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音：五十年代台湾最重要的作家

五十年代的林海音

一

林海音在战后台湾文坛的地位是极其特殊的：一方面，她地位崇高，备受各方的尊敬，在八十年代台湾各种政治立场截然对立的时代，这是极其独特的^[1]；另一方面，她在创作上的成就，至今还似乎晦暧不明。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她可能是以其为人行事作出“贡献”，而不是以其作品奠定地位的作家。

林海音的贡献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在一九五三年至六三年期间主编《联合报》副刊时，登载了不少台籍作家的作品，使当时“中文还不太好”的台湾作家有了出头的机会，这包括钟理和、钟肇政、文心、郑清文、七等生、黄春明等人。二、一九六七年创办《纯文学》月刊时，冲破当时的政治禁忌，逐期选载二三十年代作家的作品，当时不少人是因为这一点才订阅、购买《纯文学》的（包括我自己）。三、她为人热心而能干，不论前辈作家还是后辈，只要力之所及，总是加以关怀与照顾。七十年代以后，她这种文坛“保姆”的角色更形突出，使得晚年的她成为台湾文坛的一种象征。

至于她本人的创作，郑清文已明白指出：“她所受到的注意，除了《城南旧事》，似乎略嫌不够。”^[2]其实《城南旧事》初出版时，也并不怎么轰动。林海音自己说：“（民国）四十九年的初版，是由天主教的光启出版印行，印到第二版，便有了滞销的现象。”^[3]到了一九六九年纯文学出版社重印，特别是一九八二年大陆拍成电影以后，才真正引起注意的。^[4]我们只要浏览一下关于林海音的报道、评论篇目，就会发现，八十年代以后突然大量增加^[5]，原因不难索解。

当然，在这之前也有少数人如齐邦媛教授，已看出林海音一些关于女性婚姻的小说，如《金鲤鱼的百裥裙》、《烛》等很有特色^[6]，但台湾的一般评论还是以《城南旧事》为中心。由于不能综观林海音的全部作品，又由于评者有意避开大陆诠释《城南旧事》时所提出的社会、阶级观点，认为这是“政治挂帅”，因此台湾的林海音评论就往往流于片段式的、印象式的，很难让人对林海音的作品产生一个整体性的形象。

可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影响了台湾的评论界，使他们没有考虑到重估林海音的价值。林海音最重要的作品（《冬青树》，一九五五；《绿藻与咸蛋》，一九五七；《晓云》，一九五九；《城南旧事》，一九六○；《婚姻的故事》，一九六三；《烛蕊》，一九六五）都写于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期。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中期，现代小说已在台湾文坛站稳脚步，读者与评论界的眼光随之转变。七十年代以后，虽然乡土文学及台湾本土文学代兴，但他们又把本土文学以外的五十年代文学一律划归于“反共文学”及“怀乡文学”的名目下，加以漠视。在这种“历史的透视”下，我们无法公正的评断五十年代的非本土文学。

前年（二○○一年）十一月，中央大学中文系承办《林海音及其同辈女作家学术研讨会》，我受邀讨论许俊雅教授的论文《论林海音在〈文学杂志〉上的创作》。在此之前，我只读过《城南旧事》（以及六十年代中期的长篇《孟珠的旅程》），因此不得不找出她早期的小说来阅读。一读之下，才发现自己可能犯了以上所说的错误。在更全面而仔细地重读之后，我认为，林海音应该和钟理和一样，并列为五十年代台湾最重要的作家。本文即想就此加以分析，希望引起讨论与指教。

二

对于五十年代的台湾文坛，现在台湾学界的一般描述具有相当的一致性：这是“反共文学”与“战斗文艺”的时代；但也是现代主义文学逐渐兴起的时代；同时，本土派评论家还会强调，这也是“台湾本土文学”潜伏发展的时代。

在这一诠释下，一九止五六年夏济安创办的《文学杂志》往往被看作是一个“过渡”。它企图以“纯正文学”平衡“战斗文艺”，但却成为夏济安在台大外文系的学生如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等人所倡导的现代文学的先声。

对于这一诠释，大陆学者朱双一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修正”看法。他认为，五十年代的台湾文学，有一个“自由人文主义脉流”，它继承了胡适的自由主义精神，不希望文学沦为国民党官方文艺政策的工具。这样的文学脉流首先表现于雷震主办的《自由中国》的文艺创作栏内，继之表现在夏济安的《文学杂志》上。两个刊物的文学作者群，有着极高的重叠性，“曾在《自由中国》发表文学作品的，约有一半而后又在《文学杂志》出现，达三四十人之多。”^[7]

当时有一个命名为“春台小集”（周弃子取名）的作家联谊会，每月集会一次，将“吃”与“谈”结合在一起。关于这聚会，后来聂华玲、彭歌、郭嗣汾都有所回忆。^[8]《文学杂志》创办后，聚会主要由该刊发行人刘守宜负责。这就说明，《自由中国》文艺栏与《文学杂志》的投稿人基本上是同一群人。

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些人都认同于雷震的政治理念，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在雷震被捕后仍为国民党所信任就是最好的证明（最明显的如彭歌）。不过，他们想在“反共文学”与“战斗文艺”之外为文学找寻一条新的道路，从这点看应该具有一致性。

一般人都注意到，《文学杂志》的发刊词特别说明文学与宣传应有所区别，是在暗示地批评“战斗文艺”的政策、教条色彩。朱双一特别指出，当时周弃子在同年十月一日出版的《自由中国》刊出《脚踏实地说老实话——读〈文学杂志〉》，已将此意挑明点出。我们可以说，“春台小集”的作家群并非不反共，但他们想要让文学和政治保持距离的心意应该是不容否认的。

关于这些人的创作取向，朱双一总名之为“自由人文主义”，即强调以个人的生命作为关怀焦点，并以人性作为出发点。朱双一引述吴鲁芹的回忆，说及《文学杂志》创刊时，原有敦请梁实秋担任社长之议，因为“我们打拳的路数”和梁实秋相近。^[9]他们的文学方向当然不一定完全接受梁实秋所宣扬的白璧德人文主义的思想。但他们一方面避提战斗，另一方面又反共，不会赞成左翼文学，总称之为“自由人文主义”应该还算恰当。

林海音和她的先生何凡，也是属于这一“脉流”中的人，这是很明显的，他们两人都参加“春台小集”，林海音曾先后投稿《自由中国》与《文学杂志》。现在一般都认为，六十年代的《文星》杂志继承的就是《自由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而我们也应该特别提起，自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一年十月，整整四年，何凡是《文星》杂志的主编，林海音则协助他负责文艺方面的稿件。^[10]可以说，在五六十年代之交，他们已是这一“脉流”的重要人物了。

三

五十年代的“自由人文主义”文学，并不是一个紧密结合、宗旨鲜明的文学流派，其中的每一个作家并没有任何一个共同的创作理念。他们的共同点可能只是：不希望国民党的文艺政策加给作家太多的限制，同时希望避免文学成为反共宣传的工具。

当然我们可以设想，这些作家不会涉及当时台湾社会的内在矛盾（譬如省籍矛盾），也不敢反映反共体制下的军事独裁（譬如白色恐怖）。除了现代主义的萌芽和台籍作家的困境这两项之外，当代的研究者对五十年代文学相当漠视。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对“自由人文主义”脉流的创作状况有一个哪怕是极粗略的整体认识。

就现有的论述来看，有两类作品是较为突出而引人注意的。首先是“怀乡文学”，取材于作家在大陆的生活经历；其次是女作家散文，以家庭、婚姻、爱情为主要题材。如果只是从题材的性质来看，林海音五十年代的创作趋向其实主要也是如此。

在林海音早期的作品中，“家庭”明显就是一个书写的重点。这一类的散文，文笔清新而亲切，时时流露幽默感，表现了夫妻之间、亲子之间融洽而亲密的感情。这个家庭充满了欢乐与幸福；而居于这个家庭中心的则是一个开朗、乐天、活力充沛的主妇。这个女性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11]林海音后来的创作重心转向小说，如果她坚持写散文，成就也许可以超过五十年代女性散文名家，如张秀亚、钟梅音、徐钟佩、琦君等人。^[12]

家庭的和乐当然是值得称颂的人性之美，同样以表现人性美为目标的另一种创作样态则是林海音的长篇爱情小说《晓云》。女主角晓云掉入婚外情的陷阱，怀了孕，因此才知道母亲当年也是在同一困境下生下了她。母女遭到同一不幸的命运，她们的坚忍与温婉并存的性格，以及林海音表现出来的细致而温厚的同情心，使这本小说颇获好评。^[13]林海音后来的两部长篇爱情小说《春风》^[14]、《孟珠的旅程》（均一九六七年出版），或写一个男人的两个家庭，或写姊妹同时爱上一个男人，也表现了类似的情调。

我们不能否认以上所说家庭散文和爱情小说两类作品的佳处。但我们可以肯定，如果林海音只写了这些作品，她也会像五十年代的许多同类型的作家一样，现在几乎已被遗忘。

乐观、开朗、勤快可以说是林海音的天性，但这并不代表她没有现实感，不了解生活的艰辛与丑恶，而只歌颂人生的光明面。这使她最终超越了五十年代的同侪作家而写下了更优秀的作品。

在她的家庭散文中，虽然一直充满了欢乐，但也谈到了五十年代薪水阶级艰困的经济条件，譬如写爸爸发薪之日人人充满期待，但最终只能聊以满足（《好日子》）；写家庭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所需（《分期付款》）；写为了孩子医药所需、势在必得，不得不以高得离谱的底标标到会款（《标会》），都是。^[15]在林海音基本轻快的笔触中仍有时代轻微的暗影。

五十年代更重要的背景之一，无疑是乱离。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是很难恰到好处加以处理的题材。林海音选择了她一向擅长的“婚姻的故事”，恰如其分地表达她的感怀。

《烛蕊》的女主角，因丈夫在抗战后方另组家庭而处境尴尬，逃避到台湾后决心离婚，后来再嫁给一位太太留在大陆的男人。《琼君》的女主角因逃难而不得不嫁给她的韩四叔，韩四叔死后最后下定决心重嫁。《晚晴》的男主角妻、女都留在大陆，孤独无依，最后因同情被另一男人遗弃的母、女而找到幸福。^[16]这一类因乱离而发生的重组婚姻的作品，五十年代想必不少。林海音的小说，因她寄与其中人物深切的同情心、设身处地想象他们孤寂、痛苦的心境，都能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感人力量。

在这方面，跟婚姻重组无关的两篇小说，也许是更优秀的作品。在《蟹壳黄》（一九五六年）里，四个来自不同省份的外省人先后在一家“家乡馆”合作做生意，最后都因个性不合而分手。后来，那个最难相处的广东老板请了一个台湾女子，终被“驯服”而与她结婚。这是一篇充满谐趣的喜剧，生动地反映了逃难到台湾的外省人的心境，同时，也轻巧地涉及省籍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它的幽默表象，而忽略了林海音灵敏的现实感。

相对于《蟹壳黄》的轻灵，《春酒》的“重笔”也许更令人感到惊讶。叙述者（女性）到徐三叔家拜年，那时是在韩战高潮，美国解除台湾中立化，台湾可以自由地“反攻大陆”。人人都在谈论在台湾受够了气，人人都在淡论回大陆要做什么官，一片喜气洋洋，似乎大陆马上可以收回了。叙述者被灌了酒，头昏脑涨，找不到回家的路。在路边呕吐了一番，脑筋才恢复清醒。这是一篇上乘的讽刺小说，是对于不知悔改的旧官僚的迎头痛击，很难想象，林海音会在一九五三年写出这样的作品。^[17]

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生性乐观而深具同情心的林海音，并非不了解现实。应该说，她是从现实出发，而去表达她的悲悯之情的。

四

林海音的现实感也许和她身上的两种气质密切相关：她同情贫困、卑微的小人物，同时，她对处于新、旧交替时代女性的命运深怀悲悯。这一切，或者也跟她从小的遭遇有关。父亲是台湾人，却远离故乡而居住于北平。父亲早逝时，她只有十三岁，身为长女，她必须和母亲共同扶持一个还有六个弟、妹（后来两人夭折）的家庭。母亲是一个传统的妇女，嫁的男人对她不能说不好，但却拥有旧式男人的权威，又好酗酒、打牌、熬夜，甚至还有些微拈花惹草的嗜好。^[18]这一切不能不让十三岁就被迫独立的林海音深铭于心。成长的艰辛和对母亲的同情，也可以说是她看待人世、理解生活的两个基础。

综观林海音五十年代的作品，会让我们对她屡屡以贫苦人家为题材而感到惊讶。我们先把篇目列举于下：

《窃读记》、《母亲是好榜样》、《谢谢你，小姑娘！》、《风雪夜归人》（以上收入《冬青树》）、《鸟仔卦》、《玫瑰》、《萝卜干的滋味》、《贫非罪》、《穷汉养娇儿》、《要喝冰水吗？》（以上收入《绿藻与咸蛋》）、《惠安馆》、《我们看海去》、《驴打滚儿》（以上收入《城南旧事》）

令人惊讶的是，《城南旧事》五篇小说，三篇以此为题材，另一篇写一个不幸的女人（《兰姨娘》），最后一篇才涉及家事（爸爸的死），而台湾评论界竟然没有注意到或故意不往这一方向诠释。无怪乎八十年代大陆将《城南旧事》拍成电影，强调其中所写“普通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时，林海音要表示强烈抗议和自我辩护了。^[19]事实上，公正地说，反而是大陆“发现”了林海音作品的另一种价值。

当然，我们必须赶紧说，林海音绝对不是一个具有政治意识，以及所谓阶级意识的作家，表达抗议或者与此类似的目的，绝对不是她的本意。但在五十年代的台湾，即使像林海音在无意识之间所表现出来的阶级同情，都属凤毛麟角。她的一连串“无意识”，的确不能不令人感到讶异与钦佩。

从风格上讲，也许是林海音一贯的温情冲淡了小说中人物的阶级色彩，而让人忽略了其中的异质性。譬如，一个贫穷小孩捡到一百块钱，藏了起来，回家后想起妈妈平日的教导，良心不安，决定把钱拿回去还给别人（《母亲是好榜样》）。另一个贫穷小孩，每天到书店读一本书，却有一个善良的伙计特别为他藏起这书，好让他读完（《窃读记》）。一个穷男人买不起小孩的奶粉，小姑娘故意把钱掉在地上，并叫住男人说“您的钱掉了！”好让他拿去（《谢谢你，小姑娘！》）。一个学生看到同学每天带萝卜干便当，为让他吃好一点，故意拿错便当（《萝卜干的滋味》）。这些小说充满了温情，不可能是“有害”的。

即使是这样，有些小说读起来仍然让人有奇异之感。《玫瑰》描写了一个酒女家庭，每一代都领养一个女孩，好让她将来接班，以便将来为自己养老。出身于这家庭的一个小女孩在受教育过程中受到老师感化，表现优异，当不得不下海时，只有自杀结束生命。《鸟仔卦》则写一个靠鸟衔牌卜卦为生的流浪汉，他和他养的鸟常常到了无米粒以维生的窘境。这篇有点象征风格的小说，具有一种林海音作品中少见的灰暗色彩。

更值得一提的是《要喝冰水吗？》这篇小说描写一个台湾老阿伯在大热天下陪儿子考高中，他期待儿子读好书，想着以前因不识字而吃亏受罪的事。当儿子考完一场出来后，他买了一杯冰水想给儿子，但看儿子正与同学讨论，不敢送过去。最后终于壮起胆来，走进他们群中，大声问：“要喝冰水吗？”小说质朴的乡土色彩，如果不说是林海音写的，恐怕可以放进黄春明的作品集。同样的，《穷汉养娇儿》里的父亲，每天到街上耍宝逗人笑乐，以赚取外快供儿子读书，也会让人想起《儿子的大玩偶》。

如果把前面所列的这些小说抽出来，集成一本书出版，我们对林海音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同样的，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读《城南旧事》，对这本书也会有完全不同的评价。

《城南旧事》的叙述技巧其实是很“狡狯”的。表面上它以纯真的小女孩的眼光来看世界，但实际上这是成人设计过的童真的视野。这是装作小孩的眼睛所看到的成人世界，而不是真正的小女孩的天地。试看《兰姨娘》的开头：

从早上吃完点心起，我就和二妹分站在大门口左右两边的门墩儿上，等着看“出红差”的。这一阵子枪毙的人真多。除了土匪强盗以外，还有闹革命的男女学生。犯人还没出顺治门呢，这条大街上已经挤满了等着看热闹的人。

今天枪毙四个人，又是学生。学生和土匪同样是五花大绑坐在敞车上，但是他们的表情不同。要是土匪就热闹了，身上披着一道又一道从沿路绸缎庄要来的大红绸子，他们早喝醉了，嘴里喊着：

“过十八年又是一条好汉！”

“没关系，脑袋掉了碗大的疤瘌！”

“哥儿几个，给咱们来个好儿！”

看热闹的人跟着就应一声：

“好！”

是学生就不同了，他们总是低头不语，群众也起不了劲儿，只默默的拿可怜的眼光看他们。我看今天又是枪毙学生……^[20]

接着小说谈到避难于小英子家的青年学生德先叔，又谈到施伯伯家的姨太太兰姨娘也逃到她家。兰姨娘“魅惑”了小英子的爸爸，让妈妈很不高兴，但最后，兰姨娘却跟德先叔走了。其实，这是从小遭遇不幸的姨娘跟着德先投奔革命的故事。后来，林海音即明白说出此一故事的背景：

我还记得好客的我们家里，出入各色人等，投入革命洪流的学生，在我们家躲风声，结果和一位世伯的姨太太（逃到我们家来）携手做革命情侣，奔向光明的前途了，我是以此写成《兰姨娘》收在《城南旧事》里。^[21]

因此，《城南旧事》根本不是一本童书，它是为老练的读者而写的。林海音的女儿夏祖丽谈到《城南旧事》时曾说：这是一个小女孩“看到她温暖的小世界后面，一个错综复杂的悲惨的大世界”^[22]，可说极其精当。《惠安馆》的故事就极其悲惨，读后让人为之不欢。扩大来讲，我们可以说，这是林海音“自由人文主义”的写实文学的精髓，在温情的笔调下隐藏着一个艰难的时世，这从她对贫困者与新旧交替的女性的描写，可以看得最清楚明白，这也是她的作品明显高出五十年代同类型作家的根本原因。

五

林海音的作品中，最突出的是女性和婚姻的题材，这是一般公认的。即使是林海音自己，在谈到自己的写作生涯时，也以《为时代女性裁衣》为题。其中有一段，很能说明她这一类型作品的特质：

我有一位美国读者卜兰德，她当年来台北学中文，搜集资料，我也帮她忙，所以成了好友。有一次她访问我，谈及我的许多作品中，很有一些是描写上一代婚姻的，为什么？我说，在中国新旧时代交替中，亦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中国妇女生活，一直是我所关怀的，我觉得在那时代，虽然许多妇女跳过时代的这边来了，但是许多妇女仍留在时代的那一边没跳过来，这就会产生许多因时代转型的故事，所以我常以此时代为背景写小说。卜兰德又问我：“那么你对于跳过来的女性和没跳过来的，究竟是以怎样不同的同情写她们的？”我回答说：“无所谓。”卜兰德笑说：“我读你的小说，发现你是以同情没跳过来的她们而写的！”我扪心想想，我在下意识中确是如此吧，因为我对“没跳过来”的旧女性，是真的有一份敬意呢！^[23]

对于那些没有跳过来的旧女性，林海音说她怀抱着“敬意”，而不是我们更容易想到的“同情”，的确显得有些奇特。然而，正是因为她持着这种态度，才使得她描写女性的作品具有不寻常的感人力量。

我们在林海音早期的作品中即可发现此一特质。在《阳光》（一九五二年）里，学生不了解师娘为什么坚持和老师分居，师娘是这样回信的：

你既然要探师娘的心底，那么我也不妨对你讲，你的师娘在她和你的老师分居之日，并没有这么硬心肠决心想拆毁一个完整的家，她只因为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像一切这类女性一样， 当然有着她们相当程度的矜持，可是你的老师竟是这样一个缺乏了解女性的艺术家！我可以这么说，在我们分手之日，如果你的老师肯抱着两个孩子向我深一步的忏悔，那时我也许会哭倒在他的怀里，我无论多么刚强，毕竟是女人。可是你的老师到底不是像你所说的那阳光——今天走了，明天还会来的，我们便这样分手了。……^[24]

介于新、旧社会交替的师娘，虽然还有旧女性的一面，但她也需要一点新女性的尊严。因为丈夫不能体会这一点，所以她坚持分居。学生读了这封信以后，说她“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女性”，事实上也就是说，不论女性可以多么屈从于男性，但她绝对不是“女奴”。对于许多没有“跳过来”的女性，林海音常能发现她们总能在各自的地位上保持一点女性的独特价值之所在。所以她才谈到“敬意”。

与此截然不同的例子是《母亲的秘密》（一九五四年）。母亲二十八岁守寡，独立抚养两个年幼的子女。子女在有一天夜里偶然发现韩叔向母亲求婚，母亲拒绝了，但非常痛苦，因为她也喜欢韩叔。子女此后一直处在愤怒、焦虑的情态下，直到韩叔与别的女人结婚。对于这一往事，成家立业后的子女是这样想的：

我和弟弟能使母亲享受到承欢膝下的快乐，她的老朋友们都羡慕母亲有一对好儿女，母亲也乐于承认这一点。唯有我自己知道，我们能够在完整无缺的母爱中成长，是靠了母亲曾经牺牲过一些什么才得到的啊！如果有人说我们姊弟是孝顺的儿女，我应当说，我们的孝，实由于母亲的爱。^[25](www.chuimin.cn)

这一段话说出了子女诚挚的感恩之心，因为母亲牺牲了自己的幸福以完成子女的幸福。从现代的观点来看，母亲有权利再嫁，林海音本人也写了不少女性再嫁终于摆脱苦境、重获幸福的故事。然而，坚持旧道德而终生守寡的母亲仍然获得林海音更多的敬意。

更特殊的是《婚姻的故事》（一九六○年）所叙述的许多故事中的两个“有问题”的女人，芳和琼。芳为了照顾姊姊遗留下来的小孩，嫁给姊夫，婆婆、先生、姊姊的子女都对她好，然而她的先生却终日病恹恹的，足不出户。芳有了外遇，肆无忌惮，不恤人言。后来先生病死，她拒绝戴孝，拒绝装出寡妇相，但也结束了外遇。对于芳，林海音是这样评论的：

芳说过她不愿意在人面前摆出一副寡妇相，也正是她的要强及反抗的心情的表现，而不是她不愿给丈夫戴孝。她认为夫妻应当是健康、相携出入的一对，才是美的生活。……

但是那时潜在的病恐怕已深入她丈夫的身体了，不要说他原来的生活习惯中没有什么看电影、溜冰这一套，就是散散步，他也打不起精神来。于是在芳那反抗的潜意识中，就不由得和健康、精力充沛的沈先生接近了。等到丈夫一死，她没有了反抗的对象，反而心情平静下来，也许觉得沈先生是一个可厌的人物了呢。^[26]

琼是个穷人家的女孩，聪明，好读书。富有的吕先生教她读书，资助她上学。基于报恩，琼嫁给吕先生，两个人准备在琼毕业后出国留学。但琼却跟别的男人私奔，且最终遭到抛弃。琼听到吕先生结婚，哭着求友人给她看结婚照。友人认为琼后悔了，真是罪有应得，但林海音却说：

琼是一个好强好胜又好奇的女孩子，从她两次（婚前和婚后）对于家庭环境敢于反抗的行动，可以看出她的好强与好胜；而从她对目前环境以外的世界，总想去探求，可以看出她的好奇，虽然她探求的结果往往是失败的。失败能给这样的人有什么教训吗？也不尽然，她的性格既然栽了深厚的这种根，无论如何是去不掉的。而屡次的失败，反而会形成她的另一些以前没有的性格。^[27]

林海音完全不用道德（不论是新的、还是旧的）去批评芳和琼，而只是分析她们的个性和生活环境，找出她们行为的轨迹，甚至预测她们未来的发展。用现代术语来说，她们在男权社会下依自己的个性发展自己的行为，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以男权社会的道德去批判她们。她们为自己选择自己的行为，是值得“敬佩”的。

林海音这种迥不犹人的女性观点，导致一种奇特的现象：她可以把相互充满敌意的婆婆和姨娘同时都描写的很生动，她自己也同时喜欢她们两人，并且同时尊敬她们、怜惜她们。在《婚姻的故事》里，有大篇幅的描绘婆婆的段落。受迫于传统社会伦理，不得不容忍丈夫娶姨太太的婆婆，其实内心颇为不平，于是作出种种可笑、可怜、亦复可爱的小动作。对此，林海音评论道：

不错，就拿娶姨太太说，我们这一代的妇女，就想象不出我们的上一代的妇女，怎么能够忍受丈夫的那种行为。有人认为一定和丈夫没有爱情，才能忍受除自己之外再容纳另一个女人。这话不太对，我以为她们忍受的是环境和当时社会的传统，而不是真正不对丈夫再有爱情。我的婆婆虽然依了当时的环境和她的观念，接受了另一个女人——姨娘，共同走进丈夫的心房，占据了一处地方。但是她内心中，并不是真的那样大方。丈夫的心不像别的东西，不能随便施舍给别人，婆婆是旧时代的女人，但是爱情是独占的，古今一样。^[28]

《难忘的姨娘》（一九六三年）这篇散文则是专为公公的姨太太而写的。姨娘出身于没落的旗人家庭，沦落为坤伶，十八岁就跟了几乎可以当她爷爷的人。她虽然得到丈夫的宠爱，但却受到大老婆及其九个儿女的冷淡的拒斥。虽然她极力忍耐、努力迁就，仍然无法被视为这一大家庭的一分子，只好终日与小猫为伴，把小猫当作她的孩子。对她的一生，林海音总结说：

公公比姨娘大了将近三十岁。她一生跟着公公，想叫婆婆做姊姊，想立婆婆的儿子做儿子，何尝不是想生为夏家人，死为夏家鬼呢？然而她从十八岁姓了夏以后，几十年了，似乎也没得到什么。我想，最真实的，还是得到公公对她全心的爱吧？^[29]

对林海音来讲，婆婆和姨娘的命运都是旧社会造成的，她以理智而体贴的眼光看待她们种种的作为，了解她们，怜惜她们。她对这样的女性，当然充满敬意。

因此，我个人以为，林海音描写女性最为成功的作品，并不是那些较常被提到的短篇小说，如《金鲤鱼的百裥裙》、《烛》、《烛蕊》、《殉》等，而是以类似于她自己的角色在旁边观察、叙述的故事，或者干脆是回忆式的散文。前面所提到的《母亲的秘密》、《阳光》、《婚姻的故事》、《难忘的姨娘》，都是这种类型的作品。此外还有《城南旧事》中的《兰姨娘》，以及很少人提到的《吹箫的人》（一九五九年）、《海淀姑娘顺子》（一九七四年）等。在这些作品中林海音或作为她的替身的叙述者，可以从容描写她的观察，她对于主要角色的体谅、同情或敬佩、怜惜，甚至还发些评论。这些都足以显示，林海音看似平实、温情的女性观，其实是高人一等的。这些表现出来的种种的态度与情怀，是她的女性故事所以特别感人的主要因素。

六

作为关怀、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自由人文主义者”的林海音，或许可以用《地坛乐园》（一九六二年）这一篇作品来总结她的艺术倾向与特质。

原先由文星书店于一九六三年出版的《婚姻的故事》包含四篇作品，都写于六十年代初，是紧接着《城南旧事》而出现的。这些作品可以算是《城南旧事》的余波，因为也都是回忆老北平的。但这几篇，与其说是小说，还不如说是散文。在我看来，本书的艺术价值可能仅次于《城南旧事》。^[30]关于其中最长的一篇《婚姻的故事》，前节已多次引述，这里所要讨论的《地坛乐园》我以为是全书最好的一篇。

所谓“乐园”，其实是指位于地坛内的疯人院，本篇的内容叙述的就是林海音年轻时某一次参观疯人院的经历。在这一次的参观过程中，林海音对一些人物与场景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看到一个穿粗布裤褂的老头，在一片草地上悠闲地放羊，见到人即很和气问候：“来啦！”“好哇！”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乡下农夫，已成名医的儿子把他接到北京，他完全不能适应，发疯了。现在他已恢复，就留在地坛放羊，他喜欢这种生活，儿子也不敢再接他回城区了。

她看到两个少女比手画脚聊天，似乎很融洽，一点也不像病人。仔细一听才发现她们各说各话，彼此全不搭调。她又被一个病人（邓太太）喊做“三姑”，一再叮咛她要帮她照顾孩子。原来这个病人备受公婆大姑小姑的虐待，所以发疯。现在虽然好多了，但回去环境不变，仍会复发，所以只好一直留在医院中。

她被一个非常尽责的管理员领导参观，又看到一个身穿医生白外套的女职员。后来听王股长讲才知道，女职员原来是个大学生，被情人抛弃，发疯了。来这里调养好以后，跟那个只有小学毕业的管理员结婚，并且留在医院工作，生活非常幸福。

在这篇回忆文章的结尾，林海音是这样写的：

黄昏离开地坛，车子驰向北平城里，回到我们的社会来，我们的家庭来。晚饭早已摆在桌上了。妈做了两样我爱吃的菜，大葱爆羊肉、芝麻酱拌菠菜梗，可是，我没有胃口！我一回家就先洗澡，洗去一身灰尘和疲劳，可是我总觉得我没洗干净，仿佛从地坛带来了什么洗不掉的东西。家人要我讲述所见所闻，我讲是讲了，饭可吃不下了，两条胳膊也老觉得肉麻。真有点神经过敏啦！

此两三天，我都不太吃得下饭，只要闲着，脑子里就摇晃出地坛的景象来。

这么许多年过去了，地坛的景色、当时的同行者，差不多都记不起来了，但是只要我想到这件事，想到我曾经有一年去参观地坛疯人院，我的眼前就不由得浮起了——荒草园里放羊的老头儿安详可亲的面容；充满了母爱的关切的邓太太，和那一声“三姑”使我蓦然回头；飘然而逝的白色的身影，和她微笑的凝视……

而且，和他们的面容一齐浮向我的脑际的是王股长的话：“我宁愿说我们的地坛是乐园呢！”

从那以后，我长了那么多年岁了，我仍不能确切的说出人生怎样才是真正的快乐，或者，我们是否真正的快乐过。^[31]

林海音在地坛疯人院看到许许多多人世的苦难，但反讽的是，这些在外面世界饱受折磨的人，却在疯人院得到纾解，痊愈之后甚至不愿离开。疯人院之所成为“乐园”，不正反衬了人间实际上是一个大“炼狱”。这样的思索，最鲜明地表现了林海音作为一个关怀每一个具体生命的“人文主义者”的特质。

现在大家可能已经忘记了，五十年代的台湾其实是个表面平静、但内部危机四伏的社会。原来住在台湾的人，正在忍受、并从而不得不接受一个他们并不喜欢的统治者；而从大陆迁来的两百万人也还没有完全安定下来，台湾的“安全”只有在美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海峡以后才得到保证。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国民党大规模地整肃潜藏于台湾的各种反对者，特别是倾共的人。这一白色恐怖的高潮一直持续到一九五三年，但此后好几年，人们仍然生活在随时可能被秘密逮捕的恐惧中。在这种军事统治的气氛中，文学的空间其实很有限，远远不能表达当时人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从这个背景来阅读林海音的作品，可以说，她已尽了最大的可能来表达她对人世的许多关怀。她本人是乐观的，她的家庭生活极其幸福，她们的经济状况非常稳定。正因为这样，更衬托出她多方面关怀的难能可贵。考虑到这些情况，再综合观察她当时所写的许多作品，我觉得我们应该认真地对她进行再评价。现在我倾向于认为，林海音是五十年代台湾最重要的一位作家。

【注释】

[1]林海音的“北京认同”非常明显，九十年代以后与大陆文坛多有联系，但因她照顾过不少台籍作家，台独派对她仍然相当尊重。

[2]郑清文：《作家，主编，出版人》，见李瑞腾、夏祖丽主编：《一座文学的桥——林海音纪念文集》，219页，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二○○二年。

[3]《城南旧事》，196页，游目族文化事业公司，二○○○年。

[4]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关于《城南旧事》的流传状况是这样说的：“《城南旧事》出版后一直没有引起太多注意，虽然有一些鉴赏者。由于台湾女作家的小说真正受到重视是在八十年代以后，而《城南旧事》出版在六十年代，当时短篇小说评论甚少，因此多年来，在台湾有关《城南旧事》完整的评论只有齐邦媛教授的一篇，这篇评论当初还是用英文写成，是她到国外讲学用的。”（212页，北京三联书店）避提大陆拍电影的事。

[5]请参看《一座文学的桥》所附林武宪编《有关林海音的报导与评论目录》，243—253页。

[6]齐邦媛：《超越悲欢的童年》，见《一座文学的桥》，99—100页。

[7]朱双一：《〈自由中国〉与台湾自由人文主义文学脉流》，何寄澎主编：《文化、认同、社会变迁：战后五十年台湾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建会，二○○○年，75—106页；此处引文见95页。

[8]聂华玲：《炉边漫谈》，见柏杨编：《对话战场》，林白出版社，一九九○年；彭歌：《夏济安的四封信》，《中外文学》一卷一期；郭嗣汾：《五十年间如反掌》，联合报二○○三年八月二十日副刊。

[9]见注所引文95页。

[10]何凡、林海音主编：《文星》杂志的始末，可参看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149—152页。

[11]这些家庭散文收入《冬青树》第一辑中。

[12]林海音五十年代的散文，只有一小部分收入《冬青树》（一九五五年）。后来又出版《作客美国》（一九六六年）、《两地》（一九六六年）；《婚姻的故事》（一九六三年）其实也是散文（四部长篇散文），却长期被视为小说。当时似乎比较重视她的小说，她的散文家的名望并不高。直到八九十年代，她的一些早期散文才又收进《家住书坊边》（一九八七年）、《写在风中》（一九九三年）出版，这也影响了大家对她散文的评价。如果再加上她晚年写的一批回忆文章，我个人认为，她在散文方面的成就，应该高于张秀亚、徐钟佩、钟梅音等人。

[13]此书出版不久，高阳即有长篇评论《云霞出海曙》，对书中的文学特质有详尽的分析，此文收入《一座文学的桥》。此外，齐邦媛（见注所引文章）、大陆郁风（见她为《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所写的序《生命的寻根之旅》），对此书均有好评。

[14]此书初版（一九六七年）由香港正文出版社印行，书名《春风丽日》，一九七一年纯文学出版社重版，始改名为《春风》。

[15]前两篇收入《冬青树》（游目族，二○○○年），《标会》收入《绿藻与咸蛋》（游目族，二○○○年）。

[16]以上三篇现均收入《金鲤鱼的百裥裙》（游目族，二○○○年）一书中。

[17]以上两篇小说均收入《绿藻与咸蛋》。

[18]林海音对父亲林焕文的个性的描写，见《城南旧事》后记所附《我父》一文，183—185页。

[19]《童心愚——回忆写〈城南旧事〉》，《城南旧事》，185页。

[20]《城南旧事》，119—120页。

[21]《为时代女性裁衣——我的写作历程》，《写在风中》，206页，游目族，二○○○年。

[22]《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213页。

[23]同注，207—208页。

[24]《冬青树》，202页。

[25]《冬青树》，120页。

[26]《婚姻的故事》，60—61页，游目族，二○○○年。

[27]同上书，76页。

[28]《婚姻的故事》，27页。

[29]《我的京味儿回忆录》，176页，游目族，二○○○年。

[30]跟《城南旧事》、《婚姻的故事》同时写的，还有两篇前面已提及的散文《吹箫的人》（收入游目族版《写在风中》）和《难忘的姨娘》。较晚创作的回忆式的“记事”《海淀姑娘顺子》（收入游目族版《婚姻的故事》），是一篇非常感人的作品。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林海音这些从回忆中提炼出来的作品，是她一生创作的高潮。

[31]《婚姻的故事》，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