’，因此，更没有人认真地推荐李劼人了。”按，再复先生说《死水微澜》中的邓幺姑就是中国的包法利夫人，有些不确，因为二者的出生、经历、性格以及作者在人物身上所寄予的蕴涵都有所不同，相同的只是她们对于超出自己现实生活之外的新鲜世界不竭的渴望。另外《死水微澜》的语言也并不能说具有完全的“非欧化倾向”，它固然在有些地方充分中国化了，但作者的语言素养十分宽厚，似乎也并不排斥欧化，有些地方的叙述语言甚至可以说是极端欧化，比如：“镇上的街，自然是石板铺的，自然是着鸡公车的独轮碾出很多的深槽，以显示交通频繁的成绩，更无论乎驼畜的粪，与行人所弃的甘蔗渣子。镇的两头，不能例外没有极脏极陋的穷人草房，没有将土地和石板盖满的秽草猪粪，狗矢人便。而臭气必然扑鼻，而褴褛的孩子们必然在这里嬉戏，而穷人妇女必然设出一些摊子，售卖水果与便宜的糕饼，自家便安坐在摊后，共邻居们谈天做活。”又比如：“兴顺号还有被人称杨之处，在前是由于掌柜——在别处称老板，成都城内以及近乡都称掌柜——蔡兴顺之老实。”再比如：“罗歪嘴——其实他的嘴并不歪。因为他每每与女人调情时，却免不要把嘴歪几歪，于是变博得了这个绰号。——名字叫罗德生。”还有：“大家常说，能者多牢。我们于罗歪嘴之时而回到天回镇，住不几天，或是一个人，或是带着张占魁、田长子、杜老四一干人，又走了，你问他的行踪，总没有确实地方，不在成都省城，便远至重庆府，这件事上，真足以证实了。”此外：“蔡大嫂想了想，觉得这与憎嫌亲夫刺眼，便要想方设计，将其谋杀了，到头终不免败露，而遭凌迟处死的比起，毕竟好得多。……说他有什么杀着，如祖宗们所传下的做丈夫的人，有权力将歼夫淫妇当场砍死，提者两个人头报官，不犯死罪；或如《珍珠衫》戏上蒋兴哥的办法，对罗歪嘴不说甚么，只拿住把柄，一封书将邓幺姑休回家去；象这样，谅他必不敢！”这样的语言在《死水微澜》里很多，都是相当欧化的。《死水微澜》语言（其实不仅仅是语言）骨子里的欧化，往往被许多人“漏看”，这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

③　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李劼人选集》第1卷，第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