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现代诗运动|战后台湾文学经验

五十年代的现代诗运动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五日由纪弦发起的“现代派诗人第一届年会”在台北市民众团体活动中心举行，出席者四十余人，会中宣告“现代派”正式成立。二月一日，纪弦主持的《现代诗》第十三期出版，刊登了这一消息，并公告：加盟“现代派”的已有八十三人。同时，纪弦还发表了《现代派信条释义》，提出“现代派六大信条”，并加以阐释。这就是战后台湾现代诗运动的起点。

现代诗运动也是其后幅度更为广阔的战后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艺术运动的一环，这包括现代小说、现代绘画、现代电影等。夸张一点地说，“现代派”的成立可以说是这一似是分别发展、但又分头并进的现代主义运动的“火种”。“现代派”的成立及其后整个现代诗的发展，是战后台湾文学史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这一看法，是任何人都不会反对的。

关于这个运动的诸多问题，相关的论文可谓不计其数，本文的讨论将仅限于：从文学史的角度讨论其“运动面”，即只涉及本次运动的发展大势、基本倾向，及其与当时政治社会背景的关系。就此，本文拟分成以下四节：

一、从三大诗社的递嬗看现代诗的发展

二、从纪弦的主张及现代诗内部的论战看台湾现代诗的特质与问题

三、现代诗的向外发展及其与台湾社会的关系

四、评价与结论

一、从三大诗社的递嬗看现代诗的发展

从五十年代初期到六十年代中期，台湾现代诗的发展，用一句生动而有些轻薄的话来说，可以说是，“三大诗社争霸战”。

最早成立的“现代诗社”其实是由纪弦一个人独撑大梁的，杨牧回顾说：

“现代诗社”是纪弦创办的，纪弦对现代诗运动的贡献大约都是和这个诗社的发展并行而生的。现代诗社的出版物即称为《现代诗》，三十二开的小本从一九五三年二月一日开始，大约每月出版一期，但时常脱期，后遂改为季刊。每期页数都三四十页光景，发行人兼社长是路逾，编辑人兼经理是纪弦，实则便是纪弦一个人；社址设在台北市济南路成功中学的教职员宿舍内，也就是纪弦的家。纪弦独力支持《现代诗》此亦见于早期该刊封面上的设计，封面上除刊名期数等应有字样外，每期印有槟榔树一棵，盖槟榔树一向便是纪弦的标志也。^[1]

在现代派成立之前，《现代诗》已出了十二期，《现代诗丛》也出版了六种，即：方思《夜》，郑愁予《梦土上》，杨唤《风景》，纪弦《纪弦诗论》、《飞扬的时代》、《摘星的少年》。杨牧说：“这在近三年十二期内，《现代诗》发表了许多至今犹可以传诵的重要作品。”^[2]由此可见，在现代派成立之前纪弦独撑三年的刊物已为现代诗奠定了基础，并基本上集结了他的现代派“集团”（这是《现代诗》十三期公告成立现代派的用语）。“现代派”的成立，既是纪弦在台湾诗坛活动的高峰，但也是他没落的开始。

关于“蓝星诗社”的创立，余光中是这样回顾的：

我是在一九五四年年初，几乎同时认识钟鼎文，覃子豪，和夏菁的。那时正值纪弦初组现代诗社，口号很响，从者甚众，几乎三分诗坛有其二。一时子豪沉不住气，便和鼎文去厦门街看我，透露另组诗社之意。结果是一个初春（好像是三月）的晚上，我们三个人和邓禹平在郑州路夏菁的寓所，有一次餐聚。蓝星诗社就在那张餐桌上诞生。当时夏菁曾函邀蓉子参加，蓉子有事未去，因此蓝星诗社发起人，名义上说来，便只有鼎文，子豪，禹平，夏菁，和我。^[3]

由此可见，“蓝星诗社”的成立是为了对抗纪弦“现代诗社”的“坐大”。纪弦后来在跟覃子豪论战时说：“记得当我们组派时，就曾有人对覃子豪先生说这是专为了对付‘蓝星诗社’要打击他的。”^[4]从这些话可以推论出，由于蓝星诗人的组社，纪弦为了对抗才宣组织“现代派”，而由于“现代派”组派及发表宣言的大动作，两社的隐然对抗变成了公开的论战。

“蓝星”对于纪弦“现代派六大信条”的攻击，以及纪弦的回应，集中于一九五七和五八两年，主要文章列表于下：

1.覃子豪《新诗向何处去》（《蓝星诗选》第一辑，一九五七年八月）

2.纪弦《从现代主义到新现代主义》（《现代诗》十九期，一九五七年八月）

3.纪弦《对于所谓六原则之批评》（《现代诗》二十期，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以上答覃一）

4.黄用《从现代主义到新现代主义》（《蓝星诗选》第二辑，一九五七年十月）

5.覃子豪《关于“新现代主义”》（《笔汇》二十一期，一九五八年四月）

6.纪弦《两个事实》（《现代诗》二十一期，一九五八年三月；答覃五）

7.纪弦《多余的困惑及其他》（《现代诗》二十一期，一九五八年三月^[5]；答黄四）

8.纪弦《六点答复》（《笔汇》二十四期，一九五八年六月；答覃五）

9.余光中《两点矛盾》（《蓝星周刊》二○七、二○八期，一九五八年）

10.纪弦《一个陈腐的问题》（《现代诗》二十二期，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答余九）论战期间及其后，“蓝星”在覃子豪、余光中、夏菁、黄用的分头经营及多方寻找发表园地的努力下，蒸蒸日上。相对而言，“现代诗社”则日渐没落。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现代诗》出版第二十二期时，改由“黄荷生主编”，到二十三期（一九五八年春季号），纪弦宣布诗刊交给黄荷生负责。杨牧说：“事实上以纪弦为象征的‘现代诗社’和‘现代派’到此结束。”^[6]相反的，“蓝星诗社”则于其时运于鼎盛。请看余光中的回忆：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为了庆祝《蓝星周刊》二百期纪念，我们在中山堂颁发“蓝星诗奖”给吴望尧，黄用，痖弦，和罗门。诗奖的雕塑由杨英风设计，梁实秋颁奖，子豪主席，我致颂辞。那天观礼的人很多，包括《文学杂志》主编夏济安和现代派的重要人物方思。事后夏济安把我的颂辞刊在他的杂志上。得奖作者的阵容，显示这是蓝星“联创抗现”的一项政策。当时子豪和我不免沾沾自喜，坐在后排的方思则笑得非常复杂。^[7]

余光中所说的“联创抗现”的“创”指的是《创世纪》，显然当时《创世纪》还不足以争衡天下，而蓝星则骎骎乎一统了。

不过，“大敌”（纪弦）既去，蓝星的内部矛盾也就爆发出来了。先是，黄用与覃子豪在内部聚会时争吵（一九五九年），其后，则由于余光中声名日盛（一九六○年前后），覃、余两人渐行渐远；又由于黄用、吴望尧（一九六○年），夏菁（一九六二年）陆续出国，覃子豪逝世（一九六三年），蓝星无形瓦解。^[8]就在这一期间，《创世纪》日渐发展，“乘虚而入”，收容各方“英雄”，成为唯一事实存在的“大诗社”。对于这一情况，向明是这样描述的：

但是《创世纪》真正起飞的时期是从一九五九年四月扩版为二十开本的第十一期开始。其时正值现代派的狂飙时代已过，蓝星也仅剩诗页在继续发行，他们利用此一真空时期，扩版为一大型同仁杂志，广泛罗致优秀的诗人和翻译家。同时决定不再宣扬早期的所谓“新民族诗型”，而开放眼界，开始强调诗的世界性，诗的超现实性，诗的独创性以及纯粹性。真正继“现代派”以推广中国诗的现代化运动，开始大量引进现代西方各新型诗派的表现技巧，也刊载很多前卫性的实验作品，譬如纯粹诗的实验，超现实主义的实验。一时之间，与“现代派”、“蓝星”形成鼎立之势。^[9]

这里所说的，唯一需要“修正”的是三大诗社“形成鼎立之势”这一句话。事实上，三大诗社从来就没有“鼎立”过，而是“一社”（现代）称霸，继之以“另一社”（蓝星），再继之以“创世纪”。六十年代初，“创世纪”是唯一还有大量活动的大诗社。

一九六三年覃子豪去世，六三至六四年间余光中在文星书店出版诗集《莲的联想》，诗论集《左手的缪思》、《掌上雨》，比起以前诗集、诗论集均由诗社自印、少量发行，余光中通过大出版社连续印行三本书，气势惊人，由此也将现代诗的成果带到大众面前（我个人即是在大学时代经由这三本书开始接触现代诗的，而其时先已出版的著名诗集，如郑愁予《梦土上》、痖弦《痖弦诗抄》、叶珊（杨牧）《水之湄》、《花季》，及稍后出版的洛夫《石室之死亡》，一般读者很难看到）。因此，在一般读者心目中，余光中俨然成为现代诗的旗手。

一方面是“突出于众山之上”的余光中（纪弦淡出，覃子豪已死，方思停笔），一方面是集结众多诗人于“一社”的《创世纪》，这就是六十年代初现代诗坛“一人”对“一社”的局面。由此而在一九六一年发生洛夫（《创世纪》的代表诗人）与余光中围绕着余光中的长诗《天狼星》（一九六一年五月《现代文学》第八期发表）展开论争，一点也不令人惊奇。这一论争，并无所谓“胜败”，因为双方都继续存在，“一人”对“一社”的局面一直持续于六十年代，直到关杰明、唐文标于七十年代初吹响号角，大力抨击整个现代诗运动，局面才为之大变。

二、从纪弦的主张及现代诗内部的论战看台湾现代诗的特质与问题

三大诗社的争霸，从其理论面来看，一开始就由纪弦所提出的主张而被决定了。一般人在讨论纪弦的主张时，大多过于偏重“现代派六大信条”中的第二条，即“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纵横”。其实，纪弦其后在与覃子豪等人论战时，把他对新诗发展的看法说得更完整，从这里出发来讨论，也许更能掌握台湾现代诗发展的问题。

纪弦把他的诉求称之为“新诗的再革命”，他说：

所谓新诗的再革命，分两大阶段：其第一个阶段，以自由诗运动为中心；其第二个阶段，以现代诗运动为主体。

所谓新诗的现代化，就是使新诗现代主义化的意思。^[10]

对于第一项任务，新诗的自由化，纪弦认为目前还有必要进行下去。因为，新月派并没有继承早期白话诗人及创造社“反格律”的精神，反而去追求新格律的“豆腐干”体，这实际上是“反动的”、“开倒车的把戏”，所以，需要把反格律的自由化精神继续发扬下去。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下余光中早期两本诗集《舟子的悲歌》与《蓝色的羽毛》那种痕迹明显的“新月体”，就可以知道，纪弦并非无的放矢。

纪弦“新诗再革命论”的第二项主张当然更为重要，他称之为“新诗的现代化，就是使新诗现代主义化的意思”。因此，他认为那些反对“横的移植”，而“自以为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说话”的人：

他们也用白话写作，而结果却是满纸的陈腔滥调，有类“填词”。压根他们就不晓得：新诗之所以为新诗，不只是由于它是以白话写的。他们匪独抄袭古人的意境，抑且堆砌古人的词藻，徒冒新诗之名，实乃不三不四不新不旧的四不像，无以名之，名之为“语体的旧诗词”。^[11]

“现代诗”就是要“反传统”，不但反对中国的传统，还要反对西洋的传统，纪弦说：

要晓得，现代主义，基于现代诗观，它是彻底反传统的：反古典主义、反浪漫主义，反高蹈主义，反象征主义及后期象征主义——举凡一切既成的流派及其主义，一切古代的和中古的，一切文艺复兴以降，十七八世纪的，一切十九世纪的，一切非现代的。“现代的”与“传统的”，尖锐地对立着，泾渭分明。^[12]

根据这样的逻辑，纪弦认为甚至连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的意象主义和象征主义都是“传统”的十九世纪之延续，而不是“新世纪的文化”。他说：

诚然，象征主义和意象主义都曾影响中国新诗，但是今天，它们已成过去。今天是“现代诗”的天下。所谓“新诗”，已经是不大新了。^[13]

据此，纪弦总结说，现代诗的三大精神是：

革命的精神——反传统

建设的精神——独创

批评的精神——一种学者的风度^[14]纪弦的理论陈述一般而言是非常率直的、直线式的推理，不顾及逻辑上的周延，但“精神面貌”却显得非常清晰。因此，一但被攻击时，就有些左支右绌，难以应付，但其“趋时求新”、追求诗的“现代化”的根本精神却被继承下来了，成为五六十年代台湾现代诗运动的整体特征。

就以“蓝星诗社”来说，从个人气质而言，不论是覃子豪、还是余光中，都是折中于“传统”与“现代”、“格律”与“自由”之间的“温和型”的诗人，他们当然无法接受纪弦的理论。余光中就说：

纪弦要移植西洋的现代诗到中国的土壤上来，我们非常反对。我们虽不以直承中国诗的传统为己任，可是也不愿贸然作所谓“横的移植”。纪弦要打倒抒情，而以主知为创作的原则，我们的作风则倾向抒情。纪弦要放逐韵文，而用散文为诗的工具。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反应不太一致，只是觉得，在界说含混的“散文”一词的纵容下，不知要误了多少文字欠通的青年作者而已。^[15]

这清楚表明了，“现代诗社”与“蓝星诗社”之争，除了“互别苗头”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对现代诗的不同追求的问题。但是，由于纪弦那种求新、求独创的诉求的“逼迫”，他们也不得不改变了，所以，我们看到余光中终于从《舟子的悲歌》（一九五二年）与《蓝色的羽毛》（一九五四年）那种“新月体”走出^[16]而逐步复杂化，写下了《钟乳石》（一九六○年）、《万圣节》（一九六○年）、《五陵少年》（一九六七年）这样的作品；而覃子豪最后一本诗集《画廊》里（一九六二年）的“金色面具”和“瓶之存在”这两辑，完全可以称之为：除了方思之外，六十年代初台湾最具现代主义精神的作品。在“理论”上，他们也许可以说是“打败了纪弦”的，但在实际创作上，却是纪弦把他们推上了一条“现代化”的、全新的道路，不管他们是否自愿。因为，纪弦这种“狂飙式”的求新精神，实际上是掌握到了战后台湾文学重新出发时潜在的社会张力。

三、现代诗的向外发展及其与台湾社会的关系

纪弦“狂飙式”的求新精神所以能够触动战后初期台湾社会（特别是知识、文化圈）的内在神经，主要源于当时国民党极端保守、极端重视所谓“中国文化传统”的教育、文化政策。为了分析这一问题，我们先要从当时的文化保守派对新兴的现代诗运动的攻击谈起。

就在纪弦与覃子豪、黄用、余光中的论战暂时告一段落之后，由于苏雪林在《自由青年》（一九五九年七月）发表的一篇文章《新诗坛象征派创始者李金发》，引发了现代诗坛与外部的第一次论战。这一次论战的主要对手是苏雪林和覃子豪，主要发表园地则是《自由青年》。就其影响力及对现代诗的推动而言，这一次论战的影响远不及紧接而来的第二次。

第二次论战的“开炮者”是《中央日报》的专栏作家言曦，他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连续四天在《中央日报》副刊的专栏发表四篇《新诗闲话》，攻击现代诗，接着在回应新诗人余光中等的回击时，又在《中副》发表了四篇《新诗余谈》（一九六○年一月八日至十一日）。反击的主要阵地则是当时红极一时的《文星》杂志，《文星》杂志连续四期讨论了当前的现代诗问题（二七一三○期，一九六○年一月至四月）^[17]。《中央日报》和《文星》杂志代表当时的文化保守势力和激进势力，可以说，是因为这两大势力就现代诗所引发的“决战”，把现代诗问题从诗社范围的“小众”引介到一般文化人的“大众”之间。

我们现在比较清楚，《文星》杂志的创办和它在台湾文化界引发的冲击是有其不为当时大部分人所知的复杂的政治背景的。撇开这些因素不论，就一般的知识青年而言，他们长期在吸收文化和知识时，因被封闭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中而感到的气闷和不满，可以在《文星》找到突破口。李敖所大力提倡的“全盘西化论”所以能够得到那么多响应者，主要就是因为，在国民党极端保守的教育政策下，青年知识分子一直有一种难以言宣的苦闷。记得我还在读高中时，曾在《建中青年》上读到一篇题为《液态空气时代思想》的文章（作者还记得是何文振）。其大意是：现在台湾的思想界正处于液态空气状态中，完全凝固而死寂；如果要打破这一状态，就要用一根火柴去引燃火种，那就会爆炸，思想界才会因此而改变。这篇文章让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即使时隔近四十年，也还依稀记得其内容。就我们这些苦闷不堪的中学生、大学生而言，李敖和《文星》就是火种。

我们现在当然很容易理解，国民党在当时施行的经济“进步”、文化“保守”的两面政策，前者可以改善民生，后者可以钳制思想，这样，它的“一党专政”就可以长期维系下去。在雷震的组党失败后，台湾潜在的反蒋势力只好从文化上突破国民党的“封锁”，而其执行者则是《文星》。这一点国民党本身非常了解，所以想尽办法要“封杀”“文星集团”。《中央日报》对现代诗的攻击，从这一背景去看，意义就非常清楚。由此也可知道，当时的国民党还把“现代诗”（以及一切现代文学、艺术）看作是“不利”于其统治的危险事物。因此，被国民党攻击，而被《文星》保卫的现代诗也就成为青年知识圈的“进步事物”了。^[18]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余光中所以成为现代诗的旗手，以及成为“进步事物”的代表者之一的原因了。因为，这一“仗”主要是他打的，或者说，他“打”得最为漂亮。他那“清晰、流畅、锐利而博学”（以当时的标准来说）的文笔，因这一仗而展现无遗。试看他在《文星》为现代诗辩护所写的第一篇文章《新诗与传统》（《文星》二十七期，一九六○年一月号）的第一段：

一百多年以前，英国浪漫派的第二代崛起于诗坛，当时苏格兰保守的书评家们，以文学正统的卫道者自居，对于新诗人们大肆攻击，得意之余，且以教训的口吻，劝拜伦回去议院，济慈重返药房。这情形令人想起今日对新诗怀抱杞忧的某些人士，恐怕最后受历史嘲弄的，还是嘲弄者自己。一件新兴的事物之不见容于保守的社会，是必然的。常人遇见不可解的现象时，只有在两种原因中选择其一；他不了解它，或者它不值得被他了解。为了保持自尊心并适应自己的惰性，他往往选择后者。史特拉文斯基在《音乐的美学》（Poetics of Music in the Formo f Six Lessons） 中曾经说过一个故事，说一个乡下人初进动物园，于疑信参半地久久凝视一匹单峰驼之后，向旁人宣布说：“这是假的！”艺术贵乎独创，你不能拿汉赋的尺度来衡量唐诗，同样地，也不能以唐诗的尺度来高下宋词。英国作家蔡斯特顿（G. K. Chesterton）曾经解释这种情形说：“每一次的革命都是针对上一次革命。”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时代其他的剧作家打破了辛尼卡（Seneca）的三一律，结果将英国戏剧提升至一个波澜壮阔的盛况，并未陷它于混乱的局面。而当时的古典主义者，如薛德尼（Philip Sidney），如萨克维尔（Sackville），如诺尔顿（Norton），都拥护这神圣不可侵犯的三一律，一如今日的批评家们几乎一律以为诗不可以无韵。我们相信，后之视今，将如今之视昔。^[19]

余光中把“反对”和“拥护”现代诗简化为“保守”、“传统”和“新兴”、“进步”势力之争，由于这种逻辑，青年知识分子很容易接受现代诗。同时，他不断地引述英国文学史的例子，不断地加上英文，也让对“新知”（当然指现代西方事物）非常向往的年轻人佩服不已。在这一仗之后不久，他的诗论集《左手的缪思》和《掌上雨》即在文星书店出版，销路甚好。从此以后，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余光中也就成为现代诗最重要的推动者了，人们根本不太清楚，他以前写的是“豆腐干体”，而且还大力反对纪弦。

就在余光中开始享大名时，覃子豪去世了，“蓝星诗社”无形解体，而纪弦则一人苦撑《现代诗》这一刊物。^[20]就在这一空当，“百分之八十”的现代派诗人群投效“创世纪”^[21],“创世纪”成为硕果仅存的唯一大诗社，这就形成前节所说的，现代诗坛“一人”对“一社”的局面。

“创世纪”所以能吸纳众多现代派诗人，其实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原因。首先，正如一般都知道的，“创世纪”“同仁中绝大多数都是年轻的现役军人”^[22]，他们凝聚力极强，而且又有一个任劳任怨的张默一手承担许多社务工作，并为现代诗人群提供一个当时可谓最大的作品发表空间。其次，他们找到了一面最“新”、最“现代化”的旗帜，即超现实主义。他们遵循纪弦的逻辑，认为前此的一切“主义”都过时了，只有“超现实”才是最先进、最现代的。洛夫就是以这样的标准来批评余光中的《天狼星》：

有人认为《天狼星》某些部分颇有超现实主义的趋势，这种骤变似乎不大可能，也许其中间或有些诗句较为抽象，意象与意象之间的联想系统偶然脱链，但这是技巧的变化，而不是作者基本精神的倾向。从作者任何一个作品中，我们都可发现作者所表现的是一个“意识心理世界”（the world of consocious mind），与超现实主义的“无意识心理世界”（the world of unconscious mind）相较，不仅过去与后者毫无关联，今后也不可能成为它的后嗣。显然，作者似乎也达达不起来。^[23](www.chuimin.cn)

洛夫因此认为，“作者未完全脱出古典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的范畴，现代化之尝试也只是止于象征主义。”^[24]显然，按照以前的纪弦，以及现在的洛夫的看法，余光中不够“新”、不够“现代化”。

余光中的回应也是很有意思的，他把不敢针对洛夫而发的批评，施之于张默身上，他说：

张默先生不懂任何西洋文字，尤其欠缺直接的原文认识，仅凭东抄西袭的翻译，胡凑成文，结果其“理论”前后矛盾，文字亦似通不通。在《现代诗的语言》中，他先则认为现代诗人的世界“不是精微的，而是混乱的”，继则大谈什么“必须有一条贯穿的线索”，什么“最精练的语言”等等，我不知道他心里究竟想些什么，也不知道他（至少在同一篇文字之中）有没有任何理论系统。^[25]

其实，这些话多少也可以应用到洛夫身上（洛夫可以阅读英文，但读他的诗论令人怀疑，他是否完全了解超现实主义的理论）。不过，余光中这种相当恶毒的回击显示了：余光中表明他外文好，更懂现代诗是什么，而“创世纪”的诗人不过是瞎子摸象。这即是说，“创世纪”比的是“谁比较新”，余光中比的是，“谁的外文能力好、谁的外国文学知识多”。这样，就充分表现出台湾现代诗人“求新”的本质——这种“新”、这种“现代化”，全都是以“向外（西方）看”来比谁高谁低的。

四、评价与结论

五十年代现代诗运动的贡献，大概很少人可以讲得比向明更中肯了，现将其要点摘述于下：

五十年代无疑是中国新诗从沉寂转向兴起的时代，从保守迈向开放的时代。这种全面性的诗的复苏，虽然必定迟早会随着新潮流的涌入而来到，但无疑是纪弦所发起的新诗现代化运动而加速提前降临。由于他所领导的现代派刺激，连带使得整个诗坛也汲汲于自身的改革与反省。

五十年代让诗的现代化运动为台湾整个的文化艺术产生全面现代化的影响。由于现代化诗的出现，才有现代文学的受人注意，才有现代绘画、现代音乐的提倡。

五十年代新诗接受了外来的新的表现技巧，以及新的思潮，诗的最大倾向是不再是作齐一的发声，而向个人极端的内在生命作探求，甚至是非逻辑性的、意识流的表达。这种表现成了逃避五十年代巨大苦闷最适切的文学形式。^[26]

不过，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五十年代以后，台湾一切现代文学、现代艺术甚至学术的发展所呈现出来的重大弊病，不是可以追源到现代诗运动，就是可以从现代诗运动身上看到其病征。本节主要是就这方面加以论述。

从上文的引述中可以看到，不论是纪弦，还是洛夫、向明（相信还有不少现代诗人），都一再地把现代诗运动称之为新诗的“现代化”（向明还提到文化艺术的“全面现代化”）。很明显，这一种“现代化”，在他们的意识中，是作为台湾社会的整体“现代化”的一部分来思考的。经济要现代化，社会生活要现代化，当然，文学（以及诗）也要“现代化”。

这样的思考模式，使得台湾的现代诗运动在产生背景上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现代主义。当覃子豪抨击说，纪弦的现代派学习的是西方世纪末的病态时，纪弦回答说：

我们的现代主义是革命而不是因袭了的并尤其不是所谓世纪末的，去其病而发展其健康的，扬弃其消极而取其积极的……我们所正在实验的，乃是现代主义的表现方法。^[27]

虽然纪弦对象征主义以下的西方现代主义的时代因素不是一无所知，但他的“现代主义”，他的新诗的“现代化”，却置此而不顾，而只取其“实验”与表现方法。事实上，是不可能有抽去其“思想面”、“心态面”而只取其技巧的现代主义诗歌的，这根本做不到。实际上在所有的台湾现代诗人中，纪弦在“意识形态”层面可以说是最不具“现代主义”倾向的，这只要读过他的诗的人都能明白。他的诗基本上是明朗的、嘲讽的，但绝不是西方那种“现代主义”诗。

在来台湾之前，纪弦已经写了二十年的新诗，他的“理论”实际上并没有怎么改变他的诗风。更年轻的诗人就不这样了，他们是按他们所理解的西方现代诗的理论和方法来写诗，而他们的生活的实际感受和这些理论和方法恐怕不是很容易合拍的。可是，他们迫切希望“现代化”，希望跟上西方，他们必须如此写。余光中对此加以嘲讽道：

这种幼稚的“现代病”还有一个并发症。那便是反映在生活上的虚无态度，复自虚无的生活状态产生虚无的诗，如是恶性循环不已。没有读过汉明威的原文，他们学会了“迷途的一代”（lost generation）那种否定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否定道德与社会的姿态；流动酒会，集体调情，自我放逐，作咖啡馆的游牧民族，文化界的生番，生活的逃兵，而自命为现代，自命为反传统。柳永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和这种样子的生活，究竟有什么不同？这种“观念中毒”（见“蓝星诗页”张健先生的论文） 已经到了荒谬的程度。^[28]

说得坦白一点，这是以赶时髦的方式按照西方的现代文学的思考模式来写诗，而完全不顾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思”、“如何感”的。这种写作与思考模式很容易脱离现实，很难避免空洞、无根之病。但是，这一倾向后来却一直持续下去，成为台湾文学发展的主要弊病。譬如，八十年代当罗青要提倡“后现代”时，他是这样说的：

老实说，“后现代主义”也不过是一种配合时代发展的诠释方法与态度而已。正如同工业社会发展了现代主义的看法，后工业社会，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地发展出属于自己时代的诠释观点。因为旧有的那一套实在无法应付各种层出不穷的新情况了。

而对于别人的反“后现代”，他则又说：

目前反对后现代主义的看法……有些还停留在“农业社会”的观点上……坚持以农业经验为判断原则的人，对工业或后工业的发展，总是抱着怀疑观望的态度。^[29]

这种逻辑和三十年前纪弦提倡新诗的“现代化”时的推理完全一样，只不过显得更为滑稽可笑而已。实际上，现在学术界流行使用“后现代”、“后殖民”，究其实也不过如此而已，因为绝大多数根本还搞不清“后现代”和“后殖民”到底是在讲什么。

从“后殖民”的观点来看，这是西方社会的文化在主导落后地区的人如何思考与写作，并使落后地区的知识分子忘了他的思考与他所处的社会的真实关系。坦白地说，台湾就这样一直在文化上处于“被殖民”的位置，到现在都还没有摆脱，何来“后殖民”之有？反过来讲，台湾知识分子到现在也还没有为自己取得思考的“自主性”。从回顾的眼光来看，台湾知识界这一切的病根，全部可以在现代诗运动中看得清清楚楚。

其实，在台湾的现代诗人群中，纪弦和余光中还算是比较清醒的。在现代诗的种种弊病逐渐暴露后，纪弦曾几次谈到现代诗人的“新形式主义”和“伪现代诗”，后来甚至常常声称，他要“取消现代派”。^[30]问题是，台湾现代诗坛浮夸的求新风气却是他带动起来的，他不能因此辞其咎。纪弦还谈过以前大陆的“现代派”，他说：

须知从前大陆上的“现代派”和我们不同，未可断章取义，相提并论：他们在技巧上较为幼稚，同时在认识上也不够深刻，而尤其可遗憾的是在抗战期间，他们多半左倾起来……但在新诗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自有他们的功绩，不能昧着良心予以一笔抹杀；而我们则有我们的抱负：我们以新诗的再革命为己任，此与作为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之主潮的整个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相呼应，相一致，并且是它的一环。^[31]

纪弦在这里所说的，应该是指他曾经参与过的，三十年代以《现代》杂志为核心的“现代派”，而不是四十年代更年轻的、以“九叶诗人”为代表的“现代派”。但不论如何，纪弦对后者应该也有所了解。不论是哪一群“现代派”，他们都先后在个人主义的“现代诗”与中国苦难深重的现实之间徘徊、迟疑，他们的某些“现代诗”就表达了这种痛苦。就我个人的看法而言，比三十年代的“现代派”技巧更为纯熟的“九叶诗人”，他们的成就明显比五十年代台湾许多“无的放矢”的现代诗要好得多。^[32]当然，纪弦不可能有这种认识，虽然他比较清醒，终究无法克服台湾现代诗与现实严重脱节的困境。

余光中的气质也如纪弦一般，是无法写作那种西方式的“现代主义诗”的，因此，他终始对“创世纪”的超现实主义保持批判的态度，这倒不能说纯只是为了争文坛霸主。但余光中也正如“创世纪”的诗人所说的，“有霸气”，确实想当盟主，想当他念兹在兹的“大诗人”（Major Poet）^[33]，因此他想写“大题材”。由于到美国时他经历的思乡和寂寞之苦，他开始写“中国情怀”的作品，其中也有一些如《我之固体化》被颜元叔称之为令他感动的诗。^[34]但其后，他一再重复这类主题，让人感到单调、重复。现在看起来，余光中想用“中国情怀”来替代《创世纪》的“虚无感”并非毫无道理。但在五六十年代那种环境，他这些作品之流于抽象而空洞，也是势所必然。之后，到了七十年代乡土文学兴起以后，当别人更有现实感，更愿意面对“中国”问题时，他反而发表《狼来了》一文，扣人政治帽子，想借“外力”来铲除异己，这就让他的文学生涯蒙上了重大的阴影。

纪弦和余光中的例子，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五十年代台湾政治格局和社会现实，让作家很难在“反共”、“经济现代化”、“文化保守化”的大形势中找到什么更好的出路。也许，现代诗运动所体现的精神上的狂飙式的“现代化”只能是当时台湾大多数知识分子唯一的宿命。^[35]

二○○四年十一月

【注释】

[1]杨牧：《关于纪弦的现代诗社与现代派》，《现代文学》四十六期，86页，一九七二年三月。

[2]同上。

[3]余光中：《第十七个诞辰》，《现代文学》四十六期，12页，一九七二年三月。

[4]纪弦：《纪弦论现代诗》，68页，蓝灯出版社，一九七○年。

[5]《现代诗》二十一期的出版日期为一九五八年三月，其实际出版日期应晚得多，因覃子豪的文章是在四月刊出（当然《笔汇》二十一期的出刊时间也可能不精确）。

[6]同注，87页。

[7]同注，15—16页。

[8]参见注余光中文，16—17页，19—20页。

[9]向明：《五十年代现代诗的回顾与省思》，《蓝星》十五期，96页，一九八八年四月。

[10]纪弦：《新现代主义之全貌》，《纪弦论现代诗》，38页，蓝灯出版社，一九七○年。

[11]纪弦：《论移植之花》，《纪弦论现代诗》，164—165页。

[12]纪弦：《现代诗之精神》，同上书，128页。

[13]同上书，130页。

[14]纪弦：《现代诗之精神》，《纪弦论现代诗》，132页。

[15]余光中：《第十七个诞辰》，《现代文学》四十六期，13页。

[16]纪弦曾得意扬扬地说：“五年来，我们展开了‘自由诗运动’，一脚踏熄了‘新月派’复燃之死灰，事实证明了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格律至上主义是我们打倒的，自由诗的大路是我们开拓的。请看今日之诗坛，还有谁再去写那种不长进的‘豆腐干子体’，那种用于副刊补白的‘方块诗’？而这就是我们现代派所献身的新诗的再革命之第一个阶段的铁一般的胜利，而且是全面的胜利！”《纪弦论现代诗》，82页。

[17]关于这两次论战的过程与主要论点，向明有简要的叙述与分析，见《五十年代现代诗的回顾与省思》，《蓝星》十五期，91—95页，一九八八年四月。

[18]不过，后来国民党终于了解到文学、艺术的现代主义化运动并无害于其政权，就反过来加以收编。后来，当乡土文学兴起时，整个现代主义阵营基本上是站在国民党这一边的，就是最好的证明。

[19]《掌上雨》，115—116页，文星书店，一九六四年。

[20]黄荷生主编：《现代诗》二十二、二十三期以后，纪弦又重新回来主编《现代诗》（一九六○年六月），一直出到总号四十五期。但这一阶段的《现代诗》已经很少人注意了。

[21]向明：《五十年代现代诗的回顾与省思》，《蓝星》十五期，96页。

[22]同上。

[23]《论余光中的〈天狼星〉》，《诗的探险》，197—198页，黎明文化公司，一九七九年。

[24]同上书，196页。

[25]《掌上雨》，186页。

[26]《五十年代现代诗的回顾与省思》，《蓝星》15期，99—100页，一九八八年四月。

[27]《从现代主义到新现代主义》，《纪弦论现代诗》，59页，蓝灯出版社，一九七○年。

[28]《幼稚的“现代病”》，《掌上雨》，149页。

[29]以上二则引文见罗青《什么是后现代主义》，14页、12—13页，五四书店，一九八九年。

[30]《纪弦论现代诗》书中《刀目与真珠不是没有区别的》、《新形式主义之放逐》、《袖珍诗论拾题》诸文均谈到“新形式主义”问题。又，纪弦在六十年代初期常在谈话或演讲场合说到“要取消现代派”（我个人在大学时代即曾听过一次），但目前在他的诗论文章中尚未找到公开的表达。

[31]《诗情与诗想》，《纪弦论现代诗》，24页。

[32]请参看本人所撰《四十年代的现代诗人穆旦》一文，见《文学经典与文化认同》，九歌出版社。

[33]关于余光中的“霸气”，创世纪诗社所主编的《六十年代诗选》（大业书店，一九六一年）书中的余光中小传，以及洛夫《论余光中的〈天狼星〉》一文均曾提起。又，余光中常在他的散文中提及“大诗人”与“次要诗人”（Minor Poet）。

[34]颜元叔：《余光中的现代中国意识》，《纯文学》四十一期，一九七○年五月。

[35]七十年代初海外的保钓运动可以说是对这一困境的大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