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人》：白先勇的文学经验

台北人“传奇”

一

一九六五年，白先勇在《现代文学》第二十四期发表《台北人》系列的第一个短篇《永远的尹雪艳》。两年后，文星书店出版了白先勇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谪仙记》，《谪仙记》虽然只收进《永远的尹雪艳》，但在《现代文学》里，《台北人》却已发表了三篇，赞赏之声时有耳闻。在长久的盼望与等待之后，以《台北人》为主体的短篇小说集《游园惊梦》终于在一九六九年问世。除了另外两个短篇之外，《游园惊梦》一书收录了《台北人》最早发表的前六篇故事。配合这本书的出版，夏志清先生特别写了一篇《白先勇论》，讨论白先勇早期的作品。在文章的开头，夏先生就说：“白先勇是当代短篇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从五四运动到大陆变色以前，这一段时期的短篇小说我倒读了不少：我觉得在艺术成就上可和白先勇后期小说相比或超越他的成就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也不过五六人。”不久之后，颜元叔先生也发表了一篇评论：《白先勇的语言》。以颜先生评文之严肃与苛刻，他还是对白先勇赞赏有加，他说：“假使白先勇朝这个（嘲讽的）方向发展下去，中国现代文坛出个把舍可利（W.M.Thackeray）也未可知。”舍可利是可以和狄更斯比肩的英国小说家，由此可见颜先生对白先勇评价之高，期望之隆。颜、夏两先生是台湾批评界的“泰斗”，他们两人的一致推崇证明了：白先勇的成就与地位已经得到肯定。从此以后，白先勇无形中成了台湾新锐小说家的“第一名”，而《台北人》也成了二十年来台湾文坛的一则“传奇”。

坦白讲，颜、夏两位先生在《游园惊梦》一书出版时所表现出来的“兴奋”之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以当时台湾文坛的水准来衡量，《游园惊梦》的六个短篇，除了一篇之外，几乎篇篇都像鹤立鸡群一般，相比之下，年长一辈的成名作家的作品可说不值一顾。但是，白先勇的《台北人》后来又写了八篇，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后出的八篇没有一篇比得上前六篇。其结果是：颜元叔先生期待台湾文坛出个舍可利的希望落空，整部《台北人》的价值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且，在后八篇小说的“缺陷”的映照下，前六篇的“瑕疵”也逐渐被人看清楚。而就在这一段时间里，跟白先勇同辈分的新锐小说家也一个接着一个地成名，他们已发表的作品终于受到瞩目，他们陆续发表的新作品也不乏杰作。众“美”齐出，原来“清扬婉兮”的“有美一人”当然也就不再是“绝代佳人”了。不过，曾经“风华绝代”的美人，终究会存留一份引人遐思的“神话”色彩。在无形中，白先勇仍然保有一份他不应得的“崇高地位”，而《台北人》也仍然在台湾的小说中扮演着“传奇”似的角色。这就有待我们去拆毁“神话”、去破坏“传奇”、去呈现清楚的“现实”，以便为白先勇在台湾小说的“神坛”中觅得一个较适切的位置。

二

《台北人》的扉页有一句献词，是这样的：

纪念 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翻过一页则是一首序诗：

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一句献词跟这一首序诗，必须看作是整部小说的完整部分，因为它们呈现了《台北人》的“基调”。献词说明了作者对他所要描写的人物的同情，因为这里面有作者的父母的影子，也因为这些人物都经历了“忧患重重”的一生。序诗则以缩影的方式表现了这些人物的命运：他们都像落难的皇亲国戚、公子王孙一样地逃到台湾这一蕞尔小岛，过着“苦不堪言”的生活，就如同王谢子弟已沦为寻常百姓一般。白先勇对这些人物的命运的诠释方式，以及他对他们的遭遇所抱持的同情的态度，无疑地源自他曾经显赫而如今没落的家世。我们或许可以从感情上去了解他的立场，但在客观的理智上我们不得不批判他在意识形态上的错误。不过，文学批评并不等于思想批评，指出一个作家在思想上的错误，并不等于证明他的作品没有价值。一个作家在思想上有了偏差，仍然可以写出优秀，甚至伟大的作品，只要他仍然保持艺术家清明而敏锐的眼光。但假如他那“错误”的同情心，遮蔽了他对人物的“真切”认识，他就会流于滥情，而破坏了艺术的均衡，同时也就丧失了艺术作品最宝贵的本质。白先勇就是犯了这种致命的错误，而毁了他作为小说家的前途。

从《台北人》十四篇故事的表现方式来看，白先勇至少有三种方法可以把这本小说写得相当成功。我们首先来看看颜元叔先生所“建议”的方式。颜先生在《白先勇的语言》文中说：

白先勇是一位社会意识极强的作家。其次，白先勇是一位嘲讽作家。《游园惊梦》诸篇不尽是嘲讽之作；但是，我以为他所擅长的是众生相的嘲讽；他的冷酷分析多于热情拥抱。本来，像白先勇所处理的上流社会，一个已经枯萎腐蚀而不知的社会，是值不得当小情人来拥抱的。

颜先生讲这段话时，《台北人》才只写了六篇；就《台北人》最后结集成书所呈现出来的结果而论，颜先生的看法完全错误。恰恰相反，白先勇绝不是“社会意识极强的作家”，而《台北人》也不是对“众生相的嘲讽”，白先勇对他所处理的上流社会，恰好是把它“当小情人来拥抱”。即使就《游园惊梦》一书所收的六篇《台北人》来看，真正合乎颜先生标准的恐怕也只有《永远的尹雪艳》一篇。但颜先生的评语并不因此丧失其价值，因为这一段话非常正确地指出，白先勇在《永远的尹雪艳》里所表现出来的优秀的嘲讽作家的特质。

白先勇的语言是极为华美而流利的，在最好的时候真是晶莹剔透，字字生光。细致的笔触轻轻划过的时候，嘲讽的语调可以恰到好处地戳破庄严、华美而虚假的外表，如下面的一段文字：

尹雪艳公馆一向维持它的气派。尹雪艳从来不肯把它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出入的人士，纵然有些是过了时的，但他们有他们的身份，有他们的派头，因此一进到尹公馆，大家都觉得重要，即使是十几年前作废了的头衔，经过尹雪艳娇声亲切的称呼起来，也如同受过诰封一般，心理上恢复不少的优越感。

我很同意颜元叔先生所说的，白先勇所处理的是一个已经枯萎腐蚀而不自知的社会。我们不敢期待白先勇会像冷面判官一样，正颜厉色地批评他的人物，但至少轻轻地嘲讽总可以尝试一下吧，何况白先勇至少已有一次证明，他在这方面有相当优异的才能。然而白先勇只“偶然”地在《永远的尹雪艳》里试用了一下他那嘲讽的锋刃，然后就弃置不顾了。当然，他也就没有机会成为台湾的舍可利了。

有人马上会反驳说，白先勇所要描写的“台北人”并不是个个都像尹公馆里的人物，他们的命运不但不能加以嘲讽，甚至要给予同情。而且，即使是尹公馆里那一批过了气的显宦与大亨，不管他们过去如何，他们现在不是处境堪怜吗？又何必“落井下石”地去嘲弄他们呢？

这一点我们姑且不和“有人”辩论，姑且站在他的立场看问题。那么，我觉得，《台北人》可以有另一种写法，那就是像《一把青》那一篇一样地去处理“台北人”的遭遇。《一把青》里的朱青，曾经两次丧失了她的情人。白先勇以最不动感情的方式描述了这两次经验：第一次痛不欲生，第二次漠然无动于衷。这篇小说虽然因为叙述者的身份和白先勇的语言不能配合而稍显失色，但朱青对两次事件的反应所呈现出来的强烈对比，仍然具有相当大的感染力。白先勇在行文之间并没有刻意表现他对朱青的同情，甚至还有意地不去表现他的同情。然而，他的“节制”反而变成是艺术的成功，没有人会因为朱青在她第二个情人发生意外之后所表现的“无情”而责怪她。按照白先勇的看法，朱青是生活在“忧患重重”的时代；以他的小说所呈现的内容来说，我们可以同意这个看法，而且可以同情朱青的遭遇。

《台北人》里的许多人物，如《花桥荣记》里的卢先生，《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里的王雄，《岁除》里的赖鸣升，都可以用这种“客观写实”的方式来加以描绘。现实里面有太多类似的故事，假如我们听取一百个老兵叙述他们如何来到台湾，他们在大陆如何如何，他们现在又是如何如何，我们会觉得，他们的一生都是《台北人》里最好的题材。你所需要的就是：对每一个具体生命的敏锐的感受，对情节的适当的安排和掌握，对文字的恰到好处的应用。你根本不需要最时髦的“技巧”，就可以写出一部更加动人的《台北人》。坦白地讲，我觉得白先勇对这些“忧患重重”的人物缺乏这种广博的同情心。他真正同情的是：《游园惊梦》里的钱夫人、《梁父吟》里的朴公、《冬夜》里的余嵚磊，和《国葬》里的李浩然。对于较上层的人物的“沦落”，他忍不住会“心有戚戚焉”；对于较下层人物的“流落”，他比较能冷静。矛盾的是，《冬夜》和《国葬》却因他的过度同情而流于滥情；《一把青》和《花桥荣记》则由于他的冷静而获得某种程度的成功。但这种成功多少是无意中得到的。假如白先勇以最广博的同情心，来“听取”许许多多的大陆人在台湾生活的故事，并以一种“客观写实”的方式，来为他们写下一篇一篇的“小传”，我想，作为一个外省籍的年轻作家，他确实可以为他父母那一辈留下一部“历史的见证”。然而白先勇的视界太过狭隘，他的主观的感受远超过一个客观的艺术家所能容纳的程度，所以他没有成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者，没有客观地记录那“忧患重重的一代”。

三

白先勇真正想写的是，一本以抒情与哀婉为主调的象征小说。这可以从《台北人》各篇的次序安排看得出来。在第一篇《永远的尹雪艳》里，他似乎想把尹雪艳写成历史中不可抗拒的力量，以便用来解释他所无法理解的国民政府播迁、中共统治大陆的这个历史事实；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那种嘲讽倾向，恐怕是他无心插柳的成果。在全书结束的最后两篇，他分别描写五四知识分子余嵚磊教授与一代英雄李浩然将军的凄惨下场，以便为这一段令人伤感的历史打上一个叹息式的休止符。甚至连《冬夜》和《国葬》的篇名都有象征意义，《国葬》和《国葬》英雄李浩然将军会让我们联想得更多，会让我们联想到这是某种民国史的结束。

老实说，像这样的象征架构和历史诠释，实在远超出小说家白先勇的能力范围。这种构想要写得成功，就需要一个曹雪芹的敏锐心灵和艺术技巧，要不然就无法以这样的观点去掌握到历史的真实。以白先勇所受的文学教育背景来看，可能只有一种方法可以突破这个困境，那就是：乔伊斯在《都柏林人》里所采用的方法。

《台北人》的构想很可能是由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引发而来的。名称类似，而且都是由一些短篇小说组成一个统一的架构，呈现一个统一的主题；里面的人物，也都是一些“负面的”、“逃避生活的”、为作者所同情的人。同样的，作者也都以极其抒情的笔调来描绘他们的人物，来表现他们的同情。

可惜的是，白先勇似乎没有好好地研究过《都柏林人》，至少没有好好地吸收《都柏林人》的长处。《都柏林人》具有两项非常明显的特色：首先，在细节的描写上，乔伊斯像一个自然主义小说家一般地刻意经营，以此来酿造每一篇小说以及整个都柏林城的气氛。他的描写真实到让我们感觉，那气氛是非常自然地向我们围拢而来的。他对每一个细节的处理都极为细腻，没有任何粗糙的杂质来破坏那非常纯粹的气氛所造成的幻觉。就在这种无可逃避的、无所不在的气氛的笼罩下，人物的“命运”就自然而然形成了。白先勇永远缺乏这种耐心与匠心，他永远想以最粗糙的细节、最强烈的感性字眼，一下子就把我们挤压到他做好圈套的牢笼中，并且要我们相信这是“真”的。请看下面这一段吧：

柯老雄的天灵盖给敲开了，豆腐渣似灰白的脑浆洒得一地，那片裂开的天灵盖上，还黏着他那一撮猪鬃似的硬发，他那两根赤黑的粗膀子，犹自伸张在空中打着颤，娟娟那两只青白的奶子，七上八下的甩动着，溅满了斑斑点点的鲜血。她那瘦白瘦白的身子，骑在柯老雄壮硕的赤黑尸体上，突然好像暴涨了几倍似的。

我想，台湾最粗俗的电影或电视剧也不过如此罢！而在“短篇小说奇才”白先勇的《台北人》中，类似段落是不难找到的。

《都柏林人》的第二项长处是，极为感人而令人信服的心理描写。里面的人物未必有什么外在的行动，但通过心理分析所呈显出来的“内心困境”仍然具有紧张感，仍然可以争取我们的同情。白先勇所特别怜悯的“台北人”是那些过了气的“大将军”，是那些一生理想落空的五四知识分子。虽然他们都生活在“过去”之中，而不能面对“现在”的生活，白先勇仍然愿意为他们辩护，愿意证明是历史辜负了他们，而不是他们辜负了历史；而且，还不愿以“客观写实”的方式来冷静地描绘他们，还想以一种诉诸感情的方式使他们“活”起来。在这种情形下，我想白先勇可能就只剩下一种武器了，那就是乔伊斯那种抒情式的心理分析。再是罪孽深重的军阀，如果能以细腻的分析来呈现他晚年一无所有以后的内心空虚与痛苦，总可以争取到某些怜悯的——假如作者想为他争取的话。(www.chuimin.cn)

也许有很多读者不能领会《永远的尹雪艳》的嘲讽语调，但大部分读者都会欣赏《游园惊梦》的心理描写。白先勇就是以一段极为杰出的意识流技巧，向我们展现了钱夫人生命的痛苦，并争取到我们的同情。但是，在《台北人》里，白先勇也就只有这一次为他想“同情”的人物尽到小说家应尽的职责。其他，不论是武昌起义的革命元勋朴公，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余嵚磊，还是《国葬》里的英雄李浩然将军，对我们来讲都没有意义，不论白先勇如何想压榨我们的感情，我们绝不会“一掬同情之泪”，一点都不会。

白先勇可以用细腻的环境描写，为整部《台北人》塑造一个弥天盖地的悲怆或黯淡气氛，并在这一气氛下呈现一些过气英雄、文士与美人的“心理真实”，以便完成他想完成的一部象征性的历史记录。作者在这部“历史”中所采用的观察角度也许有点奇特，也许有点扭曲，但只要他艺术家的敏锐感触还在，他总可以暴露部分真实。只要有这些“真实”，再加上成功的象征，不论读者的历史观点和他多么的不同，总不得不承认他还是写了一部颇为优秀的小说。但是，我相信，白先勇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他把第三种写好《台北人》的机会也放掉了。

四

白先勇最后所写成的是一部夸张的、粗俗的抒情“传奇”，而不是象征性的“历史”。他想以夸张的、粗俗的抒情笔调来争取我们的同情，想以“创造”传奇的方式来“再现”历史，想以这整个的方式来成就他的象征小说。《台北人》早期几篇故事的成功，为他争得了某种幻象，使许多人看不清楚他越来越粗糙的文笔。只要我们不为“盛名”所惑，只要我们冷静地阅读他的小说，我们不难看到他的“真面目”。

作为《台北人》特质之一的“抒情”笔法，在《冬夜》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一篇小说获得许多知识分子的赏爱，证明“软性”的抒情还是很容易欺骗读者，即使是较高水准的读者也不例外。首先，请看底下一些摘录：

余教授在冷雨中，撑着他那把破纸伞，站立了片刻，终于又踅回到他巷子里的家中去。他的右腿跛瘸，穿着木展，走一步，拐一步，十分蹒跚。

他用手在他右腿的关节上，使劲的揉搓了几下。每逢这种阴湿天，他那只撞伤过的右腿，便隐隐作痛起来。

他看见吴柱国那杯茶已经凉了，便立起身，一拐一拐的，去拿了一只暖水壶来，替吴柱国斟上滚水。他蹭到客厅一角的案边，将吴柱国那杯凉茶倒进痰盂里，重新沏上一杯龙井，他手捧着那只保暖杯，十分吃力的拐回到座位上，他觉得他那只右腿，坐久了，愈来愈僵硬，一阵阵的麻痛，从骨节里渗出来。他坐下后，又禁不住用手去捏榨了一下。

余教授将他那把破纸伞遮住了吴柱国的头顶，一只手揽在他的肩上，两个人向巷口走了出去。巷子里一片漆黑，雨点无边无尽的飘洒着。余教授和吴柱国两人依在一起，踏着巷子里的积水，一步一步，迟缓，蹒跚，蹭蹬着。快到巷口的时候，吴柱国幽幽的说道……

这是白先勇利用余嵚磊教授跛瘸的腿来压榨我们的感情的标准案例。假如读者觉得，我从长达二十一页的小说中抽出几个片段，把它们放在一起，这种做法类似“栽赃”，那么只要看最后一小段就可以了。这里有“一片漆黑”、“无边无尽”、“依在一起”、“一步一步，迟缓、蹒跚，蹭蹬着”、“幽幽的说”。这种随意挥洒的滥情，跟前面所引娟娟杀死柯老雄那一段的粗俗相映成趣，都证明了白先勇的感性已丧失平衡，跟《永远的尹雪艳》那种细腻妥帖相比，有若天壤之别。读者不妨仔细分析《思旧赋》、《孤恋花》和《冬夜》的感性字眼，以便具体了解白先勇的“抒情语调”。

其次，我们再来看一下白先勇“创造”传奇的方法。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首先，白先勇常常把他所要同情的“台北人”提升到历史的行列中，用一种类似“崇高文体”的文字来使他的人物“伟大”起来，譬如：

“我有三员猛将，”长官曾经击起三只手指十分得意的说过：“章健、叶辉、刘行奇。”

当“猛将”一词吐出口的时候，我们就恍如在读传统章回小说里的英雄传，而李浩然将军因此也就成为历史中的英雄了。又如：

……里面一个苍老的侍从老早打开了门，迎了出来，那位侍从也有六十开外了，他穿着一身褪了色的蓝布中山装，顶上的头发已经落尽，背却佝偻得成了一把弯弓，他向老者和那位中年人不停地点着头说道：

“长官回来了？雷委员，您好？”

雷委员向那个老侍从还了礼，然后便转过来微微欠身向老者恭敬的说道：

“朴公累了一天，要休息了吧？我要告辞了。”

这里的文字，不论叙述或对话，都像是章回小说或武侠小说的语言，又像唱平剧或演古装连续剧。那种庄严肃穆，让人具有“历史感”，而不像在写当今社会。在这种架构下，白先勇毫不犹疑地让《国葬》里的刘行奇去当和尚，并且让他在李浩然将军的灵堂前“演出”这一幕：

老和尚身披玄色袈裟，足蹬芒鞋，脖子上挂着一串殷红念珠，站在灵台前端，合掌三拜，翻身便走了出去。

白先勇以这种古装剧的“崇高文体”来写过了气的将军，以便塑造他的“历史”。我不知道别人的感觉如何，在我看来，他不过是创造了虚假的“传奇”。

白先勇又以另一种方式，进一步地加强了这种“台北人传奇”的印象。为了证明他这种“传奇”手法的无所不在，我想从《永远的尹雪艳》中举出两个例子：

徐壮图太太坐在家中的藤椅上，呆望着大门，两腮一天天消瘦，眼睛凹成了两个深坑。徐太太忍不住又哭了起来，“你晓得我们徐先生不是那种没良心的男人。每次他在外面逗留了回来，他嘴里虽然不说，我晓得他心里是过意不去的。有时他一个人闷坐着猛抽烟，头筋叠暴起来，样子真唬人。我又不敢去劝解他，只有干着急。”

有一个英国批评家说过，小说和传奇的区别在于：小说描写任何世事，都会显示世事的“复杂”，但在传奇里，世事就非常的黑白分明，轻而易举。上面两段文字，说到徐壮图和他太太面对尹雪艳诱惑徐壮图这一件事，就说得“轻而易举”，好像他们都是世上最大的好人。这是通俗剧的写法，不是严肃小说家该有的现象。这种笔法，使得《永远的尹雪艳》的后半篇受到严重的损伤。但更严重的是，这种看待世事的方法，在整部《台北人》中到处可见，这就令人不得不怀疑到白先勇的“艺术品味”。白先勇以绚烂的色彩为《台北人》拉开序幕，在热烈的掌声之后，大家冷静地回想起来，也许会发现那绚烂之中包含了太多的庸俗吧！

我们必须承认，白先勇是被高估了。我愿意犯大不韪，明确地宣称：《台北人》只有四篇还算优秀作品，即《永远的尹雪艳》、《游园惊梦》、《一把青》和《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而且我愿意说：到目前为止，白先勇的成就至少比不上王文兴、黄春明和陈若曦。白先勇创造了一本“传奇”，在台湾文坛形成了一则“传奇”，我们必须承认，那毕竟不过是“传奇”而已。

一九八七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