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台湾文学的现实主义之路

2024-01-1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七八十年代台湾现实主义文学的道路自满清末年以来，由于国家备受帝国主义的侵略，由于人民因此而备尝苦难与艰辛，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近代文学里影响最为深远、势力最为浩大的潮流。也就是说，现代主义的陈映真已经逐渐蜕化为现实主义的陈映真。

七八十年代台湾现实主义文学的道路

自满清末年以来，由于国家备受帝国主义的侵略，由于人民因此而备尝苦难与艰辛，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近代文学里影响最为深远、势力最为浩大的潮流。但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迁台以后，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这一长达半世纪以上的现实主义传统却在台湾中断了。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学，几乎割断了和中国近代文学传统的一切联系，转而学习西方文学自象征主义以下的现代主义诸流派，而造成长达二十年的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霸权期。^[1]一九七○年前后，情势又有了重大的改变。现代主义虽然继续存在，但已不如以前那样地笼罩一切，而二十年中备受冷落的现实主义，居然死灰复燃，成为整个文艺界热烈争论的核心。现在，台湾的现实主义文学，当然已不如七十年代初起时那么惹人注目，那么垄断视听；但是，无可否认的，在七八十年代的台湾文艺界，现实主义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近二十年来台湾文艺界最重要的文学现象。

本文拟以历史的眼光，来回顾这一文学现象，来追溯它的发展历程，来评论它的功过得失。当然，这一文学现象还在继续发展之中，我们还无法看到全貌；而且，对于这一文学现象的评论，牵涉到台湾目前争论最为激烈的政治意识形态问题；再者，限于时间与篇幅，我个人也无法在这一短篇论文里作详尽而深入的分析。所以本文只能算是初步的尝试，有待于将来的拓展与加强。

一、潮流的变迁

一九七七年的乡土文学论战，以令人无法忽视的最醒目的方式，标识着台湾文学的变迁，并告诉世人：现实主义的文学又重现于台湾文坛，台湾文学已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但是，这个变化却是长时期的“酝酿”的结果，而不是事前毫无征兆的爆发。仔细追索起来，我们可以说，在乡土文学论战之前，纯就文学的领域来说，现实主义的复兴已经有了十年以上的准备时期，而乡土文学论战只不过是这十年累积的“结果”而已。同样的，在乡土文学论战之后，现实主义的阵营也不是保持原貌，一成不变的；也是经历了成长、变化与分裂的。如果我们按照历史家处理历史的方法，把历史的演变加以分期，那么，我个人觉得，近二十年来，台湾的现实主义文学可以分成如下的三个阶段：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年，预备期；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九年，高潮期；一九七九年以后，分化期。

从历史回顾的眼光来看，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年之间台湾文学界最重要的大事可能是，《文学季刊》的出刊。这个刊物于一九六六年十月创刊，勉强维持了不到五年的时间，在一九七○年二月出版第十期以后，终于宣告暂时停刊。时间短暂，销路相当有限，在当时除了极少数人外，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就这个刊物所完成的“任务”而言，它对台湾文学的贡献，绝对是不容忽视的。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文学季刊》的成就，我们把这个刊物仅有的十期的部分内容列举于下：

第一期：最后的夏日（陈映真）

第二期：唐倩的喜剧（陈映真）、来春姨悲秋（王祯和）

第三期：第一件差事（陈映真）、嫁妆一牛车（王祯和）、青蕃公的故事（黄春明）

第四期：六月里的玫瑰花（陈映真）、溺死一只老猫（黄春明）

第五期：五月十三节（王祯和）、看海的日子（黄春明）

第六期：儿子的大玩偶（黄春明）

第七期：三春记（王祯和）

第九期：永远不再（王祯和）、锣（黄春明）

从上面所列的简单的目录，我们可以看出两件事情。首先，原来已在《现代文学》季刊发表过《将军族》、《凄惨的无言的嘴》和《一绿色之候鸟》的陈映真，现在的风格已有了明显的改变：原来那种沉溺、感伤、而时时出现象征设计的文字，现在变得清晰、明朗，甚至有时还掺杂了智性的嘲讽。也就是说，现代主义的陈映真已经逐渐蜕化为现实主义的陈映真。其次，王祯和和黄春明虽然在这之前已发表了一些作品，但我们所熟悉的描写乡土小人物的王祯和、黄春明却是在这时候才趋于成熟，并写出了他们较早的一些杰作。

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文学季刊》以它所刊载的实际创作，正默默地尝试着改变台湾的文学风气。从回顾的眼光来看，我们也许可以稍微夸大地说，《文学季刊》是将来的台湾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以整体的历史脉络来看，我们甚至会觉得，这样的说法还嫌太“保留”。因为，在乡土文学论战前后，《文学季刊》的同仁，陈映真与尉天骢，正是乡土文学阵营的主要理论家，而黄春明与王祯和，则公认是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并因此而受到人们的赞扬和喜爱。

我们所以还不敢十分肯定地替《文学季刊》插上鲜明的旗帜，是因为，《文学季刊》始终没有发表过声明立场的“发刊词”或“宣言”，也没有登载过明显推许现实主义的论文。我们也许可以推测，或许当时的政治环境还不允许他们这样做。这当然有部分道理。但是，《文学季刊》也不纯然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文学刊物，它并不排斥实验性的作品，如七等生和李昂早期的小说，也还刊登现代诗，如洛夫、管管等。所以，比较谨慎地说，《文学季刊》还具有相当程度的折中和过渡的色彩；但其中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成分要比以往的文学刊物都来得强烈，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文学季刊》的同仁，具有最鲜明的立场，并相当不保留地形诸文字的，当然要数陈映真了。陈映真的小说《唐倩的喜剧》，以刻薄的语调，嘲讽当时正在台湾流行的逻辑实证论和存在主义，批评台湾的知识界追赶西方思想的时髦，其实不过反映了他们对台湾现实政治的无能为力。不久之后，他又在另外的刊物发表两篇论文：《现代主义底再开发》和《期待一个丰收的季节》^[2]，正式对台湾的现代主义风尚宣战，批评台湾的现代主义者，“玩弄语言、色彩和音响上的苍白趣味”，“幼稚地堆着形式的积木”；要求他们建立“知性和思考”，并“回到现实上。”^[3]陈映真这种“积极”的表现，使他不再满足于只是做个小说家，而开始了他的理想性的政治追求。他因此被捕，因此丧失了六年的自由，这在现在已是尽人皆知的事。

《文学季刊》在一九七○年二月出版第十期以后，即因经费问题暂告中断。一年以后，改名《文学》双月刊，重又出现于文坛。第一期的《文学》双月刊，除了发表黄春明的《两个油漆匠》和王祯和的《寂寞红》，还同时刊载了三篇论文：《现代作家的任务》（何欣）、《在困境中迎险创造》（卡缪）和《何为文学、为何写作》（沙特）。在《编辑手记》里，尉天骢说明了选刊这三篇文章的理由。其中说道：

一个艺术家首先应该把自己置身于现实生活之中……这样他才能领略这时代的痛苦和欢乐，而不会像电视机前欣赏战争片的观众一样，虽然面对现实却无法体验现实的痛苦……^[4]

《文学》双月刊虽然还是没有“宣言”或“发刊词”，但经由这种特殊的安排，我们已可体会得到，它的“自觉性”已经要比《文学季刊》明白得多了。

事实上，我们与其说，《文学》双月刊的同仁，已经要比初创《文学季刊》时更加了解到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还不如说，时代气氛的改变促使他们比较敢于表白他们的立场。就在《文学》双月刊创刊以后的第二年（一九七二年），我们在《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就看到了关杰明攻击台湾现代诗的文章《中国现代诗的困境》。当关杰明再度发表《中国现代诗的幻境》时，唐文标即在创刊不久的《中外文学》月刊上为文响应。^[5]一九七三年五月至七月间，《中外文学》连续刊载了三篇短评《文学的新生代》（李国伟）、《期待一种文学》（颜元叔）和《略论社会文学》（李国伟）。在《文学的新生代》里，李国伟说：

“新生代”在全局的态度上，必须扬弃“前行代”疏离实存生态心态的趋向，而走回十字街头，走进人群。^[6]

颜元叔在《期待一种文学》里也说：

让我们的双目注视着时下，近五年，近十年，近二十年……我们期待的文学，应是写在熙攘的人行道上，写在竹林深处的农舍里。^[7]

从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种新时代的呼声。这种呼声是比较具有普遍性的，而不像六七年前《文学季刊》刚出刊时那样，只是一小群人侷处于一隅的默默耕耘。所以我们有理由说：在一九七二、七三年间，台湾文学已到了突破现状的临界点。

就是在这种时代气氛的“鼓舞”之下，第三度出击的《文季》（以别于以前的《文学季刊》与《文学》双月刊）于一九七三年八月间，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之前。跟以往的两种面貌相比，这个“三度刘郎”鲜明地表现出三点特色。首先，第一期的《文季》赫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刊词：《我们的努力和方向》，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我们认为文学不但应该是生活的反映，更重要的还是如何透过这些反映在现实中教育自己。因为唯有一个作家能够把自己的命运与人类共同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他才能在不断地反照出个人的愚昧和自私中，领略生命的喜悦。也只有这样，他所创造出来的艺术品才会真正对人类产生虔诚和爱心，形成一种前进的力量。^[8]

经过两度的尝试与迟疑之后，《文季》的同仁终于插上堂堂正正的旗帜，向台湾宣告了第一个现实主义文学团体的存在。

其次，《文季》以相当猛烈而集中的炮火攻击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在第一期里，唐文标以长达三十页的论文《诗的没落》继续对现代诗的种种弊病加以追击。在同样一期里，《文季》还策划了欧阳子专号，以四十页的篇幅来分析欧阳子小说中种种颓废和败德的倾向。到了第二期，《文季》又发表了尉天骢的《站在什么立场说什么话》，强力地批评王文兴的长篇小说《家变》所表现出来的极端个人主义的风格。所有这些对现代主义的抨击，充满了功利与实用的色彩，简化了文学的多面性，可以看得出来，这是针对一种极端而发的另一种极端。敏感的人也许可以预测：论战爆发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文季》的第三个特色是，开始出现了一些意识形态挂帅的作品。最明显的例子是黄春明的《莎哟娜拉·再见》（第一期）和王祯和的《小林来台北》（第二期）。这两篇小说一致地声讨台湾的买办经济形态，那种毫无保留的批判精神，标识了黄春明和王祯和风格的转变，同时也宣告了：台湾的文学已从二十年来的“纯文学”进入了七十年代的“使命文学”^[9]时期。

《文季》在一九七四年五月出了第三期以后，又再度夭折。不过，这一次的停刊跟前两次不同。前两次的“出击”可以算是“孤军”，但在《文季》停刊时，文坛的气候已完全改变了。在这个时候，“乡土”与“现实”已不再成为禁忌；除了《文季》之外，有心人不难找到其他的发表园地；所以《文季》的存在已经不再是“非有不可”了。从《文学季刊》到《文学》双月刊，从《文学》双月刊到《文季》，《文季》的同仁总算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任务。

从《文季》停刊到乡土文学论战爆发，中间隔了四年的时间。在这四年中，我们可以在诸如《仙人掌》、《夏潮》、《台湾文艺》、《中华杂志》、《中国论坛》一类的刊物上，发现支持或阐述乡土文学理论的文章。这些文章常常是介乎文论与政论之间的。也就在同一时间里，杨青矗和王拓在台湾文坛建立了他们的地位，成为七十年代“使命文学”的典型代表^[10]，不同于前一阶段的陈映真、王祯和与黄春明。

情势的发展使得新兴的乡土文学隐然成为台湾文坛的主流，终于逼得官方的文人代表不得不出面，冀图来一次“文艺大整风”。于是，就在一九七七年的七八月间，彭歌连续在联合副刊的“三三草”专栏里发表七篇短论，攻击乡土文学的种种理论。^[11]彭歌这几篇短论文笔老练而犀利，极力要逼出王拓、陈映真、尉天骢等人的“左派”原形——而这样的结果，以当时的政治环境而言，是足够使他们付出政治上的代价的。乡土派阵营因此颇为恐慌，不得不出面应战，因而就形成了轰动一时的乡土文学论战。

我们现在还不太明白当时国民党当权者幕后的决策过程，但不管怎么说，论战在持续了大约半年之久以后，终于“和平”收场，并未酿成“政治事件”。说到“胜负”，恐怕是很难加以判断的。不过，就乡土文学来说，确实并没有因此而在发展上遭受到阻碍。理由很简单：一九七八年同时得到第三届联合报小说奖和第一届时报文学奖小说类第二名的洪醒夫^[12]，以及次年得到时报小说奖首奖的黄凡，都可以算是乡土小说家。这很足以看得出来，乡土文学已是大势所趋，谁也阻止不了的。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洪醒夫和黄凡在政治上比较温和，远不如在一九七八年以《打牛湳村》崛起于文坛的宋泽莱激烈。^[13]

真正迫使乡土文学的发展进入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的，是发生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的高雄事件（或称“美丽岛”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大逮捕。就文学而言，这不只限于七十年代两位典型的“使命文学家”杨青矗和王拓因参与政治而入狱，更重要的是，乡土文学阵营从这时候开始分裂，同时使得七十年代以来逐渐明显的“意识形态挂帅”更加迅速地激烈化起来。

高雄事件最大的后遗症之一是，台湾本土意识的高涨。乡土文学的后起之秀宋泽莱曾生动地谈到这一事件对他的冲击：

一九七九年底恐怕是我们年轻人一个很重要的再启蒙。我犹记得，在那之前，我还是多么纯粹的一个被瞒在世界真相底下的人……只在一夜间，我们变成另一个人。你看！多么傻，我们的答案就在那儿，人类的真面目就呈露在那儿，而整个历史的真相就是那样，以前我们多愚蠢，而现在我们聪明起来了。^[14]

从此以后，宋泽莱变成是一个毫不妥协的本土论者，而与曾经提拔过他的、不折不扣的大中国民族主义者陈映真反目而成论敌。

事实上，乡土文学阵营统、独之间的矛盾，早在乡土文学论战即将爆发之前，已可窥见端倪。一九七七年五月，台湾文坛的前辈叶石涛在《夏潮》杂志发表了《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文中含蓄地透露了本土意识的观点。下一个月，陈映真马上在《台湾文艺》发表《乡土文学的盲点》，表达他的异议。^[15]不过当时的政治环境不允许乡土文学阵营分化，大家也都尽量节制，未将事态扩大。

但是，高雄事件之后，随着本土意识的急遽成长，表面的和谐已不再可能维持，分裂乃成不可避免之势。从此以后，本土意识的省籍作家继续高举乡土文学之旗，一方面为贫穷的乡土人物讲话，一方面则攻击国民党的高压统治。而陈映真则转而写他的第三世界小说，企图在小说中证实台湾的殖民经济本质，以及在这一经济形态下台湾的中国人的堕落。

整体来看，七十年代崛起的乡土文学与现实主义，可以说在一九七七年至七九年间达到最高潮。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乡土文学阵营的分裂，这一潮流似乎逐渐地在减退。在七十年代，我们绝对可以说，乡土文学与现实主义是台湾文学的主流；但是，在八十年代即将结束的今天，我们似乎无法肯定，乡土文学是否还占据着同样的地位。

但是，我们不能把以乡土文学为主的现实主义潮流的衰退，归罪于乡土文学阵营的分裂。我们必须从别的地方去找寻原因。事实上，乡土文学的崛起跟七十年代台湾政治环境的剧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起初，党外的政治运动和关心台湾社会现实的乡土文学运动，可以说是平行发展，互不牵涉的。但越到后来，乡土文学运动的一些领导人物越跟政治运动合流，并进而投身于政治运动中。于是，在七十年代末期，我们看到杨青矗和王拓直接参与选举，也看到他们在高雄事件之后被捕入狱。

所以，真正说起来，乡土文学的逐渐没落，最重要的原因是：作家把他的现实关怀逐渐转移到政治上去了。政治是一个更大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所有的关怀都要比文学来得直接而有力。于是，注意力就转移了。所以，到了八十年代，我们看到宋泽莱几乎不再写小说，只写政论；我们也看到陈映真除了写政论之外，他的小说只不过是另一种政论的形式罢了。当政治参与有了更大的空间的时候，跟政治有密切关系的现实主义就跟着萎缩，这或许是台湾的现实主义最大的困境吧。

相对于乡土文学与现实主义的逐渐没落，在七十年代为其所独占的文学空间，也就出现了一些活动余地，容许其他的潮流进出。于是，在八十年代的前半期，我们看到以青春少女为阅读大众的闺秀文学盛行一时。而最近一两年来，随着西方后现代理论的输入，原本并未绝迹的现代主义，似乎又有“借尸还魂”的可能。就在这两种潮流的衬托下，在七十年代一枝独秀的乡土文学更加显得没落与冷清。所以，这一借着政治环境而崛起，独霸台湾文坛达十年之久的现实主义潮流，到底何去何从，前途是吉是凶，确实是颇堪玩味的。

二、历史的困境

在上一节里，我们以文学史的方式，简单描述了六十年代后半期至八十年代末，台湾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根据以上的描述，我们可以把近二十年来重要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及其作品，按照时间及类别排列如下：

第一阶段　一九六六年—一九七○年

陈映真——自现代主义至现实主义的蜕变

黄春明、王祯和——早期的乡土小说，以《锣》和《嫁妆一牛车》为代表

第二阶段　一九七○年—一九七九年

殖民经济及跨国公司的小说——以黄春明《莎哟娜拉·再见》、王祯和《小林来台北》及陈映真《华盛顿大楼》系列为代表

工、农、渔民小说——以杨青矗、王拓及宋泽莱为代表(www.chuimin.cn)

中性的乡土小说及现实主义小说——以洪醒夫及黄凡为代表

第三阶段　一九七九年—一九八八年

乡土历史的大河小说——李乔《寒夜三部曲》

政治小说——陈映真《赵南栋》、李乔《告密者》及林双不的小说等。

从上面所列的简单摘要已可以看得出来，二十年来台湾现实主义小说在发展上的最大特色是，意识形态的强化。在第一阶段里，当黄春明、王祯和描写小人物时，他们的动机，基本上只是对于这些小人物的兴趣。这兴趣里当然蕴涵了某种态度，如黄春明倾向于同情，王祯和倾向于厌恶。但这种态度还说不上是明显的意识形态，更说不上有什么政治立场。

但到了第二阶段，意识形态就非常明显了。譬如，陈映真、王祯和、黄春明即以某一经济观点，来塑造台湾的整体经验，来规范人物的行动。又如，王拓、杨青矗、宋泽莱，以某种程度的阶级观点，来为台湾的工、农、渔民打抱不平。不过，在这样的批判精神里，不论是陈映真，还是宋泽莱，都还没有鲜明地表达出他们“最后”的政治目标。在第三阶段里，这样的政治目标如果不是明白表现出来，至少是很容易感受到的。我们可以说，七十年代的乡土小说还只能算是“社会小说”，八十年代的，就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政治小说”了。所以我们在前面说过，七十年代“意识形态挂帅”的倾向，到了八十年代，更加迅速地激烈化起来。

就七八十年代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水平来说，我想，很多人都会感觉到，意识形态太过于限制了小说的结构和人物的行动。整部小说，明显地是以某一意识形态去“设计”出来的，而不是让小说的情节，以“自然而然”的方式去发展出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整体来看，七八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小说，在艺术成就上似乎比不上黄春明、王祯和在六十年代后半期，以比较“无心”的态度所写的乡土小说。

很多人也许会“很高兴”地得出这样一个“大快人心”的结论：凡是意识形态越强的小说，其艺术水准也就越低。我想，事实大概没有那么简单，意识形态与文学的关系并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简单解决的。譬如，易卜生中期的社会问题剧、托尔斯泰晚年宣扬他的独特道德理念的小说，以及布雷希特后期的剧本，没有人敢说那不是伟大的文学，而那里面的意识形态却是非常强烈的。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文学理论的问题，不适宜在这里多谈。

不过，台湾的现实主义作家倒是不自觉地犯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即认为一个在政治上“正确”、或合乎大多数人民的意志的意识形态，“基本上”可以保证作品在某种程度上的成功。这是很容易反驳的假设。在历史上的大变动时期，政治上具有“进步”观点的作家，艺术成就不一定高过“反动”作家。文学史上这种例子屡见不鲜，已经可以算是一种常识。^[16]

过度地强调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过度地以意识形态的内容去判断艺术作品的好坏，就正如过度地以自己的意识形态去衡量别人的政治行动的对错，这种伦理的“纯化”，这种政治的泛道德主义，实在是人的完整感性的扭曲。我们不能单纯地怪罪这种扭曲的具体表现——即表现了这种扭曲状态的某个个人或群体，因为这种扭曲基本上是由社会上长期的不公平造成的。不过，受到扭曲的人应该有所自觉——应该自我节制、自我突破。在这方面，台湾的现实主义作家似乎不够“清醒”，因而形成艺术上的重大缺陷。

纯粹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七八十年代台湾现实主义的困境，和前二十年台湾文学特殊的发展道路息息相关。在五六十年代，在沉滞的政治气压下，以现代主义为核心的台湾文学，几乎完全脱离了政治、社会现实，而沉入个人的内心世界中。到了七十年代，随着台湾政治局势的剧变，关心现实的乡土文学在极短暂的时间内就被推上文学舞台。由于长时期的压抑，新兴的政治运动一发即不可收拾。刚刚崛起的现实主义潮流，也在这种急遽升高的时代气氛下，匆匆忙忙地就与实际的政治运动挂了钩，一下子就直接掉入意识形态冲突的怒涛中，因无法保持适当的距离，而损害到了艺术的本质。

也就是说，从个人主义的现代主义到社会关怀的现实主义，从文学的现实主义到投身政治的现实主义，这中间的转折与缓冲太过短暂了。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内，文学的现实主义在还没有为自己争取足够的成长空间的时候，即已被强大的政治现实卷走，而丧失了自身的存在。

我们可以拿十九世纪的俄国来作个类比。在十九世纪的头二十年，俄国部分贵族军官由于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思想逐渐倾向改革，因而引发了一八二五年的十二月党人事件。这一事件发生后，俄国政治趋向极端保守。就在这种保守的气压下，莫斯科的青年不得不在思想上求出路，这就造成了三四十年代的理想主义风潮。由于在政治上不能有直接的表现，这种理想主义的进步人士只有诉之于文学，因而就形成了四五十年代现实主义的高潮期。到了六七十年代，在政治逐渐激化后，现实主义也受了影响而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但是，由于有四五十年代的基础在，转变后的现实主义，不论跟政治多么接近，总能保持一点艺术上的自觉。尤其是那些在四五十年代即已成熟的作家（如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在六七十年代，无论政治运动多么热烈，无论他们本人如何参与意识形态的激辩，总不会忘记他们作为小说家的本分。

台湾的文学发展，就是缺少了类似俄国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那二十年。本来，台湾的五六十年代是可以尽到那二十年的功能的，而六十年代《文星》杂志的处境，也有类似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莫斯科的理想主义集团的地方。但是，由于政治环境的影响，五六十年代台湾“进步”的知识分子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在撤退到台湾不久，国民党就把二三十年代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包括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传统）禁绝掉了。在这种环境下，台湾的文学家不得不接受西方的现代主义以作为代替。本来，西方现代主义也是有它的“社会现实”成分的。但，当时台湾的现代主义者“别有会心”，因而造成了一种极少有“现实意味”的台湾版的现代主义。在思想上，台湾这种现代主义是以向往西方的“现代化”为其意识形态基础的。这种思想倾向，基本上完全漠视大陆的存在，也几乎不了解台湾的现况，而只在脑海里“超越”与“跳跃”。而这也就是《文星》杂志跟《文星》杂志的文化明星李敖所宣扬的“西化论”。这种“西化论”虽然也批评国民党，但它批评的是国民党“不像西方政府”，而不是国民党“未能解决大陆或台湾或全中国的问题”，或者很简单地把这两个问题直接画上等号。也就是说，五六十年代台湾知识分子所倡导的，不管是文学上的现代主义，还是思想上的现代化，都是一种没有现实基础的“向外看”。这样的文学和思想倾向，当然是不能作为七八十年代的“预备阶段”的。

事实上，七八十年代台湾现实主义的乡土文学正是对于前二十年思潮的反动。在它前面，没有类似于俄国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的预备阶段和现实主义第一阶段，它一下子就被迫跳入上一世纪俄国六七十年代的现实主义第二阶段中，执迷于意识形态的争论，而误以为这就可以造成好的艺术作品了。

从技巧的层面来看，七八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小说具体地表现出两个重大的缺陷：批评现实不免流于“谴责小说”，处理现实主义不免流于“内幕小说”。

何欣在批评王拓的某些作品时说：

读完之后，就有一种感觉，就是作者首先有一个概念，例如教员在学校里只是卖首饰谈股票，训育人员蛮不讲理地殴打学生，于是找几个人物解释一下，对于这些人物做这些事情的动机分析不够透彻，叙述的事情又拉杂……^[17]

这就是台湾“谴责小说”的典型。作者先预设了某种“攻击目标”，再把这一“攻击目标”具现在某一人物、某一情节上。但人物既不生动，情节又不完整，整篇小说无法感动人，就只留下那个醒目的“谴责”，让“同志”鼓掌，让“敌人”切齿痛恨。

到了八十年代，意识形态进一步激化以后，“攻击目标”移转到比较敏感的话题上，如特务、军训教官、政治犯等等。这些所谓“政治小说”，除了题材有所突破外，形式上还是不脱“谴责小说”的窠臼，甚至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其中譬如李乔《告密者》，许多人都认为描写“三脚仔”的心理极为细腻，但我却觉得，除了有关恋爱的一小段稍微动人外，其余的也都相当造作而呆板。

“谴责小说”的缺陷是，作家没有把人物描写成具有独立生命的个体，而只是成为他的“告发”的工具；同时，作家也没有发展出一个独立自足的、引人兴味的情节，而使整个情节架构附属于他的“攻击策略”之下。这种“后果”，如果不是由于作家缺乏艺术的耐性，就是因为作家缺乏想象力，不能从现实中抽绎出艺术的内涵来。依我看来，台湾绝大部分的现实主义小说家普遍具有这两种缺陷。

这些缺陷还表现在“内幕小说”的盛行上。所谓“内幕小说”，就是小说中隐含了某些真人真事，读者稍知内情，即可呼之欲出。事实上，小说并不是不可以建立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譬如，斯汤达尔的《红与黑》和德莱塞的《美国悲剧》都取材于当时的社会新闻，但是，这两部小说都是几百页以上的大作，小说里的情节架构和人物描写，全是小说家的匠心经营，已经远远超过原来报纸上简单的事件。我们只能说：斯汤达尔和德莱塞不过是从这里得到灵感而已。

但是，台湾的“内幕小说”则不然。这些作品所描写的人物，和人们所知道的真人真事，差别不会很大；最重要的，这些真人所做的真事，和小说中的情节也大同小异。作家在人物和情节上，都没有花费太大的转化工夫，以致人们可以“按图索骥”，一一查考出来。台湾这一类的“内幕小说”相当普遍，不只在立场鲜明的乡土小说里，即在一些海外作家，如陈若曦、张系国、刘大任等人的作品中，都不难找到例子。

前面说到，“谴责小说”的弊病来自于作家的缺乏艺术耐性，和缺乏想象力。“内幕小说”的来源也是如此，不过还要加上另一项：不能分别现实主义小说和社会上的真人真事之间的差别。事实上，像这样的缺陷，在一个具有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的社会里，或者，在一个具有高度的艺术修养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中，都是很难发现的。这就证明，台湾许多的现实主义小说都还停留在“初级”的阶段。

如果要在历史上找个类比，我们或许可以说，台湾七八十年代的现实主义作品，就譬如晚清那些攻击政治、社会现实的小说。因为晚清的许多作品，也都有明显的“谴责”现实和揭发“内幕”的味道。^[18]而我们也都知道，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是要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鲁迅、茅盾、老舍、张天翼等人身上才趋于成熟。相形之下，晚清的一些小说家，如李伯元和吴研人等，就成为鲁迅、茅盾等人的先驱者了。^[19]

我要说的就是：台湾的现实主义文学根基尚浅，还需要努力。反对现实主义的人，往往以这些“初级”作品作例子，证明“现实主义”文学之“不足为训”。这当然是“无的放矢”，或者把打倒土偶当做打倒真正的对象。而拥护现实主义的人也往往不自知，以目前的成就为满足，对明显的缺点视而不见，或虽然见到而不力求改进（甚至无力改进）。正反双方普遍弥漫着“愚陋”的气息，这就令人徒呼奈何了。

四十年来台湾文学教育最大的不幸是，不但中国二三十年代略有成绩的现实主义小说，被现实的政治势力完全禁绝；而且，由于现实主义成为忌讳，连带的西方十九世纪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也不再受到重视。我不知道台湾有哪一位小说家，在他的学习过程中，曾努力地观摩过十九世纪诸大家的作品。据我所知：王文兴曾在他的小说创作课上，要求学生精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屠格涅夫的《父与子》^[20]；这就证明，《家变》中许多生动的细节描写其实是其来有自的。我不知道，台湾的小说家，不论是所谓现代主义派，还是现实主义派，有多少人有这种认识。

我们可以说，对于莫名其妙的抽象画，很少人敢加以批判；但一幅有明显对象的具象画，即使是“中人之资”也知道他画得“像不像”。小说也是如此。对于那些匪夷所思的幻想小说，大家敬而远之，避而不谈。但是，那些清清楚楚的写实作品，大家都知道他写得不好。事实上，两方面的缺点完全一样：基本工夫不够。

这就是二十年的现代主义霸权期所留下的弊病：大家以为，只凭想象（其实是“幻想”）就可以写出作品；大家不知道，写实的训练是一切文学的基础。大家都在讲乔伊斯或卡夫卡或卡缪，但是，大家都很少体会到，《都柏林人》、《审判》和《鼠疫》的细节描写有多生动。当我们看出，台湾的写实作品相当粗糙时，我们却未能了解到，病源远比我们想象的来得深——在现代主义的旗帜下，我们无意中抛弃了近代文学最主要的源头：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而在西方，稍有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乔伊斯与福楼拜的密切关系。

台湾的现实主义必须从头做起，从基本观念到学习对象，都要抛弃台湾版的现代主义的余毒而重新开始。这当然不是要避开一切二十世纪的文学成就而回到十九世纪去，不是全然的“复古”和走回头路。而是要在重新建立正确的观念、重新打好基础以后，再“融新入旧”。台湾现实主义的文学才刚刚起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必须要有这种认识，才能突破目前的困境，而找出生机来。

《新地文学》一卷二期，一九九○年六月

【注释】

[1]关于现代主义在台湾兴起的政治、社会背景，及其相关问题，参见本书的《现代主义在台湾——从文艺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一文。

[2]《现代主义底再开发》，刊《剧场》四期，一九六七年三月。《期待一个丰收的季节》，刊《草原杂志》创刊号，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文均收入陈映真作品集八《鸢山》，人间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3]见《鸢山》，5页、7页。

[4]《文学》双月刊一期《编辑手记》，一九七一年一月。

[5]关杰明的两篇文章分别刊于《时报·人间》副刊二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及九月十日、十一日；十一月，唐文标以“史君美”的笔名，在《中外文学》一卷六期发表《先检讨我们自己吧》，响应关杰明的批评。

[6]《中外文学》一卷十二期，87页，一九七三年五月。

[7]《中外文学》二卷一期，7页，一九七三年六月。

[8]《文季》一期，1页，一九七三年八月。

[9]何欣的用语，见《七十年代的使命文学》，收入《中国现代小说的主潮》，远景出版社，一九七九年。

[10]前注所提何欣一文，即论述杨、王两人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