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与鲁迅：战后台湾文学经验的关键解决

附　陈映真与鲁迅

一　问题的产生与解决的关键

我开始读陈映真的时候，刚在二十出头，正被一种不知来由的苦闷压抑着，很容易辨认出弥漫于他作品中同样的苦闷。这时候，听到说他被捕了。我继续在旧书摊中搜寻过期的《现代文学》，以便寻找他的小说，持续被小说中的孤独感所迷惑，而从未去思考这样的作品和他成为政治犯有何关联。

十年后，一向禁锢深严的台湾社会终于开始松动了，我可以比较自由地阅读鲁迅，也比较有机会找到他的作品。我看到的鲁迅是一个敢于冲破社会禁忌的鲁迅，正如我急切想要看到台湾的政治禁忌被冲垮一般。这时候陈映真“回来了”，成为挑战国民党体制的旗手。也就在这时候，似乎就有人拿陈映真和鲁迅相比，而且好像陈映真也谈到，他很小的时候就读过鲁迅的小说。

对于二十岁读陈映真、三十岁读鲁迅的我来说，“陈映真与鲁迅”实在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不知道如何解释他们的关系。

一九九三年，陈映真发表《后街》，谈他自己的创作历程，其中几次提到鲁迅。现在把相关的部分节录于下：

他的初中生的生活，便是在那白色的，荒茫的岁月中度过。寒暑假，他从莺镇的养家到邻站的桃镇生家去做客。一次，在书房中找到了他的生父不忍为避祸烧毁的、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他不告而取，从此，这本有暗红色封皮的小说集，便伴随着他度过青少年时代的日月。

该初中毕业的那年，他竟留级了……就是在那个夏天，他开始比较仔细地读《呐喊》……

越一年，他考上了同校高中部，开始并无所谓地、似懂非懂地读起旧俄的小说。屠格涅夫、契诃夫、岗察洛夫、一直到托尔斯泰……却不期因而对《呐喊》中的故事，有较深切的吟味。

一九五八年……他到淡水当时淡江英专注册……就在这小镇上，他不知何以突然对于知识、对于文学，产生了近于狂热的饥饿……

在文学上，他开始把省吃俭用的钱拿到台北市牯岭街这条旧书店街，去换取鲁迅、巴金、老舍、茅盾的书，耽读竟日终夜。但这被政治禁绝的祖国三十年代文学作品的来源，自然有时而穷。而命运不可思议的手，在他不知不觉中，开始把他求知的目光移向社会科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这文学青年的生命深处点燃了激动的火炬。从此，《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教程》、斯诺《中国的红星》（日译本）、莫斯科外语出版社《马列选集》第一册（英语）、出版于抗日战争时期，纸质粗粝的毛泽东写的小册子……一寸寸改变和塑造着他。^[1]

这是陈映真对他早年精神构造的形成所作的最详尽的追忆，我曾经读过几遍，而且努力思索过，但还是找不到鲁迅如何影响陈映真的关键所在。去年，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中央研究院专门研究中国现代史的沈松乔发言，他说：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常把中国的旧社会比喻为“吃人”的社会，这是鲁迅在《狂人日记》里首先谈到的，后来，陈映真的《乡村的教师》也提到“吃人”的问题……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我未免太“钝”了。

二　《狂人日记》与《乡村的教师》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新文学革命以后所发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对于这篇小说的重要性，日本学者伊藤虎丸的说法相当简明而贴切：

陈独秀、胡适等人所代表的“文学革命”运动，说到底，还是侧重于张扬进化论、“德漠克拉西和塞因斯”这些西方近代思想，以此作为权威来从外部对落后的中国封建思想进行批判的。而鲁迅则以《狂人日记》，通过中国人灵魂内面的自我批判，从内部批判了封建思想和封建社会的黑暗……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狂人日记》便为“文学革命”第一次充填了实质性的内容。^[2]

对于《狂人日记》为文学革命所“充填的实质内容”，伊藤虎丸进一步分析说：

一个三十年没见过“月亮”的人，有一天，看见了美丽的月亮，“精神分外爽快”，同时，他还发现了过去的自己“全是发昏”。那么，这里的“月亮”，也就是某种新的思想和新的价值观……的象征吧。这种经验，只有程度上的差别，任何人在他成人的过程中都会经历一次的。那时，人会在感受到“精神分外爽快”的喜悦的同时，发现自己过去什么也不懂（全是发昏），从而开始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过去生活过的无所怀疑的世界……^[3]

可以这样说，《狂人日记》本身就像“很好的月光”，照亮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睛，让他们从发昏状态觉醒，让他们清楚看到，自己一向是生活在“吃人”的社会中，而且，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分子。

这就是鲁迅的《内喊》，特别是《狂人日记》，在少年陈映真心灵中所产生的重大作用。陈映真在《后街》中，谈到他小时候看到的“二二八”事变片段，谈到一九五○年他的一位小学老师和他家后院外省人家庭的一对兄妹在白色恐怖中被带走，谈到一九五一年他每天在台北车站出口看到大张告示，上面一排用猩红朱墨打着大钩的被枪决的名单。然后在初中时，他无意中找到了《呐喊》，在不断地阅读下，终于有了“较深切的吟味”。陈映真在长期“吟味”之后，体认到什么呢？我认为可以在分析《乡村的教师》后清楚地看出来。

《乡村的教师》写于一九六○年八月之前^[4]，其时陈映真二十三岁，正要从大学三年级升入四年级。小说的主角是一位光复后一年才从南洋战场回来的台湾青年，由于从小爱读书，回来后被推举到山村小学任教。陈映真把他塑造成一位具有民族意识、同时也具有左倾的阶级意识的青年。这样的青年，在太平洋战争末期的台湾，的确不少。令人惊异的倒是，陈映真敢于在一九六○年那个白色恐怖气氛还非常严重的时点上把他拿来当作小说主角。

这个青年满怀热情投入教学，他心里想：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同胞，改革是有希望的，一切都将好转。然而，第二年春天，“省内的骚动和中国动乱的触角，甚至延伸到”^[5]这个小山村里来了。面对着无可奈何的乱局，这个青年开始颓唐了。接着，陈映真以下面一长段描绘他的心境：

过去，他曾用心的思索着中国的愚而不安的本质，如今，这愚和不安在他竟成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理由，而且由于这个理由，他对于自己之为一个中国人感到不可说明的亲切了。他整日阅读着“像一叶秋海棠”的中国地图；读着每一条河流，每一座山岳，每一个都市的名字……病穷而肮脏的、安命而且愚的、倨傲而和善的，容忍但又固执的中国人……这样的中国人！他想象着过去和现在国内的动乱……那些烽火；那些颓圮；连这样的动乱便都成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理由了。这是一个悲哀，虽其是蒙眬而暧昧的——中国式的——悲哀，然而始终是一个悲哀的；因为他的知识便成了一种艺术，他的思索便成了一种美学，他的社会主义便成了文学……^[6]

这段文字有几个地方值得注意：首先，是其中所表现的浓厚的中国情怀，对中国每一条河流、每一座山岳、每一个都市的感情。那时候，国民党的地理课是中国每一个地区、每一个省份都要讲到的，我也曾这样学习过，也喜欢学习，但还没有这样有意识地表现出这种感情，这种感情是在一九八○年代台独声势高涨以后才被激发出来的。因此，我以为，作为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而不是从大陆流亡出来的人），陈映真借小说所表达出来的这种民族感情，一定是清楚知道中国革命的意义及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本质的人，才可能会具有的。其次，他所描绘的那一幅老大中国积重难返的图像，当然可能得之于鲁迅《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阿Q正传》那些气氛灰暗、然而让人印象强烈的小说。最后，他对吴锦翔沉溺于中国情怀的那种“美学态度”加以有意识的嘲讽，无疑透露了他在国民党统治下不能真正为自己的国家、民族尽一己之力而感到的强烈的颓丧和愤激。总之，现在读懂这一段文字以后，更让我对一九六○年、二十三岁的陈映真思想的早熟（在那时段读过书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感到惊异。

下面一段就更为关键了：

一入晚，便看见一轮白色而透明的月挂在西山的右首。田里都灌满了水，在夕阳的余晖里闪烁着。不久便又是插秧的时节了。秧苗田的细致的嫩绿，在晚风中温文地波动着。吴锦翔吸着烟，蒙眬之间，想起了遣送归乡之前在集中营里的南方的夕霭。自这桃红的夕霭中，又无端地使他想起中国的七层宝塔。于是他又看见了地图上的中国了。冥冥里，他忽然觉到改革这么一个年老、懒惰却又倨傲的中国的无比的困难来。他想象着有一天中国人都挺着腰身，匆匆忙忙地建设着自己的情形，竟觉得滑稽到忍不住要冒渎地笑出声音来了。^[7]

“一轮白色而透明的月”，这是多么熟悉的句子，它让我们想起《狂人日记》中让人感到可怕（因为它使人清醒）的、贯串于全篇之中的“很好的月光”。陈映真写这一段时，恐怕是意识到鲁迅这一“月光”的，因为吴锦翔正是在“白色而透明的月”中“看清”了“改革这么一个年老、懒惰却又倨傲的中国的无比的困难来”。吴锦翔的“清醒”和狂人正好相反，狂人是觉醒的开始，而吴锦翔却是堕落的开始，因为陈映真认为，吴锦翔是处在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威逼之下，所以，吴锦翔不得不纵酒。

就在不断的纵酒之后，吴锦翔终于忍不住说出，他在南洋吃过人肉。由于吴锦翔深陷于无能和自责之中，只有承认自己“吃人”，才能表达他心中极端的痛苦。狂人意识到自己也“参与吃人”，想要自其中超越出来，而吴锦翔则只能清醒地承认，自己也在吃人，但绝对无法跳脱出来——自杀是他唯一解脱之道。

大多数陈映真的读者都知道，《乡村的教师》是陈映真早期极重要的作品，但由于陈映真有意地采取了极为隐晦的手法，台湾的读者恐怕很少人真正读懂过。在我于一九七○年代认真阅读《狂人日记》之前，《乡村的教师》至少已读过三遍，可以说，当时的我还读不懂。现在充分意识到《狂人日记》的意义以后，终于真正读通了《乡村的教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陈映真如果没有真正的“吟味”过《呐喊》，是不可能写出《乡村的教师》的。长期以来台湾很少人真正了解过早期的陈映真，因为他超出他的时代太远了。

三　凄惨的无言的嘴

乡村教师吴锦翔在醉酒中说出他在南洋吃过人肉以后，全村的人都以异样的眼光看着他。在村民和学生的盯视下，他不住地冒汗，身体一直虚弱下去，终于有一天切断双手静脉而自杀。死前的他差不多接近疯狂，当然，这和《狂人日记》的疯狂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在《狂人日记》中，疯狂者反而是清醒者。不过，在陈映真的早期小说中，也曾有一篇以类似的方式来描写疯狂者，这一篇《凄惨的无言的嘴》，我一直留有深刻的印象，但似乎很少看到有人加以讨论。

小说的主角正住在精神病院疗养，即将痊愈，被允许到院外散步。在院门口，他看到一家人送着一个浑身打颤的病人到院里，这使他颇生感触。他转身先去找在院内实习的神学士郭先生聊天，跟他谈论世上常见的精神病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郭先生显然是一位俗人，最爱夸耀女人如何喜欢他。通过这一段对话，我们明显看到，得神经病的主角似乎已经了解了精神病和人类苦难的关系。

主角在外面散步时，被许多走动的人群吸引着。听说杀人了，他也跟过去看。死者是一个企图逃跑的雏妓，被卖了她的人从背后用起子刺死的。验尸官正在察看尸体，衣裙已经剪开，背部分散着三个乌黑淤凝的血块，

一个穿香港衫的验尸官，用很精细的解剖剪刀伸入淤血的伤口……人们仿佛观看肢解牲畜那样漠然地围观着。验尸官尽量插入剪刀，左右摇着，然后抽了出来，用尺量着深度……

验尸官站了起来，将腐卧的尸体翻仰开来。人们于是看到更多的小淤血，初看仿佛是一些苍蝇静静地停着，然而每一个斑点都是一个凿孔。剪开胸衣，露出一对僵硬了的、小小的乳房。有一只乳上很干净地开了一个小凿口，甚至血水也没有……^[8](www.chuimin.cn)

这个情景让主角难以忘怀，回院的路上，他想起那一对小小的乳房，那印象几乎有点像隔夜的风干了的馒头。走回到院里的草坪上，他忽然想起《朱利·该撤》中安东尼说的话：

我让你们看看亲爱的该撤的刀伤，

一个个都是凄惨、无言的嘴。

我让这些嘴为我说话……

以前他曾以文学的眼光激赏过这些话，

然而我于今才知道，将肉身上致死的伤口、淤血的伤口，比做人的嘴，是何等残酷何等阴惨的巨灵的手笔。^[9]

在将莎士比亚的诗句转用来描述被迫害、被杀害的雏妓的尸体上的伤口时，陈映真在这一刻将精神病和苦难联系起来，并赋予他的小说以象征意义。这是一个疯子看出来的，这样的设计让人想起《狂人日记》，虽然大半的叙述技巧和文学风格显然和鲁迅大异其趣。

再进一层讲，《狂人日记》讲的是“吃人”，这一篇则是转换角度，把“被吃者”展示给我们看，并藉此而呈现出一幅吃人的世界，同时也映衬了一个到处是精神病人的世界，而就是一个即将痊愈的精神病人才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在小说的结尾，主角向医生讲述了他的一个“梦”。这个梦是他和医生在对话中逐步展现开来的，现在把它浓缩起来：

梦见我在一个黑房子里，没有一丝阳光，每样东西都长了长长的霉……有一个女人躺在我的前面，伊的身上有许多的嘴……那些嘴说了话，说什么呢？说：“打开窗子，让阳光进来罢！”^[10]

这里的“黑房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呐喊·自序》中的“铁屋”。

你知道歌德吗？就是他临死的时候说的：“打开窗子，让阳光进来罢！”……

后来有一个罗马的勇士，一剑画破了黑暗，阳光像一股金黄的剑射进来。

所有的霉菌都枯死了；蛤蟆、水蛭，蝙蝠枯死了，我也枯死了。^[11]

“阳光像一股金黄的剑射进来”这一句，突然让我想起鲁迅《故乡》中极为著名的那一段：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12]

“金黄的圆月”这一意象，在结尾处又重复了一次，所有读过这篇小说的人都会记得，陈映真应该也记得。而，那个手捏钢叉的少年是否也可以化身为一个拿着剑的罗马的勇士呢？希望我不至于太敏感。

所以，我们看到鲁迅的狂人、铁屋、“金黄的圆月”，都融入了这一篇《凄惨的无言的嘴》中。

《乡村的教师》和《凄惨的无言的嘴》，是我能找到的陈映真最接近兽迅的两篇小说，而这两篇小说，无疑在陈映真的早期作品中居于中心位置，鲁迅认识封建社会的方式，成为陈映真在白色恐怖时代批判台湾社会的基础。当然，陈映真也有非常不同于鲁迅的一面，我希望在另一篇文章中加以讨论。

二○○九年八月四日

【注释】

[1]《后街》，见《我的弟弟康雄》，15—17页，台北：洪范书店，二○○一年。

[2]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102页，石家庄市：河北教育出版社，二○○一年。

[3]同上书，107页。

[4]《乡村的教师》发表于《笔汇》二卷一期，一九六○年八月，是陈映真的第三篇小说；第一篇小说《面摊》发表于《笔汇》一卷五期，一九五九年九月。

[5]《我的弟弟康雄》，37页。

[6]《我的弟弟康雄》，38页。

[7]《我的弟弟康雄》，39—40页。

[8]《我的弟弟康雄》，216页。

[9]《我的弟弟康雄》，218页。

[10]同上书，219页。

[11]同上书，220页。

[12]《鲁迅全集》第一册，47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