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台湾文学：王文兴的悲剧与教育失误

王文兴的悲剧——生错了地方，还是受错了教育？

一

王文兴是台湾的小说家中最特殊的一位，读过他的作品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但是王文兴的“特殊”，到底是怎么样性质的一种“特殊”，并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由于对这个问题理解得不够正确、不够深刻，连带的，王文兴作品的真正价值也就湮没不彰。

台湾有很多小说家，他们所得到的名声远超过他们所应得的；王文兴恰好相反，除了《家变》刚出版的那一段时间外，他从来没有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他最长的一个短篇《龙天楼》发表以后，所得到的反应是一片沉默；几年前他第二个长篇《背海的人》出版之后，大家的反应还是一片沉默。我们很有理由相信，要不是颜元叔先生和《中外文学》月刊的大力吹捧，《家变》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家变》的成功大半要归功于，《中外文学》创刊时借《家变》而一炮打红的策略应用。

王文兴的“失败”，王文兴之所以不能获得众多的读者群，原因不难了解。王文兴有着最特殊的文字，特殊到几乎令人“难以下咽”。所有的读者都可以轻易地认识到王文兴这种特质，因此他们也都可以轻易地弃王文兴于不顾。在这方面，我们相信王文兴“罪有应得”——由于他那种不正确的美学观，他以一种莫名其妙的文体，掩盖了他作为小说家所敏锐观察到的台湾社会现象。但反过来说，由于王文兴很明显的“错误”，人们连带的也就看不清楚他的真正价值，这也证明，台湾的读者确实欠缺一点艺术的耐性与涵养。

王文兴说过，撇开《家变》的文字不谈，只看《家变》的内容，这种“读法”让他大吃一惊。就最严格的理论层面来说，文学作品的形式与内容的确不可分割。但是，就王文兴的个案而言，从形式入手，从他的文字入手，反而更加掉进他的迷宫中，而不能看到问题的核心。我们应该换个角度，从王文兴小说的内容去看王文兴，甚至扩而大之，从产生王文兴的社会背景去看王文兴，这样我们才能看到王文兴的“本质”，看到王文兴的“问题”；也就是说，看到王文兴真正的“特殊性”。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也才能找到王文兴那令人难以消受的文体的秘密，才能发现王文兴真正的“病源”。

王文兴的“问题”在哪里？王文兴的问题在于：他和他所属的那个社会的彻底决裂。王文兴是现代主义的信徒，而西方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作家与社会的隔绝。作家不愿受资本主义的金钱文化所污辱，只有把自己游离出来，在艺术的王国里建立自己的世界。王文兴信奉这样的艺术观，其强度远远超过台湾其他的“现代主义者”。王文兴可能以为，他和他的社会所以产生无法沟通的距离，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

然而，我相信不是。王文兴所以和社会决裂，问题是在另一个地方。王文兴是“落后”的社会里彻底西化的知识分子。王文兴从小所受的教育，逐渐把他培养成西式的知识分子。他那独特的心智世界，和他周遭的社会现实，是无法调和的巨大矛盾，而这就是他和他的社会那种紧张的对立的根本来源。

近代世界史的大趋势是：非西方国家必须跟在西方国家之后，千辛万苦地亦步亦趋，通过“现代化”（事实上就是西化）来求取国家的生存。就教育层面而言，西化的重大步骤就是建立西式的大学，培养国家的精英分子，以备国家的现代化之需。进一步而言，就是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国家，以便更具体地吸取西方知识、文化的精粹。这是一个大家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文化移植过程，但很少人去注意由此产生的种种社会、政治问题。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内部许多尖锐的矛盾是与这个问题紧密相连的。

在台湾，这种“义无反顾”、勇猛精进的“西化”，主要发生在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七一年之间。在这时期，产生了不少彻底西化的、精神上的“西方之子”，而王文兴即是其中最极端、最独特的一人。在七十年代一连串的文学论战之后，我们很容易以历史家的“后见”之明来指出这些人的“错误”。但就王文兴的例子来讲，重要的不是指正错误，重要的是，说明他的错误与他的文学创作的关系，说明他的文学特质——包括好、坏两面——如何从他那种错误的意识形态产生出来。更精确地讲，我们要指出，王文兴的重要性在于：他的小说以一种极其特殊的方式，为台湾最西化的那一代的知识分子画出了一幅最生动的肖像。这幅肖像虽然有许多的扭曲，但基本上还是正确的，而且是极其生动的。

二

仔细地分析王文兴的小说，就不难发现，不论王文兴写了多少作品，至少到目前为止，王文兴的主角只有一个。那是一个极端自我中心的、暴烈的、对一切都极为不满的反叛青年。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反叛，然而反叛是他的性格、是他的本质，他必须为反叛而反叛。说得更彻底一点：他是找不到反叛对象的反叛英雄，或者是：没有反叛对象的反叛英雄。

在王文兴早期的短篇小说里，这个反叛英雄以不同的形象在不同的环境里出现。《玩具手枪》的胡昭生，是个内向而羞涩的大学生，然而对那些外向的、具有生物般的自然反应的同学，他却采取最暴烈的行动来“回报”他们的嘲弄。在《草原底盛夏》里，自认为遭受到不公平处罚的大学生，以满腔的怨恨来拒斥那个军事训练的军官。《命运的迹线》的小学生，则以小刀来把自己手掌上的“命运线”割长。而在《寒流》里，另一个小孩子以一种悲剧英雄的壮烈来对抗正在心中萌芽的性的诱惑。杨牧先生曾拿希腊悲剧来跟王文兴的短篇小说作比较，认为王文兴的主角具有希腊悲剧英雄的性格。我认为，这样的比较还不能掌握问题的核心，而只注意到表面的类似。但至少，王文兴短篇小说那一类型主角独特的“气质”是引起人们注意过的。也许是他的“相貌”尚未定型，也许是他出现的场合不断的在变化，人们因此未能准确地认识他。但是随着《家变》的发表，随着范晔的“诞生”，人们终于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真面目了。

范晔是三十年来台湾小说里所曾出现的最生动的人物，仔细读过《家变》的人都会忘不了。他的强横霸道、他的乖张暴戾、他对父母的强烈的“统治”与“支配”欲望，可说极人物刻画夸张之能事，然而又能够为我们所接受。在范晔身上，王文兴终于把他长期以来所关心的那一型人物作了完整的交代。

更重要的是，范晔这个人物的出现终于透露了一点痕迹，循着这一点痕迹，我们可以摸索到王文兴式的人物的秘密。在《家变》里，王文兴把范晔放在一个比较具体的社会环境中——范晔的反叛是在一个特殊的家庭中发生的。这样的背景，要比早期的短篇小说具体得多。虽然王文兴有意地把范家的“变”处理成永恒的父子冲突的主题，但是范晔“叛”父的特殊的社会意义，还是不自觉地透露出来。就是通过这种无意中暗示出来的社会意义，我们终于了解了王文兴式的人物，也了解了王文兴个人的问题。

《家变》最关键的一段，刘绍铭先生曾在一篇短文里指了出来，可惜刘先生没有详细地加以论述。在《家变》刚开头的地方，由于母亲屡次进入他的房间，打扰他看书，范晔终于忍不住发了一顿脾气。在那一长串的怒骂里，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

你们就不能给人一点不受干扰，可以做一会儿自己的事的起码人权吗？你们为什么要侵犯我，我侵犯过你们吗？我们可以相信，范晔的母亲一定听不懂范晔的话。范晔生活在西方社会的观念里，范晔的母亲生活在中国古老的传统里，怎么样也没有办法互相了解。更糟糕的是，西化的年轻一代如范晔者，理所当然地把西方的观念视为“永恒的真理”，而完全不知道有另一种文化理念，或者完全不尊重另一种文化理念，以一种“我即是真理”的态势居高临下地藐视下去，传统的家庭观念能不被压得粉身碎骨吗？

王文兴有他自己写作《家变》的意图，但在我看来，《家变》却出乎王文兴意料之外地表现了另一个主题：《家变》告诉我们，在西化的最高峰，台湾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反叛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的（以“家庭”作为文化传统的象征）。王文兴最大的成就，在于他创造了“极端化”的范晔。台湾的年轻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具有范晔的特质，但是没有人达到范晔那种西化的“高度”与“强度”。极端化的好处是，把原本隐微不彰的社会矛盾，一下子提高到人人可见的最高点。前面所引范晔批评母亲的话，乍看有点荒谬，但不如此，又如何表现“西方之子”的范晔对中国传统家庭的无法忍受？匈牙利的文学批评家卢卡奇曾经说过，“极端化”的人物不但不违背社会真实，反而把社会真实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这是写实主义的精髓。在创造范晔的这一点上，王文兴无疑地符合了写实主义的精神。

三

但是《家变》并没有完全成功，王文兴个人的写作意图和王文兴独特的艺术观，使得《家变》不能得到更大的成就。我们无法确知王文兴写作《家变》的真正目的，但我们可以确定，王文兴绝不会想把《家变》写成一本“社会小说”。前面所说范晔这个人物所暗示的社会意义，是王文兴无意中表现出来的，是我们从小说的字里行间分析出来的。就小说本身来讲，王文兴所着重描写的是，范晔叛父的“详情”，而不是“过程”，也就是说，王文兴比较注意范晔“如何”叛父，而不太注意他“为何”叛父。王文兴可能认为，父子冲突是个永恒的主题，根本无须“解释”其原因。或者说，范晔的叛父和任何人（不论其国籍与时代）的叛父并无实质的不同，不同的只是“表象”。同样的，所有的家，不论古今中外的家，都是一样的家，都在必“变”之列。在小说即将结束的地方，范晔写了一大段的“家之罪状”的议论。在那一段里，“家”被当作是一种抽象的形上的东西，而不是具体的某一社会里的家。讲得更清楚一点：假如王文兴把范家的“变”具体地落实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这样的时空背景下，范晔之所以叛父的过程必然会清楚地表现出来。然而这种写实主义的写法根本违反王文兴的艺术观。王文兴所以选择台湾地区的范家作为描写对象，那纯是一种“偶然”，因为那恰好是他所熟悉的。他的目的是：借着这个家庭的矛盾以象征父子间的永恒冲突，以暗示母子间的微妙关系。王文兴所要写的是象征小说，而不是写实小说，因此对于范家长时期的“历史”，我们只有极模糊的印象，而没有整体性的轮廓。

如果我们去观察范晔的成长历程，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家变》的写作方法的缺陷。对于范晔从小到大的经历，王文兴并没有完整地加以叙述，而只让范晔个人对于过去的印象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地拼凑起来。打个比方来说，王文兴只拿出一大叠照片，然后告诉我们说：这是范晔刚生下来时照的、这是三个月时照的、这一张满周岁、那一张刚入小学……而这最后一张则是父亲离家出走时拍的。就是这样一厚叠照片，我们能整理出范晔个人的历史吗？我们可以凭自己的想象去填补中间的空白，但我们也可以肯定：对于范晔，我们不可能有完整的概念。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充分了解范晔的心路历程？我们又如何能够掌握范晔由依恋父亲到反叛父亲的心理转折？范晔过去的历史不够完整，因此范晔的叛父也就等于没有充分“解释”过。

因此，最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是一个性格已经变得非常暴烈而自我中心的范晔，至于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只能根据蛛丝马迹来猜测，而不能完全了解。同样的，我们只看到范晔具有强烈的反叛欲望，至于他为什么要反叛，他要反叛的是什么，我们也不甚清楚。结果是，范晔只成为一个“空洞”的反叛英雄，反叛成为最后的目的，既没有反叛的原因，也没有反叛的对象，就只是为反叛而反叛。(www.chuimin.cn)

最后，范晔给人的感觉是，他是一个荒谬的反叛英雄：他具有旺盛的精力，他的精力在生活中找不到目标，他的精力在一个与他完全“异质”的社会里毫无发挥的余地。于是这些精力转为反叛的力量，面对一个“无形而巨大”的社会毫无目标地挥霍出去，而成为精力的消耗与生命的浪费。

这就是王文兴那一代西化的知识分子的悲剧。完全脱离台湾政治、社会现实的西式教育，使他们隔绝在、游离在他们所属的社会之外，而只生活于他们自己的柏拉图式的知识与理念世界之中。他们只了解自己这一类型的人；此外，都是一些不知“人之为人”的基本观念的“不及格”的人，而社会就是由这两类人的对立所组成的。这就是他们所了解的“社会”。由于台湾那种有意脱离现实的教育方式，他们不能了解，“社会”是一个具体的政治、社会条件的组合体，在这个组合体下，每一种人，包括他们自己，都可能成为“问题”，而这些问题，则可以在社会的层面上加以追踪、加以找寻、加以革除、加以改造的。社会不是一个名词，一方面显得非常的空洞而无实质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弥天盖地的力量加在个人身上，使人无法挣脱。他们那一种倔强而不妥协的个人主义，看似坚强有力，其实正衬托出他们在“社会”无形压力下的无能为力。

王文兴正是这一个世代的知识青年的一个“极端化”的典型，很少人的西化像王文兴那么彻底。很多人在逐渐“懂事”以后，知道如何利用台湾过度西化的倾向来谋取个人的利益，因而成为机会主义者。王文兴则始终坚持他的“理想”，他的彻底西化与他的彻底坦直，使他成为台湾文坛最不容易受欢迎的人物。他是一个令人厌恶，但又令人尊敬的西化派，有时候非常不懂事，却自以为在讲理。他曾说过一句人人忘不了的“名言”，他说，台湾的农民对台湾的经济发展没有贡献。他曾在一次访问里说，翻译没有价值。后来他辩解说，他只是说，他个人不想翻译，但原来的讲法可能更接近他的想法。

很多人都会认为，范晔的模型事实上就是王文兴本人，如果我们能够把握艺术与现实的距离，而不把范晔完全等同于王文兴，那么，这种说法是相当有道理的。范晔的极端化正是王文兴的极端化的反映。同样的，《家变》的艺术原则也正是王文兴个人独特理念的反映。

王文兴不会相信，个人的行为可以合理地加以解释，或者，可以合理地以社会原因来加以解释。假设王文兴同意把范晔的行为叫“反叛”（这一点他未必同意），他一定不能赞同说：这是西化的青年在反叛传统的父母。根据现代主义的理念，现实的人的行为是无法以一种合理的程序来把他串成一个完整的情节的。小说家只能告诉我们，这是昨天的他，这是今天的他，至于为什么昨天的他变成今天的他，则无法知道，至少小说家没有资格告诉你。于是小说家只能有两种选择：或者把个人的历史分解成片段式的印象，而让各个片段并列以组成一幅拼图版；或者任由各个人物去放纵他们的想象，而成为一长串的内心独白与意识流。在这里，小说家对人物行动的解释是付之阙如的，于是行动不能连贯起来，而所谓“情节”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样还有“社会”吗？当然没有。甚至个人都分解为一连串的印象、独白与意识流动而消失了完整的形象。社会被分解为一个个互不相连的大点，这是个人；而仔细去观察那每一个大点，原来那也只是无数个模糊的小点，这是印象、独白与意识流动。因此根本就没有大点，当然更不会有无数的大点根据有机的结合而组成的那个“社会”了。

这是西洋现代小说的“哲学基础”，这种哲学，由王文兴所继承、所信奉，而实践在他的两部长篇小说中。王文兴所不能了解，或者王文兴所没有仔细去思考的是，这同样的“哲学”，实践在西洋，跟实践在台湾，却有着很不相同的“社会基础”。在西洋，当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峰时，社会，尤其是大都市社会，已成为一个任何个人都无法打破的巨网。他们既然不能思考那个“网”，只好思考那网上一个个的黑点。他们只承认点的存在，而不肯把那个网画出来，因为他们还不愿意“公然”地承认点对于网的无能为力。

台湾则不然。台湾的那个网，是个旧社会的旧网，看起来好像还很坚牢，其实已经逐渐在松弛。但是，在二十年前，在五六十年代的西化的知识青年看来，那个网还非常稳固。因此他们误以为，台湾的网与点的关系，正如西洋的那般。但是有一点足以证明，他们凭直觉所感觉到的，比他们在理论上的了解要正确得多。在王文兴的小说里，范晔型的主角是勃然易怒的，而我们再去回想卡夫卡或卡缪的小说，那里的“英雄”只有无助与无奈。卡缪的《异乡人》，是一个荒谬的反叛角色，但是跟范晔比起来，那是多么无力的反叛啊！他们对于那个网的直觉感觉，是各自适合他们自己的社会的。

王文兴凭他敏锐的直觉能够感受到，他这一类型的人物与他们所处的台湾社会之间矛盾而紧张的关系，能够创造出范晔式的荒谬的反叛角色。可惜的是，在理智上他完全接受西方现代主义那一套理念，完全相信现代主义对“社会”与对“个人”的看法。其结果则是，不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实际人生上，他都陷入一个无法解决的僵局。

四

这种理念对于《家变》的不良影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在实际人生方面，这种理念的影响基本上也是负面的。王文兴在教育过程中所接受的观念，原本就容易使他和他所处的社会现实产生相当大的差距。现在再加上现代主义的推波助澜，王文兴当然更会相信，“个人”是个孤立的个体，而“社会”则是一个无法触摸而又无法改变的怪异的实体。就好处而言，这样的信念无疑会使王文兴把重点放在“个人”身上，去追求“个人”所能把握的东西。因此王文兴强烈地肯定“个人”，其强烈的程度远超过台湾其他的艺术家。二十多年来他固执地循着自己的道路前进，极少妥协，也因而赢得一些人的尊敬。然而人究竟是群体的一分子，由群体来加以肯定比自己来肯定自己要容易得多。如果不是哗众取宠或随波逐流，正当地获得人们的喝彩不但不必逃避，而且还值得去追求，因为这是肯定自己的价值最适宜而有效的方法。中国古人说：“离群难处心”，人的复杂心理常常是超乎人的想象之外的。一个长期把自己关闭在自己的斗室内，而把人群与社会拒斥在外的人，其无形中所逐渐累积的郁闷与怒气总得有发泄的时候。就在这时候，我们看到王文兴写了《背海的人》，就在这本书里，他在艺术与实际人生两方面的“悲剧”与困境都完全暴露了出来。

一读《背海的人》，我立刻就联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我感觉到范晔已发展成“地下室人”，而且我也意识到，这是王文兴长期的心理发展的反映。

《背海的人》几乎没有情节，勉强划分的话可以分成三个大段落，前一百页是男主角的独白，中间五十页是对一个冗散机构的刻薄的讽刺，最后三十页则描写男主角的一次嫖妓经验，男主角以更尖酸的语气来嘲弄自己的性无能。从这种简单的分析就可以看出《背海的人》与《地下室手记》的关系。《地下室手记》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地下室人”的自白，第二部分则描写他与一个妓女的交往。这两本书在结构上的类似绝不是偶然的，王文兴写《背海的人》绝不可能没有想到《地下室手记》。

两者在主题上的类似也很明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人”毫不隐讳地表白自己的乖张暴戾，并且洋洋自得。我们可以感觉出来，其中隐含了强烈的对一切人的“恨”。《背海的人》的基本精神，则由第一段的“语调”从头统摄到底。这一段长达三行七十五个字，几乎字字都是“三字经”，可说集中国“三字经”之大成，这可能是世界文学史上少有的记录。《背海的人》好像要以这样的语调来倾泻他长期郁积在胸中的闷气，或者，用类似“背海的人”的话，来吐他的“鸟气”。

由范晔发展成“背海的人”是很自然的。满腔的怒气无处发泄，满怀的反叛意志找不到可以反叛的对象，无名的怒火无端而起，而那个耳熟能详的“干！”就自然而然地爆发出来，对中国人来讲，还有比这更“舒服”的感觉吗？

语言也是令人困惑而惊讶的。那样的佶屈聱牙，那样的拗口绕舌，简直比“狗屁不通”还不通，试举一段：

像这样子的个低落而复且又消沉若斯之然的现状相要接连着到的的个来的约两三周那么长的时间之那么样长的那么的的的个的的的之久。

当我“可能”地逐字“品尝”《背海的人》的前一百页时，我突然想起，不知哪一个人曾说过，《家变》愈到后来文字的夹缠绞绕愈严重，我终于“顿悟”：王文兴语言的秘密来自于他长期的“孤独”。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是人群的交流工具，只有在活泼生动的“对话”中，语言方能不断地更新而保持永远的活力。文人的语言不管多么精练，永远比不上民众在长期的口传文学中所锻炼出来的那么鲜活跳脱。中国文人越在书斋与书堆里乞求优美的文字，他的作品的生命力就越单薄。那么，人们如何去想象，一个人极少与人“对话”，极少动到真实的嘴唇时，他要如何地“喃喃自语”，说实在的，恐怕连“喃喃自语”都会有生涩的感觉。当我逐字地读前面那一段的“的的的个的的的”时，我似乎有一点悲从中来，我仿佛看到闭锁在孤岛已长达二十年的鲁滨逊，在低低地“的的的个的的的”，以此来向自己表示，他曾经与人群交谈过，他现在还会说话，只是他已忘了，他以前说的话比现在流利多了。

我们恐怕无法找到一把尺，以便好好地评量《背海的人》。但无论如何，《背海的人》应该是个终点。王文兴已经写过《家变》、写过《背海的人》，而我们也已经知道，在台湾的某一个时期，知识分子如何背弃社会，社会如何背弃知识分子。我相信，在这方面，王文兴是有贡献的，不管他的两部长篇小说写得有多“坏”。不过，台湾的社会已经在变，而王文兴也应该有个新的起点，至少这是一个多年来偏爱王文兴小说的读者的盼望。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