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台湾文学的源流和变迁

七八十年代台湾乡土文学的源流与变迁——政治、社会及思想背景的探讨

一九七○年前后崛起于台湾的乡土文学运动，与当时台湾知识分子正在进行的、对台湾处境的总反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些反省，又是受到台湾政治、社会情况急遽变化的刺激而来的。后来，乡土文学的发展与演变，也跟七八十年代台湾政治气候的激化息息相关。检讨乡土文学的流变，如果不能从这些方面入手，恐怕不能直探问题的核心。

本人过去曾写过两篇论文，分析乡土文学的发展过程，并批评一些代表作的优劣得失。^[1]论文的着眼点主要集中在文学上，因此，在论文写成后，总觉得深度不足。现在想借这个机会，从政治、社会与文学互动的关系，重新来探讨“乡土文学”这一文学史的现象，希望弥补前两篇论文的缺失。

知识分子的“回归”运动

一九七○年左右，知识分子对台湾问题的总反省，导源于当时台湾在政治、社会方面所面临的大变局。这一变局动摇了前二十年国民党威权体制所建立的稳定局势，暴露了台湾社会所潜藏的种种问题，因而改变了知识分子整体的思想倾向。

一九四九年以后台湾二十年的发展，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政治保守，经济、文化西化。

自从对内进行农地改革，对外有美军协防台湾海峡以后，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已经稳定下来。从此以后，国民党以党、政、军结合的方式，在台湾厉行威权统治。虽然有按时举行的地方选举，但丝毫影响不了国民党掌控一切的局势。国民党的基本方针是：发展经济，让人民富裕起来，但不允许他们插手于政治；另一方面则巩固国防，先求自我防卫（针对中共而言），再伺机反攻大陆。

这种政策在推行了将近二十年之后，累积了不少问题。首先，随着经济的发展，必须有各种现代化的改革来进一步配合未来的前景，并且改善一般民众的生活需求（如居住条件与交通等）。但是，由于蒋介石把重点摆在“国防”，这些问题（可以总称为“建设台湾”）都受到漠视。长期下来，等到这些问题一起爆发的时候，就成为整体的政治问题，而不是个别的社会问题。

其次，长期的威权统治，剥夺了许多人参与政治的机会。有三种人对此特别不满：首先，本省人觉得自己长期受外省人统治，心怀不平；其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许许多多的中、小企业主，认为自己没有像大财团那样受到政府的照顾；最后，知识分子长期被迫躲在学术与艺术的殿堂中，也想伺机争取公共事务的发言权。（这三种人有相当的重叠性，以上只是就性质来加以说明。）

社会上有许多心怀不满的人，社会上也累积了许许多多的大、小问题，等到时机成熟，就会一起爆发出来，而且必须进行长期的改革。这个决破口终于出现，时间上就在一九七○年左右。

危机第一次出现的地方是在国民党一直引以为傲的经济上。中东战争引发了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战，由此产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经济的第一次普遍危机，从而波及到台湾，使得战后台湾经济起飞的神话首次遇到挑战。从这个时候开始，才逐渐有人意识到台湾经济对美、日倚赖过深的情况，才了解到台湾经济基础的不稳定性。

危机的正式出现还是在政治上，并以两个焦点作为代表：中共终于取得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以及美国与中共建交，承认中共为代表中国之政权。二十多年来台湾人民一直习惯在这样的观念下生活：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世界五强之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对大陆广大的土地与众多的人民拥有正当的统治权——只是暂时被“共匪”“窃据”而已。这样的神话在几年之间突然破灭，现在的人很难想象当时一般人心理所受到的冲击：台湾似乎一夜之间从世界强国的位置上被抛弃，不知该处身于何地。

这样的危机引发了战后台湾第一次大规模政治改革的契机：许多重大的政治问题开始被提出来（包括持续了二十年的“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的问题）。当时刚接长行政院的蒋经国，甚至还利用了这一股“革新”的热潮，来和党内保守的元老对抗。（代表当时革新理念的，是集结在《大学杂志》周围的一群知识分子，包括后来退出国民党的张俊宏和许信良。）

以上所描述的是，七十年代初期台湾社会山雨欲来那种一触即发的局面，正是这种局面导致了台湾知识分子对台湾整体问题的大反省。

自从国民党在五十年代初期对岛内左翼进行大整肃以后，台湾知识界基本上噤若寒蝉。台湾知识分子的希望转而寄托在知识上——不管大家是否清楚地意识到，一般总把追求西方现代知识当作进步的象征，并模模糊糊地相信，这样的追求不但可以对抗保守的政治，甚至还可能反过来改变保守的政治，把这种信念表达得最明确的殷海光和李敖，长期被国民党视为危险人物，就是这种倾向的证明之一。

这种向西方学习的知识探求，虽然隐含了某种对抗政治的潜意识，但也造成知识分子普遍不了解现实，不了解经济，不了解“本土”的缺失。在文学、艺术上，表现为一面倒的模仿西方的现代主义，最能清楚看到知识分子“失根”的病征。

台湾知识分子的这种偏失，跟五六十年代西方世界及台湾普遍的反共浪潮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美、苏两大集团的对抗及海峡两岸对峙的局面下，知识分子一面倒地接受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所想的“中国”问题，其实只是台湾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他们不了解造成两岸对峙的历史因素，更不会从更高一层的角度，把大陆包括进来，而思考真正的中国问题，以及因此而引发出来的台湾问题。

当七十年代初期台湾各种政治、社会问题一一呈现出来的时候，一向习惯于“向外”追求知识、习惯于自由主义思考的知识分子，突然之间不得不转回来“面向本土”，并寻求另一种思想（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从而因此找到了大反省的契机。

从实际历史来看，知识分子这一反省运动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六七十年代之交的海外钓鱼台运动，海外钓运激发了留学生的民族主义意识，开始反省民族主义和现代化（即“西化”）的微妙关系；同时也激起了一些知识分子对“中国”问题的关切，并开始想要去了解中共及左翼思想。

钓运对知识分子所进行的再洗礼作用，也逐渐影响到台湾，慢慢改变了台湾知识界的气候。刚好这时候台湾的社会局势也产生大变化（如前所述），两相结合之下，更加促进了台湾知识分子思想的改变。

这种改变所形成的运动，刚开始还是相当模糊的，而且范围也相当广泛，并不仅限于文学。这一种气候，我们可以用当时流行的口号，称之为“回归乡土”运动。这是一种模糊的意识，只想到从西方转回眼光来关心自己，但至于“回归”所要采取的理论与步骤，大家并没有想得很清楚；对于这一运动所潜藏的各种彼此矛盾的倾向，也看得不够透彻。

七十年代初期的“回归”现象，是非常复杂而有趣的，有林怀民企图表现中国风格的云门舞集，有黄春明早期乡土小说的结集出版与畅销，有台北市茶馆的乡土式陈列，台湾早期历史与文学的再发现等等，真是五光十色，异象杂陈。当时知识界的表现也是相当复杂的，有《大学杂志》的偏重现实政治批判，有《仙人掌》杂志的力图重现五四的文化批判与爱国主义传统，也有《夏潮》杂志所表现的泛左翼色彩，可以看出知识分子急于寻找出路的倾向。

左翼乡土文学

七十年代乡土文学是前面所述知识分子“回归”运动的一部分，是“回归”潮流在文学上的表现。

在此之前二十年，居于台湾文学主流地位的是现代主义。正如当时一般的知识分子，以追求西方的现代知识为进步，作家们也以模仿、学习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为荣。他们把这种文学视为“进步”文学的模范。

乡土文学兴起的第一个征候，就是对这种“向外看”的文学倾向开始加以整体性的抨击。在一九七二年，关杰明、唐文标先后发表文章，强烈批评现代主义色彩最为鲜明的台湾现代诗。^[2]关杰明认为，台湾的现代诗完全是西洋诗的翻版，一点也看不到台湾的特质，看不出这是“台湾的”诗人写的。

当时，要求作家从模仿西方转回来关心自己身边的现实问题，这样的呼声，并不仅限于关杰明和唐文标两人。譬如，在一九七三年，我们又看到李国伟和颜元叔有类似的意见，只是语调比较温和而已。^[3]且看颜元叔在《期待一种文学》一文里所作的具有典型性的期盼：

让我们的双目注视着时下，近五年，近二十年……

我们期待的文学，应是写在熙攘的人行道上，写在竹林深处的农舍里。

从这里可以看到，“回归”潮流对文学的第一个影响是，要求文学“回归”到台湾的现实上来。

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人们终于重新发现了黄春明在六十年代后半期所写的一些描写台湾乡土小人物的小说。这些小说以前曾经结集出版过，但并未引起注意。七十年代初，由于远景出版社的重新出版，居然成为畅销书。在黄春明热切的推动下，王祯和以前所写的乡土小人物故事也由远景出版社重新结集。就这样，以黄春明、王祯和的乡土小说为代表，乡土文学的名号终于登上台湾的文坛。

事实上，黄春明、王祯和的早期小说，主要都刊登在《文学季刊》（一九六六年—一九七○年，共十期），现在回顾来看，以尉天骢、陈映真为首的《文学季刊》同仁，在六十年代后半期已在探索着：如何让文学从现代主义走回现实主义的道路。乡土文学的兴起，黄春明、王祯和早期小说受到的重视，终于把《文学季刊》同仁过去的努力推向前台，让他们在乡土文学的发展中继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

在这个时候，这一群人的中心人物陈映真又恰好回到台湾文坛上来。一九六七年，他由于政治案件而被捕；系狱七年后，终于在一九七三年释放。两年后，远景出版社把他早期的小说结集为两册出版，而他也开始恢复写作。

就在一九七五年前后，旧《文季》的同仁开始对新兴的乡土文学产生另一种新的指引作用。以陈映真、尉天骢、唐文标为代表的文艺理论，越来越无忌讳地表现他们对阶级文学的关怀。在创作上，黄春明、王祯和、陈映真的新作，则转而描写台湾殖民经济性格对小人物命运的影响。另外，新起的作家，如王拓、杨青矗、宋泽莱，又以阶级观点来表现渔民、工人、农人的生活。

就这样，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乡土文学已经具有了明显的左翼色彩，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与阶级性，揭发台湾经济发展中所隐含的殖民地性格与阶级剥削问题。这样的意识形态，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虽然不能讲得过分明白，但也昭然若揭了。

这种情形，国民党是非常清楚的，并且伺机想要加以整肃。于是，就在一九七七年，彭歌率先在联合报副刊上发动攻击，因而就引发了乡土文学论战。论战持续了一年，国民党慑于舆论，终于不敢“整肃”，不了了之。不久之后，在一九七九年发生了政治上的高雄事件，从而左右了乡土文学的发展，使得乡土文学的左翼色彩逐渐丧失影响力，而为强调台湾本土色彩的“台湾文学论”所取代。

综合来看，可以说，“回归”运动到七十年代中期，由具有左翼色彩的乡土文学取得了思想上的主导地位。但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由于台湾“本土”文化与文学论述的急遽兴起，左翼思想逐渐丧失影响力，到八十年代将近结束时，已成为台湾知识界的极少数派。我们如何来解释这种大起大落呢？(www.chuimin.cn)

左翼乡土文学在思想上蕴涵了两种倾向：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七十年代台湾社会开始发生剧变的时候，这两种倾向可以说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所关怀的焦点。只是，基于当时的现实条件，大家还不能看到这两种因素将来可能的发展；都还不能了解到，他们接受这两种思想倾向时，可能是基于不同的理由。也就是说，“回归”运动是一个包含众多矛盾因素的含混的大运动，这样的真相大家还未完全认识到，因此，基本上还愿意接受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左翼乡土文学思想的指引。

譬如说民族主义的因素。民族主义的复活，首先是钓鱼台运动激起的，接着则是“中华民国”在外交上的挫败（以退出联合国及“中”、美断交为顶点）所激发的。当乡土文学在呈现民族主义的因素时，主要是强调台湾对美、日依赖所形成的殖民经济的性格，还未及意识到，基于民族主义应该认同于哪一个“中国”的问题。也就是说，两岸的“矛盾”还没有浮现出来。因此，拥抱台湾的“中华民国”，为“中华民国”的受挫而愤怒的民族主义，和已经暗中（当然还不能明讲）认同彼岸“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主义，都可以在“乡土”的模糊意义下“和平共存”。

再说到社会主义。这是知识分子在长期忽视现实的情况下的一种反弹，知识分子“觉醒”了，基于“自我救赎”，基于知识分子先天具有的人道主义关怀，他们很容易转而同情下阶层人民，并开始注意到台湾经济发展中的阶级剥削问题。事实上，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是相当模糊的，禁不起考验的。

从另一个方向来看，也可以了解到乡土文学的“含混”性格。这个乡土文学运动，如前所述，是针对台湾社会情势的大变化而发的反省运动。在性格上，这是一个知识界的“反对”运动——反对国民党的现行体制。这吸引了先天性格上倾向于反对国民党的本省籍知识分子。

对这些知识分子来说，“乡土”意味着“台湾乡土”，“乡土小人物”意味着他们从小所熟悉的、占台湾人口绝大比例的台湾父老。在台湾内部的省籍矛盾还没有因为高雄事件而表面化时，在两岸矛盾还没有鲜明化时，他们可以接受乡土文学的左翼思想，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就这样，左翼乡土文学影响了（甚至可以说培育了）一批年轻的、本省籍的知识分子反对派。

这些知识分子，思想上接受乡土文学，政治上支持日渐发展的党外运动，一点也不会感到自我矛盾。实际上，在高雄事件之前，泛左翼知识分子领导的知识反对运动，和本土人物领导的党外政治反对运动也是彼此呼应，互相支援的。这就可以看出，左翼乡土文学运动在七十年代台湾社会所扮演的复杂角色。^[4]

“台湾文学”论的兴起

综合以上所说可以知道，七十年代的乡土文学是整个“回归乡土”运动的一环，而这个运动，又是知识界面对台湾的变局而发的，兼具反省与反对性质的广泛运动。不过，就现象而言，其理论及作品则表现了相当明显的左翼色彩；并且，这样的风格被当时进步的知识界所普遍接受。

这一乡土文学运动，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发生大变化，从而改变了乡土文学的面貌与诠释方式。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乡土文学的领导权与解释权从左派转移到本土派手中，而“乡土文学”的名号也逐渐改为“台湾文学”，最后终于被“台湾文学”所取代。

这个变化的大关键就是一九七九年的高雄事件，不过，在这之前不久，分化与转变的痕迹已露出端倪。

在乡土文学论战的高潮中，叶石涛发表了《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谈到台湾文学的“特殊性”问题（针对中国文学而发）。由于叶石涛的文章具有分离主义的色彩，陈映真即为文加以批评，并引发了乡土文学内部的争议。但由于为了共同对付国民党，矛盾并没有进一步激化。

不久之后就爆发了高雄事件，国民党为压抑方兴未艾的党外政治运动而对其领导人物展开大规模的逮捕行动，由于党外运动主要是本省人想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力，这样的逮捕立刻激起了强烈的省籍矛盾，并且对本省籍知识分子产生极大的冲击，使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些问题。

七十年代支持乡土文学的本省籍知识分子，其动机包含了两种心理因素：由于长期受到压抑而蕴藏的反国民党倾向，以及基于知识分子的理想色彩而怀抱的对下层阶级的人道主义的同情。这些知识分子有许多出身于台湾较贫穷的农村、小镇，因其生长背景，他们很容易把这两种因素融合在一起。

但是，现在面对像高雄事件这种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基于最直接的现实利害，抛弃模糊的社会主义理想，而选择省籍对抗，是不难理解的。何况，在心理上他们还可以认为：一旦“台湾人”出头天，也就是台湾的穷人出头天，这跟他们模糊的人道主义理想并不冲突。以前，他们可以同时是知识上的反对者，又是政治上的反对者；现在，他们主要是政治上的反对者，而且是站在省籍立场上的反对者。

于是，我们就看到，在进入八十年代的前几年，叶石涛的“台湾乡土文学”理念逐渐产生影响力。其迹象有二：首先，“乡土”两个字慢慢消失于无形，而成为“台湾文学”，原本还兼带阶级色彩的“乡土文学”，成为完全以区域为中心的“台湾文学”了。其次，追溯台湾文学的历史，建立台湾文学的传统，使台湾文学成为“台湾政治实体”的文化支柱。

到八十年代将近结束时，这种论述方式已经完全成形，并且成为台湾文坛的主流。因此，我们可以说，当乡土文学向台湾文学过渡时，乡土文学正在日渐销蚀；当“台湾文学”的理念完全确立时，“乡土文学”时期也就结束了。

这种说法还可以从陈映真的文学发展得到证明。当陈映真还在写《华盛顿大楼》系列“殖民经济”小说时，他并未脱离“乡土文学”的范围。可是，当他转向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题材时，“国家认同”已经成为主要焦点了，其情形正如本土派的“台湾文学”一般——虽然两者的立场刚好截然对立。

所以，我们可以说，“乡土文学”运动的理念，起源于七十年代左右台湾知识分子对台湾问题的初步回归与反省，而结束于八十年代中期“国家认同”问题的尖锐对立与分化。

这种尖锐对立，促使原本基于省籍立场而产生的“台湾文学”理念的进一步扩大，而为省籍意识较为模糊的知识分子所转化、所接受。在了解八十年代的台湾文学发展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牵涉到八十年代台湾政治处境、焦点的转移——从内部的百病俱发，转移到对彼岸大陆的矛盾上。

八十年代人们对台湾问题注意的焦点，已和七十年代有所不同。七十年代的冲击，对外来自于外交的挫败，对内来自于反对力量（政治上以及知识上）的挑战。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当反对力量已经站稳了脚步（以民进党组党为代表），台湾内部的矛盾已经部分得到缓和时，人们开始注意到中共对台湾的“威胁”问题了。

以前台湾对大陆的印象非常模糊，由于两岸完全隔绝，也由于心理上觉得有美国在协防，很少人会从实际上去思考两岸关系。美军退出台湾海峡、中共进入联合国、美国承认中共，这一切虽然引起一阵恐慌；但由于两岸并未开始接触，这种恐慌还没有现实基础，过一些时候也就淡忘了。但等到两岸开始接触，中共的形象就变得具体起来。报纸上每天都有关于大陆的报道，每天都有人到大陆去；大陆人民的众多，土地的广大，军事、外交力量的强大，经济潜力的雄厚，逐渐被人们所体认到（当然口头上不一定承认）。但是，基于以前三十多年的反共宣传，这又是一个“落后而野蛮、高度集权而没有个人自由的国家”。更糟糕的是，这个国家又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凡与中共建交的国家都承认这一点），总有一天，它要统一台湾。每当台湾明显地表现“自主性”时，它就放话说，在必要时它不放弃武力统一。总之，一句话，中共对台湾的“威胁” 日渐清晰而具体起来。

这种可能被“并吞”的危机感，使得内部党派的矛盾，变得次要而可以妥协了——内部顶多是“执政”之争，中共问题则是“存亡”的关键了。

“自决”、“独立”的主张虽然是反对派的民进党先喊出来，但危机日深时，也就变成朝、野及一般人日渐明显的隐忧了。因此，我们可以说，“台湾意识”虽然首先起源于内部的省籍矛盾，但到八十年代，随着两岸矛盾的发展，已经成为一般人的共识了——当然，其程度有强弱之别。

在中共“威胁”之下日渐强固的台湾“主体”意识，使得一般人很容易接受“台湾文学”的理念，因为“自主”的文学正是“自主”的台湾“实体”的一部分。于是，原来起源于本土反对派知识分子的“台湾文学”理念，也就逐渐成为大家共同的观念了。所不同的是：本土派所诠释的台湾文学传统要比一般人狭窄得多。

所以，简单地说，在高雄事件之后，由于省籍矛盾而激发出来的“台湾文学论”，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基于中共的“威胁”，基于台湾的“存亡”，逐渐为一般人所广泛接受——当然，每种党派的人在接受时可以随着自己的立场，变更其所包含的内容。

名号上从“乡土文学”转变成“台湾文学”，而“台湾文学”的适用性又从较狭窄的本土派扩大到更多的台湾知识分子的观念中。在这一过程里，我们清楚看到“乡土文学”原有左翼色彩的销蚀。

不但如此，即使就知识分子的所谓“左”的倾向而言，我们也看到，八十年代逐渐出现一种迥然不同于七十年代乡土文学左翼的所谓“新左派”。

七十年代的左翼知识分子，由于当时台湾政治环境的限制，对于马、恩、列、毛的著作并不一定非常熟悉，理论素养不一定好。但他们对阶级性，对第三世界问题，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色彩，都相当了解，也相当坚持。

八十年代台湾的“新左派”的性质则完全不同。由于社会越来越开放，他们更容易看到马、恩、列、毛的著作。但同时，他们也阅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兴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当欧美的“西马”热潮逐渐让位给所谓后现代主义时，他们又接受了后现代主义。简单一句话，八十年代的“新左派”在意识形态上更倾向于“西方”，不同于七十年代左翼的“乡土”色彩。

所以就“乡土”一面而言，新起的“台湾文学”以“本土”取代之，就“左”的一面而言，“新左派”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来取代。在两头落空的情况下，七十年代的左翼就成为孤立于时代之外的极少数。他们所倡导的那种左翼乡土文学当然也就无形中瓦解了。

一九八九年

【注释】

[1]《七八十年代台湾现实主义文学的道路》、《八十年代台湾小说的主流》，均已收入本书。

[2]关杰明：《中国现代诗的困境》及《中国现代诗的幻境》，分别刊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及九月十日、十一日。唐文标（笔名“史君美”）《先检讨我们自己吧》，见《中外文学》一卷六号，一九七二年十一月。

[3]李国伟：《文学的新生代》、颜元叔：《期待一种文学》、李国伟：《略论社会文学》，分别见《中外文学》一卷十二期、二卷一期、二期，一九七三年五月一七月。

[4]我最近参加一个“左统”派前辈的葬礼告别，发现有几个民进党员也来了。从读祭文中可以了解到，他们的深厚友谊是在七十年代的反对运动中建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