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派作家率性见真,缺乏性格的坚韧和心灵的平衡。......
2023-12-05
《斯巴达之魂》,鲁迅1903年写成于日本,发表在留学生自办的杂志《浙江潮》上,后于1934年“不悔少作”,正式编入《集外集》。①
鲁迅回忆这一篇“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篇首小引也自称“译者”,又说“掇其逸事,贻我青年”,因此或许以译为主,译又不主一篇,而别有材料来源,至于议论性文字更是编译者自己的发挥,通篇写以纯粹的文言,使人一读之下,不觉是翻译,这是中文完全吞并了外文的缘故,并不像后来提倡“直译”和“异国情调”:所有这些,都使得这篇编译之作带有浓厚的创作气氛。
当时中国留日学生“排满”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除实行的之外,有些人是办报,有些人是抄书。所抄的大抵是中国没有的禁书,所讲的大概是明末清初的情形,可以使青年猛省的”②,而且自己作文,“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斯巴达之魂》的主旨是赞美为国捐躯慷慨就义的牺牲精神,正好与当时的气氛相符,所以鲁迅才非常性急地将它编译出来,至于原文出处在哪儿,译文是否忠实,并不是他要考虑的。
中国史传文学本来就有表彰“尚武精神”的传统,如《史记》的《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但这都是有关一人的“义”与“侠”,并非现代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自觉,鲁迅译作的《斯巴达之魂》,重心在于张扬国家至上的民族主义,而非单纯鼓吹尚武和侠义,所谓“尚武精神”只是就形式而言,内容则是全新的。
鲁迅在高度赞扬斯巴达人爱国精神的同时,也十分小心地指出其中可能包含的并不符合现代人道德观念的因素。斯巴达女杰埃烈娜看到丈夫从战场上生还,感到有辱自己作为烈士之妇的“嘉名”,严责其夫,希望出现在她面前的不是活人而是“鬼雄”。丈夫哀告自己只是因为目疾而被送往医院故得生还,妻子又责问他忘记了“愿汝持盾而归来,不然则乘盾而归来”的教训,说目疾岂是你贪生怕死的理由?丈夫又说“以爱卿故”,妻子更加义愤,说“君诚爱妾,曷不誉妾以战死者之妻?”她认为既然丈夫爱自己而败坏了斯巴达的“武德”,那她也有责任,于是夺过丈夫宝剑当场自刎。译作者显然觉得对小说这一主要情节有说明的必要,于是插进来说:“读者得勿疑非人情乎?然斯巴达固尔尔也……诸君不见下第者乎?泥金不来,妇泣于室,异感而同情耳。”他希望读者理解埃烈娜的做法,这样才不至于适得其反,即因为这个故事“非人情”的因素而使译作者激励民气的目的落空。但事实上,译作者的说明并不有力,尤其以中国古代没有及第的秀才之妻为丈夫的羞辱而饮泣来比方埃烈娜的心情,说什么“异感而同情”,更是拟于不伦。《斯巴达之魂》欲借古希腊历史故事来浇自己的块垒,却并没有妥当地解决这种主题设想上的破裂和暧昧。以古喻今,以人喻我,这是当时中国翻译文学通行的策略,而类似这种主题思想上难以弥合的破裂与无法澄清的暧昧,也相当普遍,所以这样的译作毕竟不能代替后来立足于本土生活实际的创作。(www.chuimin.cn)
《斯巴达之魂》叙述层次繁而不乱:斯巴达军扼守温泉门,不料波斯人收买了间谍从小路偷袭;斯巴达王自知危急,请盟军先退,独留斯巴达勇士死战;王有意让三位青年生还,这三位青年却拒不受命,宁愿战死;敌人蜂拥而至,三百斯巴达军沉着迎战,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这时候两个因为目疾而住院的斯巴达军人闻信之后,一人(即埃烈娜夫亚里士多德)不愿徒死,一人则和自己的奴隶一起毅然投身战场;亚里士多德生还回家,即将分娩的妻子严责其贪生怕死,并夺剑自刎而亡;平常爱慕埃烈娜的青年克力泰士躲在墙角偷听了这惨烈的一幕,于是向政府投诉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作为“堕落武士”而遭通缉;斯巴达军队在柏撒纽将军统帅下于浦累皆以少胜多,大败波斯军团,克力泰士打扫战场时在累累敌尸中发现苦战而死的亚里士多德,将军被亚里士多德戴罪立功的行为所感动,力排众议,赞扬亚里士多德有“斯巴达武士之魂”;但克力泰士为了不埋没他所爱的埃烈娜的英名,不顾羞惭,道出自己偷听来的事实,告诉大家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妻以死谏”,全军震动,乃为女杰立碑纪念……五千字不到的篇幅,竟然一波十折,环环相扣,层层递进,而且主次分明,详略得当,战争场面和人物对话更是刻意渲染,务求细腻逼真,人物皆围绕故事情节的展开而随意出没,不像中国传统小说那样对每位上场人物先进行一番描写和介绍然后才牵入正文,这样既打破了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粗陈梗概的习套,也极大地丰富了短篇小说的叙述信息,极大地提高了结构的凝练度,总之,在纯正的文言翻译中充分吸取了现代世界文学叙述描写的新因素。
中西古今的文学资源在《斯巴达之魂》中就是这样既有难以消除的抵触,也有不露痕迹的融会。
注 释
① 参见鲁迅《集外集·序言》。
② 鲁迅《而已集·略谈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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