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外省籍小说家-战后台湾文学经验

论四位外省籍小说家：白先勇、刘大任、张大春与朱天心

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带领了数百万的军、民退守到台湾来。在他的主观的想法里，不久的将来他就会打回大陆去。但历史发展的现实却是：这数百万人基本上在台湾长住下来。从现在的时、点来看，他们的身份是颇为暧昧的：他们被“原来”的“台湾人”称为“外省人”，而大陆人却不加分辨地把他们和原来的台湾人一律称为“台湾人”。

七十年代以后，他们的处境极为尴尬。面对日渐高涨的“台湾主体性”的呼声，他们一时难以调适，因为他们无法厘清：他们是否是这种意义上的“台湾人”？同时，要他们简单地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时，他们又颇为迟疑。对岸有十二亿中国人，他们跟那些人是一体的吗？这个问题相当沉重，他们难以回答。

历史的问题只能由历史来回答，最后的答案到底是什么，目前谁也不知道。但是，命运却是由具体的人来承受，承受的人当然有他自己的感觉。这些感觉，有些只放在心里，有些表现在日常言谈上，有些表现在党派的政见上。通过文学作品来加以表达的，无疑只是以上这些感受的一小部分。不过，这一小部分仍然值得重视。如果战后台湾文学确实有它的特殊性，这一小部分必然构成这一特殊性不可或缺的一环，没有理由加以忽视，甚或漠视。

本文即基于这一观点，打算讨论四位外省籍小说家，即白先勇、刘大任、张大春、朱天心。我个人相信，在描写战后台湾“外省人”的特殊命运上，他们四人各自具有其代表性。

一

白先勇生于一九三七年，来到台湾时大约十五岁，在台湾读完中学和大学。就读台大外文系时，和同学欧阳子、王文兴、陈若曦等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对战后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颇有推动之功。一九六三年留美，此后长住美国，偶尔短暂返台。

白先勇无疑是第一个处理“在台外省人”整体处境的外省作家，只是大家常常忘记：他这些作品都是在美国完成的。白先勇在台时期所写的初期小说，基本上都是“故事”，社会性不强，到了美国以后，才开始反省自己的处境，小说的内容从此有了大变化。

据白先勇自己的回忆，他初来美国，因环境遽变，完全不能写作。年底圣诞节：

有一天黄昏，我走到（密西根）湖边，天上飘着雪，上下苍茫，湖上一片浩瀚，沿岸摩天大楼万家灯火……我立在堤岸上，心里突然起了一阵奇异的感动，那种感觉，似悲似喜，是一种天地悠悠之念，顷刻间，混沌的心境，竟澄明清澈起来，蓦然回首，二十五岁的那个自己，变成一团模糊，逐渐消隐。我感到脱胎换骨，骤然间，心中增添了许多岁月……^[1]

很明显，是处身异国的强烈的孤独感，使白先勇心境趋于“老成”，开始反省海外中国人的问题。于是，在两年之间，他连续发表了五篇这一主题的小说。^[2]

五篇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谪仙记》。在这篇小说里，四个国民党高官的女儿从上海到美国来留学。她们既长得漂亮，家世又显赫，便以战后形成的“中美英苏”四强自比。不久国民党在大陆战败，四个家庭败落，其中尤以代表“中国”的李彤遭遇最惨。她的父母在乘船前往台湾时船沉遭难，家产全部沉没。人极漂亮、又会赚钱的李彤从此之后把沉沦之感转化为孤傲与玩世不恭，虽有许多条件颇佳的男人追求她，但她全不放在眼内，随意地吆喝、取笑。最后，她跑到威尼斯沉水自杀。

这篇小说其实并不是只写李彤，而是以李彤为中心，写这四个女子在异国的沦落，而造成她们沦落的主因则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由于白先勇对其中人物．的完全同情，我们很难分辨国民党政权的失败和“中国”（在小说中以李彤的命运作为象征）的没落的区别。

在其他四篇以美国为背景的小说中，白先勇并没有把主角的自杀或沦落之感和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败退牵连在一起。但由于《谪仙记》是五篇中最具分量的一篇，读者如果因此受到影响，把这些小说看成是同一个大背景的产物，也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

五篇中《谪仙记》是最晚发表的，只是到了这个时候，白先勇才加上“纽约客之一”的副标题（《现代文学》杂志二十五期）。在同一杂志的前一期，白先勇发表了《永远的尹雪艳》，副题是“台北人之一”。由此可见，经过两年的探索，到了一九六五年白先勇的创作企图更为扩大而成形，决定以两个系列来描述他所关怀的主题。不过，《纽约客》持续下去，仅在一九七一年又发表一篇《谪仙记》后即放弃。倒是《台北人》一直坚持下去，以一九七一年的《国葬》结束整个系列。

作为《台北人》系列的定调指针，白先勇引用了刘禹锡的《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诗句，这种从上往下掉落的沦落感，明显与《谪仙记》中李彤的命运相呼应，不同的是，李彤沦落于美国，而这个系列的“王谢堂前燕”则飞向台湾的台北。

稍微用心地分析《台北人》的人物及其背景，就可以发现，除了两篇特例之外^[3]，在余下的十二篇里，有一半是属于李彤那一个国民党高官系列的，另有两篇则是这一族类所出入的高级娱乐圈（《永远的尹雪艳》、《金大班》）。剩下的四篇，一篇写高级知识分子（《冬夜》），三篇写一般的中、下层外省人（《一把青》、《岁除》、《花桥荣记》）。作为整个系列的核心，明显是昨日的“上位者”，也就是“谪仙”李彤的父执辈人物。

作为整个系列最后一篇小说的《国葬》，可以看作是《台北人》的高潮，或者是作为凭吊过去的顶点。小说的主角，即将接受“国葬”之礼的李浩然将军，正是这一群如今沦落、过去创造辉煌历史的主要人物之一，正如小说中的祭文所说的：

桓桓上将。时维鹰杨。致身革命。韬略堂堂。北伐云从。帷幄疆场。同仇抗日。筹笔赞襄……^[4]

李浩然将军的晚年困居海岛，最后老病潦倒而死，跟他们的子女辈如李彤者谪降于异国，最后自杀而死，是这些“旧时王谢堂前燕”的“历史悲剧”的典型写照。

遵照白先勇的逻辑，我们可以说，他本人正是沦落于异国，行吟于密西根湖畔的旧日公子王孙。当然，我们都知道，这只是某一个外省人对台湾的外省族群所作的文学想象和创造。这创造物不等于现实，反而是这一特殊历史现实下的某种心灵产物。

当然，我们应该说，《纽约客》和《台北人》写于六十年代，有它深刻的时代印记。到了现在，即使是白先勇本人，还会不会以同样的观点来看待同一问题，是很值得怀疑的。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台北人》在发表之初曾得到一连串的掌声，使白先勇一时之间成为他那一代作家的翘楚，这中间的读者群的心理因素，未尝不可列入考虑。七十年代以后，台湾政治气氛不变，对《台北人》的评价产生两极化的倾向，无疑进一步地呈现了《台北人》潜在的政治性。

二

跟白先勇同一时代的刘大任只比白先勇小两岁，虽然他和白先勇一样，自出国留学后即长住美国，但他的经历却更富有“政治性”。在未出国前，他曾参与包括陈映真在内的读书会，后因留学而未牵连涉案。到美国后又参加保钓运动，影响学业，最后进入联合国工作，因此有一段时间被台湾列入黑名单，不能返台。

刘大任的作品比较庞杂，包括诗、散文诗、散文化的小说和一般意义上的小说。他的小说所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泛，不像白先勇在一段时间内只集中于一个主题。不过，在他的小说里，无疑可以挑出一系列跟台湾外省人的命运相关的作品。贯穿前后期作品来看，他的处理方式或许更值得注意。

在出国留学之前，刘大任写了三篇与此有关的小说。《前团总龙公第一日记》和《落日照大旗》里面的主角，他们原来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也许比《台北人》的重要人物低一点，不过也都算“上流人物”。现在他们都已退休，虽然还有一些缅怀过去，但更重视经济稳定和含饴弄孙，小说的气氛充满幽默与平和，几乎已不再具有《台北人》那份失落的感伤。

更有意思的是《盆景》^[5]，背景是外省籍教授之家。华教授长期沉浸在水果品种改良实验之中，而他的女儿华筠则在跟他的学生颜建邦搞恋爱。虽然小说没有交代家世，但土里土气的颜建邦显然是本省人，而不乏追求者的华筠却独独看上他的“土”。华教授对年轻人的事不置可否，顺其自然，华太太却不喜欢颜建邦的“土”，想要反对。华家第三位长辈，寄住在华家的季仕（华太太之弟）却非常赞成，认为应该主动促成。不过，在颜建邦入伍前夕，两个年轻人已按自己的方式完成了两个人之间的“婚礼”。

我相信，这是有关省籍问题的“寓言”，不管长辈们心中有何想法，年轻人却自有主见，“结合”完全按照他们的意愿去完成。如果说，白先勇在《台北人》中刻意强调的是外省人的沦落，那么，刘大任在这三篇小说之中似乎暗示，外省人已愿意定居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龙团总在急救中醒来对太太讲的话是：

我看……股票也一样……都是风险……还是房产可靠些……^[6]

这种追求可靠的“房产”的逻辑，显然和《台北人》的人物心理大异其趣。

由于出国留学、参加保钓、寻求稳定的工作，刘大任的创作出现了大约十年的空白期。当他再度提起笔来时，他开始探索另一个对外省人来说“事关重大”的问题，即：如何面对对岸的老家。

相对于他处理“外省人在台湾”所表现出来的幽默与平和，他所写的“外省人回大陆”反而显得意外的凄厉与激切。在《故国神游》里充满了爱国心的曲汉生从美国回到大陆参加庆典，但在大陆却处处看到令他不满的现象，最后因天安门晚会后误闯禁区而被捕，并以“美国间谍”嫌疑而被侦讯。“祖国”并不是他神游中的祖国，因而产生彻底的幻灭。

在《风景旧曾谙》和《杜鹃啼血》里^[7]，回大陆探访亲友的外省人，发现他的亲友不是在历次的斗争中精神分裂，就是变得什么话也不敢说。亲友如是，而昔日熟悉的风景，梦中常见的故国，在破碎的现实中陈迹难寻。

在这三篇小说里，外省人重返家园的主题出现了两种主旋律：故国已非故国，回家寻找不到老巢，而且，亲友受到残害，对此地怎能再产生感情。历史的惨痛经验，让他们觉得，在故国他们已被连根拔起。

在这样的逻辑下，就产生了“压轴”的《晚风习习》，这可以算老一代外省人的挽歌。小说中的父亲一生忧患，最后落居于台北。他的子孙，大部分定居于美国，因此不能享受“儿孙绕膝”的晚年幸福。当然，临死之前他还有一个心愿，想回大陆老家看一看。这一趟死前的故国之旅伤透了他的心，因为家族的成员惨遭斗争，而故乡的风物也都邈然不复存在。回到台湾后，他即突然病逝。他的子女决定把父亲的遗体埋葬在台湾，并在墓碑上刻下这几行字：

神州天河镇厚溪村

迁台第一代开山祖

袁公　轩之墓^[8]

在我看来，《晚风习习》中老一代外省人的“悲剧”，其实和《台北人》里的众多外省人是一体的两面。如果迁台是一种“沦落”，当然也就不会接受他们迁台之后“故国”的改变，而“故国”正是更多的人主张改变而迫使他们离开的。反过来说，如果意识到“故国”改变而拒绝认同，宁可落居台湾，那么他们是否也愿意接受台湾现在的改变呢？如果也因为不得已而无可奈何地居住下来，那么又该叶落归根何处呢？因此，我觉得，《晚风习习》和《台北人》一样，是某些当事人对他的处境从主观上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文学想象，以此把他们的历史定位在“无可奈何”的坐标上。

三

出生于一九五七和五八年的张大春和朱天心，比白先勇和刘大任年轻二十岁，是属于“土生土长”的台湾外省第二代，他们的经历与文学想象与白、刘二人形成截然的对照，但因而也互补性完成“在台外省人”的“宿命图”。

张大春初起于文坛的时候，乡土文学正在盛行。他遵循乡土文学的写实风格所创作的《鸡翎图》获得一九七八年时报文学小说优等奖，并得到评论家的一片赞赏。在当时的文学气候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统的乡土文学，在内容上强调乡土写实，在语调上较为愤怒、哀伤而沉重。张大春以一个年轻、有活力、富幽默感的外省人身份，确实给了写实小说一股清新的活力。

但不到几年之间，张大春即由写实转向魔幻，由魔幻转向后现代，并最终形成他的“一切叙述都是谎言”的哲学。其实，张大春的逻辑后果远为严重得多。他的完整的三段论式应该是这样的：一切现实都由叙述呈现，一切叙述都是谎言，因此，一切现实都是谎言。如果小说家承认他自己是“大说谎家”，那也没什么；因为，当一些人（特别是政治人物）告诉你“现实”是什么时，他们已经在“捏造”和“虚构”了。小说家的“说谎”和现实的“虚构”来比，一点也不算什么，甚至可以说这还只是一种“低级模拟”而已。他的《大说谎家》就是这种人生观和艺术观的最佳表现。

张大春的这种演变，可以说是对现实严重失望所导致的结果。詹宏志在论张大春一篇早期的小说时说：“一个想追求社会真实的作家，在受到真实的玩弄之后，愤而玩弄真实以为报复，这倒像解释了张大春日后的发展。”^[9]

不过，即使就这一面而言，也许还可以深一层挖掘。在唯一一篇以外省人的过去经历为中心的小说《将军碑》里，张大春通过不同方式让我们看到关于将军的“历史”的许多截然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叙述，小说是这样结束的：

于是将军无所不在，也无所谓褒贬了。他开始全心全意地守候着，有一天，维扬（将军的儿子）终究也要懂得这一切的：因为他们都是可以无视于时间，并随意修改回忆的人。^[10]

张大春比白先勇、刘大任更勇敢地承认，带领他们来台湾的“将军”，他的“历史”也是可以随意修改的，就像白先勇、刘大任的文学想象也是一种“修改”一样。然而，张大春如果因此下结论说，一切历史都是虚构的，则未免说得太快了。以《将军碑》所着重谈及的北伐时期的上海工人暴动及抗战时期的台儿庄大捷来说，事件的真相并不难搞清楚。因此，我觉得，张大春过早把“历史”打入“虚构”的范畴，更深层的动机也许就在于：他要拒斥这一段历史，也就是说，要把在台外省人的“历史”借着虚构之名排斥在“现实”之外。(www.chuimin.cn)

然而，张大春的“游戏”终究也有玩不下去的时候。在以畅销为本位的《大头春日记》和《我妹妹》之后，他终于拗不过台湾的政治现实，“撒出”了《撒谎的信徒》。一个以“大说谎家”自命的人，居然跳出来直指别人是“撒谎者”，这证明，深心里他其实不相信自己所归纳出来的人生游戏规则。

《撒谎的信徒》一书的序言，绝对是值得一读的。张大春严肃地问自己：这样一本影射材质庸劣、识见短浅的政客（按，指李登辉）的小说值得一写吗？他一本正经地引述怀特海和哈耶克的话，说明他的小说想要探索：怀有稚气般怨恨的人们如何凑聚成一个“伟大的团体”，并推出一位元首或神祇，以化解或削弱其个体之自卑。这一篇序言完全颠覆了他行之十有余年的小说哲学，并不打自招地承认：现实是存在的，确确实实地存在。

从政治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极端聪明而毫不妥协的外省第二代面对人多势众的所谓“台湾人”所发出的文学想象的反击。这种反击，初看起来比白先勇、刘大任“自怜式”的想象构图更强悍、更具冲突性，但其实是更健康的。因为，在这本小说中，作为外省人大家长的蒋氏父子也受到了公正的冷嘲与揶揄。这就证明，张大春在批判“台湾人”时也没有企图美化外省人的“历史”。对于“心怀怨恨”的“台湾人”来说，《撒谎的信徒》不过是再一次表现了许多外省人的偏见。但是，以其毫不隐瞒的直率（或挑战式）的批判而言，我还觉得，这是“外省人”和“本省人”作为“诤友”，相互沟通、相互扶持的起点。如果“本省人”也能写出这么一本聪慧地批判“外省人”的小说，也许就更加完美了。

四

张大春从一个写实小说家蜕变而为重视“虚构”的叙述艺术家，并且又转回更直接的政治小说家，这样的经历虽有些怪异，其实并不难索解。毕竟张大春是一个社会意识极强的人，很难摆脱政治，甚至他的玩世不恭，都可以视为一种“政治”。但是朱天心就不一样了，朱天心从一个“三三工作坊”的“少女作家”蜕变而成为一个具有政治意识的女性小说家，也许可以说是近二十年台湾文坛的“异数”。不过，从历史大势来看，在泛政治化的大潮流中，被迫居于守势的外省族群，在一个不知政治为何物的作家群中突然闪出一个身影，去对抗政治这一怪物，这似乎也不是完全不可预期的事。

于是，昔日《北一女三年纪》、《昨日当我年轻时》的作者，居然直接面对政治运动，发表了像《我记得……》、《十日谈》、《从前从前有一个浦岛太郎》这样的小说。就我个人来看，这些小说并不太具有真实感，可能只是作家主观意志上想要面对政治现实而得出的产品。有些支持反对运动的人也许会认为，《浦岛太郎》是对政治运动恶意的毁谤，但也许我们可以说，这毋宁表现了小说叙述者对政治的茫然与不解。

虽然朱天心家庭的母系是台湾人，但由于父系更为显赫有名，在台湾族群问题激化以后，她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也按习惯自视为）外省人。自《我记得……》以来，族群归属与认同问题，更加萦绕于朱天心内心，成为她创作的重要主题。在这方面好像看不到任何外省作家像她这么“执著”。

收于同名小说集的中篇《古都》是朱天心晚近对于认同问题的极有意思的书写，很值得玩味。在这里，朱天心好像是要“直捣”本土派的“黄龙府”一般，竟然也以台湾的“乡土”作为小说的核心。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隐藏在乡土大架构下的，可能还是一个最真实的自我问题。

整篇小说的叙述架构设计得十分的“巧”（但未必“妙”）。刚开始，“我”流连于台北角落，忆想她在学生时代与密友A逛游各处的陈年往事，充满了怀旧与感伤，不过几乎处处都要使用日据时代的旧地名，让人诧异（与不快）。差不多二十页以后（小说不分节，此处所指在麦田出版社所印行的150页处），我们看到她来到日本的京都，因为自大学毕业后即不再相见、长期居留异国的A约她同游，并重温同榻而眠的少年旧梦。但A并未如约而至，“我”在京都一面欣赏“亘久不变”的京都（与她多次重游时一模一样）的风貌，一面追忆台北的今与昔，充满了孤独与感伤。数日后，心里知道A不可能践约，决定提前返台，却在台湾机场被旅游业者误认为日本游客（210—211页）。于是将错就错，持在日所购旅游书（内附殖民时代的地图和景点）遍游台北。至此我们才恍然大悟，而“我”也于此时放声而哭。小说至此结束。

很明显，这里的“古都”具有双重指涉，既指京都，又指台北；而京都，又是为了对照台北而设计的。京都是不变的，维持了“我”所喜爱的旧风貌，而台北则完全不复当年——“我”所怀念的是那个旧台北，“我”所不能忍受的则是现在的新台北。

“我”把台北（扩大来讲即整个台湾）归咎于排斥“我”这一族群、并宣称只有他们“爱台湾”的那些自命为“台湾人”的一群。“我”暗指陈水扁说：

你变得不愿意乱跑——害怕发现一年到头住满了麻雀和缘绣眼的三十尺高的老械树一夕不见了，立了好大的看板，卖起一坪六十万以上的名门宅第，它正对的金华街二四三巷一棵五十年以上的桉树也给口口声声爱这岛屿爱这城市的市长大人给砍了，并很讽刺的当场建了个种满小树的社区小公园。（184页）

“我”还暗中批评了陈唐山：

……你想起那个因反抗集权政府去国海外三十年不能回来的异议人士，时移势易，他一旦当上县长以后，照样把南岛最后一块湿地挪做高污染高耗能源的重工业用地。（181页）

“我”对旧台北（台湾的“古都”）真是如数家珍，她像导游一般，引导我们遍寻台北老街的每一棵老树：

你走过罗斯福路一银背后晋江街一四五号……就让鸟儿和丰沛生长的梓树大王椰占用下去吧。类此的美丽废墟还有浦城街二二巷一号和七号……中山北路一段八三巷三十弄五条通华懋饭店的对门，占住者是香樟怪、九重葛、芒果婆婆…… （185页）

类此的文字绵延两页之长，好像“古都”在“我”的摩挲之下展现出夕阳黄昏的美好。

然而，这么熟悉“古都”台北，这么热爱“古都”台北的“我”，却在竞选活动时听到“类似你这种省籍的人应该赶快离开这里去中国之类的话”（168页）。“我”不由得充满怨气地说：

要走快走，或滚回哪哪哪，仿佛你们大有地方可去大有地方可住，只是死皮赖脸不去似的。……

有那样一个地方吗？（169—170页）

“我”就以这种“被斥于外”的心情回顾她童年代极为熟悉的“古都”，为它的“不复昔日面貌”而无限伤感。

“我”的情感逻辑宛然可辨：这是我从小唯一熟悉的土地，贯注了我所有的感情，我不属于这里我属于哪里？但人家（那些“台湾人”）说我不是这里人，叫我“滚回去”——滚到哪里去？于是，“我”心理产生大变化，这块土地已不是她从小所熟悉的那块土地——“乡土”变了，我找不到依托。“我”说：

你简直无法告诉女儿你们曾经在这城市住过的痕迹，你住过的村子、你的埋狗之地、你练舞的舞蹈社、充满了无限记忆的那些一票两片的郊区电影院们、你和她爸爸第一次约会的地方，你和好友最喜欢去的咖啡馆，你学生时常出没的书店，你们刚结婚时租赁的新家……，甚至才不久前，女儿先后念过的两家幼稚园（园址易主频频，目前是“鹅之乡小吃店”），都不存在了…… （181页）

事实上，“乡土”的失落来自于“人”本身的失落，因为你既已被编排为“外人”，当然也就遍寻不着你所熟悉的、原以为属于自己的那一块乐土。这种心情，在小说结尾处做了最高亢、最绝望的呼喊：

这是哪里？……你放声大哭。……

婆娑之洋，美丽之岛，我先王先民之景命，实式凭之。（233页）

因为“我”现在的“迷失”，她才更加迷恋童年，并伤悼一切均已改变。基于这一原因，她现在更“喜欢”京都，因为京都一切未变。“我”说：

是这样吧，在死之前，若还有一点点时间，还有一点点记忆，你还可以选择去哪里，就像很多人急着无论如何要离开医院而回到他熟悉之地通常是所谓的家，你，会选择这里吧，因为，因为唯有在你曾经留下点点滴滴生活痕迹的地方，所有与你相关的都在着，那不定它们就会一直一直那样在下去，那么你的即将不在的意义，不就被稀释掉了吗？……

大概，那个城市所有你曾熟悉，有记忆的东西都已先你而死了。（195页）

在台北，“有记忆的东西都已先你而死”，“我”生活的根基被人家的排斥全部拔除。于是，你只好去喜欢那不变的京都，并去寻找那不复存在的幸福的童年与少年，为其“不复存在”而感伤。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从京都回来，拿着“附有殖民时代的地点和景点”的旅游书重寻旧台北是一个很奇怪的行为。难道她把少年时代的旧台北往上追寻到日本时代吗？或是，在她既已失落之后，她熟悉的老城市可以在“旧日本”（以京都为代表）找寻到更古老的根源吗？作为一个被“本地人”称为“外省人”（“中国人”）的人，她竟更迷恋于旧日本，以及表现日本风味的旧台北吗？最奇怪的一点是，被视为、也自视为“外省人”的朱天心，一点也没有把她父亲所从来的地方放在小说的任何叙述之中。“我”的感情状态不能不令人迷惑，也无怪于她的迷失。

撇开这种奇怪的逻辑不谈，从整体架构来看，《古都》是一篇因别人的“认同”热而迷失“自我”的小说，也是一篇“自我”找不到认同的小说。它以极为抒情的笔调，描写“我”的失落感，而那个从小熟悉的“乡土”，因别人的拒斥不复存在，则是这一失落的源头，在八十年代以后一连串的认同文学中，这可以说是最独特、最具个人风格的作品。

五

文学想象只是现实的一种反映方式，并不代表现实，尤其不能代表现实的全部，八十年代以后，我听到或看到一些外省人的故事。譬如，国民党撤退时，在东南沿海的某一个村子抓兵，使这一村子顿时成了寡妇村，有些人一直未娶，终于等到开放探亲后回家团圆。又譬如，国民党强迫流亡学生当兵，当有人反抗时，就全部被装进麻袋丢入海里。又如多少老兵孑然一身，或返回大陆养老，或散居于各处荣民之家……这些“现实”，都可以经过“想象”的转化而成为文学，然而，它们都未列入我们小说家的构图之中。当我们在论述这四位外省小说家对他们处境的“文学想象”时，也许应该记得，这一“想象”和历史现实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注释】

[1]《蓦然回首》，《寂寞的十七岁》，297页，允晨文化公司，一九八九年。

[2]即《芝加哥之死》、《上摩天楼去》、《安乐乡的一日》、《大岛之行》和《谪仙记》，现均收入《寂寞的十七岁》。

[3]《孤恋花》写台湾人，《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写新公园里的男同性恋者。

[4]《台北人》，270页，尔雅出版社，一九七一年。

[5]以上三篇小说原统集于《红土印索》（志文出版社，一九七○年），现在前两篇收入《杜鹃啼血》（洪范书店，一九九○年），《盆景》收入《晚风习习》（洪范书店，一九九○年）。

[6]《杜鹃啼血》，225页。

[7]以上三篇小说均见《杜鹃啼血》。

[8]《晚风习习》，147页。

[9]《张大春面面观》，见杨泽《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366页，时报文化公司，一九九四年。

[10]《四喜忧国》，31页，远流出版公司，一九八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