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台湾文学经验：揭示八十年代台湾闺秀文学的社会问题

八十年代台湾闺秀文学的社会问题

一

最近几年来，台湾的文坛几乎为女作家所独占，席慕容、苏伟贞、萧丽红、廖辉英、李昂以及其他等等闪亮的名字，经常出现在金石堂书店所统计的畅销书排行榜上。这个现象，值得深思。在这现象背后，隐藏了某种文坛的危机，也暗示了某种微妙而不易察觉的社会问题。

女作家的读者，不一定只限于女性。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现在台湾所流行的女性文学作品，除了李昂的小说之外，主要读者群也都是女性。由女性写给女性看，因此我们才把这种文学叫做“闺秀文学”。

女作家以女读者为诉求（或者可以说“投合”）的对象，作品的内容呈现某种精神上的一致性。在这现象之后，我相信，有某种女性的认同危机存在着，这就是本文所要谈论的，闺秀文学的社会问题。

但是，在正式谈到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提一下，闺秀文学的流行所间接反映的另一个问题。

女作家所写的几乎全是闺秀文学，很少女作家不以女性为主要读者群（譬如，龙应台的评论就不是闺秀文学——假如这些评论可以算是文学作品的话）。接下来的问题是，在闺秀文学之外，在我们的文坛上，还有没有另外一种文学，或者另外几种文学呢？我们以前有现代主义的文学，有乡土小说，也有人试着提倡报道文学或政治诗。然而，现在呢？现在除了闺秀文学之外，我们的文坛还有什么？

我不想否定那些默默耕耘的严肃的作家，这种作家在任何时代都有，在我们的时代也不可能没有。但就浮在表层的现象来看，我要比较悲观地说：我们现在的文坛，除了闺秀文学之外，几乎没有文学。

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我们的男作家到哪里去了？我们的男性读者又躲到哪里了呢？为什么允许那些软绵绵的闺秀文学来独霸我们的文坛？

从积极方面来讲，闺秀文学的特殊内容，反映了某种女性的认同危机。从消极方面来讲，闺秀文学的盛行，又暗示了我们文坛的“不景气”。

把这个现象加以深思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时代实在很不适合严肃文学生长。我们的时代大概不是个伟大的时代，不过为了了解现在文学之所以衰落的原因，不妨拿十九世纪的俄国来作个类比。

十九世纪是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不过在这个文学极端鼎盛的时代里，却仍有着较为冷落的二十年。我们所熟知的俄国作家，不是成长于四五十年代（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就是成长于八九十年代（契诃夫、高尔基）。在中间的六七十年代，虽然艺术技巧趋于顶峰的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都写出了他们最伟大的小说，但在这二十年里，却没有出现任何一个一流的新进作家。一直要等到世纪之末，另一群伟大的作家才又纷纷产生。

六七十年代的俄国，是知识分子从理想主义的思想探索走向民粹主义的社会实践的关键时期。知识分子不再以哲学、艺术为满足，他们所关切的是实际政治行动。“在这种时代，艺术还有什么用呢？”当然，艺术如果能够直接为政治服务，艺术还是有用的。不过，那就很难是托尔斯泰，或者契诃夫了。对于政治的过度关怀，对于实用的迫切需求，导致艺术的党派化与教条化，甚至导致艺术生存空间的紧缩，这就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俄国，文学一时中衰的原因。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有一点类似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俄国（我这样说，相信没有人会产生误会，认为我是说：二十世纪的台湾文学足以和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相比。）在四五十年代，台湾经济在稳定中飞速成长。在人人重视经济的情况下，有一群默默无名的青年，躲在社会的角落里“搞”他们自己的文学。到了五十年代下半、六十年代上半，这些文学青年的艺术日趋成熟，而他们作品的价值也开始得到承认。从回顾的角度来看，这是四十年来台湾文学的“中坚”，是政府迁台以来，台湾文学的“最高成就”。就在这个时候，台湾的政治局势开始受到一波接一波的冲击，台湾的经济也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气氛中面临考验。在这个时候，政治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艺术开始政治化，或者开始被迫切的政治、经济问题逼入冷宫，台湾文学的发展面临了最不利的环境。

在这种时局下，“有志的青年”（相对于“万事不关心”的“青年学子”），不再以艺术和哲学为主要关怀对象。有极少数的人积极参与实际政治，而大多数的人则站在一旁默默观察。不管选择了哪一种途径，他们总要设法去了解他们以前根本不会注意到其存在的社会。在困而求知的情况下，他们大半选择政治、社会、经济等社会科学，连文科学生也不例外。

在五十年代的后期，文学气氛非常浓厚，文学、哲学书籍颇为畅销。当时，最为大学生所欢迎的是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库”，而新潮文库即是以哲学、文学书籍为主的。现在就不同了，现在最受重视的是社会科学一类的著作。最近几年台湾翻版业非常兴盛，注意一下这些翻版书籍的种类，就可发现，社会学与政治学最为主要。把这些书翻译成中文，虽然费时甚多，花钱不少，而且也有触犯忌讳的危险，但已经有几家出版社在尝试了。这就证明，时代风气是不一样了。

大多数的“有志青年”，不再以文学作为主要的精神食粮，不过仍然还有较少数的人并没有放弃文学、艺术，但他们的处境要比四五十年代的“文艺青年”艰困得多。在现在，严肃的文学工作者很难不关心政治、社会问题，四五十年代孤立于社会之外的文学气氛已不再存在。在政治立场日渐对立的情况下，严肃的文学工作者很难不具有党派性。这并不是说，立场鲜明，文学作品就一定不好。但用世之心太强，长期酝酿、长期锻炼的艺术工夫容易被忽略。再从另一方面来看，政治倾向过度明显，触犯忌讳的机会必然增加。在台湾特殊的传播系统下，这种文学一定会封闭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只有极少数的有心人知道去欣赏、去阅读。因此，在六七十年代，新一代的文学工作者不容易突破政治的困局，为台湾文坛再开创另一个新时代。

老作家呢？四五十年代的“文艺青年”，如今已是“盛名满天下”的老作家，很遗憾的是，他们虽然都还不到五十岁，都还在盛年，却大部分江郎才尽，停笔不写了。少数的例外，不是老调重弹，就是太重政治倾向，连原来的水准都保持不住。年轻的一代受困于不利的环境，年老的一代受困于自己的“才气”，于是，我们的文坛只好趋于寂寞，只好让给闺秀文学去独霸了。

二

以上我们所谈的是，闺秀文学的盛行间接反映出来的当代文坛的政治、社会背景。这只是顺带谈谈，以下我们要转到本文的重点，即闺秀文学的特殊内容所直接关联到的社会问题。

“闺秀文学的社会问题”？这可能太严重了吧？闺秀文学的盛行虽然显示了我们的文坛回复到“轻量级”的局面，但这只是代表了某种文学的新趋向而已，要说这里面暗示了某种“社会问题”，未免把问题看得太深了吧？然而不然，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以后，我觉得，当代的闺秀文学的确反映了某些社会现象，值得我们想一想。

一般而言，当代闺秀文学最主要的读者是高中、大学的女学生。如果说，现在的“有志青年”有他们特殊的读物，那么，现在的“知识少女”也需要她们的精神食粮。当代的闺秀文学是写给这些“知识少女”看的。在“有志青年”逐渐热中政治、抛弃文学之后，“知识少女”已成为最主要的文艺读者。闺秀文学的作家掌握了这种趋势，在她们了解她们的书为什么畅销之后，她们更有意地迎合“知识少女”的喜好，于是蔚然成风，当代的闺秀文学终于成为一代文学潮流。

在这之前，并不是没有专掌握“知识少女”的作家，琼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然而，在那个时代，除了琼瑶之外，就再也找不到第二个类似的作家了（当时模仿琼瑶的人，水准都远不及琼瑶，她们的读者群恐怕不是以“知识少女”为主），不像现在有一大堆的琼瑶。而且，前一代的琼瑶，似乎没有人把她当严肃作家看待。现在的闺秀作家则不然，她们都是文学界“入流”的作家，而不只是畅销作家而已。当代的闺秀文学是文学界一股最大的潮流，而琼瑶却是被排斥在文学界之外的一个流行作家，这是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

琼瑶的小说和当代的闺秀文学在内容上也有所不同。琼瑶的小说，几乎都是幻想出来的爱情故事，具有神秘的背景，或者特殊的家世（经济上极为富有）。人们只会在其中得到暂时的满足，但没有人会把它当真。在她的小说中，故事背景较为平实的，可能只有最早的《窗外》，或者《几度夕阳红》也可以勉强算得上。琼瑶的小说，几乎全是抽离时空的莫须有的虚构世界，琼瑶的读者群很少被骗，他们都知道，他们只是暂时自愿受骗而已。

当代的闺秀文学就不一样了。为了说明的方便，我们可以举一个特殊的例子来跟琼瑶的作品加以比较。我们试着分析一下，最近几年一直非常畅销的萧丽红的小说《千江有水千江月》。这里面的故事背景和人物都相当平实。故事刚开始是发生在台湾南部一个淳朴的鱼产区，后来移到台北市。女主角在农村长大，不太受都市浮华风尚的影响，男主角则在台北读大学，从小说中看不出他有显赫的家世。情节非常简单，男主角到女主角南部的家乡去玩（他们两人是亲戚），因此两人由认识而彼此有情。后来女主角到了台北市，两人的恋情持续了一段时间，却为了不太清楚的理由而分开了，故事就此结束。

这里面的爱情故事，若要跟琼瑶小说中的千变万化、峰回路转相比，简直平平无奇。然而这几年来这本小说却一直受女孩子喜爱，卖座不衰。仔细分析其中的内容，我发现这可能跟底下的两个原因有关系。首先，在这部小说里，作者强调女主角对爱情所抱持的纯真而执著的态度。当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被爱情的魔力所蛊惑的时候，她所奉献的是她青春纯洁的全部心灵，她以此来对待男主角，也期待男主角如此回报她。其次，她不认为她的爱情是寻常的，她认为他们两人之间有一种“缘”，这种缘在他们初见面时就同时触动了双方的心灵，这种缘是他们可以奉献全部生命的爱情的基础。

我不知道当代的闺秀文学是否都具有相同的特质，但就我所接触到的而言，我非常惊讶于这些作品的内容所包含的“纯洁性”与“理想性”。苏伟贞有一本小说集，书名是《陪他一段》，这样的语气与意象所要传达的少女心灵，不是跟萧丽红的小说如出一辙吗？(www.chuimin.cn)

琼瑶的小说描写现实中绝对不会发生的爱情故事，由于这些故事的过度“美好”，过度“幻想”，人们虽然在其中得到暂时的满足，但不会完全去认同。当代的闺秀文学就不一样，它直接诉诸少女的心情，它把青春少女对爱情的怀想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它的男、女主角可以有变化，但是它真正的主角却是不变的。青春期的女孩子需要爱情的满足，如果在实际生活中找不到，文学作品可以提供，这就是当代闺秀文学的社会基础。

人们也许会说，这是任何爱情小说的社会基础，不只是当代的闺秀文学而已。就这方面来讲，琼瑶的小说对以前的读者所提供的服务，和现在的闺秀文学毫无二致。

这样说虽然没错，但我所要强调的是，当代闺秀文学的独特内容所暗示的独特社会背景。前面已经说过，这些闺秀文学令人吃惊的纯洁性和理想性。就女性的角度而言，它所塑造的、它所表达的，是一个最传统的女性对现代形式的爱情的怀想。追求爱情的方式是现代的，然而女性对待男性的态度，仍然是传统的女依顺于男的方式。在这里，我们几乎看不到现代女性的影子。

然而，这种纯洁性的最大特色却在于：这里只有情，而没有性；只有精神面，而没有肉体的问题。闺秀文学最大的禁忌就在这里，为了保持它的纯洁性，它必须绝对排除那“不洁”的一面。

在这里就可以提到李昂了，李昂的小说和闺秀文学是相互补充、缺一不可的整体的两面。李昂身为女作家，却取了一个极端男性化的笔名，而且专门破坏性的禁忌。她对两性关系赤裸裸的描写，甚至可说是变本加厉，为性而性的描写，几乎成了闺秀文学最大的反讽。在女作家中，李昂虽然只有一个，但是，由于她特殊性的角色，反倒让我们更加认识了闺秀文学的潜在问题。

简单地说，当代闺秀文学以其独特的纯洁性，掩盖了台湾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所呈现出来的紧张的两性关系。闺秀文学所要“掩盖”的，正是它已经不太能掩盖的社会现象。闺秀文学以其“负面”的方式，暗示台湾社会一些“正面”的问题。

三

在传统社会的两性关系里，几乎没有现在所谓的爱情问题，在男女两性开始进入青春期，有着情感的烦恼时，父母早就凭着媒妁之言替他们安排好了出路。他们之间如果有问题，大多是结过婚之后才发生的。因此在传统社会里，两性的纠葛，恐怕以婚姻问题为重点，青年男女的感情纠纷则是相当次要的。

现代社会当然也有现代社会的婚姻问题，但现代社会所特有的复杂的爱情问题，却是传统社会的人所无法想象的。现代社会的择偶，是以“自由恋爱”来代替“媒妁之言”。但，老实说，我们的社会并没有演进到非常开放的阶段，不要说父母对恋爱的看法和儿女之间还有一段相当的距离，就是在青年男女之间，“恋爱”恐怕也不是容易“谈”的事。就观念来讲，年轻一代当然较为进步，但在行为上来讲，在半传统家庭长大的他们，和异性来往起来还是相当地拘谨。因此，我们的青年男女，完全凭着自己的选择，经过自由恋爱的阶段而结婚的，到底有多大的比例，实在很值得怀疑。在较保守的农村社会里，父母为儿女找对象的方式仍然盛行。而在较现代化的都市里，适婚年龄的男女则常常以“介绍”的方式彼此认识，以便寻找结婚的对象。从“媒妁之言”到“介绍”，从“介绍”到“自由恋爱”，现代社会择偶的方法远比传统社会复杂而困难得多。现代社会的“旷男怨女”，我相信要比传统社会来得多。我们当然不容易为这现象去找一个单纯的原因，但恋爱的不易，择偶的困难无疑是主要的因素。

这种情形更容易引发青年男女对爱情产生种种幻想，除非他们已到了不得不接受“介绍”的年龄，他们通常热切企盼着爱情的到来。高中、大学阶段的年轻人还非常纯真，他们不会了解到社会因素和自由恋爱多少还有一点矛盾。当他们进到大学里，日日地期盼爱情的来到，而爱情总还不来时，他们会日渐相信“缘分未到”。“缘分”是他们的解毒剂，也是他们的希望。

在两性之中，女孩子对“缘分”的依赖要比男孩子来得强烈，甚至可以说，“缘分”几乎是女孩子的爱情哲学。一般而言，女孩子“受害”于自由恋爱的程度要比男孩子大得多。在传统社会里，男女虽然不平等，但婚姻同是经由父母指定，男女双方自主的机会也就大致相等。但到了自由恋爱的阶段就不一样了。在现代社会里，不管表面上多么提倡男女平等，会主动去追男孩子的女孩子相信还是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女孩子几乎只有被动拒绝的权利，而没有主动选择的机会。现代的女孩子，既没有父母保护、没有父母代为择婿，又必须暴露在自由恋爱的“市场”上，把自己大半的命运交给男孩子去掌握，除了认命地接受“缘分”哲学，又能给她们什么安慰呢？

日积月累，多少“纯情”的少女日夜盼望爱情的来到。对于这些人，社会既无法伸出援手，似乎只好以“纯情”的小说来暂时缓和她们热切的心。有一个梦，至少总比没有梦好，这或许是现代闺秀文学所以值得存在的理由吧。

以上是从爱情的“难得”来分析，当代闺秀文学所以成为爱情的“代替品”的原因。这是“情”的层次。其次还有“性”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闺秀文学以视而不见的方式把问题轻轻扫开。

步入青春期的男女，对性的兴趣决不下于对情的关怀。然而，在我们的社会里，性的禁忌还是非常的大，不但很少有人愿意正面去谈，甚至很少有人愿意正面去想。还好，传统社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既简单又有效。只要男子到了二十岁左右，女子到了十八岁左右，就让他们结婚。问题逼到眼前，立刻去办，这是最正确的处理方式，这是古人的智慧。

但是，在现代社会里，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了。在现代社会里，青年男女的成长期特别的长。一个人读到大学毕业，至少总在二十三四岁左右。然后男孩子至少要当两年兵，当完兵以后，至少总要找到一份工作，然后才结婚。因此，一般而言，大专以上的男孩子大都到二十六七岁以后才会成家，至于说拖到过了三十岁，那是一点也不稀奇。男孩子如此，女孩子在二十四五岁结婚，当然就算是较早的了。而在传统社会里，女孩子拖到这样的年龄，早就被列入“嫁不出去”一类去了。

老一辈的父母恐怕无法想象，现在的青年男女在漫长的青春期所经历的烦恼。我们不必夸大“性”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也无法抹杀自然现象的存在。

近几年来，报纸偶然会报道一些大学生的同居现象，但似乎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最多只是当作闲谈的资料而已。然而，这却是冰山浮出水面的山尖。我们整个社会，从关心人民生活的政府，到教育工作者，到青年人的父母，没有人不该注意这个问题。

在当代流行的闺秀文学里，这个问题完全不存在。只有在李昂的小说里，这个问题才以一种“暴虐”的姿态引起别人的注意。然而，正由于李昂小说的“暴虐”性格，人们只会觉得新奇，而不会把它当作常态来加以正视。因此，她的作品虽然和“纯洁”的闺秀文学性质迥然不同，却同样不具“危险性”。这个敏感的问题，就在这两种文学既互补而又对立的情况下，没有被这些女作家们放在视觉的焦距之中。

就理论上来讲，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应该以呈现现实为主。当代的闺秀文学刚好相反，它所写的刚好是现实所没有的，而在现实中可以找到的切身问题，在这些作品中却都付之阙如。我们的社会，是处在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期。就择偶的方式而言，“媒妁之言”的时代正在逐渐消失，但“自由恋爱”的方式却并没有稳固地建立起来。就青春期的烦恼而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时代也已过去，而现代社会的“晚婚”所造成的长期的“青春空当”却以尴尬的场面悬在那边，没有人知道如何解决。现代的少女“形象”未明，她们不知道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因为社会并没有赋给她们一个可以遵循的固定的角色。这是当代社会所必须面对的迫切问题之一。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的闺秀文学完全避而不谈。这些作品把这些根本问题存而不论，却制造了一个纯粹的、理想的“红楼梦”，让女孩子在梦幻中得到暂时的舒缓。它们是在提供短期的鸦片，以便协助女孩子度过难堪的青春期。我不敢确定暂时的迷醉是否比清醒更有助于事情的处理，但可以肯定的是，现代少女的角色认同问题，在这些作品里，从来没有被严肃看待过。

我们的社会对现实问题的处理方式，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前一阵子流行所谓“女强人”的说法，那么就来看看电视剧上的女强人吧。据我有限的见闻，女强人大抵是富家千金，常常是独生女，长得非常漂亮，服装非常时髦。她大半已经是总经理，准备继承父亲的事业。据说她非常能干，但在戏中却不容易看得出来。戏中最常出现的却是，她爱上公司里的男职员，这人通常英俊潇洒，而又比女强人来得“强”，于是他们大概都会结婚，以便把上一代的事业继续往前发展。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中国电视台“现代版”的女强人武则天。武则天是“真命天子”，却是美丽而娇弱、命运非常不幸的人。她一遭受迫害，整天哭哭啼啼，却又有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两位知己保护她，于是她终于做了皇帝，应了“真命天子”的预言。这个戏引起许多知识分子勃然大怒，主要不在于它过度歪曲史实，而是戏中的“女强人”哲学实在太过离谱，连我们一向思想保守的知识界都无法忍受这种荒谬的“意识形态”。

“女强人”这一名词暗示现代女性的社会角色已经逐渐在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身为“女强人”的女性所面临的种种实际问题，不要说当事人，就是随便一个男人都可以想到一些。电视剧的编剧人难道会完全不知道吗？然而，他们却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大票莫名其妙的“女强人”来自欺欺人。我们总是以最甜蜜的外貌来涂饰我们的现实问题，“女强人”一类的电视剧和纯洁的闺秀文学都是最好的例子。

说到女性面对现代社会的新角色问题，我想起两部外国小说，一部是美国作家德莱塞所写的《嘉丽妹妹》，一部是英国作家哈代所写的《台丝姑娘》。台丝姑娘是一个纯洁的农村女孩，以一种最理想的方式到都市闯天下，一下子就被骗失身，结局悲惨。嘉丽妹妹的出身和台丝姑娘没有什么不同，但她懂得利用自己的美色一步一步往上爬，最后成功了。没有任何人会认为，现代都市社会一定就如这两个女人的命运所呈现的那么现实，但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其中的真实性。我们的社会一定也有一些台丝姑娘，有一些嘉丽妹妹，但在文学作品中，我们丝毫看不到。相反的，我们的闺秀文学和女强人，现实中一点影子也没有，但我们的小说和电视剧却比比皆是。我们的文学作品和我们的社会现实，有一种严重失调的现象，这是我们当代文学的最大危机。

一九八七年九月

附记：此文写于一九八○年代后期，当时乡土文学还在盛行，国民党政权为了抵制其影响，暗中授意一些与其有关系的文学书店大量出版本文所批评的闺秀文学，借以缓冲一些迫切的现实问题，此一背景，本文写作时尚不敢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