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与五四新文化：战后台湾文学的经验

2024-01-1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国民党与五四新文化传统每隔一段时间，总有人重新提起二三十年代文艺的开放问题。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政治、社会背景。五四运动代表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兴起。我们甚至也可以说，国民党的突然壮大，跟五四新知识分子的投身于这个革命政党有密切的关系。十六年以后国民党与新知识分子的分离，和辛亥革命前后与旧士大夫的隔膜是完全不一样的。

国民党与五四新文化传统

每隔一段时间，总有人重新提起二三十年代文艺的开放问题。但照例地，这个问题也总是再度搁置，不了了之。坦白讲，近几年来国民党对于二三十年代文艺的管制，已经放松得多了。假如人们有心寻找，就不难买到一些二三十年代的文艺作品。但是，国民党这种“放松”政策，却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非有心去促成的。现在的国民党所要面对的迫切问题实在太多了，二三十年代的文艺根本不算什么。读者既然存在着极大的好奇心，书商为了牟利起见也就不惜“触犯法网”，而已经忙得不可开交的国民党知道无法再管，也只好“顺应舆情”，睁眼不看算了。然而，一谈到“明令”开放，国民党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国民党总是吞吞吐吐地说出各种理由，而结论总是，为了台湾的安定起见，此事还须从长计议。这就证明，目前对于二三十年代文艺的政策，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不是国民党有心造成的。

为什么一触及“明令”开放的问题，国民党就表现出犹疑不决的态度呢？因为国民党有一个历史的结，这个结不解开，国民党就无法坦然地面对二三十年代文艺。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国民党无法忘记过去的历史经验，深怕历史重演。既然深心底下存在着这样的“恐惧感”，我们又如何期望国民党决然地采取开放政策呢？

那么，什么是“历史的结”，什么是“过去的历史经验”呢？那就是国民党跟知识分子，尤其是跟五四知识分子的关系。这个问题，不只是跟现在的国民党还有密切关系，就是跟现在台湾的知识分子也息息相关。所以在这一个纪念五四的日子里，实在有必要提出来谈一谈。

国民党的创建人孙中山先生，是最早看出，只有革命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先知先觉。我们可以想象，这么激烈的政治主张，在清朝末年，绝对不可能为传统的士大夫阶级所接受。生性保守的传统士大夫，也不是不知道中国非变不足以图存，但他们只能认同于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主张。在革命派与立宪派对立的初期，很少士大夫是站在革命派这一边的。而我们也不会忘记，兴中会与同盟会早期，孙中山先生最有力的革命资源是华侨与会党。我们也应该记得，章炳麟在上海办报主张革命轰动一时的状况，因为章炳麟不但是传统的士大夫，而且还是传统士大夫中最有学问的人。章炳麟东渡日本之后，孙中山先生马上把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交给章炳麟主编，由此可见章炳麟举足轻重的地位。宣统三年的黄花岗之役之所以震动全国，原因之一就是，七十二烈士之中居然竟包括了像林觉民那种良好出身的人。汪精卫的暗杀摄政王，除了事件本身惊人之外，令当时大感意外的也是，暗杀者竟然是这么温文儒雅。

由于满清朝廷的措置乖张，最后逼得立宪派的士大夫不得不转向革命。在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夹击之下，满清王朝终于崩溃，但满清王朝的崩溃并不表示传统的士大夫从此就与革命派立场一致。在袁世凯与国民党对抗的时期，以梁启超为领袖的进步党总是支持袁世凯，而进步党实际上就是立宪派的化身。只有在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时，梁启超和孙中山先生才又短期合作。

在北洋军阀统治的时期，由进步党分裂出来的种种流派继续与军阀合作，而国民党则被逼退居广东，甚至常常受制于两广的地方军阀。中国的政局愈来愈坏，有识者知道从政不足以有为，于是转而从文化建设着手。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政治、社会背景。五四运动代表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兴起。旧立宪派较开明的人，如梁启超；旧革命派暂住于北京的，如吴敬恒，基本上都同情新文化运动。但作为新文化运动核心的新知识分子，基本上是新时代的产物。新的教育体制，新的都市文明，使他们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士大夫。传统的士大夫实际上就是农业社会里的地主，而年轻的、新的知识分子，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基本上都向往西方的近代文明。新知识分子当然不满北洋军阀的作风，他们强烈希望革新，因此他们对具有数十年革命经验的孙中山先生，基本上是同情的。旧士大夫保守，新知识分子激进，必须知道民国初年知识阶层的递嬗演变，我们才能了解民国十五年前后，国民党再度兴起而终于成为中国政治舞台的主角的社会原因。

新知识分子在民国八年五四爱国运动之后逐渐分裂，以陈独秀为首的一派，向往社会主义，直接走上政治的路；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派，则以西方为楷模，继续走文化建设的道路。新知识分子按照他们对北洋军阀政治反抗的强烈程度，在不同时期离开北京。最主张政治改革的陈独秀最早离开，到上海去组织共产党。其次是鲁迅，他在段祺瑞“三·一八”屠杀事件不久，为了避难，只好到厦门教书。最后，改良派也不能容身，胡适终于也走了。不论是哪一种程度的反抗，不论是哪一种政治主张，这些知识分子最后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广东的国民党联系上。

民国十三年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国民党在大会上正式确立“联俄容共”的方针。我们可以说，国民党党史上，从民国十三年到清党这一段时期，是国民党与知识分子“合作”得最好的一段时期。我们甚至也可以说，国民党的突然壮大，跟五四新知识分子的投身于这个革命政党有密切的关系。正如前面已经提到，新知识分子并非全部左倾；但无可否认的，在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的青年运动似乎没有共产党做得好。于是，新知识分子的左倾大势越来越明显。因此，民国十六年的清党，实际上就是把大部分的新知识分子清出革命阵营，而结果就是，国民党与知识分子的对立又重新开始。

十六年以后国民党与新知识分子的分离，和辛亥革命前后与旧士大夫的隔膜是完全不一样的。旧士大夫不能理解中国所要面对的新形势，他们不肯认同于革命运动，主要的错误并不在国民党。而五四运动新知识分子，则努力要掌握中国的未来，他们有的是革命热忱，国民党既不能在事前赢得他们的支持，而被共产党所争取；清党之后，又不愿尽力挽回局面，一任知识分子的左倾浪潮不可扼抑地汹涌下去，从此以后，国民党的政治前途就困难重重了。(www.chuimin.cn)

北伐以后，国民党与知识分子的矛盾，不但表现在左倾知识分子这一方面，甚至也表现在改良派的那一面。清党以后，改良派的新知识分子已经明显居于劣势，但国民党对于改良派也并没有“假以辞色”。一直到“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为了面对日渐严重的局势，才跟改良派有较进一步的来往。但是，国民党也并没有真正对改良派推心置腹。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来以后，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着“五四亡国论”，认为大陆的沦陷，五四运动要负直接的责任。而且，曾经有人匿名撰写《胡适与国运》，明白地指着胡适批评。一直到现在，我还确知，最保守的现代史教授，一提起五四就痛骂不已。这种情形，国民党并非不乐于见到，因为国民党一向坚持现代史这一门课是思想教育，而不是历史教育。

明白了国民党跟五四新知识分子的矛盾关系，就不难了解国民党为什么要长期拒斥二三十年代的新文艺，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文艺运动根本就是密不可分的。清党前后，新知识分子大部分向左转，当然，新文艺也跟着向左转；所以左倾知识分子跟左翼文学，实际也就是二而一的东西。国民党拒斥二三十年代文艺，根本就是在拒斥五四新知识分子，拒斥其一直想忘记的那一段痛苦历史。

然而，历史是可以凭着拒斥而加以忘记，加以消除的吗？历史是要“检讨”的。只有从失败中得到教训，过去的历史才有意义。当然，国民党不一定全错，而新知识分子不一定全对。然而，长期以来国民党学习历史、检讨历史的方式却是，把错误推给知识分子，并把其管制下的知识分子看得死死的，免得他们“重蹈覆辙”，这种做法真正令人大惑不解。

不过，长期禁止二三十年代文艺，如果单纯只是国民党一党的事，我们大可不必置喙，因为那顶多只代表国民党不肯承认自己有错罢了！但是，事实并不如此。长期拒斥五四新文化传统，长期禁止二三十年代文艺的后果是，台湾的文化出现了真空，缺少了传统，因而无形中助长了各种形式的分离主义的倾向。

五四的文化传统，不管走的是“西化”路线，还是“俄化”路线，基本上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集合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英所逐渐累积起来的这个传统，不管有多少的错误，但代表的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问题的一个深切反省。对于这个传统，我们可以批判，并借此探索中国的未来。但绝对不可以“斩断”，“斩断”就是从头来。光复以后台湾的经济环境可能比大陆大部分的地区都要好，但台湾的文化环境则绝对不是一个可以一切从头来的地方。国民党没有把五四新文化传统带到台湾来的意义就是：在台湾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不论是本省籍的，还是外省籍的，根本就没有一个文化传统来继承，来批判。

一个地区可不可以没有文化传统？当然可以——也许有人会说。只要经济不断地成长，财富不断地累积，文化就会在富裕中成长起来。当然，四十年来台湾走的刚好是这一条道路，而结果就是：我们只有最粗浅的商业文化，以及从商业大国如美国、日本所剽窃来的更好的商业文化。有没有“中国的”文化呢？有的：教科书上的五千年文化，以及另一种教科书中的三民主义文化。这两种文化从来没有跟生活结合在一起，跟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大都是从美国或日本输入。所以我们已经不必宣布分离，就已经有浓厚的分离倾向。土地既不相连，政治、经济全然没有来往，连最后一条文化脐带也被切断，还有什么好“认同”的呢？

让我们来假设这样的一种状况：假如民国三十八年政府迁台时，台湾只有山胞，或者原住在台湾的闽南人、客家人数量远不及迁来的外省人；又假如在那种情况下，台湾的经济仍然如台湾现在的“进步”；请问：已经住在台湾四十年的那些“中国人”，现在是较倾向于独立，还是较倾向于“统一”呢？似乎也有人说过，假如台湾来一次民主投票，以决定台湾的未来，选择途径有四种：并入美国、并入日本、独立、统一：那么，可以肯定的是：选择统一的一定最少。理由何在呢？理由当然不是：“台湾人”自外于中国，想要独立。

国民党把几百万的“大陆人”带到台湾，而且统治台湾已经有四十年之久，假如台湾竟然“独立”了，不管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国民党都要对历史，对所有的中国人（包括后代）负责。四十年来，国民党努力要使台湾的中国人跟中国现代的主流文化（五四文化、文学传统）切断关系，长期禁止二三十年代文艺；对于这个工作，国民党已经做得不能再好了。但历史已经发展到目前的阶段，国民党已经可以好好地想一想，是不是可以改变政策了。

《文星》复刊九期，一九八七年五月

国民党与五四新文化：战后台湾文学的经验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