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台湾文学经验：揭秘王祯和的人生图像

荒谬的滑稽戏——王祯和的人生图像

一

王祯和是一个令人迷惑的小说家，让人不知如何去面对他才好。在写作上，他的苦心经营可能不亚于王文兴；就作品而言，他最好的小说绝对不输给黄春明和陈映真。但奇怪的是，他一直不能给人“鲜明的形象”。当我们提起白先勇，我们想到《台北人》；提起王文兴，我们想到范晔；至于陈映真，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迷惘的知识分子；黄春明，我们知道他眷恋乡土。但是王祯和呢？我们实在不晓得如何去“简化”他。

王祯和可能是一个“客观的”小说家，尽量让他的人物去呈现自己，不加入小说家个人的好恶。相比之下，白先勇、王文兴、陈映真、黄春明，不论程度上有何差异，主观的成分都要比王祯和强。既然较主观，形象自然鲜明，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想。而客观的王祯和，当然就无法让我们了解小说背后的作者的人格了——看了莎士比亚各种形态的剧本，谁能说莎士比亚是怎样一个人？

但是，我想，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莎士比亚是个特例，我们姑且放下不谈。让我们想想西方近代的大小说家，哪一个不让我们看到一个特殊的生命世界？巴尔扎克、狄更斯、福楼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哪一个不提供给我们一幅鲜明的生命形象？台湾的小说家跟一流作家相比当然还有一大段距离，不过，在他们自己的限度内，白先勇、王文兴、陈映真、黄春明也的确各自描绘了一幅独特的人生图像。但是，我们如何来面对王祯和？我们能说王祯和没有吗？既然大家一致承认王祯和是杰出的小说家，我们怎能说王祯和没有他自己的“人生图像”？问题是，当我们认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时候，我们怎么不太容易去找出那个答案来？这是我读王祯和所感觉到的最大困惑。

怀着这样的困惑，我把王祯和的小说按着写作年代从头到尾再仔细地读了一遍；终于，我摸到了一点线索，然后恍然大悟：原来王祯和是一个自然主义的小说家。很多人认为，王祯和深受现代主义影响，另有很多人把王祯和看作是乡土小说家，这都有部分道理。但更重要的是，王祯和无意中符合了自然主义的精神。只有从这方面看，我们才能掌握到王祯和作品的精髓，才能了解：他所描绘的人生图像为什么那么模糊不清。

二

王祯和小说的基本精神是：人的渺小、生命的卑微。远在黄春明之前，他就以“小人物”来作为小说的主角，然而他的小人物跟黄春明的是多么的不同啊！黄春明的小人物都有一颗黄金似的心，都具有十足的理想性，不管黄春明如何地嘲讽他们，但我们绝对可以肯定地说，他们都是好人，都是可爱的人。但是，让我们想想王祯和小说中的人物：来春姨、万发、罗老板、阿乞伯、秦世昌、阿萧，哪一个让人觉得可爱、可以怜悯、可以同情？（《小林来台北》以后的作品另当别论，详下。）黄春明是借着小人物来追怀即将逝去的农业社会的田园世界，王祯和却通过小人物来告诉我们：人是可鄙的，生命是卑微的。

严格地讲，王祯和的小说不能算是乡土小说，乡土不是他所要关怀的重点。从王祯和的第一篇作品《鬼·北风·人》，我们就可以看到，王祯和所感到兴趣的是什么。主角秦贵福在外浪荡三次，最后再回到家乡的时候，连他阿兄都不肯理睬他，只好赖在姊姊的杂货店里。他从小就对姊姊有一种不寻常的感情上的依赖，当他知道守寡的姊姊另有新欢时，他气愤地把姊姊所赚的血汗钱拿去赌掉。姊姊盛怒之下把他赶出家门，但是体会到自己无处可去时，他决定还是要赖着姊姊不走。这个秦贵福没有任何“人”的价值，他是个不堪的人；是这样的特质引发小说家王祯和的兴趣，而不是秦贵福的“乡土性格”，王祯和根本不去描写他的乡土气。

王祯和对于“不堪的人”的特殊兴趣，从《鬼·北风·人》一直贯串到《两只老虎》。《五月十三节》的罗老板，早年风光一时，还曾经当选过代议士，后来破产。他现在最大的乐趣是，看完报纸以后对着太太滔滔不绝地发表他伟大的见解，恰如当年在议会大堂里的情状。《那一年冬天》里的阿乞伯，晚年无依无靠，好不容易得到远房亲戚月霞的收容，替她看管租书店。为了博得月霞的好感，以便长期居住下去，他不惜订出种种不合情理的规矩，想要少丢书，多赚钱，最后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两只老虎》的侏儒阿萧，为了证明自己的“老板”地位，做出种种荒谬的行为，导致皮鞋店的破产，自己也因此发疯。这些都是王祯和的人物的典型，他们所呈现出来的，绝对不是乡土小人物的气质，而是生命的卑微与不堪。

除了把王祯和归类为乡土小说家之外，一般人也常谈到他的悲悯与同情。事实上王祯和的人物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描写，即使不刻意突出他们的乡土性格，也能够以殊途同归的方式达到黄春明式的温情主义与人道主义。然而，这并不是王祯和写作的目的。只要我们进一步地分析小说家王祯和对于他的人物的态度，我们就更不会以黄春明的特质来衡量王祯和，就更容易把握到王祯和小说艺术精神之所在。

在王祯和早期（《小林来台北》之前）的作品里，最容易写成“感人”的小说的，恐怕要数《来春姨悲秋》和《嫁妆一牛车》。来春姨，由于儿子的贫穷和媳妇的不孝，被迫不得不让没有夫妻名分的老伴阿登叔离开她儿子家，而去投奔别处。这样一对老伴侣，原本可以得到读者所有的同情；但奇怪的是，王祯和却似乎有意去冲淡这种同情。他竟然告诉我们，来春姨也并不是怎么可爱的人物。阿登叔刚退休，手上有一笔不小的退休金，来春姨不但没有劝阿登叔拿出来给经济拮据的儿子贴补家用，还时时地买好吃的东西，无节制地挥霍。当阿登叔不得不走时，来春姨为了维持面子，竟然向媳妇讨取三千元——阿登叔当年拿给她儿子修理房子的钱。而且，当来春姨心情不好时，她还会迁怒孙女，对她斥骂，甚至打她耳光。假如说，她媳妇并不是好媳妇，那么，她显然也不是好婆婆。王祯和很“公平而客观”地告诉我们这一切；如果他想要以此来争取我们对来春姨的最大量同情，我想他是在缘木求鱼。王祯和当然没有这么笨，他根本不是想要写一篇“感人肺腑”的小说。王祯和对于来春姨这个“人”的兴趣，绝对不下于他对她的“不幸”的关怀。王祯和喜欢解剖那些不堪的人，但是绝对不会表现出完全的同情心，甚至可以说，他常常是不表现任何一点同情心的。王祯和是一个“硬心肠”的小说家，他以他的“硬心肠”毫不留情地描绘他所感兴趣的“不堪的人”。

王祯和这种独特的态度，在《嫁妆一牛车》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一个穷到无以为生的男人，不得不让另一个男人来共同拥有自己的太太，以换取生活所需。这个故事，比《来春姨悲秋》更容易写得凄怆感人；但王祯和反而有意地把它处理得荒谬可笑。小说里的三个人物，一个重听，一个狐臭，另一个则“嘴巴有屎哈坑大”、“胸坎一块洗衣板”，完全没有一点女人味。人物的滑稽大大地削弱了人们的同情心，而王祯和的叙述语调又极尽调侃、嘲讽之能事。当万发初听到自己的太太可能与姓简的有暧昧关系时，王祯和这样写着：

消息攻进耳城来底当初，他惑慌得了不得，也难怪，以前就没有机缘碰上这样——这样底事！之后，心中有一种奇异的惊喜泛滥着，总嗟阿好丑得不便再丑底丑，垮陋了他一生底命；居然现在还有人与她暗暗偷偷地交好——而且是比她年少底，到底阿好还是丑得不简单咧！

整篇小说，我所强烈感受到的是，王祯和从头到尾以类似的语调去“丑化”他的人物，而且是“兴致勃勃地”。我既不能发现到王祯和的怜悯之情，又感受不到为了活下去不得不让妻的悲怆气氛。姚一苇先生在评《嫁妆一牛车》时说得好：

语言底嘲弄，无疑是一个文学上的技巧……在过分的揶揄中，窒息了作者的某种非常“人间底”的东西，则毫厘之间，结果又真不可以道里计了。

《嫁妆一牛车》虽然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但事实上王祯和早期的小说没有一篇不具有这种“丑化”人物的嘲弄的语调。当他这样做时，他把人物矮化、鄙俗化，以获得某种程度的喜剧效果，而悲悯之情却付之阙如，或者几乎被湮没掉。在黄春明的嘲讽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浓厚的温情主义，这在王祯和的作品里是很难发现得到的。

王祯和的语言也阻碍我们去同情小说中的人物。他那种杂糅着欧化句法与闽南语词汇的文字，细读之下虽然可以让人看出王祯和的苦心经营，但念起来却非常的艰涩而不顺畅。更重要的是，那好像一层膜，阻隔了读者与小说人物直接交通。王文兴的语言也非常难于突破，但是他独特的抒情气息与勃然怒气仍然是无法掩抑的。王祯和则不然。他的语言好像一层透明玻璃，我们只能通过玻璃来看那一幕人间的戏剧，而且是被王祯和丑化了的木偶戏与滑稽戏。

王祯和早期小说的世界，让我想起张爱玲作品里的一段描写：

无边无际的暗花北京地毯，脚踩上去，虚飘飘地踩不到花，像隔了一层什么。整个的花团锦簇的大房间是一个玻璃球，球心有五彩的碎花图案。客人们都是小心翼翼顺着球面爬行的苍蝇，无法爬进去。（《鸿鸾禧》）

王祯和的语言所造成的效果，就是使他所描绘的人生，“像隔了一层什么”，让人们“无法爬进去”。不同的是，那世界并不是“五彩的碎花图案”，而是“荒谬可笑的木偶”。

三

王祯和是非常崇拜张爱玲的，也曾得到张爱玲的赞赏。表面上两个人的作品千差万别，但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两人的相似性。他们所观察到的人生，虽然有“碎花图案”和“荒谬木偶”之别，但观察的方式却是相同的：他们都在人生之外观察人生，他们“隔岸观火”，他们并未投入喜怒哀乐的洪流之中。他们小说中那种奇异的客观主义，那种冷静严酷对待人物的态度，都是源自于这种置身事外的观察方式。(www.chuimin.cn)

这种观察方式又来自于他们对人性的看法。基本上他们都是自然主义的人性论者，他们看不到人的可爱处，他们只看到人的可厌处。读过张爱玲的《金锁记》和《茉莉香片》的人，都会深受震撼。那里把人性的丑恶和破坏欲赤裸裸地呈现出来，那种邪恶的力量简直具有一种“壮美”的本质，那种彻底灰暗的色调简直要让人对张爱玲既畏且敬，且怀疑：她是怎么活的？

王祯和是一个“中庸”的张爱玲，对“恶”的认识没有张爱玲那么深刻，当然也没有张爱玲那么悲观。他觉得人都是可鄙、可厌的，所以不只是平凡，根本就是小丑。人都是受一种卑微而莫名其妙的欲望所支配，而不得不做出各种稀奇古怪、毫无价值的行为，一点也不必给予尊敬，更不用谈到什么人性的尊严。像侏儒阿萧，在众人面前侮辱他的合伙人和做鞋师傅，花了许多的钱来养妓女，只不过要证明他是“老板”，是有价值的人。像老年无依的阿乞伯，毫无道理地刻薄别人，“欺负”小孩子，只不过为了能在月霞家里长久地待下去。他们的境遇原本都值得同情，但王祯和却刻意去描写他们的行为，以及他们的行为所源自的人性是丝毫不必加以同情的。他这样做不是为了讥笑阿萧和阿乞伯，而是要告诉我们：大家不要笑，我们都是阿萧和阿乞伯，都是荒谬可笑，毫无价值的“东西”。这就是王祯和的自然主义、王祯和悲观的人性论。

在我看来，王祯和的自然主义表现得最彻底的是《寂寞红》的下半篇。在上半篇里，主角秦世昌是个“充满野心”的青年，他希望能脱离母亲，到城市里奋斗。他相信只要如此，一定可以重振家业，拥有自己的大铁店。下半篇的秦世昌已是中年人，开了一个小小的榻榻米店，读者可以确定，他的一生大概仅止于此。我们看到秦世昌不惜一切地要与两家大榻榻米店斗法，以便标到一笔公家的大生意。我们又看到他迷恋一个妓女，在妓女的甜言蜜语下得到自我肯定的满足。小说结尾时，我们确知，不论在事业跟“爱情”上，他都将两头落空。

这篇小说调侃、嘲弄的语气不太明显，主要是以一种写实的方式来表现一个小人物的生活。不管主角自己的心境如何，读者看到的是一种单调而没有希望的生活图像。你必须承认生活就是那个样子，但，那也就是说，人本来就没什么好活的。这种暗淡的色调比王祯和任何一篇“荒谬木偶戏”都令人无法忍受。

为了作为对比，我们再谈到早期的王祯和所写的唯一具有光亮的小说《永远不再》。水云的阿兄把他两个小孩寄宿在他家里，每个星期日阿兄都到水云家来看小孩。水云婚姻美满，太太贤惠，家境日渐富裕，使得婚姻不幸、事业无成的阿兄相形失色。有一次阿兄正在水云家，无意得知他旧日的女友即将结婚。他们本来是理想的一对，但由于女方家长反对，他才在短期间负气结下了错误的婚姻。现在他女友年过三十，勉强嫁了一个不太好的对象。他们两个的一生无疑都被耽误了。阿兄思前想后，心情极端暗淡下无缘无故责打小孩子。但在小说结尾，我们看到阿兄终于雨过天晴，让小孩送他到车站。

不论水云阿兄的“恢复”是一时的，还是长久的，我们看到他的自制、他的努力，他并没有让卑微的人性一直往下拖，变成“不堪的人”，一如阿乞伯、阿萧与秦世昌。水云阿兄的婚姻是失败了，但他的努力保持清醒代表了人性的尊严。在这地方，人的自主性出现，光明出现，就不再是纯然的自然主义了。王祯和早期小说，看完之后能够让人吐一口气的，恐怕就只有这一篇。

荒谬滑稽、暗淡卑微，这就是王祯和早期小说所勾画出来的人生形象。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才能掌握到王祯和小说艺术的真精神。老实说，这种精神、这种人生形象，恐怕不会引起读者太大的兴趣，不太讨好读者。同是写小人物，黄春明田园式的温情主义显然更受欢迎。也就因为如此，人们习于以看黄春明小说的方式来看王祯和，想要从其中看出悲悯与同情，这一来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王祯和所以令人迷惑，关键就在这里。假如我们以王祯和来看王祯和，而不以黄春明来看王祯和，那么王祯和面目显然毫无费解之处。

不过话说回来，王祯和自然主义的人性论，隔岸观火的人生态度，不论表现得如何高明，总是可以批评的。他既不能够把人性的恶写得像张爱玲那样具有悲剧的张力，人生就变得只是琐碎与卑微而已。然后你再把那些琐碎与卑微的人物画成丑角，再把人生扮成“荒谬的木偶戏”，那又算是什么人生境界呢？美国批评家爱德蒙·威尔逊这样批评卡夫卡：

“人是不应当欺骗任何人的，即使是安慰别人说，世界会好转过来，也是不应该说的。”这是卡夫卡备受赞扬的警句之一。但是如果不是要他“骗”我们说，世界行将好转的话，那么我们要作家是干什么呢？以卡夫卡来说吧，他本身便是一个受骗的迷途羔羊。他所留给我们的是一个被践踏的人所发出的奄奄哀鸣。我个人一时也看不出，他何以会被捧成一个伟大的作家或道德的导师。（蔡伸章译）

卡夫卡是不是该接受这样的批评，恐怕见仁见智。但无疑的，文学作品一定要有（最广义的）道德上的意义。在早期的小说里，王祯和显得过分冷酷，过分悲观。他的作品所引起的注意，既不如白先勇与黄春明，也不如陈映真与王文兴，恐怕不是没有道理的。

四

从《小林来台北》以后，王祯和的风格有明显而重大的变化。我们可以把这些后期的作品分成两组：《小林来台北》、《美人图》和《玫瑰玫瑰我爱你》为一组，《素兰要出嫁》、《伊会念咒》、《香格里拉》、《人生歌王》为一组。从第二组作品可以看出王祯和的改变，在这里他变成黄春明式的王祯和了。他毫不迟疑地表现他对小说中不幸人物的同情，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嘲讽意味。如果说，在早期的作品里，他收得太紧，吝于表现感情，在《素兰要出嫁》、《香格里拉》等篇中，他又放得太松，近于滥情了。不过，我们终于看到这样的片段：

抬头看了他母亲一眼，然后——仿佛要给伊一点时间来考虑——他眼光望向门外，正好迎上了西晒进来的日头。那时四月底五月初，花莲一年当中气候最温宜适切底时阵，连要下山底太阳也红橙得特别艳丽，把小全一张清净底小脸都给耀映得有如镀了一层金，庙里底金童忽然站到眼前来！（《香格里拉》）

这是早期的王祯和绝对欠缺的东西。不论这些小说的品质如何，这种转变是可喜的。

另一组小说我们可以称为“闹剧”，而这闹剧，其实是早期“荒谬滑稽戏”的变形与发展。在这里，王祯和所看到的，是一整群人的丑陋与卑劣；他把这一群人漫画化、闹剧化。这种写法跟早期的“滑稽戏”最大的不同是：“滑稽戏”是要借着丑化人物来表现人生的卑微、荒谬的本质，而“闹剧”却是要批评某一群人，某一种社会。因此，在这组作品里，我们同样看到王祯和道德意识的抬头。

以小林为观察者所展现出来的美国航空公司的中国人的“美化”闹剧，我们可以称之“小林三部曲”。因为《美人图》的两章实际上只是《小林来台北》的两个续篇，不能算是完整的长篇小说。很多人可能不太喜欢这些作品，但我个人却认为这是王祯和后期作品里最杰出的。在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联合出击的一系列殖民经济小说里，我也相信“小林三部曲”是最有价值的。那里面所描写的人物，如汪太太、贞节狐、铁公公，虽然过分简化，但仍然生动异常。在淳朴的乡下青年小林的映照之下，王祯和相当成功地描绘了台湾社会特别畸形的一面。第三篇播放美国国歌那一段是整个“三部曲”的高潮，值得所有台湾的中国人再三回味。

从王祯和对于航空公司那些“美人”的嘲讽可以看得出来，他仍然是以自然主义的方式来看待人的劣根性。虽然是过度闹剧化了，但本质还在。不过，这里的自然主义和王祯和的道德意识（以小林为代表）取得了相当的平衡，所以基本上“小林三部曲”应当视为成功之作。

但《玫瑰玫瑰我爱你》就完全不同了。这是最粗俗的自然主义，既找不到早期那种客观而精细的“解剖”，又缺乏道德意识的平衡，简直是不忍卒读。本来在小说开头部分，叙述者的声音还相当稳健，而具有批判能力，如：

三个礼拜前，卫生所到学校放映了一部有关香烟与肺癌的影片。恐癌至极的他观看到一半就吓得——请容许用虽粗俗但却比较准确的比喻——差点屁滚尿流。影片一映完，他即壮士断腕地宣布自今而后不再和香烟发生关系。

但后来，这个声音逐渐消失，只剩下男盗女娼的直接“演出”，这本小说就不堪闻问了。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在自然主义方面，还是在对待人物的态度上，王祯和后期的小说都放得过松，有过分泛滥之嫌。王祯和能不能在早期的严谨与后期的道德意识之间取得平衡，这个问题恐怕是他将来的小说是否有进一步突破的关键。王祯和生病以后，仍然持续不断地创作，产量超过任何同辈作家，这种精神值得佩服。因此，我们更期望他克服种种的困难，达到小说艺术的最高峰。

一九八七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