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的两本小说集-战后台湾文学经验

不由自主的小说家——评朱天心的两本小说集

评《我记得……》

一

朱天心前年（一九八九）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我记得……》收进了四篇政治性浓厚的作品。这四篇小说，由于它们共同具有的、强烈的反政治运动的色彩，和台湾当前的社会“气氛”相当格格不入，必然会引起读者的注意。特别是其中的《佛灭》，由于明显地影射实际的人、事，在报纸发表之初即引起许多议论。这样的作品，如果想要加以讨论，恐怕很难不扯入意识形态之争。不过，按照个人的看法，这几篇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写实”格局，在台湾近年来的小说中，却显得相当独特而具有突破性。因此，虽然有可能掉入“意识形态论争”的泥淖中，我仍然愿意冒险来加以讨论。

这四篇小说可以分成两组：较早的两篇《我记得……》和《十日谈》，野心较大，所牵涉的人、事面较广，但也因此而成为失败之作。在较晚的两篇《新党十九日》和《佛灭》里，作者极力把格局缩小，只从一两个人物出发来观察问题，却反而较能深入，写出了台湾近年来难得一见的、成功的“写实小说”。

在《我记得……》这篇作品里，朱天心想要描写七十年代后半期整个党外政治反对运动理想的虚幻性。在她的情节设计里，男主角先是投入反对运动中，并且在其中有了优异的表现；然后他逐渐地疏离出来，终于因在广告界的成功而成为他以前所反对的社会中的一员。男主角在遭逢车祸、很可能丧生的一刹那，回想起这整个过程，颇有人生虚幻之感。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劫后余生，躺在医院的手术房中，愈加感到生命的荒谬。

朱天心把男主角置放在郭雨新落选的那一次增额立委选举到以“中坜事件”落幕的那一次轰轰烈烈的大选的时间脉络中。在这个剧烈转变的时代，我们看到男主角从不知政治为何物的大学生，变成一个热衷政治的青年。在这中间，他在家境的贫困和政治的理想中感到一种矛盾对立的痛苦，也在他和外省女子杨莉的情爱纠葛里意识到一种他无法解决的政治困境。种种的问题终于在他进入广告界，并逐渐在当代生活立稳脚步以后有了总爆发，而产生往日理想和当前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

这么广阔的场景，以及这么漫长的心理挣扎，如果没有长篇幅的、令人信服的、仔细的描写，是绝对不足以竟其功的。然而，我们只看到i快速的场景转换、倏起倏灭的内心感受的浮现，以及作者的“偏见”所作的种种刻意安排。在这种情况下，这篇小说之流于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下一篇小说《十日谈》里，朱天心把时间限制在一次竞选活动里，但她的企图心并不因此而显得较小。她让截然不同的四个人物投入到这一活动中，想要从四种角度来共同彰显政治反对运动的荒谬性。这四个人是：下层阶级出身的红猴，热衷于支持反对运动，但对政治却一无所知；老政治犯陈昌，被政治人物请出来撑场面，却强烈感受到他和群众的隔膜；大学生黄书婷，想在实际政治中印证她在课堂中所学得的学理，但却完全地失望；以及，和台湾世家有所关联，曾经游走于美国、日本，接触过一些反国民党老一辈人物的施敏辉，表面无时不在接触政治，实际上完全融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轨道里。

朱天心对于反对运动的态度强烈而主观地表现在她的人物选择上；事实上，我们很可以在相同出身背景的考虑下选出另外四个人，而这四个人的表现和感受是可以“有利于”反对运动的。如果朱天心非要选择她所“喜欢”的这四个人不可，那么，她就要对这四个人作出令人信服的描写。然而，她所提供的篇幅，以及她所秉持的强烈偏见，显然都不足以让她来完成这项任务，反而让我们看出，她在强力地“运作”她的人物。就整体效果而言，这篇小说的失败程度还要超过《我记得……》。

二

综合来看，朱天心在《我记得……》和《十日谈》这两篇小说所采取的写作策略是这样的：以大场景的方式来写反对运动，然后再从其中人物性格、行为的种种矛盾来整体地呈现反对运动的虚幻与欺人的面目。她的失败是来自于：因为场景放得大，容易给人一种浮光掠影、描写不足的感觉；也因为场景大，不能全心全意地对反对运动的“问题”人物作细腻的描写，因此就更不足说服人，而只让人明显地看到作者意志的强烈表现。

在下两篇小说里，朱天心放弃了这种野心过大的策略，而把焦点完全集中在支持反对运动的人物在行为和性格上的矛盾。她的诉求逻辑是这样的：如果支持反对运动的人物的“道德”出了问题，这个运动的“本质”不也是问题重重吗？这种逻辑是否可以成立，当然还有待讨论。不过，朱天心在《新党十九日》和《佛灭》这两篇作品里，对人物的“问题性”的描写确实是相当深入而精细，相当令人信服，因此，也就可能达到她所企图的对政治反对运动的杀伤力。

但是，事情的辨证发展也可能出乎朱天心的意料。《新党十九日》和《佛灭》的人物描写，实际上已超出原始的政治动机，而有了不寻常的“现实”意义。就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称赞，朱天心表现了优秀的小说家的品质。

从某种角度来看，较后写作的，一发表就备受议论的《佛灭》，可以说是对台湾从事反对运动的知识分子的精致而又淋漓尽致的“毁谤书”。朱天心把握到了某种知识分子的弱点，毫不留情地加以描述、披露，因而也就迂回地达到她对反对运动的“批判”。

作为反对运动的发言人的男主角，行为上充满了矛盾，而且他本人也意识到了这种矛盾。他知道“理想”是什么。但他也知道实现这种“理想”并非他力所能及。就实际而言，他是个机会主义者，他玩股票，他周旋于某些上流圈子，但他也到处演讲，推销他的“反对”理念。他搞反对运动，但却不会忘了自己的利益，甚至可以说，他借着搞反对运动而得利。

但是，这还只是他的一面。实际上他并不浅薄，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理想，他的机会主义未尝不可以说是：知道“理想”永远不可能达到以后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及时行乐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特别可以从他对女友阿云的依恋上看得出来。

阿云的迷人之处在于：她那种完全动物性的性本能。她在性方面的无休无止的需求，以及乐此不疲的“游戏”，让男主角完全摆脱了道德的思虑，而沉溺在原始的欢快之中。

这篇小说中的性描写可以说是导致作品成功的主要因素。朱天心也许会认为，当她以性的无耻的放纵来“毁谤”这一对男女时，他们的名誉就会彻底破产。我个人的感觉并不如此。当他们沉溺在“性爱”之中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最“幸福”、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当他们回到动物的最原始状态时，他们的矛盾和问题就暂时“不存在”。他们对性的动物性欢快的沉迷，其实正就是他们无能面对现实问题的一种虚无主义式的逃避。正是朱天心最觉得可以“毁谤”男主角的地方，我却看到男主角无能解脱反对运动困境而来的那种强烈的虚无感。

所以，彻底说来，男主角的机会主义和虚无主义这种道德性的“致命伤”，在朱天心以为正就是反对运动的“致命伤”；但实际上却是：这种道德上的弱点正是社会现实的问题性的呈现。如果我们说：男主角“病”了，那也是因为，这个社会“病”了。我们当然不能说，男主角因此不能加以批判。但我们更不能说，产生像男主角这种典型（实际社会中应该不算少，虽然表现形态略有差异）的社会就“没有问题”，因此也就不必加以“反对”。

从认知角度来说，朱天心以为批判了男主角的人格，就等于批判了反对运动。但实际上朱天心的小说却让我们了解到：产生这种奇怪的扭曲人格的社会，是应该注意，因而也是值得批判的。朱天心以为道德问题是“因”，实际上却是“果”。不过，她把这个问题写得这么出色，让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加以解释，她的小说家的本事是应该加以承认的。

三

朱天心虽然把《佛灭》的男主角的问题性描写得相当精彩，但却还比不上她所塑造的女主角阿云的形象。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干瘪黄瘦的，刻意打扮得具有大学女生的气质，但又拥有过人的性欲和技巧，似乎是专为勾引男人和做爱而生的。朱天心的本意是要“毁灭性”地咒骂她，然而她所呈现出来的阿云的性格却如此的生动而“迷人”，她的多面性恐怕远超过朱天心的想象。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女人，生来就具有随时随地想要迷倒男人的欲望与本领？为什么她会如此地耽溺于性的诱惑与游戏中，像她在咖啡厅的桌下挑逗男主角，以及她在男主角出国时送给他别出心裁的自画自作的勿、黄书”那样。显然，她的行为是不具有动机的，她只是爱玩、爱倾倒众生，她的行为本身就是她的目的与动机。你当然可以说她是风骚与淫荡，但是，这种道德式的批评又怎能抵消她所表现出来的特异性格的令人困惑而着迷的力量？

朱天心创作的动机和她对女人特殊的感受力可能是相违背的。她以为她是要“攻击”某个女人，但是，她的敏锐的嗅觉所引导她塑造出来的女人却是异常生动而难以用道德的批判而加以一言骂尽的。这不只在《佛灭》的阿云身上可以看出来，在《新党十九日》的女主角身上也可以看出来。

《新党十九日》写的是郭婉容宣布恢复开征证所税引起股票崩盘之后所形成的“股票党”。对于这一次闹剧式的股票风波，朱天心放弃大场景式的描写，把焦点完全放在被卷入其中的一个家庭主妇身上。朱天心的本意是要从女主角在股票市场与股票风波的种种基于自身利益和自身特殊的内心状态的角度，来呈现股票党抗议风波的荒谬性质。但是，由于朱天心对女主角的生活形态作了精细而令人信服的描写，这篇小说无意中成了现代都市家庭主妇空虚生活的最佳写照。

当女主角逐渐被股票所吸引以后，她发现她的生活突然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而充实的感觉。她每天坐在光亮、干净的速食店里，喝着咖啡，研究报纸上的股市行情，和新结识的股友谈论种种看法。晚上，当丈夫和孩子入睡以后，她自己泡了茶，很仔细地咀嚼刚买的专业财经杂志，“她眼睛暖暖的感动起来，原来世界如此之大，却又与她是这样近。”（143页）对于开始玩股票以后的整个内心意识的改变，朱天心是这样加以总结的：

她觉得才不过几个月，自己偷偷长得好高好大，好像回到青春期时代每晚洗澡时的打量自己的身体变化，好陌生，可是大概是好的吧。（144页）

这种语气虽然比较女孩子气，不很适合女主角已入中年的身份，但却把握到了女主角在面对生命变化时的真切感受。

当她已经开始习惯于新生活，开始脱离单纯的家庭主妇起居样态时，突然股票崩盘了，她可能被迫回到以前的日子里。面对这种可能的威胁，在连续假日的几天里，她的心绪特别低落：

她乏力的坐在静黯的餐厅忘了开灯，仿佛又回到这十几年来的生活，永远属于这屋子这家里最幽荒的一角，以前她并不在意，现在想起来却不耐烦不甘愿了。（147页）(www.chuimin.cn)

事实上，女主角在股票崩盘时金钱上的损失并不大，她所在意的是，郭婉容们的政策逼得她可能丧失了远比家庭主妇更多彩多姿的新角色。因此她要加以反抗，她在意识深处有了加入股票党的冲动。

在抗议风波中，她又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她从来没有想到，她竟然会拿着民进党的绿色党旗，大呼口号反对国民党，她开始“关心政治”了：

她好想去摇那支自己选择的旗子，跟一群比咪咪毛毛定吾要与她熟悉多了的陌生人齐心喊口号，喊好大声，关不关乎股市征税真的都无所谓，例如，她也好想大声替农民喊冤……好想支持那些被石化工业污染或反六轻的居民……也好同情随地可见到处请愿的荣民老兵……（159页）

在这里，朱天心虽然极力嘲讽女主角无知的热情，并借此来嘲讽反对运动，但女主角在“初解放”（从家庭解放）之后的“热情随意挥洒”，其实不正反映了她以前日子的空虚。

然而，不论是速食店里的悠闲、清静而又有所寄托的生活，还是抗议广场上的激情而又热闹的日子，这一切终究要过去的，在他们被警察驱散的数日后，她忍不住又回到抗议现场：

她说不出什么感觉的就近拣了张白铁椅坐下，看他们（清洁工人）把那些垃圾或旗子或遗像，不分党派的都集中好，倒入路旁停着的垃圾车里——这些日子来的种种片段咔嚓咔嚓随那倒垃圾的速度一叠照片似的摊散在她眼前……但是她，跟他们（指其他抗议者），是不一样的，她急切，但不知道该去向谁的如此表白着。（171页）

她确实不是唯利是图的股票族，她是无意中追求到新生活、但却又要丧失一切的家庭主妇。面对乱糟糟的一大堆垃圾，她满心悲苦、急切，将来她该怎么办呢？

朱天心对待女主角的“恶意”态度表现在小说的最后一幕里。女主角在杂志的照片里看到，她被警察驱散时慌忙逃跑的景象：

数名男女正狼狈不要命的翻越马路分隔岛上的栏杆，最近镜头的一人——她才知道自己的臀部从背后望去竟如此庞大滞重……她无法再次确认她今生从未看过的自己的背影，因为泪水早已漫过眼睛，好烫的滑满一脸……（172页）

朱天心可能要让女主角的热泪来“忏悔”她过去一段日子的“一时涂糊”；但是，就我这个读者而言，我却为这个景象的“讽刺”作用而更深切地为男权社会的剥夺家庭主妇的实质生命而感到难过。这个“讽刺”，依朱天心的本意，针对的是女主角；但，公平地说，不正“恶意”地反过来针对男权社会，以及深受男权社会思想观念影响的女性？

从这里，我们再回过头来简单讨论一下《佛灭》里的阿云的问题。如果像《新党十九日》的模范家庭主妇，在一时沉迷于股票之时都要如此地被人责备，而社会上又还没有准备好要让许多女性可以在家庭之外找到一些肯定自我价值的东西（成为女强人的机会是那么的少），那么，我们又怎能期待一些“不平凡”的女性自己可以去“创造”什么呢？这个时候，在男权社会的设计下，充分发挥男人所希望女人之所以为女人（男人之玩物）的“本能”，这不也是一种“出路”吗？我们真的还能希望模范女人是一个标准的家庭主妇再加上为丈夫个人所私有的荡妇吗？假设我们是这样想，那么，我们是没有任何凭借可以来责备《佛灭》和《新党十九日》的两位女主角的。

在对待两位女主角的态度上，朱天心基本上是保守的。但在她敏锐的文笔下，这两位女主角却拥有了自己的生命，远超乎现有价值观念的限制。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更要称赞朱天心作为一个小说家的不平凡的本事，因为她在无意之中竟然写了两篇令人深思的“女性”小说。

《岛屿边缘》第四期，一九九二年六月

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

前年（一九八九），朱天心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我记得……》，引起了台湾文坛的广泛注意。原因有二：首先，朱天心原是专为少女们写作的“闺秀作家”，但在《我记得……》里，她所表现出来的、对社会与人生的观察与体会，令人有“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之感；其次，长期以来反映台湾社会剧变的所谓“政治小说”，大都粗糙肤浅，不耐久读，朱天心却能独辟蹊径，呈现出人物的复杂心理，颇能让人耳目一新。

今年（一九九二），朱天心再接再厉地推出了另一本集子《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果然文坛传诵，有凌驾《我记得……》之势。

从题材上来讲，《想》书除了一篇写老政治犯（《从前从前有个浦岛太郎》）之外，其余五篇都以现代都市人的生活问题为焦点，如：丧失生活目标的雅痞、具有认同危机的眷村第二代、有“家”而无“自我”的家庭妇女、对死亡特别敏感的精神异常者，以及唯情至上的同性恋女子。题材本身可以充分显示出，朱天心对台湾都市生活具有敏锐的现实感。同时也因为，她在《想》书中更关切一般都市生活的日常问题，而不像《我记得……》那样特别着重政治的大问题，《想》书之更能吸引逐渐对台湾政治冷感的知识阶层，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了题材之外，《想》书在写作手法上和《我记得……》也有很大的差别。《我记得……》，特别是关涉政治事件的那几篇，基本上采取了传统的写实方式。但是，《想》书在叙述方式上却有很大的改变。除了《从前从前有个浦岛太郎》之外，其余五篇全部采取第一人称叙述，而且是非常特殊的第一人称叙述。试举《袋鼠族物语》及《春风蝴蝶之事》两篇的开头为例：

这个故事，是写给非袋鼠族看的，因为袋鼠族大约不会有时间和心力看到。自然，首先应该介绍袋鼠族……（173页）

亲爱的朋友，请你先不要猜测我的性别，是男男？或女男？女女？或是男女？（199页）。

这种特别着重议论和分析的叙述方式，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性格。事实上，这几篇小说，与其说是“我”在“叙述”故事，不如说是“我”在针对一件事发表他的议论，故事性只在议论之中很模糊地表现出来——我们多半是在“听”“我”谈他个人对他所要说的人和事的看法。因此，这些小说读起来非常像散文：抒情性比较强的像抒情散文，如《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议论性比较强的像议论散文，如《袋鼠族物语》。

作者在叙述上所采取的“后现代”方式，事实上是和她在小说内容上的“后现代”心态一致的。作为这一心态基调之来源的，是被采作本书书名的那一篇：《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这一篇，以极其抒情的笔调，夹叙夹议地回忆眷村子弟的生活。从一个不同社群的人的眼光来看，这些“回忆”到处充满了感伤情调式的“美化”，感人有余，客观不足，就如白先勇在写“台北人”一般，是相当明显的主观溺情文学。这种溺情和文中透露出来的认同危机结合在一起，反映了外省第二代在台湾政局骤变之后的特殊感受。

这种特殊感受表现在《想》书其他各篇的是一种独特的虚无感和孤独感的结合。这和《我记得……》一书也是有明显区别的。在《我记得……》里，朱天心以嘲讽的笔调来“谴责”从事政治反对运动的人，并借此来否定政治，这样就可以间接地“摆脱”她不能置身政治漩涡的困境。但在《想》书里，朱天心却转而以这种态度来观察台湾的都市生活，因而赋予这种生活以独特的虚无、孤独色泽。譬如在《我的朋友阿里萨》里，台北的雅痞族变成了一些无头苍蝇，不知到何处去找他们生命的寄托，所以阿里萨只好自杀以终，而阿里萨的朋友，本篇的叙述者“我”，则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感伤、认命态度。

不过，在我看来，朱天心在《想》书里写得最好的，也正如她在《我记得……》一书中表现得最精彩的，是对现代都市女性的描写。如果说，朱天心在《我记得……》里，以较客观的方式呈现了台湾都市女性的自我认同问题（如《新党十九日》的女主角，和《佛灭》中的阿云）；那么，在《想》书里，她则是较主观地去设想、去议论她们生命的空虚。

在朱天心的笔下，被关闭在家庭之中，跟外在世界完全隔离，并把生命完全寄托在小孩身上，为小孩而生活的袋鼠族妈妈，甚至在最孤独之中，都无法意识到她的生命是孤独的。朱天心以表面议论的方式。极端抒情地写出了她对这种女性的同情，带给读者一种喘不过气来的重压感。

在技巧上可能更高明的是《春风蝴蝶之事》。在这篇小说里，“我”表面上主要都在议论男同性恋及异性恋，一直到小说的最后部分，才带出唯情至上的女同性恋者，并且在快要结束时，才告诉我们说，他的妻子正是这样的人。在小说的结尾，他无意中发现太太写给大学时期一位女同学的信：

……我偷偷（因为从没如此做过）抽出妻未封口的回信，寥寥不过两三行，我所熟悉的妻的笔迹这样写道：十几年来，我经过恋爱、为人妻、为人母，人生里什么样形态的感情我都经历过了，唯觉当初一段与你的感情，是无与伦比的。（221页）

小说中的“我”一直认为他自己是个正常的异性恋者，并且相信他的婚姻基本上是幸福的。他无意中发现妻子是他所谓的“唯情”的同性恋者，不免大呼“我失败”了。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他的妻子根本就没在婚姻中找到自我，她对过去女友的怀念，不过证明婚姻并没有使她的生命安顿下来而已，她根本不是个同性恋者。在这种间接的侧笔的表现下，这个妻子的孤独决不亚于《袋鼠族物语》中的妈妈。

从朱天心在描写女性生活上的杰出表现，我们不免要怀疑，她的“后现代”心态也许比表面的要更复杂吧！

《光华》杂志十七卷七期，一九九二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