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台湾文学的发展及经验

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台湾文学“主体性”平议

从七十年代开始，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文学上，“台湾意识”日渐高涨。时至今日，“台湾人”（本省人）主导台湾内部政治事务已经成为定局；而在文学上，早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具有强烈“台湾意识”的文学评论者也已经发展出一套“台湾文学”的主张，跟政治上“台湾人”寻求政治支配权的运动相呼应，并成为台湾分离主义的主要意识形态之一。

台湾文学论者的重要主张大致如下：首先，他们要为“台湾文学”正名，他们不愿意再把战后的台湾文学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并且他们要把这一文学传统追溯到战前的阶段，甚至追溯到汉族移民台湾之前的“原住民”文学，并且把这一整个文学遗产统称为“台湾文学”。其次，在评价上，他们对于战后外省人在台湾所创作的文学，以及深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文学，采取相当否定的态度，对他们来讲，“台湾文学”的核心应该是表达“台湾人”特殊历史命运的那些文学作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认为，台湾的现代文学（从日据时代的新文学运动开始），最主要的渊源是通过日文所吸收的世界文学，跟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关系极为淡薄；因此，台湾文学是台湾文学，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学，台湾文学绝不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它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自主性与主体性。

本文不打算通盘性地评论台湾文学的一系列主张，本文的目的是想集中讨论台湾文学“主体性”的观念。就我个人的看法，强调台湾文学的“自主性”，最重要的意图是想把“台湾文学”从“中国文学”独立出来，想把“台湾文学”构设成一个独立性的文学传统。本文想要对这样的假设与观念加以分析、批评。

就个人立场来说，我可以同意台湾文学论者的部分看法，即基于地缘及历史因素，台湾文学是有它的“独特性”。但是，我相信，这只是一种区域的“独特性”，并没有鲜明到使它可以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中“独立”出来，而成为完全“自主”的文学传统。

但是，在写作态度上，本文主要不是“争论式”的，而是“分析”的。本文想从台湾文学的发展中，提出几个关键性的问题来加以讨论，并从这些讨论中呈现出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复杂关系。我希望，当这一关系分析得较为清楚以后，台湾文学“主体性”观念的某些矛盾也可以跟着突显出来。

本文想要提出来讨论的关键性问题如下：一、作为汉文化晚期开发区的台湾文学的问题；二、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反帝反封建的台湾文学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三、皇民化运动对台湾文学定位问题的影响；四、战后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对台湾文学定位问题的影响。

作为汉文化晚期开发区的台湾文学的问题

台湾最早在什么时候跟中国本部直接接触，这还有待历史家来作更详细的考证。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到了晚明，福建、广东的汉人（闽南人和客家人）才开始大量移民到台湾。到了明、清之际郑成功占领台湾的时候，台湾才有了汉人所建立的政权。康熙年间，清廷消灭郑氏，将台湾隶属于福建省，台湾才正式纳入中国本部的政权版图之中。所以，可以说，作为中国南方海面的一个小岛，台湾成为汉族的居住区，并由中国来治理，是相当晚期的事。也就是说，台湾是汉人最晚期的移民区之一，也是汉文化最晚期的开发区之一。

作为汉文化的晚期开发区，台湾的汉文学的发展，在日本治台以前，基本上没有什么特殊问题。在民间歌谣、传说、地方戏曲方面，以方言（闽南话或客家话）作为媒介而流传各地；在文人阶层（士大夫）方面，则以文言文作为媒介而创作古文、诗、词。这种双线发展，和中国本部并没有什么差别。

台湾汉文学的发展出现明显的“问题”的时候，是在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的发轫期。那个时候，台湾新文学的提倡者受到大陆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也主张用白话文来代替文言文。但是，即使对台湾的文人（更不用提一般民众了）来讲，白话文也是一种使用起来颇成问题的语言。

大陆新文学运动所提倡的白话文，是以北京话为基础所发展出来的官话。这种官话（现在大陆称为“普通话”，台湾称为“国语”），在它还没有经由现代式的国民义务教育普遍推广以前，除了使用官话方言区域的一般民众之外，事实上只有士大夫阶层（及部分的“吏”）才会讲（或会写），其他方言区的民众大半也是既不会讲，也不会写的。对一般民众来讲，真正的“白话”其实不是官话，而是他们从小所习知的方言。

但是，大陆的新文学家却从来没有想到，要以他们更为熟悉的方言（假如他生长在官话方言区之外）来写白话文。对不论出身于哪一种方言区的人来讲，白话文都是指官话的白话文。我们可以说，大陆的文人大半都是熟悉官话白话文的。

台湾的文人就不一样了。在日本统治之前，台湾的士大夫阶层大半会读古书，会写文言文。但是，一般而言，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有机会到内地当官或长期旅游。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有相当比例的台湾士大夫，只会读、写古代的“雅言”，却不会（或不太会）讲现在的官话，他们一般还是讲闽南话或客家话。在日本治台以后，这种情况只可能更严重。因为，很多人可以到日本留学，却不一定到内地读书，当然，到内地当官或从事政治活动的机会也更少了。再加上，日文又成为主要的教育工具，他们依赖白话文的程度更为降低。

了解了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知道，台湾的新文学家所写的白话文为什么会显得较为别扭，而且还掺杂了不少方言（特别是闽南话）的原因（这和大陆早期白话文掺杂较多文言要素成为有趣的对比）。

当然，最重要的是，在台湾新文学运动初期发生了一次在当时的大陆绝对不会发生的论战，即“台湾话文论战”。有人主张，真正的白话是“台湾话”（即闽南话），应该写“台湾话文”，而不是官话的白话文。因为，“中国白话文”拿到台湾已经不是“白话文”了。

当时支持台湾话文的人所提出的理由之一，现在看起来虽然“怪异”，但却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台湾人在那时应用“文学语言”的困难处境。他们说：会讲、会写中国官话的只有极少数的地主士绅；而且，在日文教育占优势的情况下，这种人会越来越少。将来台湾人要是不幸完全以日文来读、写，那么，台湾的汉文化岂不要断了根？但是，如果我们以我们熟知的台湾话来讲、来写，除非日本人能够消灭台湾话，不然，我们就先天上具有了保存汉文化的条件。

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日本在台湾厉行“皇民化”运动，台湾人读中国书的机会极少，不论是文言文还是官话白话文，只有极少数人会读、会写。这就造成了讲方言（闽南话或客家话）及日语，但写日文的普遍情势。在那种情况下，汉文化的存在危机确实令人担心。我们可以想象，万一日本人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并继续统治台湾，台湾人“日本化”的程度可能最终会使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人忘了自己原来是“汉人”。

在历史上，汉人一向以“雅言”系统（古代的文言文及现在的官话白话文）来维系文化的同质发展。是这种“书同文”的传统，把差异极大的各个方言区统一在一个文化体系之下，而识字阶层（传统士大夫）则在其中扮演实际维系的角色。

假设日本所统治的中国某部分，雅言的传统相当深厚，那么，可以肯定，类似台湾地区在日治末期所面临的书写困境，或者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不会那么严重。正是由于台湾是汉文化的晚期开发区，雅言的文化传统根基尚浅，才会产生日本统治五十年即濒临断绝的窘境。

但是，日治末期的台湾文化人，虽然读、写日语，不识官话，却由于日本人的压迫与歧视，而存着强烈的“中国意识”。正是这种意识，使他们在战后欢欣鼓舞地回归祖国怀抱，也使他们在光复初期狂热地学习“国语”——他们终于有机会好好认识“官话”了。

历史的嘲讽也正在这里——那个让台湾人可以大量学习国语的政权，国民党的政权，在治台不久，就因比日本人更甚的压迫与剥削，而遭到台湾人沉默的厌恶与唾弃。尤有甚者，这个不得民心的少数统治集团，居然想在推行国语的时候企图禁绝方言。这样的作为，使得台湾的文化人，在台湾意识高涨、台湾人重新获得台湾政治的主导权之后，反过来痛恨国语，把它视为“外国语”，从而掀起第二度的“台湾话文”运动。

这种企图跟中国文化切断直接锁链的现代“台湾话文”运动，原始动机当然是痛恨国民党的统治，并且把国民党直接跟“中国人”画等号。但是，我相信，在潜意识中，现代“台湾话文”的提倡者恐怕具有一种连他们都不愿意承认的“情结”——就是，对于不能顺畅使用官话（国语）所产生的一种排斥作用。

台湾的国语推行虽然很“成功”，但对大部分“台湾人”（特别是闽南人）而言，他们在讲跟写上，一直不能跟“居于统治地位”的外省人相比。我们可以说，即使到现在，能够得心应手地使用官话的台湾人还不是很多（即使受了国民党最“完整”教育的三四十岁这一辈人也是如此）。他们之中的“极端”，就把政治的压迫和语言使用的不顺畅混融在一起，从而提出一个他们以为“动机纯正”的“台湾话文”运动。

现代“台湾话文”运动的产生因素当然还比这里所说的复杂，我在这里也没有污蔑那些倡导者的意思（我个人使用官话的困难不会比他们好多少）。我在这里想提出来（可能也是一般人较为忽略的一点）的是，从台湾人跟中国现代“雅言”——即官话的关系，最可以看出，台湾在汉文化区所处的边陲位置。这种位置，由于日本人和国民党的统治而更形复杂，但它的“原点”，它的“原始面貌”，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我相信，想要更深入地考虑台湾文学跟中国文学的关系的人，不论正、反两方，都不应该忽视这个问题。

作为殖民地的反帝、反封建的台湾文学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

现代的台湾文学论者，喜欢强调日据时代的台湾新文学与中国的新文学没有什么深厚的关系，甚至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绝对不能否认，台湾新文学有直接受到日本影响的部分，跟中国没有什么牵扯。但是，要否认台湾跟中国的某种联系，恐怕也是不容易的事。关于这一方面，实事求是的具体研究几乎还没有开始。只有我们把这种研究进行到某种程度的时候，才能得到一些更可靠的结论。

在做这种研究的时候，先期性的诠释与论断最好也不要提出来。譬如，“留学”北京的张我军，曾经把五四新文学的理念带到台湾来，并对台湾的新文学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对于这样的事实，台湾文学论者就会说：张我军的情形只是个别现象，影响很小；或说：在台湾新文学发展过程中，张我军不是主流。在具体研究还嫌欠缺的时候，这样的论断都是下得太早了。

在我所看过的论著中，对台湾新文学的成立与中国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关系，举证最为踏实的，是日本学者河原功的论文《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现在我把他所谈到的相关部分，重新组织、摘要如下：

台湾割让给日本以后，台湾人适时而正确地掌握中国状况的条件并不是很良好。当中国发生文学革命和五四运动而迎接重要的转换期之时，台湾人几乎无法直接地去接触这气息和生命力。

能够敏锐地了解世界及中国的动静的是青年知识分子，但是，留学于大陆的台湾学生，直到一九二○年末，也不过十九人而已（一九一五年，台湾的日本留学生已达三百多人）。不过，在二十年代初，却逐年激增，到一九二三年已达二百七十三人（一九二二年台湾留日学生二千四百人），其中的关键在于“台湾文化协会”所推进的民族主义运动。

一九一九年初，林献堂、蔡惠如等留日学生在日本组织“新民会”，并于一九二○年创办《台湾青年》。一九二一年一月，林献堂、蒋渭水等人在台湾成立“台湾文化协会”，致力推行文化启蒙，并促进台湾人民族性的觉醒。一九二二年，日本的《台湾青年》为呼应台湾的文化启蒙运动及民族运动的展开，改名为《台湾》。一九二三年四月，“文化协会”的机关报《台湾民报》在日本创刊。

一九二二年一月，陈端明在《台湾青年》四卷一号发表《日用文鼓吹论》，这是台湾文化运动介绍中国新文学及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次年一、二月黄呈聪、黄朝琴分别在《台湾》（《台湾青年》改名）上发表《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及《汉文改革论》。两人随即从日本渡海到中国大陆去。

《台湾民报》创刊以后，对介绍中国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更是不遗余力。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五日，留学上海的许乃昌在《民报》发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紧接着就进入台湾新、旧文学论争的高潮期。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到一九二五年八月，《台湾民报》陆续发表了当时正在北京的张我军的下列文章：《糟糕的台湾文艺界》、《为台湾文学界一哭》、《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绝无仅有的击缽吟的意义》、《揭破闷葫芦》、《随感录》、《覆郑我军书》、《诗体的解放》、《研究新文学应读什么书》、《新文学运动的意义》等文章。(www.chuimin.cn)

与此同时，《台湾民报》也发表了不少呼应张我军意见的文章。“一直给张我军的论争全面提供篇幅的《台湾民报》，为了更推进新文学运动”（河原功语），也尽力转载了中国新文学家创作或翻译的作品，如：鲁迅《鸭的喜剧》、《故乡》、《狂人日记》，淦女士（冯沅君）《隔绝》，冰心《超人》，胡适《说不出》，周建人译、皮耶尔·路易斯《匹克路斯》，胡愈之译、爱罗先珂《我的学校生活的一断面》，胡愈之译、加藤武雄《乡愁》。

对于旧文学的反击，河原功说：“以《台湾日日新闻》为首的御用新闻提供篇幅给旧文学派，暗地里声援了其反击。这是因为若是汉诗人即符合日本人的东洋趣味，而害怕新文学理论中潜藏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思想被带进台湾。”

从以上的摘述可以清楚看出，是台湾文化协会的启蒙思想与民族主义倾向，主要导致了中国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介绍。而其着眼点，正如河原功所指出，因这些理论中潜藏了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思想因子。可见，是台湾新知识分子主动想要去了解母国的新进思想，并想把台湾人的命运和中国的前途作某种程度的联系。也就是由于这一运动的开展，才引发了台湾青年对中国的关心，使得中国的台湾留学生在二十年代初期急遽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说，台湾新文学的成立期和中国新文学只有微薄的关系，恐怕是很难成立的。所以，河原功在论述台湾新文学的初期阶段（一九二二一一九三一）时就说，本期的特色之一是：“从白话文运动经新旧文学论争而中国白话文在台湾固定下来。”另一特色是：“用中国白话文招致思想的开展以至于普罗塔列亚文学勃兴。”这样的结论就充分显示出，中国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如何主导了台湾新文学成立期的思想主轴。

一九三一年，日本对台湾岛内的各种左翼运动（其时已成为台湾社会运动及文化、文学运动的主流）进行大规模的整肃；一九三七年，日本废止台湾报纸的“汉文栏”，紧接着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皇民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这种情势下，借着新文学运动而推广的反帝思潮（不论是右翼，还是左翼），转为潜流而受到重大挫折，乃是可以想象的事。

所以，三十年代以后，台湾新文学的转型，并不是内部发展的主动选择，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加强压迫的结果；其影响，我们留待下节来讨论。但就三十年代以前的发展而言，我们不能不承认，台湾新文学反帝、反封建的基调主要是来自于中国的新文学运动。这一点，老一辈的评论家叶石涛是相当熟悉的。叶石涛是“台湾文学论”的首创者，但他在标举台湾文学的基本精神时，还是强调“反帝、反封建”这两点。年轻一代的台湾文学论者就不如此，他们通常比较重视所谓“自主性”（独立于中国新文学传统）的那一面，而不知道或不愿提台湾新文学成立时期的“原始基调”，这是他们较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

老一辈的叶石涛也有他的困难。既强调“反帝、反封建”，又重视“自主性”，于是不得不曲解日据时代的“台湾话文”及“乡土文学”论战，把它诠释为台湾文学追求“自主性”的先声。

然而，叶石涛最大的困难还在于，如何在现在落实“自主性”的台湾文学“反帝、反封建”的具体内容。如果照他所说，台湾文学传统的基本精神是在这两点上，那么，现代要反的“帝”、要反的“封建”在哪里？而这又如何跟日据时代的“反帝、反封建”一系统承接下来？

我后来终于想出叶石涛现在还强调“反帝、反封建”的暗示意义。可能他现在所要反的“帝”是“中国帝国主义”，而所要反的“封建”则是“国民党封建统治集团”。就他的立场来讲，这是可以说得通的。这样，他就可以说，以前台湾反“日帝”，现在则反“中帝”，台湾在一贯反“帝”之下，持续地追求“自主性”。当然，在这种情况下，逻辑上讲，又不得不面对反“日帝”时具有“中国意识”的矛盾现象。假如硬要讲下去的话，我们当然可以说，日据时代台湾知识分子的“中国意识”是一种认识不清的错误，现在才走到正确的道路上。那么，又不得不说，真正的“自主性”是现在才“开始”。在这种逻辑的推演下，我们就可以看出，要以“自主性”来贯穿台湾文学的历史，确实有它不可克服的困难存在。

皇民化运动对台湾文学定位问题的影响

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开始推行、在战争爆发之后更加严厉执行的皇民化运动，对台湾文学最大的影响来自两方面：一、全面禁止汉文，强令使用日语，这就使得原来已渐稀少的汉文创作的台湾文学完全绝迹。二、将台湾作家强行纳入“台湾文学奉公会”，要求台湾作家为“皇民化”运动而写作。这就是强制台湾作家不得表现中国意识的民族主义，而必须为自己能够身为“皇民”而感到荣幸与骄傲。

对具有反帝民族意识的台湾作家而言，“奉命”去写“皇民文学”实在是一种惨痛的经验。他们虽然可以含蓄地批评“皇民化”及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但无可否认，其中总含有某种程度的“扭曲”自己的人格的意味。如果是甘心为“皇民文学”而努力的人，不管他们事后是否追悔，他们所留下的作品，总是台湾人被殖民的惨痛经验中不堪回首的记录。

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看，这些作品可以提供被殖民者的“特殊心理记录”，自有其价值。但要这些被殖民者及其后代自己去面对这些作品，并作“客观”的分析、批判，毋宁是一件残酷而痛苦的事。可能是基于这样的处境，台湾老一辈的作家（到钟肇政这一代为止），一般都不太愿意谈皇民文学。

但是，年轻一代的台湾文学论者，有一些是对皇民文学有兴趣的。他们所提出来的最“正当”的理由是研究“历史”，不能故意舍掉某一部分，这样的“历史”，既不客观，也不全面，是一种“扭曲”的历史。从学术研究的立场来讲，这种话是可以站得住脚的。

但是，每当我看到或听到这些年轻的台湾文学论者有关皇民文学的意见时，我总忍不住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反感”。这种“反感”并不是因为我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的一种“理性”的反对，而是一种直接反射的“反感”——如果发表这些意见的人是我的朋友，同时我也尊重他的为人跟政治立场，这种反感就会更强。

他们的看法里面，有一种很奇特的、他们自己恐怕也不太自觉的倾向，即对于妥协性比较强的皇民文学作家如陈火泉，也尽可能设身处地地为他讲话，认为这是被殖民者的悲哀；而对于抗议性比较强的作家如杨达，则指出他也曾写过皇民文学作品。在这种倾向底下，自愿去迎合日本人的要求的作家，跟被迫不得不虚与委蛇的作家，他们之间的界限就在某种程度上被模糊化了。特别令人不舒服的情形是这样：应该受到强烈批判的人，却受到了超过其应得程度的同情，而应该受到同情的人，却被指出“也参与”了皇民文学的创作。而在做这种指认的时候，这些年轻的台湾文学论者的态度也是相当暧昧的——好像这些作家被抓到“把柄”了，而那些“罪证十足”的人就不需要受到这种对待——不但情有可原，简直还值得体谅呢！

说得更明白一点，年轻的台湾文学论者的基本态度是这样的：对于比较认同日本人的皇民文学，他们可以同情其处境，而对于比较具有中国意识（或汉族意识）的作家，他们却不惜以“学术客观”的立场，指出他们也有跟日本人合作的时候（对于分辨这种合作的方式与程度，他们则似乎不太关心）。

在我看来，这种台湾文学论者最可议之处在于：他们以他们现在对中国的排斥态度来衡量日治末期的台湾文化人。事实上，从历史的处境来看，当年那些努力拒绝跟日本合作的作家，才是最具有自主性的。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作家亲中国（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就抹杀了他们的抗日态度（我知道有些年轻的台湾文学论者是不太喜欢用“抗日”这一名词的）；同样的，我们也不能因为亲日的皇民作家没有（或不太有）中国意识，就反而同情他，而不愿意去批判他们当年的亲日行为。

如果为了坚持现在的反中国立场，而把日据时代亲日、抗日的是非加以颠倒，那不过更明白地表示，所谓台湾文学自主性的要求是一种纯粹的排斥中国的态度，而对于过去日本人对台湾人的压迫则可以较轻缓地对待（甚至忘却）。如果是这样，这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自主性，还不如更直接地表明它只是反中国，但并不反日本或美国。不过，指出了这种状况，也就指出了所谓自主性最大的矛盾。

皇民化运动所造成的后果，远超过文学的层面。我曾经在许多场合中听到一些台湾文学论者说：在太平洋战争末期，有那些年轻的台湾文人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中国人，还一直以为自己是日本人；到了光复以后，人家才告诉他说，他是中国人。他们讲这种话时，常常流露这样的倾向：你看，台湾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是一件有“历史根据”的事。

照这种逻辑推演下去，可以得到如此的结论：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对台湾人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自主意识”具有正面的贡献——因为，正是推行相当成功的日本化政策，使得许多台湾的文化人“不知道”他们在文化和血统上和中国原来的关系。

理论上来讲，具有同样文化和血缘关系的人，基于特殊的因素，是可以要求“独立”的。我相信，没有任何了解现代历史的人会理直气壮地坚持，只要文化和血缘相同就非统一不可。但是，在做这种“自主性”的追求时，却可以忘却某一个异民族的殖民统治，甚至潜意识中承认它在自己追求“独立”上的贡献，这毋宁是一件令人极难苟同的事。这样的态度如果可以成立，我就不知道，作为自主性之基础的族群（就说“台湾人”好了）尊严到底是在哪里呢？

战后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对台湾文学定位问题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三四年之内，中国国民党在内战中被共产党打败，不得不将中国本部拱手让给共产党统治，自己则控制着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台湾。在初期接收台湾的过程中，由于国民党内部腐败的种种不得民心的行为，曾经引发台湾人大规模的反抗。因此可以说，国民党主要是凭借着它从大陆撤退时残存的武力来统治台湾的。

在国民党的军事、特务力量，基本上还足以笼罩台湾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前二十年（一九五○—一九七○），台湾的文学发展的主导可以说掌握在外省知识分子手中。在初期阶段，国民党借着他所控制的各种文学组织，想要发展所谓的“反共文艺”，不久就证明了这种反共的“战斗文艺”是没有前景的。随着情势的发展，标榜纯正文学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所谓“现代文学”就逐渐成为战后台湾文学的主流。

这种现代文学，从历史的脉络来看，不能不说是一种异数（或怪胎）。首先，它完全漠视了日据时代台湾文化人所留下来的一点成果，它在台湾没有“根”。其次，它号称继承了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正统”，但它却不了解中国新文学在三十年代以后是怎么发展的，它事实上是排斥绝大部分的新文学传统的（它基本上是胡适、新月派、现代派系统的发展，根本不承认新文学中强大的左翼的写实文学）。

我们可以说，主要由外省知识分子所缔造的这种“中国现代文学”，基本上是脱离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主流，正如国民党已失去了中国的土地和人民一般。它根本不能体会与继承中国新文学传统中强大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它所标榜的只是一种空泛的“现代”观念。

受西方现代主义强烈影响的这种“现代文学”，根本不能了解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如何与中国人民寻求独立、解放的奋斗过程息息相关，它无法了解国民党败退、共产党当权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意义。在精神上，它跟国民党是一样“反共”的。而它正是以这种脱离民族主义立场的反共态度来呼应西方（主要是美国）对中国新政权的排斥态度，并扭曲地解释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史。

七十年代以后，随着台湾人意识的高涨，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传统逐渐被挖掘出来。到了七十年代末期，强调“主体性与自主性”的“台湾文学论”基本上已形成了，相对的，以虚假的“中国意识”为立场的“现代文学”主导期也就结束了。

从表面上看，“台湾文学”论者对台湾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少有好感的。因为，它压抑了台湾的本土传统，它不了解台湾人长期被压迫的命运，以及它标榜了“中国”的立场。但实际上，“台湾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绝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单纯。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台湾文学”论者无形中接受了“现代文学”对中国新文学传统的诠释。其次，“现代文学”系统下的文人，在相当程度上也默认了“台湾文学”论者所提出的“自主性”的理论。

“台湾文学”论者，除了老一辈的叶石涛之外，在谈到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时，多半不太重视其中的反帝精神，他们重视的是，日据时代的作家如何在逐步建立“独特性”的台湾文学传统。他们忘记了一种历史视野：落后国家（或地区）如何同时挣扎在现代化与民族独立（摆脱帝国主义侵略）的双重历史任务中。落后国家的“现代文学”因反映这样的历史命运，也就同时呈现了既反封建又反帝国主义的精神。同时，也是基于同一民族寻求解放的共同命运，把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跟中国的新文学联系在一起。

失去了这样的历史视野以后，台湾文学成为具有“独特性”的文学传统，而中国文学则成为“准外国文学”（由于台湾文学论者的强烈反中国倾向，他们对中国新文学的兴趣甚至比不上外国文学），“台湾文学”与“中国新文学”就被抽离出他们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框架，而成为互不相干的两个传统。对这种违反历史的诠释方式，事实上导源于台湾“现代中国文学”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极端扭曲的解释。

反过来说，从台湾“中国现代文学”这一系统的眼光来看，五四以来强大的反帝、反封建的写实文学就成为“落后”文学——其不够“现代化”正如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老旧的“落后”国家一般，而台湾的“中国现代文学”之远远更为进步也就不证自明了。在这种逻辑下，台湾的“中国现代文学”系统的文人也相信，台湾的文学是远胜过大陆。虽然他们把台湾和大陆对立的架构，不同于台湾文学论者之把台湾和中国对立，但两者之重台湾、之强调台湾的“优胜性”则是相同的。两者之互补，正如国民党与民进党之同样拒斥大陆一般。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