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之死—战后台湾文学的起点

2024-01-1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至少，三毛的自杀引发我想说出我个人对台湾女性问题及其所牵涉的一般社会问题一些更坦白的看法，算是我对台湾社会某一侧面的省思的起点。台湾女性问题的第二个范围是三十岁以上，逐渐成为、或者实际已经成为“单身贵族”的女性。

三毛之死——台湾女性问题省思的一个起点

民国初年的大学者王国维意外地投水自沉，引起中国知识界的震惊，许多人纷纷揣测他自杀的原因：诸如他支持宣统皇帝溥仪的遗老心态，他和罗振玉之间的复杂恩怨，以及他对即将到达北京的国民革命军所潜藏的恐惧，都被人谈到了。但是，比他年轻一代的史学家陈寅恪却从更广泛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旧文化之面临沦亡命运，及作为这一文化之最后代表者王国维之自沉，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陈寅恪似乎并未正面回答“王国维为何自杀”的问题；但更深刻地看，陈寅恪却比一般人把握到王国维的心理危机。

三毛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物。她是台湾社会最著名的流行作家之一，不管你喜不喜欢，谁都不能否认十多年来她对台湾一般读者，特别是年轻女性读者的广泛影响。在她自杀之后，各大报（特别是两大报）无不以最显著的标题，最巨大的篇幅来加以报道。这就足以证明，她在一般人心目中的分量。不过，对于她的自杀，有一些人似乎还想从具体的事情上去寻找原因，而另一些人则因找不到这种答案而颇感困惑。也许，我们可以效法陈寅恪的做法，从较大的角度来思考这一事件所隐藏的不寻常的社会意义。至少，三毛的自杀引发我想说出我个人对台湾女性问题及其所牵涉的一般社会问题一些更坦白的看法，算是我对台湾社会某一侧面的省思的起点。

三毛的自杀“行动”最令人惊讶的是她的“勇敢而坚决”的方式。她的自缢不同于传统的上吊。一般的上吊，把绳子挂在高处，自杀者踢掉垫脚的椅子后即使想后悔都来不及。但是，在三毛自杀的浴室里，悬挂丝袜的点滴挂钩并不高，要后悔也来得及。由此可以看出，除非三毛当时的心理特别异常，不然就只能说，她自杀的意志非常果决。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也是三毛式的结束生命的一种浪漫方式。问题是，这种“浪漫”和三毛作品中那种浪漫的怀想是多么的不同啊。李昂说：“怎么会选择这么难看的方式寻死？”这种批评背后所隐藏的“浪漫心态”最足以反衬三毛的寻死是非常“现实”的。这种赤裸裸的现实和三毛的作品世界的巨大差距明显到任何人也无法否认，所以，有一位记者才会说：对许多三毛迷而言，无疑是一声惊雷，一个惨重的打击。

因此，三毛一些比较熟悉的朋友就说了实话，他们谈到三毛内心其实是颇为空虚、寂寞的。季季说的更有意思，她说，三毛的作品，一向被读者认为是“坦诚相见”。许多读者也许永远不知道，三毛作品的“坦诚相见”，有一大部分是出自于“自我幻化”。三毛身心的长期疲劳，形之于外的肇因是参与各种活动，形之于内的即是在作品中不断地自我幻化；这二者的终点都是为了“满足他人”。我很想在季季的感想之后再加上这一句：更重要的是为了“满足自己”；当她最后发现，这些都不再能满足自己以后，她就选择了死亡；在这个时候，她结束了“自我幻化”，直接而勇敢地面对了“现实”。

讲得更坦白，我的意思是这样：三毛先是以她的作品，后来再加上参与各种活动，提供了读者最佳的逃避现实的服务。三毛的自杀，让我们意外地看到，更重要的是，她也在自我服务。她的自杀说明了，她的“自我幻化”已不再能为自己服务；同时也说明了，她一向对读者所提供的服务，只是“望梅止渴”，并不是真正的服务。不过，她为此付出自己的生命，我们应该尊敬她，因为她是真诚的“自我幻化”，也因为她的死亡可以让我们的社会真正了解到，我们再也不能停止在各种形式的“自我幻化”上，我们必须开始面对现实。

现实当然有各种层面，不过，跟三毛的死最有直接关系的，应该是台湾当前的女性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是：由于台湾严重而不引人注意的女性问题，才促成了三毛式的“自我幻化”的出现与流行。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可分成三个范围来加以考察。首先谈到十八岁左右到二十八岁左右的年轻女性。在这个阶段，女性最主要的问题是恋爱。恋爱虽然是“自由”的，但在台湾目前的社会里，男女交往的机会一方面不是很多，一方面交往起来心理上还不是很自然；也就是说，男女不容易在频繁而自然的交往中，从众多的异性朋友里面，和其中一个“不知不觉”地产生感情。因此，一般的“自由恋爱”大都是女性等待男性来“追”。即使女性采取某种主动，总还是隐含在被动的状态中，因为最后的主动权还是掌握在男性手中。在这种情况下，等不到男性来追，或者等不到她喜欢的男性来追的女性的窘境就出现了。这种女性通常比较内向，或者相貌、条件比较平常。即使我们的社会目前各方面已经比较进步，但是，像这种类型的“等待”爱情的女性一定还不在少数。

年轻女性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性。在跟异性的交往中，女性时时会面临这方面的诱惑。如果她为了感情的进发和自然的反应而“妥协”了，她就要随时承受万一这一次爱情终止以后她自己如何自处，以及她将如何面对下一次的恋爱对象的问题。坦白说，我们的社会始终对此“沉默”不言，我们始终不愿公开承认，性行为是恋爱过程中的“一环”。也就是说，传统的守贞观念在现代的求偶过程中会造成女性极大的困惑。在这方面，我们的社会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开放而合理的“规范”，以便让女性有真正的自主权。我们似乎默许女性可以跟已“固定”对象较“自由”行动；但我们忘了，是否已“固定”，主动权并不在女性这边。我们把这方面的责任推给女性，最后又有“权”批评她“活该自作自受”。(www.chuimin.cn)

台湾女性问题的第二个范围是三十岁以上，逐渐成为、或者实际已经成为“单身贵族”的女性。这个问题其实是上一个问题的延长。由于“恋爱”这种现代式的求偶方式的“不顺畅”，台湾“被迫”成为“单身贵族”的女性似乎逐渐在增加。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他生活中所知道的女性印证到这一点，但社会始终没有较正式的统计，更始终没有承认，这已经造成一种表面无波的“社会问题”。中国人的大同理想里面是有“男有分、女有归”这一条的，由此可见，当女性的“单身贵族”逐渐“被迫”增加的时候，我们决不能说，我们的社会已经很“进步”。更糟糕的是，我们居然很少人想到这是一个社会应负起责任的问题。

除了许许多多的问题之外，单身女性当然也有“性”的问题，我曾经在报纸的生活版读到一篇谈论单身女性的性生活的文章，作者见解之通达令我相当佩服。问题是“果于行动”的女性究竟是少数，大多数的女性由于个性内向、习惯于遵循传统规范而不知不觉成为单身贵族，当然她们也会因为这种个性而“循规蹈矩”。这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对严格遵守它的规范的温驯女性的“惩罚”可能是最为严厉的，这岂是“公平”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根本无权去批评报纸曾经喧腾一时的“午妻”现象。

台湾女性问题的第三个大范围牵涉中年女性的精神生活。已婚的女性，由于现在已经定型的少生子女的影响，通常在子女进入小学以后，就会获得远比传统女性所拥有的更多空间与自由。那也就是说，“相夫教子”已经不足以填满女性生活的全部。这是现代社会非常重大的进步，因为这是女性在男性的生活之外获得自主性的必不可少的一环。问题是，在女性得到这些“形式上”的“自由”之后，她们要以什么实质内容去加以填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认为，现代的女性的角色责任不再只是相夫教子，那么，她应如何重新把自己加以定位。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呈现这一问题。最近报纸报道了胡茵梦“闭关”半年的消息，又说某一女星（名字已忘）正在学瑜伽。三毛自杀以后，报纸也谈到她的“通灵”现象。在这种种的行为背后，多少都透露了某种内心生活的空虚。为什么在获得了大明星或名作家的头衔之后，她们在自我定位上还有困难呢？

也许有人会说，正因为她们没有“相夫教子”。如果正是如此，那就更足以证明，我们的社会到目前还只给予女性形式的自由，还没有承认女性在传统角色之外的自主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已婚女性在孩子已经上学、丈夫忙于事业之后所可能隐藏的角色认同问题。

在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社会问题或者以有形的方式加以呈现，或者以无形的方式表现出来。前者如劳工问题、无住屋问题、赌风问题；后者如老人问题、女性问题。中国的女性，由长远传统所培养的温驯个性，正默默地承受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时代命运”。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沉默”，就说问题根本不存在。我们也不能因为诸如三毛、胡茵梦等人的突出个性，就说这只是他们个别的问题（要不然别人怎么不如此？）。要不是她们个性的“特异”，她们怎么会把问题显现出来？她们的特殊性恰恰足以反映沉默的多数女性所隐藏的问题。

证据是，三毛的“自我幻化”不但“自我满足”，还让许许多多的沉默的女性得到暂时的满足。所以，三毛自己虽然以自杀来结束她的“自我幻化”，问题并没有解决。她只是让她自己得到解脱，可以永远“休息”，但在她的“自我幻化”中得到某种安慰的女性，她们所默默承受的问题还在那边，等待我们的社会睁开眼睛来加以注视。

《自立早报》副刊，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一日一十二日

三毛之死—战后台湾文学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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