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台湾文学经验：自卑、自怜与自负

自卑、自怜与自负——七等生“现象”

一

七等生……永远那么忧悒，永远为我们创造着午睡时的梦魇一般的世界。好在我们有了七等生，否则我们这种无由排遣的烦闷会逼得我们去自杀呢。——魏仲智（七等生的读者）

而我，本是一个拙笨又不幸的人，却转变成为单薄孤独的你的支持者；我由弱化勇，只因我们同处在生命之中。

——七等生《致爱书简》

这两段话来自不同的脉络，但并列在一起，却天造地设地形成了一次生动的对话，这对话透露了七等生“现象”——七等生大量的写作产品，以及七等生独特的读者群——的“秘密”。七等生和他的读者同处在他们所隶属的生命之中，七等生借着不断地写作来为自己生命的困境化险为夷，而七等生的读者则通过阅读七等生的作品来纾解他们自己的危机。七等生和他的读者，虽然采取了写作或阅读的不同方式，但他们生命的基本内核却是相同的。

七等生的写作导源于生命的不幸与卑微、困窘与屈辱。他的父亲原是海边一个小镇的公务员，因个性的特异而在光复初期被人解除职务，从此全家陷入长期的贫困之中。我们可以从七等生对于父亲的回忆，看到他年幼的心灵如何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为特殊的形态：

因为时代的阴影，造成年幼的我与我父有些敌意和疏远。他在我记忆的黑幕中显现的是一个忧患的形体，他高瘦的身躯和脸上痛苦的眼神，以及他在病魔的缠绕之下的挣扎扭曲的情态，我常常为此而逃到无人的角隅去独泣。（《当我年轻的时候》）

父亲形象的不彰，无疑暗示了自我认定的曲折与困难。

因为家境的艰难，七等生不得不为了公费而进入台北师范就读。被迫走上这一条路，等于是在七等生已经形成的性格上抹上更深的色彩。早期师范教育那种极端保守而不合理的作风（参见《跳出学园的围墙》），使得苦闷至极的七等生，以一种满不在乎的姿态来加以反叛。结果是，因此被勒令退学。以后虽然由于某一老师的讲情而复学，但随后却又因另一老师的刁难，不得不重修某一主科，而延迟一年毕业。这些遭遇，当然会在七等生敏感的心灵上留下深刻的印迹。

关于这些，七等生是清楚自觉到的。七等生所没有想到，或者想到而未说出的是，师范教育的另一严重“后果”。他没有成为“大学生”，因而在前程上就变成“次等青年”。很少人能够了解早期师范生和大学生对比的辛酸。许许多多的师范生只不过因为家境的贫寒而不得不提早选择公费，在资质上来讲，他们却未输给将来的大学生，然而环境却把他们的“次等”发展（相对于大学生的“头等”）安排好了。身价的“卑微”，以及对于这种卑微的不甘，更加强了七等生在自我肯定上的艰难。

于是我们看到，七等生在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偏僻的九份矿区去当小学教员，在孤独之中去面对那不可知的前途。在小说《精神病患》、《复职》和《迷失的蝶》中，七等生相当程度地描述了这一段苦涩的日子。但把当时的心境说得最为鲜明的，恐怕还是要数那一篇自述文字《当我年轻的时候》。七等生说：

当我年轻的时候，非常的寂寞和孤独。那是十七年前，我年纪二十三岁时。已经在矿区九份当了两年的小学教师，没有异性朋友，没有什么值得安慰我心灵的事物。夏季我徘徊于山下瑞滨的海滩，赤裸地暴晒在波浪排向岸沿的岩石之间的小沙湾，或潜入清澈透蓝的深水里，探寻水草与游鱼同伴。那时我的心在海洋上的空际鸣响着，想呼求什么与我在这宇宙自然结合，但我很愚蠢，找不到方法将我献出和迎取。

这是一个“次等青年”在远离文明城市的偏僻矿区里，对自我生命的呼求。当然，他找不到可以和自己结合的东西，他既无法献出，也无法迎取，他唯一的自赎之道就是：写作。

但是突然我意外地发觉我能思想，那是三月，我能知道我长期的禁锢和忧郁，我像有另一对眼睛看到我过去的形体，它在时间的流动里行走，我清楚窥见到那行走的阴沉姿态。

对于七等生来讲，在刚开始时写作不是一种志业，不是一种自我肯定的方式，而是一种自我拯救。是把敏感的心灵在长期的郁积之后所沉淀的东西清除出去，是在寂寞与孤独之中的自我倾泄与自我呼求，以此来获得暂时的舒坦。所以，他说：

我的写作一步一步地在揭开我内心黑暗的世界，将我内在积存的污秽，一次又一次地加以洗涤清除。

写作作为实际生活的一种代替，作为一种无可诉求的诉求方式，作为生命的不得已的显现方式，在七等生的另一篇散文《致爱书简》里，说得更是凄婉动人：

我是如此单薄孤独，没有一丝旁的助力，能使我鼓足勇气坚持我的立场，因此就陷于颤抖和气愤，使我的情绪升达到无比的复杂的悲哀。我的幻想无止境地朝着生命的哀愁扩展，我需要（在现实中无助力的情况）爱情的抚慰，并且是祈求最无条件的温柔的服侍，让怯懦的身心得到安宁……即使要我放弃拥有一个写作的艺术家的名衔的虚荣，我宁择现实中的爱和温饱的生活，就像一个僧人多么欲望再恢复为俗世人，就像一个涉急流的人多么希冀彼岸有一只伸出来搀扶的手。我生存一日，便对这种爱情的企望永不断念。

长期的写作使七等生发展出另一种艺术观，这种艺术观以偏执的方式片面肯定艺术的独立而崇高的价值。但是追源溯始来说，我们必须认清七等生写作活动的最初的驱动力，只有从那里，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七等生的作品，了解七等生作为一个作家的独特性，并了解到，即使他的作品毫无文学价值（这当然不可能），作为一个“现象”，他和他的作品在近三十年来台湾社会、文化的变迁中，仍有其特殊的意义。

这一意义可以从七等生独特的读者群看得出来。对很多人来说，七等生的作品是nonsense，丝毫没有阅读的价值。但对另外一群人来讲，七等生却是某种“精神上的救星”（刘绍铭语）。七等生的读者群是一个私密性的小团体，是没有组织但却具有强烈共同“信念”的一群人。他们对于自己的救星与信念，极为严肃而坚定地护卫着，不容他人加以批评，加以侵犯。

我们不知道七等生这样的读者到底有多少，但我却相信，这种特殊的作家和他拥有的特异的读者群，是台湾某种社会现象的反映。为了说明方便，我想把台湾的知识界分成两部分，即上层知识分子和下层知识分子。上层知识分子是在台湾工业化早期较早都市化、较早接受现代文明，因而在发展上站在一个较有利地位的人。比较来讲，那些起步较晚，发展上较不利的人，就是下层知识分子。举几个明显的对比来说，早期的大学生之于师范生，外省青年之于本省青年，本省都市化的青年之于穷乡僻壤的青年，在这三项对比之中，前者常发展为上层知识分子，后者常沦为下层知识分子。社会的现象当然极为复杂，不容我们以几条公式加以分析。我所要指出的是，在台湾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客观环境的影响，有些知识分子的成长与影响是要比另外一些人艰难得多。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陈映真、黄春明和七等生的命运在刚起步时是有一点类似的，他们都是陈映真所谓“市镇小知识分子”，但以后的发展就不一样了。陈映真早年的生活也是苦涩而卑微的，这从他早期的小说就可以看得出来。但后来他进了大学外文系，逐渐地汇入现代都市文化的主流之中。黄春明则是一个比较“素朴”的乡下人，他以一种“自由自在”的方式肯定乡下人的特长，在都市中虽然无法免掉羞涩与卑微，但他始终没有丧失乡下人那种相对于都市人的“自信”。七等生对于自己身份的敏感近于陈映真而不像黄春明那样“混沌”。问题是，陈映真“上升”了，而七等生仍停留在原地打转。相对于陈映真和黄春明，七等生可说是下层知识分子的“典型”：他的出身限制了他的发展，他的敏感让他知道自己的命运，他的命运使他对社会产生深刻的敌意，从而把自己从社会割离出来，把自己封闭起来，然后在自己的思想意识所建造的哲学王国之中自封为王。七等生是下层知识分子的“极端发展”，他成为这些知识分子没有出路之中的一种“出路”。他是他们的主观的代言人，是他们主观世界的“精神领航人”。这是我所了解的，七等生和他的读者的“秘密”。

二

我的每一个作品都仅是整个的我的一部分，它们单独存在总是被认为有些缺陷和遗落。写作是塑造完整的我的工作过程，一切都将指向未来；我虽不能要求别人耐心等待，但我有义务借解释来释清一些误解。　　　　　　——《离城记》后记

至于想在文字中去捕捉特定的涵义，实在“枉费心机”。真正属于优秀的好作品，除了被察觉到作者心脉的跳动外，再没有其他更重要的意义。　　　　　　——《我爱黑眼珠》序

前面已经说过，七等生写作的动力是生活的不能满足；写作成为生活的代替，成为生活的不得已的显现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写作是一种自我记录、自我省察、自我塑造的过程。所以归根结柢来说，所有七等生的作品综合起来，就是他心灵的自传。而对七等生来说，心灵就等于他生命的全部，心灵的自传也就是他一生的自传。

这样的写作方式所引起的问题，在前面两段引文里已经透露出来。七等生要求读者，除了察觉他“心脉的跳动”外，不要去追索作品的特定涵义。而且，他“心脉的跳动”要就所有的作品来观察，每一篇作品单独来看都是不完整的。七等生不敢要求读者“耐心等待”，等他未来在作品中终于把自己塑造完成。但作为他的批评家就非常的不幸了，因为七等生要求他们“明白作者的真正成长历程”。我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七等生对他的批评家所提的要求是正当的，但批评家是不是也可以提出反问说：七等生先生，你有没有把你的心路历程写得一清二楚？如果七等生不以批评家的解释为对，而要另加说明，批评家似乎也可以说：对不起，七等生先生，你的作品好像没有把这个意思表达清楚。

为了对得起七等生先生，也为了尽到一个评论者应尽的责任，我把七等生的十三本小说集（从《白马》到《老妇人》，未计入《耶稣的艺术》），配合着七等生所亲自编列的写作年表（见旧版的《白马》与《情与思》，及张恒豪编《火狱的自焚》），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一遍也许还不够，但凭着这一遍的经验（以及以前零零星星阅读的印象），我却觉得，七等生早期的写作方式跟写作观念可能有问题。

七等生曾经谈到他独特的写作方式，他说：

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的写作者的我啊，早就鄙视那浮表的事件的记述的不能共鸣的事实，这使得我必须把心灵演化成形式，用幻想做内容直接来感应你，当你接住我的传播的感应时，能使你从我的幻想再恢复到现实，那么你看到的将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单独的特殊遭遇，而是生命的你也同样会遇到的普遍事实。（《致爱书简》）

这一段话把七等生的写作理念表达得相当清楚，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来讨论七等生早期作品（一九七四年写《跳出学园的围墙》之前）的一些问题。(www.chuimin.cn)

七等生的早期作品，基本上是以幻想的方式来表达他所谓的生命的“普遍事实”，他说这是“把心灵演化成形式，用幻想做内容”。这当然是受卡夫卡影响。而自从刘绍铭把这种作品称为“寓言”，并获得七等生本人的首肯以后，这种看法早已成为批评界的常识。问题是，大家的焦点都放在“如何解开寓言的涵义”这一点上，而很少人问：这是否是成功的寓言？而且，似乎也很少人去比较七等生的幻想故事和卡夫卡的不同。

如果跟卡夫卡的故事相比，我觉得七等生的作品明显具有两大缺点，即缺乏生动的细节描写和精心设计的结构。说到细节描写，我想读过卡夫卡的《蜕变》的人，对于男主角变成一条大虫的情景，极少不留下深刻印象的。很多人都认为卡夫卡是在写“幻想”故事，但很少人留意到卡夫卡的“幻想”是通过精细生动的描写来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的。卢卡奇说，卡夫卡具有伟大的写实主义作家那种选择适当细节的才质，能够以极简洁的描写来唤起人们的幻觉。如果没有注意到这点，而只漫无限制地“发挥”卡夫卡的幻想成分，那就完全误解卡夫卡艺术的特质了。

作为对比，我们可以去读一读七等生寓意较为清楚的短篇小说，譬如《僵局》一书里的《争执》和《灰色鸟》。在那里，我们看到七等生把一些“平常”的“人生真相”以一种较怪异而别扭的方式述说出来，却说得一点也不动人，那里面的描写毫不令人感到兴味，只觉得做作。那真是为幻想而幻想。如果采取平实的说故事的方式，我想更能够让人得到七等生要人感觉到的“普遍事实”。

在七等生的早期作品中， 《AB夫妇》的细节处理可能最为成功。整篇小说的主要部分是A在寂寞荒芜的空室中捕捉白壁上那只丑恶的八脚。A以虐待狂的方式玩弄八脚，让八脚把自己的脚一只只地丢掉，而A则狞笑地欣赏它残伤挣扎的情状。在这一连串穷极无聊的恶作剧中，A逐渐怀念起逝世已三年的太太B，而终于醒悟到，他所给予太太的，是怎样的一种生命。另外，在素描式的《俘虏》里，海边的军官残忍地作弄无意中闯进禁区的小孩。全篇虽然没有特殊的寓意，但作者以生动的对话堆垛而成的场景，却令人感到兴味十足。

其次，再说到结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拿七等生最著名的短篇《我爱黑眼珠》作例子。关于这篇小说的主题，可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七等生曾公开地驳斥叶石涛和陈明福的阐释（见《情与思》），从这些自我“维护”中可以看出，七等生完全肯定主角李龙第的道德理念；我自己的阅读印象也是如此。那么，这篇小说的主题不是很明显吗？为什么会引起大家胡乱猜测呢？问题出在：在七等生所描述的情节下，李龙第根本不需要那么残忍地对待太太晴子。七等生以为，在他的情节设计下，李龙第已有充分理由宣布他的道德理念，可以依此理念来拯救那一妓女，而置太太的死活于不顾。但读者把小说从头读到这里，按照情节结构，根本看不到李龙第有必要如此做，他们因此迷惑了。但他们真心地相信七等生是个“好”小说家，他们没有怀疑七等生并未把小说写好，因此只好绞尽脑汁去提出各种可能的解释。坦白讲，我对台湾的许多诗人和小说家（当然包括七等生）的“技巧”常抱着怀疑的态度。在我“虚心”地细读了三遍以后，如果我还看“不懂”，我宁可相信这是作者自己出了问题。

因此，我甘冒大不韪地说，七等生绝大部分的早期小说都没有写好。我相信，七等生是个自然主义式的“自发论”者。他相信，他的感觉和想象只要稍加安排，就可以写出来而成为艺术品。如果我们仔细地读七等生那些篇幅短小的素描，以及许多片段组成的中篇（如《巨蟹》、《无叶之树集》），我们会了解到，七等生小说的基础是他日常生活中许许多多的印象片段。七等生似乎认为，这些片段只要稍加变形，或稍加发展，就可以具有“意义”，就可以反映人生的“普遍事实”。

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我们也可以看到七等生“自发式”的写作过程。如果我们遍读七等生所有的小说，我们会发现许多传记性的资料，这些资料彼此呼应，而且具有高度的真实性。我们可以看到，七等生从自己的经历中取用的材料，常常没有和整篇小说完整地搭配在一起，而成为这一艺术品的有机成分。我们只要去读《放生鼠》的前半部，就可以具体地了解七等生这种错误的写作“技巧”。如果要知道，“自发式”的写作可以变得多么琐碎无聊，我愿意推荐大家去看《老妇人》一书中的《行过最后一个秋季》（这是七等生最近期的作品）。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七等生写得那么糟，为什么他会吸引一群特殊的读者，并成为他们“精神上的救星”？我想，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首先，当七等生要表达下层知识分子那种“社会弃子”的心态时，他会倾泻出大量的“自怜情绪”。这种情绪虽然常常过分泛滥，但很合乎当事人的胃口。在最早的作品里，如《隐遁的小角色》、《来到小镇的亚兹别》和《初见曙光》，这种情绪完全没有节制，实在令人难以卒读。事实上，那种社会弃子的心态，如果能够客观地加以呈现，很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人”的味道。在这一类作品里面，《精神病患》要算是最成功的（同性质的《放生鼠》则差多了）。《精神病患》有较明朗的故事格局，能够让我们看到男主角自弃心态的一点来龙去脉。男主角对于世人的警戒，对于社会的敌视，对于深具母性特质的女子丘时梅的迷恋，对于同是社会弃子的女子阿莲的依附，都具有相当的心理深度。看了这篇作品，我们会觉得，七等生未能效法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以卡夫卡为师，好像是有一点走错路了。

事实是，七等生并不“客观”地描绘他的社会弃子，反而以卡夫卡式的幻想来“提升”他的主角，并企图赋予他们“哲学”的气质，或者肯定他们承受人类苦难的价值。但是，七等生并没有以合理的情节，“艺术地”呈现他的角色从自卑、自怜到自负的过程。其结果就是，不太能“同情”七等生的叶石涛和刘绍铭，根本无法了解《我爱黑眼珠》里李龙第的道德理念。而七等生及拥护七等生的读者，则刺刺不休地为李龙第的理念辩护，好像这是他们“赖以存在的主权”（七等生答叶石涛语）。于此，我们就明白了七等生式的幻想故事的吸引力：在那半朦胧、半神秘的不可思议的故事架构里，硬生生地放进了貌似深奥的道德与哲理；在那艰难的索解过程中，读者以为他已经掌握到，或者有可能掌握到一把人生的钥匙。

三

不论是正常的人，还是病态的人，只要放在客观的社会结构下，放在明显的社会环境中，都可以透过直接的生活经验去描绘，而不需要详尽的加以分析。但是，如果只是个人的病态心理，则要不断的加以说明，加以分析，或者透过浪漫的、幻想的、异国情调的衬托，才能使人相信。　　　　　　——卢卡奇

卢卡奇所要区分的是两种艺术类型，前者是他所偏爱的写实主义，后者则是各种形态的浪漫主义（包括现代主义）。客观地讲，两种类型都可以产生伟大的作品，但是所依循的创作原则却有所不同。我们在前一节所要说明的是，七等生应用第二种方法，基本上是失败了。一九七四年以后，他逐渐转向第一种方法。令人惊讶的是，反而写出了更好的作品。在三个中、长篇《跳出学园的围墙》、《沙河悲歌》、《城之谜》，以及短篇小说集《散步到黑桥》里，我们看到了成熟了的七等生。

七等生改变风格以后的第一个长篇《跳出学园的围墙》（原名《消瘦的灵魂》），可能是他所写过的最好的作品。这是一部自传性的小说，以他当年就读台北师范的经验为题材，甚至主角都保留他自己的本名（刘武雄）。主角刘武雄以一种极为特殊的嘲讽语调，描绘了学校里许多性格“怪异”的师长。在他的叙述之中，我们同时也看到了刘武雄这个人的具体形象。

刘武雄基本上也是七等生式的主角的一员，但比起以前那些过度沉溺在自怜情绪中的社会弃子，这个人物就显得具体而生动了。主角自己的嘲讽气质，对于他自己的不幸遭遇所可能引发的感伤，实在是最好的平衡。更重要的是，七等生已经能客观地描绘作为自己之化身的主角，因而摆脱了以往那种主观的纵情。譬如，在深夜里，刘武雄站在女生宿舍外面，望着他所迷恋的林美幸的影子：

但是我相信，你只被林美幸一个人迷住，你只注视着她的影子，不让她离开你的眼睛。你深吸了一口气，在嘴巴里发着闷音，歌唱《我的太阳》。她的少妇影子，使你完全忘掉了疲劳和饥饿，甚至忘掉贫穷和一切不幸……你已把她奉为宗教的希望；只有她能抚愈你的伤痕。你说不出多么爱她；你也说不出多么看轻自己。

但是，在一长串的沉溺之后，七等生突然写出这么一段：

突然，你看到你没有希望看到的景象，从窗玻璃清楚地映出两个影子扭打在一起；起先是推来推去……仿佛还听到她们相骂，然后是相打，其他围观的鬼女生发出尖锐的叫声……电灯突然在她们难分难解之时熄掉了，你仰望的眼睛面前一片漆黑和寂静，只有稻田里的青蛙求偶声。

前后两段冷酷的对照，可以证明七等生在写作时的某种冷静。最后一句尤其是神来之笔，是对于刘武雄的浪漫热情的反讽。

但是，这部小说最精彩的部分还不在这里，而是在七等生对于学校师长的描写。那一个伪善的葛文俊老师，平时装作讲理和尊重学生的样子，心里却牢牢记住学生的每一次“藐视”，再伺机报复。那一个留美的教务主任闵真先生，以十足的自由派的方式接待学生，在学生有困难时却只会在学生面前唉声叹气，骨子里是个懦夫。还有满肚闷气，既沉默又缺少笑容的钢琴老师高镜；算画图张数计算成绩的美术老师巫荣；在校外画花布赚钱的导师殷雨天；以及那个叫人家“没有钱，不要来读书”的鄂教官；以及这一切的总头头倪莫乐校长，七等生这么描写他：

但是只要你再注视他的脸，他似乎不全然是胃痛，表情里带有令人不解的极端复杂的悔恨，而把人拒斥于千里之外。于是你只有分心去猜想，那种表情大概与家庭、事业等情感有关……没有人知道他心里有多少窝囊事表不清；但你可以确信，他在你的面前显露了丑相。

正如刘武雄心里所想的，这是一个“充满精神不正常的教师的窝囊学校”。七等生以一种稍近漫画的笔法，向我们呈现了台湾教育界某一角落的某一面相。我相信，在早期的台湾社会，这是相当具有“典型”性的。我有一个从小顽劣的朋友，他曾生动地向我“介绍”他所就读的中学的许多“怪异”的老师。我的朋友的描述和七等生的小说若合符节，我所要说的不只是教育界，而是台湾社会的每一个层面的某些上层人物。让我们仔细地想一想，而把七等生的话改为“充满精神不正常的××的窝囊××”，我们就会了解到这句话的典型性。七等生就是凭他自己的经历，从台湾教育界的某个角落，向我们提供了这个社会的“典型”。因此，我相信，《跳出学园的围墙》不只是七等生最好的作品，也是三十多年来台湾文学界有数的小说。

看到这部小说，我不禁觉得，《精神病患》可惜写得太早了。《精神病患》的前半，再加上《复职》和《迷失的蝶》的某些部分，透露了七等生早期在九份国小和万里国小教书的某些经历。这些经历足以让七等生写成另一本“社会小说”。而且，七等生在那里所感受到的“社会弃子”情绪，似乎要远超过台北师范时。如果他能够把《精神病患》里的主角，放在一个更具体的社会情境中，一定可以把主角的形象写得更清楚，更富心理深度。同样的情形，《精神病患》的后半，男主角和阿莲在都市艰困谋生的部分，实际上是七等生辞了教职以后，在台北长期失业的精神状况的反映。这一部分，又是另一部动人的自传小说的题材。《精神病患》是七等生早期最好的作品，可惜的是，把许多好题材堆积在一个略嫌混乱的架构中，没有好好加以利用。如果《精神病患》发展成两部水准约略等于《跳出学园的围墙》的自传小说，就凭着总共这三部作品，七等生可以成为台湾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

七等生后期的另两部中、长篇《沙河悲歌》和《城之谜》，虽然比早期的作品更具可读性，但却比不上《跳出学园的围墙》和《精神病患》。《沙河悲歌》写的是七等生的大哥，沦落不偶的鼓吹手。七等生把自己的“弃子”情绪放到一个他较陌生的行业之中，总有隔一层的感觉。这本小说也比较的纵情，但因安放在明朗的情节中，还可以被人所接受。《城之谜》的缺点是，因追求哲学的深度，把人物和环境抽象化了，反而丧失了《跳出学园的围墙》和《精神病患》的真切感。《城之谜》写得最好的是第十章，柯克廉的自弃心态描述得淋漓尽致，可以比美《精神病患》。我们感到最遗憾的是，七等生还没有在一本完整的小说中，把他的“社会弃子”完美地描绘出来，如果《精神病患》缺点不是那么明显，倒也可以算是这样的作品了。

七等生后期的短篇，应该从一九七六年算起。前两年他集中精力写《跳出学园的围墙》和《沙河悲歌》。写完《沙河悲歌》后，他的短篇也明显地走向明朗平易的路子。事实上，七等生早期偶然也尝试这一类作品，如《阿水的黄金稻穗》和《结婚》，在我看来，是要比他的幻想故事好得多了。从一九七六年开始，他的短篇就以此为主流了。不过，奇怪的是，较早写的《白马》最后六篇及《散步到黑桥》，似乎要比后出的两个集子《银波翅膀》和《老妇人》来得好。

《白马》里的《大榕树》、《德次郎》和《老妇人》里的《幻象》、《垃圾》都可以算是佳作。但就七等生个人的情感历程和艺术发展而言，最值得注意的是《散步到黑桥》的前五篇。这五篇的主题彼此相通，我们可以称之为五乐章的《安魂曲》，是七等生对于自己过去骚乱的灵魂所作的宁静回顾。

从小贫困而敏感，长大后历尽艰难的七等生，在远行出版社替他印行了十册小全集（一九七五年到七七年）后，似乎因为得到了某种肯定，而逐渐消弭了长久以来的愤激与自弃。他现在可以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过去，在回顾之中好像终于找到了自己。

《散步到黑桥》是一篇田园式的散文诗，七等生和他的灵魂，一起漫步去捡拾孩童时期的遗迹。在“他们”的一路检阅和轻松对答中，我们看到，昔日的一切耻辱与困顿似乎都已烟消云散，长空似洗，青天渺渺，心中一片舒坦。作为这一连串安魂曲的尾声，这一篇真是克尽厥职了。

但从短篇小说观点来说，五篇之中写得最好的可能是《小林阿达》。小林阿达在城市混不下去以后，回到自己的家乡，企图从富有的父亲那边继承到一笔财产，但却受到全家的唾弃，最后连他的女友也弃他而去。在完全被社会所弃的情况下，他终于了然于人生的一切，在一种至高的纯净下，投身到大自然中。在这里，七等生可能是第一次借着和他全然不同的人物，成功地表达了他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有了这一篇，我们会觉得，七等生以前的一切苦难与挣扎似乎都有价值了。

如果除去《耶稣的艺术》和《谭郎的书信》（这两本都不是严格的小说），七等生结集成书的小说，不论长短，共有一百一十六篇。在我看来，他最大的特色是，以自己艰困的经历做基础，在小说里塑造了一种具有病态倾向的人格类型。他从来没有创造出一部完整的作品，来完美地描绘这一类人物。不过，以现有的小说来看，《精神病患》在这方面要算是写得最有力的。其次，凭着他独特的感性，他能够看到社会“不正常”的一面，而且，很幸运的，在《跳出学园的围墙》一书里，他以此眼光为我们展现了台湾社会的一角。最后，在他“功成名就”之后，他以宁静的心情回顾了他骚乱的一生，因而写下了《散步到黑桥》那五个相关联的短篇。我认为，小说家七等生的成就，主要要以这三部作品去衡量。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