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到城市：黄春明的困境与应对

黄春明的困境——乡下人到城市以后怎么办？

一

台湾的小说家可以按照他们的年龄、辈分，以及所写的题材，大致分成三个大世代。第一个世代的作家所处理的主要是光复以前的生活经验，如姜贵、司马中原、朱西宁、段彩华之于大陆，吴浊流、钟理和、钟肇政、叶石涛之于日据时代（偶然也涉及光复初期）。第三个世代的作家所要面对的，则是乡土文学论战与中美断交之后波动的台湾政治、社会现实。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二代作家，不论他们的籍贯如何，可说是在光复以后台湾的教育体制之下教养长大的第一代，他们的成长期也就是台湾经济发展最迅速、社会最安定的时期。他们的作品多少反映了他们对这整个时代的部分看法，每个人虽然只涉及某一种生活层面，但综合起来看仍然可以涵盖相当大的范围。他们的成就虽然还不能算是第一流的，但回顾起来却尚未为第三世代的作家所超越。目前他们大部分都面临了进一步发展的困境，但公平地说，他们仍是台湾小说的中坚。第二代作家的代表人物是：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陈映真、王祯和、七等生、黄春明。

在这群作家之中，黄春明是较为特殊的一位。就教育背景来讲，除了他和七等生以外，其余的都出身于大学外文系。七等生虽然和黄春明同是师范毕业生，但他对西方现代文学的接受，却远非黄春明所能及。七等生和陈映真、王祯和后来虽然和黄春明同被归为乡土小说家，但实际上他们受现代主义影响的程度都远超过黄春明。我们不能说黄春明没有接触过现代主义，但无可否认的，在这群小说家中他的作品最不容易找到现代主义的色彩，他的作品中许多优点和缺点都可以从这方面去加以解释。在这里面，没有矫揉造作的技巧，没有刻意安排的象征，也没有精雕细琢的文字，总而言之，没有一切仿造的现代主义的“不自然”。然而反过来说，黄春明的小说也缺乏现代主义的精心布局与节制美德，而显得过分臃肿与欠缺剪裁，这是他特殊的“文学教育”所造成的。

但是，黄春明却因此保住了小说家最难能可贵的一项才能，即，说故事的才能。现代小说家绝大部分看不起这一才能，认为现代小说还要以情节取胜，简直有点自贬身价，但无可否认，这却是黄春明小说动人的主要原因之一。见过黄春明的人，都会被他特殊的说话方式所吸引住，甚至有人认为他讲的故事比他写的还要动人。黄春明是讲故事的能手，黄春明作为小说家之“保守”的一面由此“暴露”无遗，而黄春明之成为最纯粹的乡土小说家也由此找到最原始的根由——他拥有一些乡土说书人的特质；他植根于乡土，长期在乡土长大，了解乡土人物的辛酸与命运，他要把他们“说”出来。

从这里就可以谈到黄春明作为现代小说家最难得的特质：在他们那一代的小说家之中，他最没有知识分子的习气。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陈映真、王祯和、七等生等人，在教育过程之中逐渐远离了一般人，到最后他们的生活只好被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他们只能描写这个范围，如果他们要跳出去，要去描写其他世界，如白先勇之于“台北人”、王祯和之于“小人物”，他们大半描绘了一副极其扭曲的形象。陈若曦的《尹县长》所以没有遭遇到同样的命运，主要就在于：她从一个“回归”知识分子的角度，忠实地报道她的印象。她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她可见、而且也能见的范围内，因此也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黄春明跟他们不一样，对于他所要描写的“小人物”，他大半是“心知肚明”的，在某种程度上，他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分子。他的“较晚”离开乡土小镇，他的“较晚”接受西方现代文明，使他在乡土之中吸收了较多的东西，使他和他的人物有较多的认同，同时也就使他较“缺乏”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较少现代知识分子的“素养”。因此当黄春明逐渐远离了他的乡土，到城市来“打拼”，尤其当他逐渐“抛弃”他的小人物，开始改变描写对象的时候，他的危机就出现了。黄春明到城市以后，还能不能是原来的黄春明？如果不能，他应该怎么变，才不至于丧失根据，才能在变中保住“不变”的东西，这是黄春明作为小说家所面临的最大困境。

二

黄春明作为一个小说家，当然有他自己的发展史。据刘春城的黄春明传《爱土地的人》所说，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三年，黄春明写了十一个短小的短篇之后，他接触了现代主义，在现代主义的影响之下写了四个短篇和一个剧本。一九六七年四月出版的《文学季刊》第三期登载了他的《青番公的故事》，此后在短短的两年内，黄春明陆续发表了《溺死一只老猫》、《看海的日子》、《癣》、《鱼》、《阿屘与警察》、《儿子的大玩偶》、《锣》，就是这八篇作品造就了黄春明“乡土小说家”的声名。从一九五六年第一篇作品开始，黄春明摸索了十年，才为自己找到了适合的题材，那也就是他从小所熟悉的家乡中人。

从这些作品来看，黄春明对于乡土小人物的热爱，可能来自于他对现代文明的逐渐认识与熟悉。他的成长，他的就业生活，他在宜兰与台北的生活经验，都让他认识了工业社会中的冷漠与无情，然后，他才以一种怀乡的心情去寻找他过去的“根”。即使我们不能从资料上证明，实际生活中的黄春明真有这样的心路历程，但无可否认的，连贯在这些小说中的基本精神的确是：现代文明对于乡土小人物的逼迫。黄春明知道这些小人物势必要接受现实，不然就被时代所淘汰，然而他是以怎么样的一种心情来谱写他那“怀乡”的“挽歌”啊！

从某一种角度来讲，黄春明是很清醒的，他知道传统的乡土农业社会一定会被工业的现代文明所淘汰，被它改变了原有的面貌。因此，在《溺死一只老猫》里，他以他所特有的嘲讽精神正视了乡土社会的“落后”面。当作为现代文明代表的游泳池要侵入乡土社会时，乡土社会的顽固遗老阿盛伯，却以破坏清泉村的风水之名来极力反对。阿盛伯最后未获得村民支持是必然的，下一代的小孩在游泳池戏水时的愉快，证明阿盛伯为乡土殉难，完全没有价值。

但是黄春明并没有以“客观”的态度来批评阿盛伯“落伍”，在他的讥讽笔调后面仍然有一股强烈的惋惜与同情。他不能否认现代文明的“文明性”，但他知道乡土社会之接受现代文明，得失相抵，未必利多于弊。

理智上不能否定现代文明，感情上又无法不依恋乡土社会，黄春明这种心理的矛盾在《锣》里表现得最明显。很多人认为《锣》是黄春明的杰作，他们对憨钦仔的命运一致地表示同情，对憨钦仔的“个性”也一致地表示喜爱。读者这种态度完全是黄春明所造成的，因为黄春明正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那些即将被现代文明“淘汰”的人。憨钦仔没有罪，憨钦仔的镇民也都没有罪，相反的，他们都是非常善良的人。那么，为什么“广播”比“打锣”进步，就要他们“受苦”，就要把这个可爱的社会“消灭”？这是讲究乡土感情的黄春明，无法被讲究理智的黄春明说服的地方。

黄春明的“买办经济”小说曾经引起许多人的批评和怀疑，其中明显具有政治目的的我们姑且不谈。另一种较流行的看法是：黄春明以前的小说多么富有人情味，多么具有中国人的特质，现在怎么写得这么“凄厉”、这么有“煞气”。这是在怀念黄春明以前的温情主义，这种意见完全不足取，理由已在前面讨论乡土小说时讲过。比较合理的看法是：黄春明抛弃了他所熟悉的人物，去描写他所不熟悉的环境，实在有点不智。一般而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然而问题也没有那么单纯，事实上黄春明这一类小说并没有完全失败，要跟陈映真的“跨国公司”小说比，黄春明同性质的作品显然处理得较为自然。《莎哟娜啦·再见》让一个相当具有历史自觉的公司职员替日本观光客拉皮条，这是非常自然的情节。《苹果的滋味》让一辆洋人轿车去撞到一个穷苦的摊贩，由此展开了一连串的喜剧场面，情节虽然是黄春明造出来的，但是趣味性还是来自非常自然的联想（如阿桂和小孩在美国医院的土头土脑）。也就是说，经济的矛盾必须从情节中自然而然地发展出来，而不是让情节成为某种政治经济哲学的傀儡，不是“创造”一个框架以便把自己的观点套进去。在这方面，《苹果的滋味》和《莎哟娜啦·再见》无疑要胜过《小寡妇》和《我爱玛莉》，也要胜过陈映真的《华盛顿大楼》系列。

从这里就可以谈到题材的熟悉问题。只有从自己所经常见到的日常生活中体会到某种“经济哲学”，只有从这些生活中去提炼小说，小说才可能是活生生的，而不是某种哲学的喉舌。陈映真是一个更有“思想”的小说家，毛病就在于他急于要表达“思想”，而不是要写小说。我相信陈映真的许多评论，就“思想”的表达来讲，比他的“跨国公司”小说都要来得更有力。

我们可以顺着这个方向来进一步比较《苹果的滋味》和《莎哟娜啦·再见》。从情节上来讲，《莎哟娜啦·再见》比较容易被人接受，因为日本观光客的“旅游目标”在台湾几乎已尽人皆知，但黄春明这篇小说并没有比《苹果的滋味》成功。在《苹果的滋味》里，黄春明最大的“捏造”只在于让洋人轿车撞人，这虽然不寻常，但并不是“不可能”。最重要的是，此后黄春明让他所熟悉的乡土人物“游大观园”——美国医院，然后借此反映台湾社会的一些问题。阿发被撞，原本可能酿成悲剧，但在小说里却因此解决了他们的“经济困境”，让他们尝到现代文明的“善果”，其唯一的原因是，撞到他的刚好是美国人所开的轿车。当然，我们很可以让一辆大卡车把阿发轧得血肉模糊，而那结果就可以另写一篇小说了。

阿发阿桂的悲喜剧以相当令人信服的方式加以展开，而《莎哟娜啦·再见》里那个公司职员的尴尬处境却以阿Q式的自我膨胀加以解决。男主角以八年抗战的史迹来教训日本观光客，让日本观光客“坐立不安”，除了满足台湾中国人的“阿Q”精神以外，完全脱离小说发展的正轨；同时，日本观光客的性无能也绝对不能掩盖日本经济强势的事实。在《莎哟娜啦·再见》里，黄春明的嘲讽主要针对日本人，这只是在“逃避”问题。黄春明是以一种较特殊的方式来表现他的“温情主义”，无怪乎《莎哟娜啦·再见》成为他的城市小说里最受欢迎的一篇。

黄春明可以从他熟悉的乡土人物出发，去找到他们和“买办经济”的交叉点，然后从这个交叉点去写他的“买办经济”小说。只要他能以这种“自然”的方式来发展他的情节，我相信“买办经济”小说不是不可以写。但是，我觉得黄春明不必急着去面对台湾经济的“大问题”，他可以循着自己熟悉的方向前进，只要他的才能“充分”的发展下去，他的小说可能以最间接的方式绕个大圈子回到“买办经济”那个大问题上，那么他就可能成为台湾最成功的“买办经济”小说家。

黄春明这种矛盾的感情，还夹杂了另外一种非常复杂的因素。那就是政治，外来的政治。《溺死一只老猫》在“民权初步”那一节里，描写了一场准政治闹剧。在《锣》的结尾处，黄春明把憨钦仔最后的“失业”，归罪于他最后一次敲锣时无意中所犯的“政治错误”。就小说观点来看，《溺死一只老猫》的政治闹剧，还能跟整个情节密切配合，不但不算败笔，甚至还替整篇小说生色不少。但《锣》的结尾实在不高明，是逃避问题、另寻“代罪羔羊”的写法。憨钦仔的命运是被社会潮流所注定的，不是一两个人所能负责的。

黄春明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但无可否认的，在这两篇小说里，他有点在暗示说：政治和现代文明是同一力量。这种看法未免太单纯。我并不以为在描写乡土社会的消失时，政治因素不可以带进来。假如黄春明把这个因素带进来，而且处理得成功，我相信他的小说还会更有价值。但假如他把乡土社会的命运归罪于外来政治，那么他不是太过天真，就是意识形态太过僵化，对他的小说无疑会弊多于利。(www.chuimin.cn)

黄春明对于政治的特殊态度，更重要的是他对乡土社会的浪漫式的“怀乡”，使他终于只成为一个“温情”的乡土小说家，而不是一个胸襟开阔、眼界宽广的写实小说大家。传统社会的崩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台湾还牵涉特殊的政治因素。这个缓慢而巨大的改变，只要对“台湾社会史”有兴趣的小说家，就是一个开发不尽的宝藏。何况黄春明身为传统社会过渡期的一分子，对他所经历的过程相当熟悉，对其中人物的命运不但眼所目睹，而且深具同情。如果他有足够的抱负，他可以为台湾历史留下一部乡土社会崩溃的史诗。然而黄春明终究不够“理智”，不够“宽广”，不够“硬心肠”，所以他终于只能成为几篇乡土小人物画的作者。

黄春明“狭隘”的、“温情主义”的“乡土性格”也在另一篇“名作”里表现出来，那就是《看海的日子》。赞赏《看海的日子》的人并不比赞赏《锣》的人少，有人还会以这篇作为黄春明“人道主义”的具体证据。事实上，如果说在《锣》那种半传奇的色彩里，黄春明还保留了一半的写实笔调，那么《看海的日子》就完全是黄春明式的纯幻想的解决办法了。对于乡土社会之必然改变面貌，黄春明竟然以乡土人情“永远不变”的方式去面对。

十四岁就开始当妓女的白梅，居然在当了十四年妓女之后还保留着那么纯粹的“圣女”性格，除了黄春明对乡土人物有这种信心之外，不知道还有谁会有这种信心。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一个无父的孩子，住在一个偏僻的乡下，竟然会博得村民那么大的尊敬，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即使村民不知道白梅当过妓女，即使他们相信白梅的话，认为小孩的父亲已死，白梅还是不容易获得那种尊敬。甚至连小孩的父亲，白梅所偶然接到的客人，都是那么淳朴善良的人。这一切的“圣洁”与“奇迹”虽然令人不忍苛责，但是，无可否认的，黄春明是以他百分之百的温情主义去克服乡土社会面对工业文明的冲击所产生的种种困难和痛苦。黄春明在他幻想的王国里，建立了一个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温情的乌托邦”。

《看海的日子》无疑是可以当作象征小说来读，不同的人对象征的主题可以有不同的解法。你可以把它看作：乡土社会饱受工业文明践踏摧残之后，仍然保留它那淳良温厚的性格。当然，政治性比较强的台湾人也可以把它解释成政治小说。正是因为它可以看作象征小说，因此也就更加表示这篇小说在黄春明作品中的典型性，它以典型的方式反映了黄春明面对现代文明的“乡土哲学”，这种乡土哲学是完全没有现实味，完全理想性的。我们很难不说，黄春明是在逃避问题，黄春明没有真正地面对现代社会的问题。

如果要讲得更彻底，我们可以说，黄春明这种极端的“温情主义”恐怕是和他写小说的目的背道而驰的（假如他真有那么一个目的的话）。“温情主义”是最佳的软化工具，不只是使人心软化，更重要的是，把社会问题软化成道德问题，而且，既然人（如小说所写的）那么有道德，那么社会还有什么问题？这种小说是没有危险性的，连最天真无邪的少女都可以阅读《看海的日子》而不会受到“心灵的污染”。这是黄春明的小说所以畅销的主要原因之一。

以台湾的小说水准来讲，黄春明几篇较成功的“乡土人物画”确实要令人刮目相看。但要说，黄春明已经写出了多么了不起的作品，我想，还是不很妥当的。

三

《看海的日子》与《锣》是黄春明温情主义的顶点，此后他变得比较的“尖刻”，政治意识也比较的明显。最重要的是，他的视觉焦点已从他所熟悉的乡土社会转移到城市里来，从此他的创作进入了另一个时期。刘春城在前文所提到的那一本传记里，把这个时期的作品称为“城市小说”，以别于前一期的“乡土小说”，是颇有道理的。

黄春明的城市小说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写乡土人物到城市来谋生所产生的问题，这是《两个油漆匠》所要处理的主题；第二类则是备受议论的所谓“买办经济”、“跨国公司”小说，这是黄春明第二期小说的重点，作品包括：《苹果的滋味》、《莎哟娜拉·再见》、《小寡妇》和《我爱玛莉》。《小琪的那一顶帽子》则介于两者之间，兼有两者的特质。

我的意思是，黄春明应该从一个个乡土人物到达城市以后所面对的经济、社会问题着手，去写他的“乡下人进城”的系列小说。通过这系列小说的探讨，他一定可以触摸到（假如他的小说家的敏感心灵还在的话）台湾经济的核心问题，即“买办经济”的问题。这样的处理虽然比较的间接，但这应该是黄春明的个人经验所允许他去走的道路。从这条路去走，黄春明更有可能成为一个较优秀的艺术家。

这就意味着，黄春明更应该处理乡土人物到城市来“打拼”所面对的问题。黄春明自己就是这样的人物，他曾经卖过学生自助餐，而失败过，也有许多其他的就业经验。此外，他不可能不接触到一些进城以后的家乡人。台湾到处都有可以成为小说主角的小人物，而我相信进城以后的乡下人，就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以我个人所曾经接触的而言，许许多多的打拼故事很容易结晶成一些典型，从这些典型，不难看出台湾经济“飞速”成长背后值得人深思的“感人故事”。以黄春明的个人背景与特殊才性，他要写这种小说应该没有什么困难。事实上黄春明已经写了两篇相当成功的“打拼故事”，一篇是前面提到的《两个油漆匠》，一篇写于乡土小说时期，但以故事内容而言，应该归入这一类型之中，那就是《 儿子的大玩偶》。

从感情处理的细致而言，《儿子的大玩偶》比较成功，对于父亲心境的描写比较用心，小说的结尾几乎要达到一种悲怆的效果，在黄春明惯有的嘲谑风格中是非常少见的。在这方面，《两个油漆匠》就显得粗率得多。在这篇小说里，前途黯淡的两个乡下青年把他们的怨气在高高的广告架上呼喊出来，痛快是痛快，但却不是小说该有的做法。

不过，《两个油漆匠》也有它的长处，黄春明让那两个乡下青年去画那两个特大号的乳房，这种讽刺画的妙笔，一下子就把资本主义文明的荒谬处点破。由此可见，黄春明的城市生活是对他有好处的。在城市待得越久，他的眼光可以磨得更敏锐，胸襟可以变得更开阔，能够从更大的角度来看问题，而不至于把自己狭隘地拘限在乡土之中。《两个油漆匠》锐利的讽刺弥补了细节处理上的粗心，跟《儿子的大玩偶》相比，自有其不可及之处。

不过，讽刺也要有个限度。在《两个油漆匠》的结尾，绰号猴子的青年的跳楼事件就有点过火，对于新闻媒体的夸张描写已经超过了极限，似乎黄春明也不知如何收束，最后竟然真的让猴子跳了下来。这个结尾，正如《锣》一样，是个败笔。以讽刺见长的黄春明，为讽刺而败事又得到一个证明。但是更严重的是，黄春明的政治意识越明显，他的火气也就越大。黄春明的“城市小说”因为“气不过”而骂出来的败笔，似乎要比“乡土小说”时期多得多。这真是有利就有弊，黄春明的城市经验虽然使得他的眼光更加清晰，讽刺更加锐利，但因此也就逐渐丧失艺术家所应有的耐性，竟然把讽刺的小刀换成大刀，不顾一切“利害”地硬干起来。黄春明之不愿小心翼翼地写小人物的“打拼故事”，而要直接面对阎王的“硬拼”“买办经济”，也许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吧！

那么，“黄春明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的答案就逐渐明显地透露出来。黄春明已经以他的城市经验克服了他以前那种具有乡土性格的狭隘的温情主义，他再不可能回到那一个世界去了。这是意识形态上的进步。但是较正确的意识形态却不能保证会有较好的艺术作品，黄春明已经以他个人的创作经验证实了这一道理。假如黄春明还要继续当小说家（要是他想成为“政治人物”那就另当别论），那么他必须前进到他辩证发展的第三阶段，即把第一阶段的艺术耐性与第二阶段的意识觉醒综合起来，而达到一个小说家的更高阶段。

就题材来讲，黄春明似乎应该放弃“直接”的“买办经济”小说，当然，这只是暂时的、策略性的放弃。他应该去开发那一个“乡下人进城以后”的无限宝藏，至少他可以在这方面多出几篇杰作——很可能超过早期的乡土人物画，至少可以和这些作品媲美。

假如黄春明还想写出成功的“买办经济”小说，我想黄春明只有在时机成熟时去写长篇小说。“买办经济”牵涉整个台湾社会的复杂结构，只有长篇小说的分量才足以充分表达（这从陈映真小说的布局可以看出来）。黄春明在处理过“打拼故事”题材之后，如果有充分的自觉，就可以把他的“乡土人物故事”和“打拼故事”综合起来，那时候就能够描绘出台湾经济的全景画，而必然的，“买办经济”一定居于那幅全景画的中心位置。可担忧的是，黄春明有极明显的故事作家的才华，但是否有长篇小说家的才具，就要留待时间来证实了。

一九八六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