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台湾文学的经验-战后台湾文学经验

战后台湾社会与台湾文学

讨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向。首先，我们可以考虑，文学反映了哪些社会现实、避开了哪些社会现实？而形成这种“选择性”的社会因素又是什么？其次，我们也可以分析，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社会？它是怎么发展的？处身于其中的作家具有怎么样的一种意识形态？他们如何面对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因而，他们作品在有意或无意中所呈现的社会又是什么？

从后面的分析（特别是第一节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政治、社会因素的影响，战后的台湾作家在五十年代以后刻意避开文学的社会性，久而久之，对于什么是“社会”的认知产生了一些问题，他们的作品的内容和社会现实的落差可以说相当的大。在这种情形下，采取前述的第一种方向比较不能直探问题的核心。因此，本文打算以第二种方式来分析战后台湾社会与文学之间的关系。

一

战后台湾社会的基本性格是在一九五○年前后形成的。战后接收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在中国的内战中确定失败以后，只能以台湾作为它的统治范围。由于韩战的爆发、国际局势的转变，美国决定保护台湾，遂使得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稳定下来。在接收初期不得台湾民心的国民党，凭借着自己所拥有的残存武力，以及保护它的美国势力，终得以在台湾进行所谓的“半封建”统治。

国民党在台湾所进行的第一个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就是所谓的“耕者有其田”政策，这是以半没收、半长期偿付的方式，强迫台湾传统的农村地主把农地分配给佃农，使他们成为自耕农。国民党这种“温和”的“土改”（相对于当时大陆所进行的“土改”而言），可以说扫除了台湾从传统步向现代的最大的社会障碍，这是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对台湾所做的“有限”的现代化工作中所无法完成的。从此以后，台湾就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型，逐步迈向现代社会。但是，这样发展起来的现代台湾经济，却也不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在美国及国民党的合作策划下，它跟在战后美、日经济发展的脚步之后，逐渐明显地成为美、日经济的一个“加工出品区”，而被纳入美、日经济体系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战后逐渐形成的台湾现代经济，确实具有所谓的“半殖民”的性格。

但是，在这个逐渐形成的半封建、半殖民的现代社会中，对战后台湾文学的性格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却是国民党对知识分子群体的重新“改造”。在这之前，不论在中国本部，还是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在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系列阵痛中，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主要的分析手段和行动方针，已经成为一种主要潮流。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跟这种潮流的盛行大有关系。国民党在台湾的“失败”，又更加促使许许多多的台湾知识分子在国、共内战中倾向共产党。把这种知识分子在岛内加以肃清，并从而杜绝一切“左”的毒素，是巩固国民党在岛内的统治的刻不容缓的工作。五十年代初期雷厉风行的白色恐怖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盘垄断式的反共教育，卓有成效地为国民党的统治打下了意识形态的基础。

社会的“改造”和知识群体的“改造”当然是同时并行的。逐渐形成的新知识群体，基于教训和经验，当然越来越远离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土地重新分配以后的台湾经济，确实又一步一步在向前进，社会的许多方面都在改变。这些变化，伴随着教育上所传授的“新知识”，逐渐会聚成“进步”这样的模糊概念，以及“现代化”这种更具体的进步概念。因此，“现代化”及其相关思想，就取代了以左翼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革命”及其相关概念。

在五十年代逐渐形成，到六十年代达到高潮的新知识分子群体在以社会的现代化及进步作为基本思考模式时，实际上是以“西方”和“传统”作为对比的。西方是进步的，相反的，传统就是落后的象征。他的追求，可以在知识及思想上，也可以在具体的生活条件上，如穿着、言行、喝咖啡、听古典音乐等。他所感觉得到的“社会”，其实就是他所向往、追求的那些知识、思想、物质条件和他从小在其中成长的“传统”之间的对比，他当然不会知道已被“消灭”的左翼知识分子所认识的，以“侵略、殖民、阶级、剥削、革命”等概念所构成的“社会＂。

现在距离六十年代末已经二十多年了，回顾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学可以说是非常有趣的，譬如，跟知识上的“现代化”并行的所谓“现代主义文学”就是一个充满矛盾、值得加以细致分析的现象。

当纪弦宣告“现代派”成立，并大言不惭地宣称将继承“自波特莱尔以降的一切西方的现代主义流派”时，我们在他的充满自信的口吻中感觉到一种过度乐观的精神，好像他正在“与时俱进”。当余光中宣告他要“剪掉五四的辫子”时，他似乎有一种“超越五四”的自豪。当《现代文学》季刊社的同仁，一期一期推出福克纳、卡夫卡、艾略特、汤玛斯·吴尔夫等专辑时，他们似乎正在一个一个攻占伟大的西方现代文学的未知领域。在西方，原本是要反抗资本主义体系的现代主义文学，在台湾却作为西方进步文明的“一环”而被迎接进来。当时台湾的一些现代作品，事实上是作为对西方“进步”作品的“仿作”（特别是新技巧的模仿）而存在的，证明台湾作家已经“跟得上时代”。

这种作为“进步”象征的“仿作”，可以想象的，是五六十年代台湾现代文学比较没有价值的部分。但是，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写作方式，它常有意、无意间被一个具有敏锐感受力的作家加以应用时，却也可以具有相当的表现力量。在这里，台湾的某些较好的现代作品触及了某些作家的具体的现实感受。也就是说，这些作品无意中呈现了当时台湾社会的某些侧面。

总体的讲，这些较有价值的现代主义作品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在于：它们无意中反映了追求进步与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处身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种种彷徨、矛盾和痛苦。

最极端的例子是：观念上几乎已经完全现代化的年轻知识分子，对于他周遭的传统社会的言行与习俗的格格不入与极端痛恨。王文兴的《家变》正是描写这一极端例子的佳作。表面上，王文兴多少是想以弗洛伊德的观点来写父、子冲突，但在很多细节的处理上，我们看到男主角范晔的“叛父”，其实含有浓厚的反传统社会的味道。特别在小说将近结尾处，范晔对于“孝道”的强烈批判与痛恨，最明显地表现了这种社会意义。

另外一个特别具有社会意义的作家是七等生。在七等生许许多多的卡夫卡寓言式的小说里，我们看到一个充满自卑情结的男主角。从他较长的、比较有具体社会描写的故事中，如《精神病患》、《跳出学园的围墙》、《沙河悲歌》等，我们可以体会到男主角自卑情结的社会根源：由于他的较贫穷的家庭出身，也由于他所接受到的较为不好的教育条件，他可能无法成为现代化知识青年的佼佼者，而不得不被迫成为社会中的“隐遁者”——事实上是成为现代社会的弃儿。

其他作品中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社会性格并不像王文兴和七等生那么明确，但多少表现了他们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尴尬处境。由于政治因素，他们长期脱离社会、经济现实；由于知识与观念的“西化”明显还超出一般的民众，他们浮游在一般社会生活之外。他们在社会中是“无根的”，他们的性格软弱而彷徨，他们的生存处境是“有问题”的。最能代表这一特质的是王尚义的作品。这些作品基本上都不太有艺术价值，但是其中所描写的“台湾式罗亭”却更一般地反映了现代化高潮期台湾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

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分子最特殊的问题是青春期的苦恼。爱情和性的渴望不能在蜕变中的社会找到一条可遵循的轨道，因而形成自我追寻中的特殊困难。在文学作品里，这一困难多半和王尚义式的“存在困境”合流，而得不到突出的表现。一直到六十年代后期，这一社会问题才经由李昂早期的“性反叛”小说而有了较独立的地位。

在以上的四个例子中，这些作家基本上是把作品中的主角和社会对立起来，主角在作家的观点中是“非社会性”的。作家的处理方式也是“非社会性”的。不过，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来观察，这些作品在无意中倒是透露了“现代化”知识分子在基本上还是属于“传统性”的社会中的艰难处境。

这是比较普遍的表现模式，但也有特殊的例外，其中最著名的当数陈映真和白先勇。陈映真的思考模式是属于“被消灭”的左翼知识分子那种性格的，他以“社会主义”的精神来看待“现代化”问题，但是，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中他不能明讲。于是，他的主角就变成了貌似现代主义英雄的那种“失落”的、“无根”的人物。现在当然很容易区别出这些作品的特质，但在六十年代，一般的读者仍然不太容易分辨，还是把它们划归现代主义的范畴。

白先勇小说中的社会性格可能是最明显的，不论是“大陆人”在台湾的“流落不偶”（《台北人》系列），还是“中国人”在美国的“无根飘泊”（《纽约客》系列），他关心的都是“一群人”，而非“一个人”。虽然在写作技巧上他吸收了现代主义的方法，不过，他在本质上却更像一个“社会小说家”。

总结来讲，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作家，他们对社会的看法虽然趋向于“现代”与“传统”对抗的简单模式，他们所采取的虽然是现代主义那种极少社会性格的技巧，不过，由于他们自身的处境和敏锐的感受，他们仍然或多或少呈现了知识分子在转型期的孤独与矛盾。虽然这个问题只在当时的社会现象占着一小部分，但却也还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二

承接着五六十年代而来的七十年代，一般都称为“乡土文学时期”。从表面上来看，乡土作家反对现代主义的重个人而轻社会，非常重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主张文学要反映社会。不过，从现在的眼光来回顾，这里面仍然有一些复杂而矛盾的现象值得探讨。

现代主义作家唾弃周遭“传统而落后”的社会，把眼光投向进步的西方，乡土作家要求“回归”乡土，重新关怀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一块土地；现代主义作家通常比较注意“我”（知识分子）的“现代化”问题，乡土作家则反过来要求跳出“我”的界限，却关怀备受忽视的转型社会中的广大群众与人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七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很有一点对过去自我的表现加以“救赎”的味道。

这种“救赎”色彩加深了乡土作家浓厚而抽象的人道主义倾向，使他们在看待社会问题时容易形成一种固定的“范畴”式思考。以最具代表性的乡土小说来讲，这种思考表现为两种基本模式：首先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对立，如杨青矗的工人小说、王拓的渔民小说，以及宋泽莱的农民小说；其次是“跨国经济”对“殖民台湾”的剥削，以及相应而来的人格的扭曲，如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所写的相关作品。

对于这些作品，我们可以有两种批评：首先，从“表现”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问，它们是否写得生动而成功。但从本文的关心点来看，更重要的问题毋宁是：台湾社会是否只像这些乡土作家所看到的那么简单。我们不是批评说，他们把问题看“错”了，而是在问：是不是“只”从这个角度切入就可以了。

在七十年代曾经热切关心过社会事务的人，如果认真思考起来，对以上所说这些乡土小说，一定会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因为它们似乎遗漏了当时台湾非常重要的一项社会运动，即党外政治反对运动。政治反对运动的主要力量在八十年代组成民进党，民进党又成为台独运动的主导，这是后来的事情。在七十年代，党外政治运动始终是激动人心、扣人心弦的社会大事，但是，我们在以上那些作品中却极少看到对这一运动的描写。(www.chuimin.cn)

当然，这也不能全怪领导乡土文学运动的那些主要人物。就当时同情乡土文学和党外运动的反对派知识分子来说，几乎每个人都是双边同时支持的。但似乎很少人对这两条路线几乎平行而不交叉的现象感到惊奇，这实在是很有意思而值得思考的问题。

对于当时以政治运动为火车头所带动的一切“乱象”，当然并不是没有作家不感兴趣。譬如张系国的《黄河之水》就曾企图描写中坜事件前后台湾政治的“全貌”，但因其只列举一些肤浅的表面现象而无法令人满意。又如黄凡的《反对者》，借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探索行动，而把我们带到台湾社会问题的各个角度。这部小说的描写与陈述显然更为详尽，但同样地无法避免仅只于“表面”的感觉。这些小说所企图掌握的社会幅度，跟前述具有左翼人道主义色彩的作品，虽然所关心的角度有所不同，但好像都无法切入当时台湾社会的核心。

相对于现代主义的从“个人”出发来处理问题，七十年代的作家确实是想从“社会”的角度来写作品。但就“成果”而言，它们所呈现的“社会”的“真实性”又似乎在若有若无之间，我们如何来解释这种现象呢？

就社会性质来说，左翼乡土小说家对七十年代政治反对运动的了解与掌握可能有所偏差，而像张系国、黄凡等人的体会可能又有些模糊而不清楚。现在大家比较清楚，这是以中小企业主（特别是台籍的中小企业主）为核心的“中间阶层”的政治运动，它所反对的是国民党的那种早已僵化的官僚体制。他们最大的期望是：早已不具“民意”基础的中央民意机关能够全面改革到足以反映民意；同时，他们也希望这一官僚体系能够改革到足以适应台湾现在社会的需求。总括一句话，就是：立法机关的民主化和官僚体系的现代化。这样的要求，基本上也符合下层民众的愿望，所以自然能够带动下层民众的支持。当然，这一运动的领导群，也曾常常以下层民众受到忽视的物质需求作为“诉求”，以加强下层民众的向心力，但这显然不是他们真正追求的目标。

左翼乡土小说家也许能够了解阶级剥削的本质，也看到了台湾殖民经济的性格，但这只是“骨干”。作为“骨干”的“表现形式”的复杂面相，特别是中小企业主等中间阶层如何和下层民众结合在一起反对国民党的旧体制，他们没有（或者“不想”）去描绘，这就变成只有“骨干”而遗弃了“血肉”，总是不够真实。相反的，张系国和黄凡则只描写了一大堆无层次感的社会现象，就好像身在乱象之中的人，“不识庐山真面目”了。

这只是就社会性质的了解来说，如果再谈到文学表现而言，七十年代社会小说的缺陷也许就更明显了。不论是左翼乡土小说，还是张系国、黄凡一类的社会小说，他们所重视的是“社会”，而不是“个人”。当他们描写“个人”时，这个“个人”不是作为某种社会主张的“代表”，就是作为某种社会现象的“代表”，这些人物只是“社会”的表征，很少具有个人独特的生命形象。

这不是说，我们要回到现代主义的独孤的个人，而是，我们要切实关注正在社会“乱象”中或者彷徨或者“打混”的个人。作家并不一定对这个社会“乱象”提出明显的解释，或者提出某种救治方案。就作家的职责来说，他最感兴趣的应该是：在这个激动人心的社会时代里，许许多多活动在其中的个人到底在想什么、在做什么，或者说，在这样的时代里，到底出现了哪些最引人注目的个人形象。

在过去的西方小说家里，最喜欢处理一时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也许当数屠格涅夫。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很容易向我们指明，屠格涅夫的每部长篇小说处理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但是，现在谈屠格涅夫作品的人，却主要受了罗亭、拉夫列茨基（《贵族之家》）、叶琳娜（《前夜》）、巴札洛夫（《父与子》）等人的命运的感动，并且反过来通过这些人物“体会”到当时社会的某些“本质”。为什么屠格涅夫能够达到这种成就呢？他在回忆《父与子》的写作经过时，对于巴札洛夫这一人物的形象在他脑海中形成过程的描述很值得我们参考，他说：

作为主要主人公巴扎洛夫的基础的，是一个使我感到惊讶的外省医生的性格……在我看来，在这个出色的人物身上具体体现了刚刚产生，还比较模糊，后来被称为虚无主义的东西。这个人给我的印象非常强烈，同时又并不完全清楚；开头我自己也不能很好地认识它，于是我紧张地倾听和观察我周围的一切，好像要检验自己的感觉的真实性似的。以下的一个事实使我感到不安：在我国文学的任何一部作品中，那种我觉得到处都有的东西我甚至连一点迹象也没有见到……

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出，作为一个小说家，屠格涅夫如何把一个具体的人物形象和他所反映的社会现象联系在一起。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以这是“文学”而不是“社会分析”或“社会报导”；因为这个人呈现了某种社会现象，因此这是一本明明白白的“社会小说”，而不是表现孤独生命的现代小说。

如果我们说，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学作品，一个个单独的生命太多，“社会”只在无意间透露出一些苗头来，因此很难称之为“社会性的文学”；那么，七十年代的社会小说就是“社会”太多，很少出现具有生命的社会中的某一个人或某些人，因此很难称之为优秀的“社会文学”。

三

乡土文学时期在什么时候结束？下一个阶段的文学是否可以像“现代主义”或“乡土文学”那样，可以用一个总名加以概括？这都不是很容易回答的问题。这同时也显示了当前台湾社会的性质还比前两个阶段较难定位，而文学与社会的总的关系，也比较难以厘清。

有几件事可以看出，台湾社会的性质已慢慢从一个大而含混的政治反对运动和乡土文学运动开始转型。首先是民进党的组党和政治戒严令的解除；其次是乡土文学联营分化为统、独两派，并且独派逐渐趋于强势，“台湾文学”的口号取代了“乡土文学”；最后则是“后现代”概念的开始流行。综合这三者来看，八十年代中期是个分界点，至少到一九八六、八七年左右，乡土文学时期已经明显结束了。

如果要谈到八十年代中、末期到当前这个阶段，文学与社会的总体关系，也许可以提出一个令人感觉非常尴尬的说法，即，社会越来越明显地抛弃了文学，文学创作几乎要跟社会生活脱离关系了。如果拿前两个阶段来作比较，这种看似奇怪的说法就可以获得证实。

以五六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时期来说，当时的知识分子虽然不注意文学和社会的关系，而只在意个人命运的问题，但他们明显是非常重视这种文学的，文学是他们生活的重要寄托之一，社会大众也许忽视了它，但知识分子绝对不会。至于乡土文学时期那就更不用说了，文学被视为改革社会的重要媒介，它的严肃性是不容置疑的。

当前阶段的文学概念，可以从台湾后现代派的态度来测知一二。台湾的后现代是从“反使命文学”开始的，也就是说，他们反对给予文学太大的严肃性。他们的理论是，文学的重要性不在于它说了什么，而在于它“怎么说”，这是一个纯粹的“写作策略”的问题。而写作策略的主要考虑点在于：怎么样具有最高的娱乐性，怎么样让人看了愉快。在乡土文学末期起家的张大春，进入这个阶段以后的“演变”，可说最具有启示性。从《大说谎说》，到《大头春日记》，再到《我妹妹……》，书名越来越有趣，内容大概也与书名“平行”。至于现在的张大春，也许更乐于当个电视节目主持人。比他更早改变的是黄凡，他跟张大春同时开始反“使命文学”，强调叙述艺术的娱乐性，不久他干脆停笔，搞别的赚钱事业去了。

当然也有较严肃的后现代小说。但是这些习作（我们大概只能称之为“习作”），多半只是夹杂了大段议论文学与某些极其荒谬的幻想的“独白”。在这里，连黄凡所重视的“把故事说得有趣而娱人”的成分都消失了。这种小说，不但不关心其他人是什么样子，甚至连自己是什么样子都不想去描写（现代主义者至少还想描写“自己”）。这种后现代小说家只是想“说话”，把他的愤懑、牢骚、议论、幻想，一股脑地绞在一起，不停地说下去。这种自言自语式的作品，我们也许可以说是一种“流行的社会现象”，反映了某种社会心理，但要去其中寻找“活生生的人”或者“社会”，恐怕就有点徒然了。

至于“后现代”所反对的“使命文学”的代表乡土文学，其情况也没有多好。首先是创作越来越少，统、独大分裂以后，还有陈映真的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小说，和李乔的《寒夜三部曲》，企图从历史去找寻各自的论据，后来几乎就没有什么重要作品了。更奇特的是，不论是陈映真、王拓、杨青矗，还是李乔、宋泽莱、林双不，大家的重心都移到政治上去了，似乎可以为了“使命”而“放弃”文学了，这跟后现代的为了“反使命”而最终可以“取消”文学，真是形成有趣的对照。

更值得深思的现象是，为了“使命”把文学高悬起来加以膜拜，而其实并没有再创作新的文学作品。这里指的是“台湾文学论”的流行。台独派在乡土文学分裂、并最终“打败”左翼取得领导权之后，最重要的工作是“重造”台湾文学传统，以作为“独立建国”的意识形态基础。从学术研究上来讲，他们是有贡献的，因为学术界明显开始重视台湾文学研究了。但是，台独派又高喊要创造“台湾新文化”，但主要的动作却集中于“诠释旧传统”，这就形成一种尖锐的不协调现象。

这十年来，台独派的声势可以说越来越高涨，如果把李登辉领导的国民党和民进党加在一起，说是“四分天下有其三”，其实并不为过。现在，有哪个政治人物敢于公然反对“生命共同体”、“台湾主体”等概念？但是，在文学上，自宋泽莱、林双不停笔，吴锦发没有如大家所预期的发展下去以后，恐怕连台独派本身都不好举出一个引人注目的新进作家了。如果说，台独派虽然“找到”了一个旧传统，而却没有发现“新文学”，大概也不算太过分。（至于统派，在陈映真停笔已久之后，当然也没有什么好说了。）

台湾文学创作界的没落，我记得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就有不少人提及，大家颇为紧张了一阵子，也讨论过几次。现在，事隔十多年，大家好像都忘了这回事。例行的文学奖征文每年举行，学术界的现代文学会议则有增无减，“文学”好像只有这时候才存在。所以，我们很难不说，目前的台湾社会，包括文学界本身，好像都把文学“抛弃”，变成只有“社会”，而没有“文学”了。

综合上面三节所说，战后四十多年的台湾文学，其与社会的关系大致如下：在现代主义时期，从盛极一时的“个人”文学，可以“逼紧”出一点“社会”来；在乡土文学时期，“社会”完全笼罩了“文学”，“文学性”差一点消失了。在最近十多年，“社会”好像已经不在乎有没有“文学”了。

“台湾文学中的社会”研讨会（“五十年来

台湾文学研讨会”第二场）论文，中央大学

中文系主办，一九九五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