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台湾文学：青春期压抑与自我挫伤

青春期的压抑与“自我”的挫伤——六十年代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反思

一九四○年代，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曾分别引进大陆和台湾文坛。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这一文学潮流在大陆销声匿迹了近三十年。同一年年底，国民党在台湾实施戒严，大举整肃岛内的异己分子，全力推动反共文艺，台湾的文学气氛也归于一统。

一九五六年纪弦宣布成立“现代派”，夏济安创办《文学杂志》，这一时间点可以作为现代主义重新引介到台湾的开端。经过几次论战，现代主义在一九五○年代末已在台湾立定脚跟，并在六十年代蓬勃发展。目前学界已习惯将一九六○年代的台湾文学称之为现代主义文学时期。

本文所拟讨论的主题是：这一段时期内（约一九五六年—一九七○年）台湾的知识青年在文学作品内呈现了什么样的心理状态？这一心理状态的形成和当时台湾的政治、社会环境具有怎么样的关系？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形态又如何和这种心理状态结合，形成一种独特的“台湾式”的现代主义文学？本文最终所关怀的是：在冷战结构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引介和某一落后地区（或国家）的特殊政治、社会条件之间的互动关系。个人认为，冷战结构下的所谓国际文化交流，其实是当时国际政治运作下，虽然极为隐蔽、然而却还是可以察知的一环。

一

一九五○年代台湾著名的现代诗人方思写过这样一首诗：

你的渴望禁闭在你丰满的肉体里

像盛结橘子的树枝低低头垂

每一颗果实都想脱落

春来即又茁长——啊，我悄悄步入

一个花园四季常绿，馥郁迷香

精神向外扩展而又将自己反锁

在禁制的地域，多雨多雾

啊，振扑着希冀的双翅，你恒向上！^[1]

很明显这里表达的是，青春期的性渴望。这种渴望只能“禁闭”在“丰满的肉体里”，是不能“实现”的。在此情形下，渴望转化成“精神性”的，它不断地“向外扩展”，但形体上的真实的自己，却被“反锁在禁制的地域”。这是一种难以化解的矛盾：被“禁闭”的肉体与“振扑着双翅”的精神的对立与紧张。我认为，方思这首诗典型地表达了当时知识青年的心理困境。^[2]

稍后发表的王文兴的短篇小说《大地之歌》（《现代文学》六期，一九六一年一月）描写了一个知识青年在暗黑的咖啡厅偷窥一对情人的“亲密场面”时的心情。这个青年躲在一个角落写家书、读书，不小心就看到了如下的场景：

男子松开了她的手，捧住她的脸，继续吻她。未几，蓦地将她搂进怀里；她的两条手臂也从他的臂弯底下伸过来，钩住他的背，手指痉挛，蔻丹的尖指甲抠进他的夹克。他的吻，频频跟雨点一样落在她的嘴唇上。当他松开了手臂，她有如晕厥过去，如失去知觉，扑倒在他身上，脸埋入他的肩膀，浑身抖颤……他的右手滑下来，沿着她的细腰，向上移，抚摸她左边的一只乳房。她抽手打它，然而它继续抚摸，进而又摸弄她的另一只乳房。她也不再抗拒。他的手突然落到她的腰部，探入她的红毛衣，朝上伸进去，恣意地活动。这时她一脸惊慌，使着力气，把他推开。他这次抽回手。她靠向沙发，两手捂脸，抖得比刚才更要厉害。

这大概是我大学时代所看过可能最犯“禁忌”的文字。对于这位偷窥的青年，小说中说，当他看到这一对情人进来时，“心里曾经泛起一阵轻微的痛楚”；当情人离开后，他“仰脸觑觑地凝望天花板；他的眼珠灼灼”^[3]。这是一个孤独的、然而又充满渴望的可怜的青年。

王文兴的这篇小说在我读过十多年之后，偶然和其他老同学聊天，才知道有好几位也读过，可是大家当时都不好意思声张，谁也不敢谈论。可以说，在两性关系上，当时的台湾社会是非常保守而封闭的。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社会的保守性格跟台湾社会的性质和国民党的统治都有关系。日据时期，台湾社会虽开始现代化，但主要还限于少数都会区，整个农村都还保留传统形态。同时，国民党宣称，“共匪”破坏中国文化，所以我们就要“维护传统文化”。国民党宣扬“礼义廉耻”、“四维八德”，完全是传统道德那一套。^[4]学校教育管教非常严格，一直到高中，台北都还是男、女分校（小学是男、女同校而分班；其它地区视学校大小而调整）。

国民党实行土地改革后，台湾社会逐渐现代化，各级学校不断成长，当时的高中生，人数已远胜过日据时代。在六十年代中期，约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高中生可以进入大学，如果把专科学校列入，人数更为可观。这样，就有一大批大专知识青年每天都要面对同年龄层的异性。如果在传统农村，这些青年早就结婚了，现在，他们还需要求学，因此就不得不面对以前的青年从未想见过的青春期苦恼，这是台湾社会的大转型期。

当时的教育观念已经相当西化，理论上讲，大专以上是可以“自由恋爱”的。不过，由于高中之前管教非常严格，很少人有跟异性交往的经验，到了大学谁也不知道要如何“恋爱”法。举例来说，我们大学班上六个男生，除了我不敢“追女生”外，其他五个都伤痕累累。我一个高中同学恋爱失败后，曾感叹说，他“饱读诗书”，但就是无法了解女生在想什么。我们就像面对另一种“生物”一样，完全不知道“女生”到底是什么样一种人（我无法谈论当时的“女生”，理由很容易了解，但有一点当时我就知道了：女生比我们成熟多了）。

但是，这就更加强了“男生”对“女生”的兴趣。除了王文兴之外，在陈映真、七等生的小说中，随处可以见到他们对异性的“注意”。譬如，陈映真的第一篇小说《面摊》（《笔汇》一卷五期，一九五九年九月），明明是写警察取缔摊贩，却出现了这样两段：

柜台上的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注视着妈妈。正是那个写字的警官有男人所少有的一对大大的眼睛，困倦而深情的。妈妈低下头，一边扣上胸口的钮扣，把孩子抱得很紧。

汽车的灯光偶而扫过坐在阴暗里的母子，女人下意识地拉好裙子，摸摸胸口的钮扣是否扣好。年轻的警官满意地直起身来，开始拿起他的皮夹。^[5]

这是一个贫困的摊贩家庭，而陈映真却把妈妈写得有一些“挑逗性”。有一个学生问我，陈映真为什么要这样写，有必要吗？我只能苦笑，不好告诉她“真相”。

至于七等生，那就更多了，且举一个例子。在《精神病患》（一九六七年发表）里，病人刚进入医院，就注意到一位护士：

她站起来，我才惊异她有个高大丰满类似丘时梅女教师的身材，整个身躯裹在一套素白的制服的束缚中。掩盖她全部发丝的头巾下面是一张无比端庄的漂亮面孔，我对她的面孔凝望时，正迎着她那双美丽晶亮的黑色眼睛，我意识到她不高兴我对她注视时的表情^[6]。

从后面的故事可以知道，主角到偏僻小镇教书时，正是因为对丘时梅女教师的迷恋，才产生了精神异常的现象。小说中对丘时梅的正面描写虽不多，却让人印象深刻。

类似上举王文兴、陈映真、七等生小说中的例子，我已读过二十多年，但随手就可以翻书找到，证明我当时也跟他们一样“有问题”。

二

在这种封闭、保守的社会里，传统的男性由于不知如何与异性相处，尤其不知如何追求异性，受到挫折可以说是难免的，甚至是常常发生的。对于这些男性来说，“现代化”最切肤的感受是：传统的男性“尊严”受到“自由恋爱”严酷的考验，这种不自觉的“尊严”让他无法、或者不知道“如何低声下气”地去“追女生”，或者“去讨女性的欢心”。反过来说，这种尊严还很容易“受伤”，即使最识大体的女性让她的“拒绝”尽可能淡化，很多男性还是受不了。更何况，女性也没有多少经验，由于她们的“不善处理”（最恶意的是把“情书”张贴出来），更让男性感到“羞愧得无地自容”。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在这种社会里，女生绝对不敢追男生，万一被传开了，她的损失要远大于男生十倍以上。

因此，我认为，在“传统”与“现代化”之交，“自我”所以会成为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关键就在这里。当你面对“自由恋爱”时，你会发现，你的“自我”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时时刻刻都会受到挑战。很多男生不敢追女生，其实是因为他们无法承受被拒绝时的“难堪”。极为快迅地“移植”“自由恋爱”，对刚从传统社会走进现代教育体系的男女青年来说，其实是非常难以适应的（女性比男性还要严重），我到现在还保持这种看法。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台湾小说，有不少作品触及到这个敏感的“自我”问题。在《玩具手枪》（《现代文学》一期，一九六○年三月）里，王文兴描写了一位身体瘦弱、内向害羞的文学院大学生胡昭生。他参加了同学的生日聚会，却在聚会中被一个粗线条的篮球队员钟学源所戏弄。钟学源举着玩具手枪对准他，而其他人则按住胡昭生，要他承认曾写情书给某一女生，却遭到女生严峻拒绝；如不承认，就开枪打他。胡昭生一直不肯承认，手枪连发五枪，都没有子弹，到最后一枪时，胡昭生终于胆怯地承认了。其实第六枪还是没有子弹。“受辱”的胡昭生趁大家不注意时，把玩具手枪装满六颗子弹，突然对准钟学源，要钟学源承认他跟女生“打过kiss”。钟学源看胡昭生脸色难看，立刻坦白，而且还说那个女生就是胡昭生写情书的对象，胡昭生狼狈地夺门逃出。

这是一篇非常“残酷”的小说，它以最极端的方式表现了胡昭生脆弱的自尊心，以及自尊心严重受损后那一种扼抑不住的报复心态。情节虽然有一点夸张，但却深刻地触及了“恋爱失败”在内向的知识青年心中所造成的严重伤痕。

七等生较晚期一篇回忆学校生活的自传性长篇小说《跳出学园的围墙》（一九七六年出版），描写了另一类型的“男生”——小说的主角及叙述者“我”。“我”追叙他对林美幸的迷恋，有这样两段文字：

你看到了林美幸，那个在“土宛”你最钟情喜爱的鬼女生……你完全被她迷住了；而追她的人可真多，校内和校外总共不止一千个混蛋，所以她不会把我这个大混蛋看在眼里；她很骄傲，是你所见的最骄傲的鬼女生……你知道我在那时，看到她的一刻，有什么想法吗……希望变成一只“地鼠”钻进泥地里，不要让她瞧见你；假如让她瞧见你，那么她可真看不起你。但是我相信，你只被林美幸一个人迷住，你只注视着她的影子，不让她离开你的眼睛。你深吸了一口气，在嘴巴里发着闷音，歌唱“我的太阳”……你已把她奉为宗教的希望；只有她能抚愈你的伤痕。你说不出多么爱她；你也说不出多么看轻自己^[7]。

在这两段引文里，“我”都提到自己多么配不起林美幸。在女性面前，“自我”无法肯定自己，只能不断地“自轻自贱”，这跟胡昭生由于“自我”严重受伤，因而变成一个“准恶魔”是不一样的。

林怀民的中篇小说《蝉》（《现代文学》三十七—三十八期，一九六九年三月、七月）把“自我”处理成第三种样态。小说中的小范有敏感症，出门总要带一些装了各药品的塑料瓶子。他又有各种忌讳，譬如只敢在游泳池泡泡水，不敢下水游泳——小时候淹过水，让他常常做噩梦。跟他在一起是非常麻烦的，因为他需要人照顾。不过，除此之外，他生性善良，很好相处。他常跟非常迷人的表姊陶之青一起活动，陶之青喜欢在别人面前无情地嘲笑他，而他似乎蛮喜欢陶之青的。陶之青的男友庄世桓几次劝他，要他坚强起来。他们一起到溪头度假，小范在众人走后决定单独留下。他想克服自己对水的惧怕，藉此磨炼自我。他一个人在游泳池里试着游一点，慢慢地练习着：

坐了一阵子，他又跳下去，游一点，回来。坐一会，跳下去，游得更远。泅回头，起来。下水。上岸。下水，愈游愈远……整片潭水蓝汪汪的，抖着粼然金波，不见人影，只有从溯回码头、漂摇着水草的几纹淡淡的涟漪，才知道他还在游动着……^[8]

就这样，小范为了“磨炼自我”终于溺毙了，而他的朋友都相信他是自杀的。在现实中，我也看到过大学男同学类似的经验，譬如，一大早就起床跑操场好几圈，好忘掉“失恋”的痛苦；或者每晚坐在图书馆最偏僻的角落苦读，一直坐到图书馆熄灯为止。

除了“在异性面前的挫折”之外，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台湾知识青年来说，另一项“自我”的重大考验来自于“大专联考”。国民党统治台湾不久，即在各级教育的考试中形成“联考”制。小学考初中、初中考高中，均以地区为单位（如台北考区、高雄考区等），进行小规模的联考。到了高中考大学时，即以全省为单位，进行大规模的联考。每一次的淘汰率都很高（大学联考淘汰百分之七十几），因此社会不久即以联考成绩来衡量一个青年的价值。即使考上大学，社会一般也会以录取成绩来评定一个大学生的地位，譬如台湾大学第一，而台湾大学中，则理、工、医第一，其次为法、商、外文，最次为外文系之外的文学院其它科系。因此，一般知识青年往往也以联考成绩来估量“自我”的价值，失败者或成功者中的次等生不免产生强烈的自卑感，而这种自卑感又导致他在异性面前更加不能行动自如。王文兴《玩具手枪》中的胡昭生是文学院的学生，七等生《跳出学园的围墙》中的“我”，是专科系统的师范学校学生，而不是高一级的大学生，都是有其“坚实”的社会背景作为基础的。联考体制的“挫败者”，在和异性交往时，由于他的“自卑情结”，也由于社会的“客观评价”，常常是比较艰难的。

陈映真在一篇早期的小说《家》（《笔汇》一卷十一期，一九六○年三月）中，描写了一个大学联考的落榜者：

父亲死后不久便赶上联招考试，因此全村的人都在望着我——以一种我所厌恶的善心，期待着一个发奋有为的青年，在丧父后的悲愤中，获得高中金榜的美谈，好去训勉他们的子弟们。然而我终于在全村中带着可恶的善心的凝视之前落了第，而后在一种热病的状态中离开了家。我对妈妈说我要到台北补习。离家的前夜，全村便都传着我的将负笈于台北的事，似乎这一个次一等的故事，也聊以满足他们那需求美谈的欲望了^[9]。

联考的成绩是“全村”在“凝视”着的，类似旧时进士考试是否“金榜题名”，它已经形成社会压力，“自我”的价值只能依此来认定。

陈映真早期的小说常会出现挫败青年的形象，部分原因即来自于他在教育过程中的经验。他在成功中学（台北市排名第三的中学）读初三时，竟然“留级”而延后一年毕业。高中考大学时，考上了淡江英专（他毕业时已改制为淡江文理学院），成绩不算好。在回顾这一段经历时，他说：

那年（按，指一九五六年）夏天，他的养父病倒了，而后，终于在他瘦小的怀中死去。本已并不富有的家，乃益发衰落……

一九五八年，从贫困的家中，带着昂贵的学费，他到淡水当时的淡江英专注册，心情愁悒……^[10]

所以“心情愁悒”，除了养父突然病逝，家境陷入贫困之外，其实也因为淡江英专在当时还不是什么“好”学校。在大学就读期间，陈映真偶然认识尉天骢，在尉天骢主编的《笔汇》上连续发表十一篇小说，极为引人注目，交游圈日渐广阔，开始“喜悦地享受着因《笔汇》而逐渐开阔起来的动人的友情和文艺的网络”^[11]。应该说，到了这个时候，陈映真的“自我”才稳固地建立起来。此后，一直到一九六八年被捕，陈映真始终是台北青年文艺圈中极受瞩目的人物之一。

现在再来看七等生。七等生的父亲原是海边一个小镇的公务员，因个性的特异而在光复初期被人解除职务，从此全家陷入长期的贫困之中。因为家境的艰难，七等生不得不为了公费而进入台北师范就读。很少人能够了解五六十年代师范生和大学生对比的辛酸。许许多多的师范生只不过因为家境的贫寒而不得不选择公费，在资质上来讲，他们并未输给大学生，然而环境却把他们的“次等”发展（相对于大学生的“头等”）安排好了。身份的“卑微”，以及对于这种卑微的不甘，更加强了七等生在自我肯定上的艰难。

国民党为了控制思想，在师范体系中以极保守而不合理的作风来培养未来的老师，这使得七等生苦闷至极，只好以一种满不在乎的姿态来加以反叛。结果是，因此被勒令退学。以后虽然由于某一老师的讲情而复学，但随后却又因另一老师的刁难，不得不重修某一主科，延迟一年毕业。这些遭遇，当然会在七等生敏感的心灵上留下深刻的印迹。他把自己的笔名取为“七等生”，就是对于自己社会地位苦涩的嘲讽。

七等生毕业后被分发到偏僻的九份矿区去当小学教员，远离文明城市，前途渺茫，只能在孤独之中面对那不可知的未来。这一段时期的经验，成为七等生早期许多小说的题材。在回顾这一段日子时，七等生曾说：

当我年轻的时候，非常的寂寞和孤独。那是十七年前，我年纪二十三岁时。已经在矿区九份当了两年的小学教师，没有异性朋友，没有什么值得安慰我心灵的事物。夏季我徘徊于山下瑞滨的海滩，赤裸地暴晒在波浪排向岸沿的岩石之间的小沙湾，或潜入清澈透蓝的深水里，探寻水草与游鱼同伴。那时我的心在海洋上的空际鸣响着，想呼求什么与我在这宇宙结合，但我很愚蠢，找不到方法将我献出和迎取。^[12]

这一段文字，生动而深刻地表现了七等生年轻时候的心境。

三

综上所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知识青年的两大关怀点，是“恋爱”与“升学”，都是个人范围内的事。如果拿这时期的小说来跟五四时期相比，其殊异之处即非常清楚。

五四时期的小说，“恋爱”也是热门题材，但是，这里的“恋爱”是和“个性解放”和反抗封建礼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相反的，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知识青年，面对青春期的压抑，远远想不到现在熟知的“性解放”问题，因为整个社会还非常保守，而且谁也不敢正面挑战国民党一再强调的“维护传统道德”。再进一步讲，五四时期的自由恋爱，由于和个性解放、反封建、改造旧社会等更高的社会价值相结合，自然取得了某种道德上的合法性，那种恋爱的“自由”程度，绝对不是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知识青年所能想象的。在当时的台湾，你不能只为了“性解放”而解放，而不再需要其它更高层次的理想来支撑。在那个时代，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五四时期的知识青年，也面对了严重的出路问题，但他们把这问题和中国社会的混乱（外国的侵略和传统社会的解体）结合在一起看，所以，个人前途问题是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密不可分的。相反的，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谁也不敢公开谈论，这个社会存在着哪些不公正的现象，除非他准备坐政治牢。同时，政府会告诉你，国家已经为你铺设了一条公正而平坦竞争的道路（联考），是你自己不够努力，你还怪得了谁？如果你失败了、落后了，你只能责怪自己有问题。

这样，青春期的苦闷（这是大部分人都有的）以及联考的挫败（只有少数比例的优等生可以幸免），就只能自己孤独地去面对，谁也帮不了忙。这样的知识青年，他只能是“自我中心”的，并且也只能自己想办法去发泄、去排遣或者去“忍受”，这样的青春期，是非常苦涩的。

如何“自我救赎”呢？对当时最敏感的知识青年来讲，就只有靠文学与艺术了。七等生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作理念：

假如作品不是提供一个新的世界，打击自我的缺陷，哀伤生命的生存，利用一种比喻造成一种美，就会沦为纪事，仅只告诉了大众曾经发生了那样一件事而已。作品永远是生活的提升和变形物，一种对绝对的理想国的盼望，企图拆毁自囚的苦难生活，爱的幻灭。对人类产生启示，诱导人类走向你的理想国和相信现在的生活是绝对的痛苦。作品有如宗教。其它一切，都是假的，想要混生活的玩意。^[13](www.chuimin.cn)

“打击自我的缺陷，哀伤生命的生存”，所以写作是为了克服青春期生命的苦涩。写出来的作品，不能“只告诉大众曾经发生那一件事而已”，即不能只呈现青年在受什么苦，那样没有意义。这就是说，写作不能是“客观呈现”，当然更不能在“客观呈现”中蕴涵了社会批判，暗示着什么样的社会造成青年的困境。这样的文学理念在当时是不能想象的。所以，写作只能是“提供一个新的世界”，“利用一种比喻造成一种美”，作品“永远是生活的提升”，是“对绝对的理想国的盼望”，可以“对人类产生启示”。归根到底来讲，写作是在追求美和理想的过程中，把自己从现实的苦难里“救赎”出来。七等生是以这样的“逻辑”接受、改造了西方的“现代主义美学”，以便为他，以及无数类似的青年，找到一条生活的解脱之道。

把陈映真对自己创作历程的回顾和七等生加以对比，是非常有趣而具启发性的。陈映真在“二·二八”时看过一个外省商人被打倒在地，在白色恐怖时，经历了级任老师及邻居陆家姊姊被捕的震撼，并常常在台北火车站的告示牌上看到用猩红的朱墨打着大钩的被处决的名字。他从生父的藏书中找到了鲁迅的《呐喊》，他初三留级，高二时养父病逝，家境变得困窘，为了进入一所名气不怎么响亮的大学，他得缴纳高昂的学费（如果考上公立大学，至少可以省掉四分之三）。大学时代，他开始从旧书摊偷偷搜购艾思奇、史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

在反共侦探和恐怖的天罗地网中，思想、知识和情感上日增的激进化，使他年轻的心中充满着激忿、焦虑和孤独。

他的青春的苦闷和七等生最大的差异是，他为这些苦闷找到了不满的出口，但他只能把这一切紧紧地藏匿在胸中，借着创作

寻找千万套瑰丽、奇幻而又神秘、诡异的戏服，去化妆他激烈的青春、梦想和愤怒、以及更其激进的孤独和焦虑。

因此，创作对他来讲，

像一场及时的、丰沛的雨水，使他因意识形态的烈日剧烈的炙烤而濒裂的心智，得到了浸润，使他既能保持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知识与原理的信从，又能对人类心灵最幽微复杂的存在，以及它所能喷发而出的创造与审美的巨大能量，保持高度的敬畏、惊诧与喜悦……^[14]

对比陈映真和七等生六十年代的小说，就可以看到，他们都具有弥天盖地的苦闷与孤独，但在陈映真那里，却浸透了理想幻灭的痛苦和沉沦堕落的悔恨，而在七等生那里，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孤寂的灵魂始终背负着“只属于自己”的那副沉重的十字架。在六十年代，陈映真和七等生各自拥有一群人数不是很多、但却颇为“忠心耿耿”的读者，其关键就在于，他们各自掌握了当时知识青年的某一心态。

从内容上看，当时的陈映真迷可以感受到他作品中的一种奇异的理想光芒（因其幻想性而更表现出其奇异性），却无法分辨他思想的实质。因此，从表面上看，他的小说虽然迥异于七等生，却仍然因其“幻想性”而与七等生有相通之处。七等生说，文学可以“对人类产生启示”，陈映真说，文学可以窥见“人类心灵最幽微复杂的存在”，因为对于文学本质具有这种类似的看法，在一段时间内，人们把他们都视为六十年代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代表，可说是相当顺理成章的。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知识青年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特殊处境，被赋予了“人类存在”的高度，并以当时人所能了解的现代主义观念，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美学”。

作为当时知识青年心态的重要表达者之一，王文兴的创作形态也值得加以分析。前面已经谈过，王文兴作品中生动地表达了男性青年对异性的兴趣，以及在追求异性时的挫折感。但王文兴仍然和陈映真、七等生一样，不想只把这些题材“像曾经发生了那样”如实地呈现出来。他的《寒流》（《现代文学》十七期，一九六三年六月），写一个十三岁不到的小孩，开始感觉到异性的诱惑。除了极为注意女性的身体外，他非常着迷于一家商店橱窗中的裸体女人彩色侧像，并在笔记本中不断地描绘。他开始梦遗，觉得自己极为可耻。为了抵抗这种“恶”，他不断地磨炼自己的意志。有一次为了避开那一商店，决定冒险走铁路桥梁，不料却碰到火车开上桥，他拼命地奔跑：

汽笛又叫了——似乎在他的后面，同时，他已能听见合奏的轮声。火车立即出现了，车头的前额镶了一门强力的照灯，直射向站立的地方。他立刻向前飞逃，两脚一格一格地跳过空隙，他知道火车已经上桥了，他听见背后的轮声愈渐愈响，射出来的灯光愈渐愈亮。孩子遂在这独眼怪兽之前亡命飞奔……^[15]

这一段真是惊心动魄，好像火车头这一“独眼怪兽”就是那个“性”的恶魔的具体化。就这样，“性”成为纯真小孩不得不面对的“世界之恶”，瘦小的躯体无论如何也战胜不了那头“怪兽”。这真是一篇极为生动而又“怪异”的小说，让人不知如何评论（“性”怎么会是“恶”呢？）在这里，王文兴把男孩的性诱惑经验“形上化”了，一个“曾经发生了”的现实，变成了“象征”。

但有不少时候王文兴并不采取从现实到象征的写法，而是直接设计出“虚构”的人类寓言，企图借着这些寓言式的故事，表现人对命运的反抗，或者人对命运的无可奈何。里面没有“性”，也没有现实的基础，情节极其不合理，但那个特殊的个人的抗拒（或者抗拒的失败）却写得颇为动人。以《寒流》及其它类似故事（如《玩具手枪》）作为参照点，即可了解其中奥妙。他不肯像陈映真、七等生那样描写知识青年的无力感，他要写愤怒。但这愤怒无法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找故事，只好“虚构”。

所以，我认为，王文兴的主角常常是一个极端自我中心的、暴烈的、对一切都极为不满的反叛青年。他有反叛的情绪与意志，但他不了解，这样的性格其实是来自社会对他所造成的无形的重大压力。王文兴本人没有这样的社会意识，他认为这是“人的命运”的问题。王文兴作品中这样的角色，和陈映真、七等生苍白无力的少年刚好是互补的，他们同样对现实无可奈何，也同样把这一处境处理成“人类的基本境况”，并把它“崇高化”、“永恒化”了。

从陈映真、七等生、王文兴的例子，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质就是，把知识青年在面对保守、封闭、扼杀青春活力的巨大社会压力时的困境“哲学化”，把这些经验看成是人的“存在处境”，或是人的命运问题。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当时台湾的现代诗为什么那么“哲理化”。现代诗和现代小说的区别在于：现代诗只“抽象”地谈论人的生存问题，不像小说那样，至少要把这一问题的现实具体状况多多少少加以描写，因此，现代诗常常陷入无可理喻的意象的堆积（这些堆积是为了呈现“命运”）。台湾现代诗的成就远不如现代小说，我认为关键就在于，小说还多少对现实问题作了生动的描述。

四

陈映真早期一篇小说，叫《苹果树》（《笔汇》二卷十一、十二期合刊，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似乎很少受到注意。小说杂糅了现实与幻想，对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加以无情的嘲讽，值得分析。一个叫林武治的大学生，很想上艺术系，但由于能力不足，只捡到一个野鸡大学的法律系。为了节省开支，他只能租住在贫民区的小阁楼里，日子过得既懒散，又无聊。在一个暮春初夏的美好的黄昏里，他坐在门前树下弹吉他，边弹边唱，歌词有这样两句：远方的故乡，“寒霜结在苹果树园/守园姑娘，依稀，依稀……”他越唱越动情，不由得感叹说：“嗨，我说这株苹果树怎么老不结果呢？”

围绕在他周围的小孩子，有一个不禁问道：“什么是苹果呢？”那时候台湾还不产苹果，只能从日本或美国输入，是贵得不得了的高级水果，除了大官和大商人，谁也吃不起，贫民区的小孩连听都没听过。林武治咿唔了老半天：

“苹果吗？”他说，心疼起来：“告诉你们苹果是什么。苹果就是……幸福罢。”他噤不能语了，对于自己的话诧异起来。然而，他想着：为什么不是呢？幸福！……一盏灯火在他的眼睛里亮了起来，他用全心灵浸渍在他的信仰里。^[16]

那时候台湾还普遍贫穷，日子过得很苦，只有大学生才敢于“想望苹果”，那崇高、神圣、遥不可及的外国事物。“苹果”既是理想（精神性），但也具有物质性（现代化所追求的美好生活），连林武治自己都分不清。然而，这个在美丽的黄昏充满了激情幻想的青年人，却知道阁楼上还住着房东发疯了的妻子。那天晚上，月光美好，满怀幸福渴望的林武治不由得抱住这个妻子，并且“犯了伊”。就这样，林武治常在夜深时分，对着疯妇人倾吐他的委屈。一天晚上，疯妇人突然出现光彩，并死于林武治怀中，林武治也就成为报纸秽闻的主角。

我认为，这是陈映真对当时不切实际、充满幻想的台湾知识青年绝大的反讽（而且，他一定也把自己包括在内）。他对现实是无力的，他的理想是虚幻的，最重要的，他自己也不知道“苹果”到底是什么（林武治只在绘画上看过）？然而，“苹果”是日本（或美国）输入的，这个他知道得十分明确，而且正因为是外国（尤其是美国）来的，所以它一定是好的。但对“苹果”的向往，却也无妨于他在欲望驱使下做一些有点下贱的事（林武治一面微微发抖地抱住疯妇人，一面也清楚知道，“这毕竟不该的，也是不好的”^[17]，所以无端地哭泣着）。“理想”（以苹果为代表）就这样和欲望（对妇人的侵犯）不可分割地夹缠在一起，这是什么样的知识青年呢？

一九六七年，陈映真入狱前一年，他发表了两篇文章，《现代主义底再开发》（《剧场》第四期，一九六七年三月）和《期待一个丰收的季节》（《草原杂志》创刊号，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正式对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与艺术展开批判。他说：

可以用最一般性的意义这样讲：现代主义是一种反抗。能够对于现代主义稍做发生学的考查的人，就能明白：现代主义如何是对于被欧战揭破了的、欧洲的既有价值底反抗，又如何是对于急速的工业化社会所施于个人的、划一性底反抗。台湾的现代派，在囫囵吞下现代主义的时候，也吞下了这种反抗的最抽象的意义。我说“抽象的意义”，是因为在反抗之先，必须有一个被反抗的东西。然而，与整个中国的精神、思想的历史整个儿疏离着的台湾的现代派们，实在说：连这种反抗的对象都没有了。

他们的愤怒、的反抗，其实只不过是思春期少年在成长的生理条件下产生的恐怖、不安、愤怒、忧悒和狂想底一部分，在现代派文艺中取得了他们的表现形式罢了。^[18]

这是一段远远超越时代的评论，恐怕到现在还很少人了解它的深刻意义。

接着这一段话，我想简短讨论的是，二战之后，在东、西对立的冷战架构下，西方的现代主义如何改变它在西方的原始角色，转而成为西方向落后地区输入其先进文化的代表，并如何扭曲了落后地区认识现实的方式，使得落后地区的现代主义文学成为一种怪胎。

诚如陈映真所说的，西方的现代主义原始发生学的意义在于：它是西方知识分子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一种反抗形式。然而，在二战之后，它却被西方主流文化所收编，进入学院讲授，成为西方文化最晚近的“正统”。^[19]冷战格局形成之后，美国更把现代主义文学作为西方自由、民主传统的代表，拿来跟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相对照，以证明苏联文化的专制性和落后性。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收买一些文化人，由他们主持《邂逅》、《月刊》、《证言》三份杂志。这三种杂志，尤其是《邂逅》（主编是英国著名诗人史提芬·斯班德）在冷战年代影响极大，它们的文化主调就是自由主义和现代文学。^[20]同时，美国驻在落后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单位（譬如台湾的美国新闻处），则成为推动当地现代主义文学的幕后黑手。现在我们已经多少了解到，现代主义在台湾的推广过程中，美新处（及香港的一些反共书店，如亚洲书店）是尽了不少力量的。^[21]

美国在落后国家或地区“运作”现代文艺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当它观察到某人在当地有了一些成就与知名度后，即由“国务院邀请访美”（这是当时台湾报纸的用词，正式名誉如何，我不清楚）。按我以前时候的记忆，这时候台湾报纸会大篇幅报道，认为是无上光荣。这样，美国通过在当地“制造”文化明星，自然吸引无数“有志青年”来投奔，风潮所驱，不可扼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台湾，画家刘国松、诗人余光中是其中最闪耀的两颗明星。

应该讲，绝大多数（甚至几乎全部）的知识青年，是完全不知道其中奥妙的（所以，白先勇可以坦然称赞美新处在《现代文学》创办以后大力支持的义举），大家只知道现代主义是“金科玉律”，根本不会对其中的美学信条起怀疑。这样，就造成一种奇怪的“接枝”现象，美国推销的现代主义文学与台湾的社会现实的“接枝”。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知识青年的困境来自于台湾社会的保守性格，特别是来自于国民党严苛的思想控制。但是，知识青年对此毫无所知，他们只能把自己的经验往囫囵吞枣学来的现代主义美学原则上套。当然，现实毕竟是现实，异性的诱惑不论再如何“诠释”，到底还是“诱惑”，还是会在现代主义的美学下“冒”出来。不过，它只是“冒”出来而已，完全说不上批判，更不要说眼光清晰的社会批判了。陈映真是最早看出这一套把戏的人，不过，在当时，他最多也只能讲出上述那一大段批判。

其实，即使没有美国政府的背后运作，西方的事物仍会成为落后地区争相学习、仿效的对象。在美国势力范围内（即自由世界，相对的就是“铁幕”），按西方模式走“现代化”路子，已经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22]，文学、艺术当然不能例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现代主义不过是其中极微小的一环而已。

这样的经验所以值得重新检讨，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清楚看到，不假思索地搬进一些西方观念或原则，你以为就掌握了现实，或掌握了改变现实的正确方法，其实刚好相反，你越按照西方观念或方法来行事，就会离当地的现实越远，或者把原已混乱的现实搞得更混乱。台湾近二十年来的教育改革，就是台湾留美派学者“照搬”美国的教育体制搞出来的，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人知道如何收拾了。我这篇所谓台湾文学的研究论文，真正要说的就是这一点：我们曾经有一大批人（约于一九三七年—一九五五年出生的那些人）硬用美国推销的方式来思考或表现我们青春期的痛苦，因此所造成的后遗症现在已深入到台湾知识圈的各个角落，正如癌细胞蔓延一样，根本不可能根除了。^[23]

二○○八年六月二十日

补记：关于当时女性青年的心境在文学上的表现，由于本人是男性，因此不敢讨论。不过，收入本书的《性与现代社会——李昂小说中的“性”主题》一文，对此稍有涉及，可以参阅。

【注释】

[1]《方思诗集》，37—38页，台北：洪范书店，一九八○年。此诗原发表于《自立晚报·新诗周刊》五十二期，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三日。

[2]《禁闭》一诗明显模仿穆旦的《春》，请参看本书中的《方思初探——其渊源及其诗中的“自我”》一文。穆旦的《春》结尾一句是“等待伸入新的组合”，对未来是有所期待的，而方思的《禁闭》却是完全的封闭状态，精神上显然有所区别。

[3]以上三处引文分别见王文兴《十五篇小说》，54页、55页，台北：洪范书店，一九七九年。

[4]国民党的性道德是非常保守的，女作家郭良蕙《心锁》因涉及感情上的乱伦，书被禁，作者被开除“中国文艺作家协会”会籍。琼瑶的第一部小说《窗外》描写师生之恋，也引起一些风波。

[5]《我的弟弟康雄》，7页，台北：洪范书店，二○○一年。

[6]《精神病患》，3页，台北：远景出版公司，一九八六年。

[7]《跳出学园的围墙》，25页、72页，台北：远景出版公司，一九八六年。

[8]《现代文学》三十八期，41页。

[9]《我的弟弟康雄》，24—25页。

[10]《后街》，《陈映真散文集》，54页、55页，台北：洪范书店，二○○四年。《后街》原刊《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一二十三日。

[11]同上书，57页。

[12]《我年轻的时候》，《散步到黑桥》，245页，台北：远景出版公司，一九八六年。

[13]七等生写给钟肇政信中的一段话，见钟肇政《文学使徒七等生》，七等生《白马》，6—7页，台北：远景出版公司，一九八六年。

[14]以上三处文字均引自《后街》，见《陈映真散文集》，56—57页。

[15]王文兴：《十五篇小说》，159页。

[16]《我的弟弟康雄》，146页。

[17]《我的弟弟康雄》，150页。

[18]《期待一个丰收的季节》，《鸢山》，12—13页，台北：人间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19]西方并不是把所有的现代主义文学都编入主流之中，而是有选择性的。美国评论家莱昂·特里林在《现代文学的教学》一文中，曾困惑地提到，美国学院中所教的现代主义经典都具有法西斯倾向（包括艾略特、叶慈、劳伦斯等），可为证明。

[20]请参看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二○○二年。

[21]王梅香：《肃杀岁月的美丽/美力？——战后美援文化与五六十年代反共文学、现代主义思潮发展之关系》（成功大学台文系硕士论文，二○○五年七月）已有所探讨，数据虽不够完整，仍可参考。

[22]参阅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二○○三年。

[23]我个人认为，战后台湾现代化初期，知识青年因为受到感情和前途问题的严重困扰，自我的人格严重受挫，因此，他们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认识完全扭曲了，只关心“私领域”，而不关心“公领域”，心胸狭隘，眼光短浅。最近二十年，台湾社会各层面的领导人，主要就是出生于一九三七年—一九五五年这一时段、并在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些知识青年。因为他们自我人格的缺陷（包括至今为止，仍然对大陆社会充满敌意），才把台湾社会搞成今天这个样子。这是我个人十年来的观察和领会，作为不成熟的见解，提供给大家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