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在台湾的文艺社会学考察

现代主义在台湾——从文艺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

一、本文的出发点

一九五三年，纪弦创办《现代诗》双月刊，三年以后（一九五六年），纪弦宣告成立“现代派”，这两个日期可以视为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时期的起点。一九七二年，关杰明发表《中国现代诗人的困境》，第二年，唐文标跟进，发表了《僵毙的现代诗》，因而引发一场“现代诗论战”。四年以后（一九七七年），由于彭歌在《联合报》副刊连续攻击日渐抬头的乡土文学，一场牵涉更广的“乡土文学论战”终于爆发。现代诗和乡土文学这两次论战可以当作台湾现代主义文学霸权期的结束。所以总结地说，以现代主义为主导的台湾文学时期，大约是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差不多有二十年的时间。

对于这一持续二十年的文学现象，我们可以完全从文学的角度去加以考察。譬如，我们可以研究台湾的现代派文艺和西洋现代主义的关系；我们可以问：卡夫卡如何影响台湾现代小说、艾略特如何影响台湾的现代诗；我们可以探究，白先勇的《台北人》或王文兴的《家变》，如何从乔伊斯的作品得到启示，又如何加以变形等等。

我们不能否认这些细致的“比较文学”研究的价值，只有这个工作做得全面而深入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地看到，西方现代主义如何具体地影响了台湾五十、六十年代的文学。但是，如果只从这个角度去考察台湾的现代文学，却也未必能掌握这一文学现象的某些整体精神。举个例子来说，一般评论者都承认，西方现代主义是伴随着西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而产生的^[1]；或者，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期的产物。^[2]但是，台湾的现代主义呢？当纪弦在一九五六年宣告成立“现代派”时，台湾的农村经济刚要从太平洋战争的破坏中复苏，台湾的“经济起飞”根本就还没有开始呢！那么，“先进”社会的文学如何移植到经济“落后”的地区呢？

我们当然不一定要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不一定要相信：“先进”社会的文学跟“落后”地区的文学一定会受制于各自的经济条件，而发展出不同的道路。^[3]但是，我们一定会感觉到，把“先进”社会极为独特的文学现象，移植到基本上还是农业经济的台湾，这中间不可能不存在着一些引人思索的问题。譬如六十年代台湾正流行存在主义时，就有人问：在西方的社会状况下，西方人产生了“人的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现代的台湾难道也存在吗？这样的问法也许可以正面的加以回答，但你绝对不能说，这是一个“假问题”，问得没有意义。

因此，对于五十一六十年代流行于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如果只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去探讨它跟西方现代派文艺的关系，并不一定可以了解这一文学现象的全部真相。我们还必须从宏观的、历史的、社会的观点去看待这一问题，才能掌握到其中的一些症结，才能看到这一文学现象较受人忽视的一些面相。

二、台湾现代文学与五四传统

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第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跟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割离。从表面上看，台湾现代文学跟五四传统好像有若干相连的地方，譬如对待中国古典文化与古典文学的态度。台湾“现代派”的发起人纪弦在有名的《现代派信条释义》里说：

我们是有扬弃并发扬光大地包容了自波特莱尔以降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与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我们认为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4]

在台湾现代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关键地位的《现代文学》杂志，也在《发刊词》里说：

我们有感于旧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不足以表现我们作为现代人的艺术情感。所以，我们决定试验，摸索和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5]

这里面的语气有强有弱，但摒弃中国古典传统的倾向却是一致的。就这一点而言，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好像是五四“打倒孔家店”精神的继承与最极端的发展（以纪弦“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一语为最佳代表）。

但是，这一点表面的类似，却不能够让我们断言，台湾现代主义和五四运动在精神上是一脉相通的。除了西化和反传统之外，五四精神还具体地表现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表现为平民主义、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民族与爱国这一点当然不用多说，至于其他方面，我们可以引述几个主要理论家的言论来作为证据。

在这方面，态度最为激进的是陈独秀。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一文里，以鲜明的旗帜标举“文学革命军”的三大主义^[6]：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除了陈独秀之外，周作人也曾在《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二文里，说明他对新文学的期待。^[7]从题目本身，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他的主张的精神之所在。即使是较“保守”的自由主义一派的代表人物胡适，也具有这种浓厚的平民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色彩。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比较李白、杜甫两人之优劣时，说：

（李白）这种态度与人间生活相距太远了，……我们凡夫俗子终不免自惭形秽，终觉得他歌唱的不是我们的歌唱。他在云雾里嘲笑那瘦诗人杜甫，然而我们终觉得杜甫能了解我们，我们也能了解杜甫。杜甫是我们的诗人，而李白则终于是“天上谪仙人”而已。^[8]

我所以不惜篇幅把这些“常识性”的东西再引述一遍，是因为台湾长期以来扭曲了五四运动的真相。在国民党数十年的教育下，五四新文学运动变成只是以“白话”代替“文言”的白话文学运动，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涵也降低为“西化”与“反传统”，至于五四知识分子基于救亡图存所发展出来的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则完全被淡化了，甚至掩饰了。^[9]

国民党的教育所以这么“处理”五四的原因，并不难理解，因为三十年代以后，作为五四精神之代表的新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左倾了。在最开始的时候，有一批五四的知识分子以陈独秀为首，由于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逐渐转向社会主义，并进而成立中国共产党。不久，国民党的领导人孙中山先生认识到这些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及时代意义，采取了“容共”政策，来吸纳这些知识分子，来壮大国民党。国民党就是在这些新知识分子的合作之下，如火如荼地展开青运、工运与农运，并以此为基础来北伐。但北伐将近成功的时候，国民党的右派却因无法“忍受”青运、工运、农运的“过度”发展，而“不得不”开始清党。从此以后，国、共分途，而作为共产党之核心的五四新知识分子当然继续跟着共产党走，而与“反动”的国民党分道扬镳。^[10]

在这整个过程中，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的那一系知识分子，基本上并没有投入。当左倾的一系开始从北方投奔南方的“革命基地”时，他们大都待在北方不动。当北洋军阀完全崩溃，国民党北伐胜利在望并开始清党的时候，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跟国民党逐渐有了接触。起先，两者之间还有过小小的摩擦，但“误会”终究还是消除了。“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党为了表示共赴国难，引拔了一批有意从政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王世杰、翁文灏、蒋廷黻等，因而使两者之间的关系强化了。我们可以说，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始终没有跟国民党融洽无间，但却可以称得上是某种程度的“合作”。

总而言之，我所要说的是，以历史发展而言，五四运动的主流是创立共产党的那一系知识分子；他们始终跟着共产党走，并且势力越来越大；而自由主义的那一系，最后终于跟国民党“合作”，但影响力却越来越小。这样的“历史”虽然不合台湾所写的现代史，但却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了解台湾现代主义发展的基本背景。

也就是说，从文化背景来看，跟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来的知识分子，只是逐渐式微的自由主义那一系，至于作为二三十年代文化主流的左派的知识分子，则完全留在大陆。这就“先天”地决定了未来台湾文化及文学发展的体质，就是这样的体质导致了台湾所特有的现代主义风貌。

我们当然了解，平民主义、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不能再讲了，因为那已是左派文学的“专利”，在当时的情况下早已成为国民党“肃清”的对象。其实，这种文学的真正代表人物也都不在台湾，因此也没有人会认真地去讲、去提倡。再退一步说，即使你真想要讲、要提倡，如何去做呢？土地在那边、人民在那边，你的现实主义的基础在哪里？除非你“相信”大陆的“沦陷”是中国历史的大劫难，是中国人民的大灾难。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唯一具有“现实”意义的文艺是“真正”的反共文艺。然而，在国民党的大力提倡之下，反共文艺终究不免流于公式与八股，这就证明，唯一可能的“现实主义”文学终于也是“非现实”的。^[1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了解，台湾现代主义的西化与反传统是没有“根”的，是不可能以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作基础的。这跟植根于民族、人民和土地的五四运动的西化与反传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不能以某些表面的类似来断言台湾现代主义与五四的关系，我们反而要以这些表面的类似作对照，去突出它们之间的差异，从而断言，台湾现代主义是对五四精神的背离。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台湾的现代主义作家极少谈到五四。即使谈到，也都颇有微辞，不是要降五四的“半旗”，就是要剪掉五四的“辫子”。^[12]因为它们根本不是五四的“儿子”，连“遗腹子”都算不上。

根据以上的话我们可以说，如果民族主义与反帝国主义、平民主义与平民式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现代史的主要课题，如果反映这一历史课题的五四文化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轴，那么我们不得不下结论：当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当极少数的“忠”于国民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跟着国民党流离转进到台湾时，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五四文化之所凭借的土地与人民，因此也正式宣布他们跟五四文化完全斩断了有形的连结。

这种“宣布”是由国民党以政治方式赤裸裸地加以完成的。在撤退到台湾不久，国民党正式下令，凡“附匪”以及留在“沦陷区”的学者、文人的著作一概禁绝。这等于宣告，中国现代史上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有价值的文学与学术作品一概免读。^[13]这种空前绝后的“否决”历史与文化的举动，以最实际、最有力的方式宣告了五四文化在台湾的死亡。^[14]在这种文化真空之下发展出来的现代主义，我们怎能期待它在“横的移植”之外有任何民族的、现实的、本土的内涵呢？

事实上，国民党的作为还不仅如此而已。在五十年代初期，国民党还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整肃活动，彻底地肃清台湾的“左派分子”。经过这一次肃清之后，在光复初期即已到达台湾的“潜在的左翼知识分子”，以及台湾本土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人，基本上不是完全从世界上消失，就是被移置到一个小岛上，而完全与世隔绝。这种彻底断根的做法，除了更进一步地扫除一切五四正统的残余之外，还收到十足的吓阻的功效，使得台湾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从此不敢过问政治，而躲到纯粹的知识与艺术的天地之中。知识分子这种“苟全性命”的生活方式，因此也就成为台湾现代主义所表现的孤绝生命的现实基础。

三、台湾现代文学与本土传统

在上一节的讨论里，我们完全从中国本部现代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来考察台湾现代主义的独特性。我们把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以及随着国民党迁移到台湾的大陆知识分子视为中国本土历史的某种发展；从这个观点来说明，由此而产生的文学现象和大陆的中国本部有着多么大的不同。但是，台湾的现代文学还不能只从这个角度去考察。毕竟，国民党在从中国本部撤退之后所统治的台湾，在现代历史的道路上，并不是和大陆同步调发展的。我们必须进一步了解台湾现代历史的独特性，以及这种独特性在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下所发生的变形发展，才能看清台湾现代主义的其他特质，也因此才能掌握台湾现代主义的全貌。

再远的历史姑且不说，至少在甲午战败满清割台之后，台湾的历史就开始和中国本部逐渐脱节。台湾的新的统治者日本，实际上是当时世界上除欧、美几个工业国之外，最进步、最现代化的国家。我们不能否认，日本对于台湾的统治，明显的具有浓厚的帝国主义的本质，它基本上是以日本本土的立场来剥削台湾的经济。但是，在这整个统治过程中，无可讳言的，日本也在台湾进行了某些基本建设，甚至还进行了某些政治、社会改革。累积了五十年之后，我们几乎不得不说，台湾基本上已比中国本部大部分地区要来得“进步”与“现代化”。

这样的“历史真相”是我们事过境迁才看得出来的，当时身在历史中的人就不这样子想。日据时代的台湾人，不论是上层的士绅地主阶级，还是下层的农民阶级，都深切地感受到日本对于台湾经济的掠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爆发了台湾人民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一运动是以反对日帝，回归祖国作为诉求目标的。当时的台湾人民想得比较天真，他们认为，回归祖国就是自己当家作主，可以不再被人剥削。必须经过“二二八”事件的惨痛教训，他们才深切体会到，“回归祖国”和“当家作主”这两者却因“历史的恶意发展”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的矛盾。

以当时的情况来讲，由于日本的政治力量根本无法打破，台湾的民族运动基本上只能表现为文化运动的形态，这就和中国本土的五四运动非常类似了——五四运动也是在军阀的统治下想以文化运动来突破政治革命的僵局。由于这种类似性，也由于台湾人民对祖国的向往，五四运动也就成为台湾文化运动的楷模。至少，从表面来看，两种文化运动是具有极大相似性的。

两种文化运动都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色彩。这是不用说明的，因为这根本就是这两个文化运动的动因。除此之外，我们在上一节所提到的平民主义、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也都可以在台湾的文化运动中找得到。我们几乎可以说，台湾的文化运动就是台湾的五四运动；不同的是：中国本土的文化运动反对的是帝国主义的买办，而台湾的文化运动则反对帝国主义本身。不论是中国本土，还是台湾，同一血统的人民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痛苦地生活着，就是这种共同的苦难联系着被分隔在海峡两岸的同一民族的人民。这种联系感是台湾文化运动和中国本土的五四运动的真正的关联点，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15]

台湾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有一类似之处，那就是：两条路线的发展。在五四运动方面，是社会主义的陈独秀和自由主义的胡适两者之间的对立。在台湾文化运动方面，比较偏向社会主义的是蒋渭水的台湾民众党，以及农民组合运动，而林献堂所奔走的议会设置运动无疑走的是温和路线。就后来的发展而言，两者的命运当然有所不同。在中国本土，社会主义派终于得胜；在台湾，由于日本的强势政治力量，民众党终于被解散，而农民组合运动也归于解体。^[16]

总结来讲，我要说的是，面对着台湾独特的历史发展，台湾也有过辉煌的本土的文化运动。这一文化运动，既是从台湾人民特殊的历史命运中发展出来，但也跟中国本土的命运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但是，等到国民党来统治台湾后，这样一个历史传统却几乎被连根拔除了，其彻底的程度，比起国民党之斩断大陆的五四传统，实在是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光复以后，台湾人民终于回到梦寐已久的祖国的怀抱中，然而他们也终于认识到祖国最落后的一面。由于这种历史的巨大“误会”，终于演变成“二二八”的惨剧。就文化方面来讲，“二二八”最惨重的代价是，当年许多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失踪了”，许多其他的领导者流亡到国外（如林献堂）。紧跟着“二二八”而来的，是五十年代的整肃。这一次大整肃，几乎把台湾文化界中的左翼精英清洗得干干净净。在这两次事件后，台湾的文化界人士或者被残杀、被监禁，或者逃到其他地区（包括大陆），或者沉默而痛苦地在偏僻角落度过后半生。年轻一代的台湾人，除非有特殊的“家学渊源”，几乎都不再知道这一段历史。于是，就在国民党的教育下，重新“认识”了中国的过去，也重新“认识”了台湾的过去。^[17]

所以，在五十年代初期，当《中美共同防御协定》签订，国民党的统治基础稳固之后，国民党所统治的这一块土地已没有任何历史和传统可言。中国本土的文化，已被国民党的一纸命令禁绝掉了，台湾区域内一切可能潜在的反对者（包括最轻微的意识形态的反对者），已被国民党用政治力量清除掉了。就在这一片历史的空白中，国民党的教育家重新出发，勤勤恳恳地对台湾众多的莘莘学子切之磋之，琢之磨之。就是在这样的温床上，孕育了台湾的无根的、毫无本土与现实色彩的现代主义文学。

四、现代主义与政治冷感

综合前面两节，我们可以说，五十年代初期当国民党已经完全在台湾立定脚跟的时候，台湾文化界所呈现的最大的特色是，传统的断绝：中国本部五四传统的断绝，以及台湾本土传统的断绝。

国民党所以把这两大传统从根切断，原因不难了解，因为这威胁到它的生存。五四传统的发展使得国民党不能继续在大陆立足，而不得不撤退到台湾来，它当然不允许这一传统在台湾存留下去。至于台湾的本土传统，原来就跟五四传统有密切关系，光凭这一点，已经有足够的理由加以禁止，何况这一传统还是台湾本土政治力量的文化表征。自从“二二八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已经深切了解到，台湾本土的势力跟自己的利益是相冲突的。凭借着它的绝对的军事控制，它既已尽其可能地打击台湾的本土力量，它当然也不会让这一政治势力的文化表征继续生存下去。

所以，整个地说起来，国民党既已被大陆本土的中国人民所背离，又凭它残余的军事力量（以及美国的援助）而在台湾遂行不合台湾民意的统治，它整个统治的合法性根本就成了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它当然不得不强硬地切断跟两块土地（大陆与台湾）有密切关联的文化传统，而代之以自己那一套三民主义外加中国文化的意识形态。这也就是说，在它的统治下，它完全否定了讨论政治的可能性——只要跟这两块土地有真正关联的问题，一定会触犯到它的忌讳。

这样的统治形态，当然只有造成台湾知识分子的政治冷感。既然不切合实际的政治口号不想跟着喊，真正切合实际的政治问题又不能谈，唯一可能具有的还算真诚的表现就是不谈政治。这种发展到极为彻底的政治冷感症就成为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最鲜明的标志，在这里面完全找不到一丝一毫的现实的影子。^[18]

这也就是说，五十年代初期，在国民党独特的统治方式之下，台湾知识分子被迫陷入一种极为特殊的困境之中。由于他们不能关怀当前的政治、社会问题（或者只能以国民党所允许的虚假方式来关怀），他们虽然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但并不真正属于这个社会。因此，必然的，他们不能作为某一具体社会的一分子而存在，而是作为普遍人类的一分子而存在。他们的思想与创作不是从“社会环境”的立场去发展，而是从“人间境况”的立场去发展。从批判的角度来看，他们因为被迫从社会中疏离（或“异化”）出来，他们只有面对自己赤裸裸的存在，而不得不考虑到自己的“存在问题”。

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与心理背景之下，他们很自然地就接受了西方的现代主义，尤其是战后特别吸引西方知识界的存在主义。因为，从社会背景来看，西方现代主义也正是知识分子社会疏离的产物。西方和台湾的知识分子从社会疏离出来的原因及其具体行为虽然有所不同，他们对疏离现象的探讨在深度上虽然有极大的差异，但疏离的“经验”却有某些类似的地方。正是这种相似性吸引了台湾的知识分子，导致了西方现代主义在台湾的流行。

从具体的历史来看，西方知识分子的疏离是这样形成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特别是在十八世纪，知识分子是“投入”在社会之中的，是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而存在；表现在文学上的，就是现实主义，特别是现实主义的小说。但是，等到资产阶级革命成功，资产阶级社会完全稳定，甚至发展到高峰的时候，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就陷入了这样的困境：他反对现在已经变得大众化、庸俗化、金钱化的资产阶级社会。他要么就继续以革命者的姿态来面对这个社会，要么就以“隐遁者”的姿态来避开这个社会。这第二种态度就是疏离，是西方现代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文学所以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19]

五十年代初期的台湾知识分子，当然不能了解西方现代文学所表达的这种强烈的疏离感的社会原因。但是，他们却能够“感受”到这种疏离感，因为在台湾社会中，他们也是从社会里疏离出来的人。在《现代文学》的创刊号（一九六○年出版）里，刊载了一篇丛苏的小说《盲猎》。在小说的末尾，丛苏写了下面一段后记：

读完Kafka的一些故事后，我很感到一阵子不平静，一种我不知道是什么的焦急和困惑，于是在夜晚，Kafka常走进我的梦里，伴着我的焦急和困惑。于是，在今天晚上，以一个坐姿的时间，我匆匆地写完了这个故事。^[20]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丛苏对卡夫卡故事的感受是强烈而真诚的。那么，由于这种强烈感受的驱使，她所要写的又是一篇怎样的故事呢？

在这故事里，一群年轻人到一座黑森林里去寻找一只全身黑得锃亮的鸟儿。从古老的日子里就流传着有这么一只鸟儿，而他们则是从老祖父那里听到这一个传说。可是，他们在这座森林里走了很久，找了很久，始终找不到这只黑鸟。于是，他们之中有的人开始胡乱开枪，有的人跌倒了，有的人受伤了。突然，叙述者感觉到有物体自他肩头滑过，他听到一阵剧烈的拍翅子的声音。那呱呱的笑声响亮而震人，充满了嘲讽意味，叙述者若有所悟，他说：

但是在它的笑声里我听到了一些东西，一些我以前从未听到过的东西……是的，我知道我要回去，回去问我的祖父……我要轻轻地摇动着他的胳臂问：为什么你从未曾告诉过我你也曾走失在那座黑森林里，在古老的日子里？^[21]

这一篇故事的“寓意”并不难索解，它要么就是一篇有关人生意义的寓言，要么就是一篇政治寓言——对一直流传着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怀疑。不管怎么说，丛苏阅读卡夫卡以后最强烈的感受是：她从小所接受的某些“意义”原来是不存在的，是骗人的。我们当然不能确知，丛苏如何解释这种荒谬感的来源。但是，从回顾的眼光来看，我们不得不说：当知识分子被迫从自己的土地与人民、历史文化中割离开来时，他如何从本身的存在去找到意义呢？我想，我们至少可以说：五六十年代台湾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存在”的困惑，跟当时国民党的统治形态有部分关系。当国民党以强大的政治压力迫使知识分子脱离实际政治、社会时，当知识分子因此无法找到心力的寄托时，“存在”问题就出现了。当时的知识分子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一困境的存在，但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一困境确实是存在过的。

其实，身在其境的人也不是全然没有了解到这样的问题，当时极少数有政治自觉的知识分子对这样的处境是有强烈感受的。在现代主义的阵营里，对这一问题持续关心的是陈映真。陈映真的小说，不论多么的“淹溺”在现代主义的永恒和象征架构中，总是一贯地表现出知识分子被迫与现实割离之后的苍白的无力感。在他的小说中，现实的成分有强有弱、有显有隐；但是，我们感觉到知识分子“存在困境”的具体样貌：虽然我们不一定了解到知识分子为什么那么顾影自怜，但是，我们却能够感受到那种“空洞”的无力感。这一“空洞”的无力感，不管是多么的“空洞”而没有对象，但比起那些“人生没有意义”的更空泛的论调总是要“具体”得多。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陈映真当然不可能更具体地、更落实地描绘知识分子的无力感的社会根源。但，因为他把知识分子本身的无力感当作一个“基本事实”清楚明白地呈现出来，我们就不得不发觉到，这种无力感是一个“历史处境”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存在处境”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台湾的现代主义跟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的政治环境有某种关联性存在。陈映真在《一绿色之候鸟》里写道：

赵公突然沉默起来，他点起板烟，忽然用英文轻慢慢地诵起泰尼逊的句子：

“Sunset and evening star

And one clear call for me！”

……

“十几二十年来，我才真切知道这个call”，他继续说：“那硬是一种召唤哩！像在逐渐干涸的池塘里的鱼们，虽然还热烈地鼓着鳃，翕着口，却是一刻刻地靠近死灭和腐朽！”^[22]

这样一个赵公，“据他自己说，青年时代还是个热情家呢。他翻译过普希金、萧伯纳和高斯华绥的作品。”^[23]这一个赵公可以说是五四知识分子的某种“残遗”，而他的生命现在不过是搓搓牌，一本一本地读着单薄的武侠小说，“一刻刻地靠近死灭和腐朽”！在这样的描绘下，我们完全了解到，国民党弃绝历史与文化、土地与人民的政治形态和台湾知识分子不知如何自我定位的“存在困境”之间的密切关系。

五、现代主义与台湾的现代化

在前面三节里，我是从五六十年代国民党的统治形态来看台湾现代主义的社会根源。从这一个角度来观察，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三四十年代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中国现代文学（包括同时期的台湾文学）突然之间会让位给现代主义的文学。但是，如果只从这一方面着手，还不足以掌握台湾现代文学的全部真相。从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和具体内容来看，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五六十年代台湾社会发展的另一重大问题，那就是台湾的现代化。

在第三节里我们已经谈到，日据时代台湾社会的某些改变。我们说，日本人在台湾进行某些基本建设（如交通等），以及某些社会改革。也就是说，日据时代由于日本人的统治，台湾已经具备了某些从农业社会转移到现代社会的改变。这个改变过程，由于受到太平洋战争的影响，当然停滞下来。光复初期，因为派来接收的国民党军队所带来的中国本部的腐化与落伍，台湾原有的经济、社会秩序还遭受到某种程度的破坏。但是，在国民党的政权逐渐在台湾站稳脚步以后，台湾的经济终于在日本人所遗留下来的基础上往前发展，而台湾社会也逐渐走上现代化的路子。

我们当然可以讨论，在台湾的现代化过程之中，下列因素所造成的影响，如：附属于国民党的江浙财阀所带来的大量资金、国民党凭借军事武力胁迫台湾士绅所进行的土地改革，以及美国所提供的经济援助等等。但是，这些都属于社会、经济的范畴。在这里，我们所关心的是文化问题，特别是跟现代主义有关的文化问题。

在探讨台湾现代化所牵涉到的文化问题时，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的基本事实：作为现代中国文化主流的关怀民族与人民的五四传统已经在台湾完全断绝，作为国民党统治基础的意识形态，如反共抗俄、解救大陆同胞、实行三民主义、维护中国文化等等，事实上并不能真正地吸引人心。这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环境下，配合台湾社会的现代化，国民党本身不但没有提出一套足以解释这一切的思想系统，而且还把那一个可能平衡现代化发展的五四传统连根拔除，因而造成了思想上的“真空”。

在这种情形下，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包括台湾）的特殊处境，完全以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标准作尺度的现代化思想，必然配合着台湾的现代化过程，而成为台湾民众唯一信服，唯一可以接受的意识形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文星》杂志成为台湾的新知识分子（相对于五四传统的旧知识分子）的代言人，而李敖的“全盘西化论”也就成为台湾现代化运动的最有力的“宣言”。在这个时候，台湾的新知识分子对于国民党的攻击，主要在于国民党官僚的陈旧、落伍与不够现代化，而不是如旧五四知识分子之责备国民党卖国与背叛人民。

这种没有本土基础加以中和的现代化思想，同样的不会从历史的角度去考虑西方文化的问题，而只是把西方的现代文化加以绝对化，加以超时空化，并把它提升为判断其他文化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是以反映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病态作为主要目的的西方现代主义，在台湾现代化知识分子的眼中，反而会抹去了它的问题性，而只呈显出它的进步面，而成为现代社会的现代文学，以别于旧社会的旧文学。也就是说，现代化与现代主义变成是同样具有同一方向的进步意义的名词。

这种思考方式近年来在海峡两岸的某些现代派的评论家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大陆逐渐资本主义化的现在，大陆的一些现代派的拥护者，把现代化和现代主义等同起来，以和他们心中所反对的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加以对抗。^[24]同样的，台湾的拥护现代主义各流派的学者与作家，也把现代主义文学看作是“进步的”，并抨击乡土文学论战以后的现实主义文学竟然“落伍”到去走“过时”的老路。

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现代主义作家，并没有像当代海峡两岸的某些学者和作家一样，把现代主义和现代化明显地等同起来，但基本心态却是一致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根本不必为此担心；他们不必像当代的大陆学者那样，为了有别于官方的现实主义而不得不替自己辩护；也不必像台湾当代的某些学者和作家，为了对抗七十年代以后重新崛起的现实主义浪潮而不得不替自己找寻立场。五六十年代台湾的现代主义者理所当然的就把现代主义与现代化等同起来，因为谁都在心中如此的想，谁也没有去质疑过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接受现代主义就正如当时台湾的民众接受西方的现代化产品那么容易。经济要现代化，生活要现代化，文学也要现代化。所以你就要象征，要超现实，要自动写作，要意识流，如此等等。

在这种情形下，现代主义可以如现代化的电气产品一样，变成一种流行，一种时髦。西方人写死亡，我们也要写死亡；西方人写潜意识，我们也要写潜意识；西方人使用了这样那样的新技巧，我们也要亦步亦趋。一直到现在，当马奎斯获得诺贝尔奖时，我们的文学界也基于同样的心态，开始写作“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www.chuimin.cn)

当然，这只是就意识形态的层次上来讲。在实际创作上，台湾的优秀作家不至于笨到丧失自己直觉的现实敏感性，而完全沦为西方现代主义的模仿者。我们可以说，台湾现代主义作家的成败主要系于：他的直觉的敏感性是否超越过他对西方现代文学的题材与技巧的模仿性。如果前者的程度超过后者，那么，他可以获致某些成就；如果后者远超过前者，那么，我们可以断定，他的作品无甚足观。

一九七二年关杰明大力攻击台湾现代诗的理由是：这些作品一旦翻成英文，完全变成西方现代诗的拙劣的仿制品。这就证明，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一旦沦为西方现代文学的忠实的模仿者，其命运就如东方的女孩子不顾自己先天体形上的差异，盲目地照搬西方的流行服饰一样，其“结果”是非常惨不忍睹的。

我们可以说，整体地看起来，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现代文学，现代小说的成就明显要大过于现代诗。理由很简单：台湾的现代小说非常“不像”西方现代小说，但台湾的现代诗有相当的一部分却“好像”是西方现代诗的拙劣的翻译。就是因为这个“像”，证明台湾的许多现代诗人并没有在本身的国度里寻求真正的生活感受，而只是按照西方现代诗的方式去“感受生活”，因而得到文学上的“惨败”。

跟现代诗刚好相反的是现代主义小说家中最早成名的白先勇。一般都认为，白先勇是台湾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家，但仔细研究起来，白先勇其实是最不“现代主义”的。在他早期的小说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他对特殊性格人物的爱好，这当然是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但是，在他的成名作《台北人》里，除了偶然使用的颇为纯熟的意识流技巧外，我们能够再找到现代主义的痕迹吗？他的《台北人》的整体构想，虽然不可否认的来自于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但整体的精神与技巧都是相当传统的。这也就是说，就气质而言，白先勇实在更适合当个现实主义小说家。他之所以“不得不”成为台湾式的现代小说家，正证明了：现代主义已随着台湾的现代化而成为一种流行，白先勇也不能自外于这种潮流，但是，白先勇终究“很幸运”地没有丧失他现实主义的本质，因而在小说写作上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就。

王祯和也有类似的情形。王祯和所受到的现代主义的影响可能要比白先勇稍微多一些，但本质上，他是一个颇有自然主义倾向的现实主义者。他的作品最后所呈现出来的是，现代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奇异结合，但真正有价值的还是，他的自然主义感性所捕捉的东西。^[25]

有的人毫不考虑地就去赶流行，有的人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本性去赶流行，这就证明：五六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是配合着五六十年代的现代化，涌进台湾社会的西方事物，这是台湾现代主义无可否认的某种“社会基础”。

六、现代主义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

按照前一节所说，好像现代主义只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而流行起来的时髦，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学发展只有负面的影响。其实我并没有这样的意思。我只是想指出，现代主义在台湾的流行和台湾的现代化“有关系”，但是，我并没有说，现代主义的流行“只是”基于这一关系。我们在第二、三、四节已指出，现代主义颇能符合政治高压下的台湾知识分子的心境。在这一节里，我们还要进一步说明，现代主义虽然随着现代化过程而在发展中国家成为一种流行，但在某种程度上，现代主义文学也颇能符合发展中社会的知识分子的某种困境。发展中国家的现代主义文学的成败，主要系于：它们的作家能不能够把现代主义的某种特质，和发展中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困境结合起来，而发展成为一种适合于“此时此地”的特殊的现代主义文学。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是非常不平衡的，譬如说，现代化的生活产品总是比较容易为民众所接受，而真正的“民主”与“科学”等跟现代化有关的意识形态则不容易培养。从这个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困境就不难理解了。在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中（包括统治者和官僚阶层），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是最容易“现代化”的。受过比较完整的现代化教育的知识分子，一旦他们的现代理念远超过他们所生活在其中的落后社会时，他们就会过度责备自己的社会，而成为社会的特异分子。反过来说，由于他们生活在理念中而唾弃周遭的现实，他们自然也会被民众所疏离，而成为社会中的浮游群落。也就是说，他们是社会中最有疏离感的人。^[26]

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会合点：疏离感。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疏离感来自他们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唾弃，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的疏离感则来自他们对自己的社会的落后的厌恶。出发点虽然不同，但那种心理感觉却有类似的地方。就是这一类似的地方，使得西方现代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流行不只是一种“流行”，而且还有一些实质性的意义。

我们可以说，自发展中国家开始和西方工业国家接触以来，西化的知识分子这种无法和自己的社会和谐相处的困境即已存在。不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己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它们自己国内的知识分子左倾的力量非常强大。在这一大环境下，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基本上也以积极介入的方式企图改革自己的社会，甚或加入革命阵营。这种情况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是现实主义。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情势有了改变。这个时候，西方资本主义由于美国国势的空前发展而暂时稳定下来。美国势力范围的发展中国家，受到美国的强力支持和强力影响，开始大力扫荡国内的左翼知识分子。这个时候，介入政治既已不太可能（或完全不可能），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就表现为社会的疏离分子。也就在这个时候，现代主义取代了现实主义，成为发展中国家文学的主流。

不过，由于各地区的政治情势的不同，各个发展中国家在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上也会出现不小的差异。以拉丁美洲和台湾来比较，我们可以说，拉丁美洲抗议性的政治运动始终没有扫除干净，他们的知识分子虽然在政治活动上受到了限制，但他们的政治现实感并没有完全消失；而台湾的政治情势，就如我们在第二、三、四节所分析的，把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空间压缩到等于零，使得知识分子完全丧失了政治现实感。

这样的差异就影响了两个地区的现代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现代主义的风貌。在拉丁美洲，知识分子虽然不再能以现实主义的文学直接干预政治，但他们却把他们的政治现实感变形，以神话和幻想的方式寄托在超现实主义身上，因而形成了举世闻名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27]但在台湾，由于政治的高压使得知识分子不是不敢谈到现实，就是完全丧失了政治的现实感。于是，台湾的现代主义，在最坏的形式下，就成为苍白的、不知所云的、“超”现实的梦魇，如许多不入流的现代诗，在最好的形式下，就表现为无以名状的、对自己社会的强烈厌恶与疏离，如王文兴的《家变》。

我个人一直认为，王文兴的《家变》是台湾风貌的现代主义最极端的代表作。在《家变》的主角范晔身上，王文兴塑造了五六十年代台湾现代化的知识分子的最佳典型。当范晔对着常常到书房打扰他读书的母亲大吼道：

你们就不能给人一点不受干扰，可以做一会儿自己的事的起码人权吗？你们为什么要侵犯我，我侵犯过你们吗？^[28]

我们看到，心智上已完全现代化（西化）的范晔，和代表着传统社会的母亲之间无法逾越的距离。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范晔，由于对落后的传统社会的厌恶（以他父亲的种种行为为代表），而时时爆发出来的怒气。我们看到，一个现代化的知识分子，由于全盘接受了西方的现代理念，因而疏离了自己的社会，并时时流露出高高在上的、绝望的孤独感。^[29]

这种绝望的、暴怒的孤独性格，又由于范晔的完全缺乏政治意识而变得更为强烈。假如范晔型的知识分子具有某种程度的政治自觉，那么，他对自己社会的不满会转移到腐败的、封建的官僚体制上，会转移到这一官僚体制对现代化过程中苦难的人民的无动于衷、甚或欺压剥削上。假如有这一转移，他会找到他的“目标”，因而也就有了一个“对象”，他不会这么“非理性”地暴怒。然而，范晔正是国民党高压统治下的现代化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根本不知政治为何物，他根本不知道他的问题必须在政治层面寻求某种解决，他根本缺乏这种方向的“问题意识”；于是，他满怀的孤独、绝望与怒气无处发泄，就毫不保留地倾泄在他日常生活中最为接近的父母身上；并且，还根据他所接受的西方理念，把他跟父亲的冲突以“伊笛帕斯”情结来加以解释。

五六十年代台湾现代知识分子的疏离感是来自两方面的：一方面是高压的政治所造成的，一方面是过分“超前”的西方理念所造成的。在范晔身上，我们看到这两个因素综合起来，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力，并把范晔塑造成一个表面上非常“怪异”的人。然而，就在范晔的“怪异”行为下，我们看到现代主义潮流下的台湾知识分子可以“发展”到什么样的“可能”、什么样的“极端”。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王文兴的《家变》是台湾现代主义的典型作品，而范晔则是这一作品刻画的最为成功的典型人物。

七、现代主义与现代化过程中青年人的自我认同问题

在上一节里，我们讨论了发展中国家知识分子与社会之间的疏离问题；并以此作为出发点，来探讨这些知识分子与现代主义文学在心境上的“相互契合”之处。但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青年知识分子所碰到的问题远比上一节所讨论的复杂。在这一节里，我们要进一步地分析这些问题，并说明这些问题如何与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产生关联。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会因为他们的社会处境的不同，而在西化的程度上产生差异。譬如，城市中的知识分子由于得风气之先，在接受现代化的西式教育上总是要比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方便得多。这种情形，在台湾的特殊环境中又会因省籍因素的介入，而使得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大致说来，外省籍的青年大都在都市长大，并出身军公教家庭；而本省籍的青年，除了少数是出身于都市中的公务员或商人家庭外，大都在比较闭塞的乡镇农业社会中长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一般而言，外省青年现代化的程度大致要比本省青年深得多。

在这个地方，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的“政治性”，我只想根据青年知识分子的西化程度，把台湾的知识分子分成上、下两层。上层知识分子由于现代化程度较深，在社会上得到较高的认同；反过来讲，下层知识分子由于他的“落后”，往往不能跻身于较上流的都市社会，而辗转流落于都市边缘。

在文学的表现上，上、下层知识分子也是有所不同的。对于上层的知识分子来说，他的疏离感来自于对整个社会的厌恶。他不但厌恶台湾的乡镇，他也厌恶台湾的都市，他已作为台湾社会中的现代化贵族而高出一切了。但下层的知识分子就没有这么自信了；他是个“半吊子”的现代化青年，在他所出生的乡镇中，他显得“高”了一点；但在真正现代化的都市里，他又显得“低”了一点。这使得他无法高高在上地鄙视一切：对自己的乡镇，他可能由爱而生恨，恨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对他无法企及的都市，他一方面显得自卑，一方面也可能把自卑转为自大，反过来“厌弃”这个都市。

如果说，王文兴《家变》里的范晔是台湾现代化上层知识分子的典型；那么，纵贯于七等生小说中的“隐遁的小角色”就是下层知识分子的代表。这些小角色，虽然以许多不同的面貌出没于七等生的小说中，但其实却有一个相当一致的原型：他出身于贫穷的小镇家庭，因为家境的关系不得不就读于地位较为低下的师范学校（相对于大学教育而言）。他前途黯淡，无法跻身于都市的上流社会，最后宣布“厌弃世人”（其实主要是指都市社会）而“隐遁”起来。他的性格极为复杂，但明显是自卑与自大的综合。

七等生在台湾现代主义文学里的意义就在于：他为这些“令人心酸”的下层知识分子的心境，找到了一个现代主义的表达媒介：卡夫卡式的幻想故事。在这些幻想故事里，他以一种怪诞的方式，把这些小人物的自卑与痛苦加以变形，加以呈现。他的作品不一定常成功，但确有一些非常动人的片段。在我看来，他比较完整的作品是自传性最浓厚的《跳出学园的围墙》（原名《消瘦的灵魂》），其次是《精神病患》。但不论他的成就如何，他的作品证明了下列一项事实：现代主义的文学和台湾现代化过程里下层知识分子的心境也是可以“契合”的。^[30]

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下层知识分子都在现代主义里寻找到他的表达媒介，与七等生同样出身于“出路比较不好”的师范学校或专科学校的黄春明和吴晟就不是这个样子。吴晟和黄春明也都曾经尝试过现代主义的路子，但是，在走过一段路之后，他们都觉察到现代主义不适合他们的性格而加以放弃。吴晟不再写那种个人自我膨胀的现代诗，改以质朴的形式与文字抒写下层知识分子的“悲苦心境”，以及他所见到的农民的辛勤与委屈。黄春明则以相当传统的说故事的方式，描绘台湾现代化过程中乡镇农民所受到的冲击。吴晟和黄春明可以说是台湾现代主义时期最早挣脱现代主义束缚的作家。他们“现代化”的程度最浅，他们感染现代主义风尚的时间最短，因此他们也最早意识到，现代主义未必符合他们创作的需要。从他们的写作经历我们可以了解到第五节所说的，现代主义和现代化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可以说是反面的例子。

不过，台湾青年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过程中所碰到的自我认同的问题，并不仅限于以上所提到的下层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普遍的问题。这一问题同时显现在上、下层知识分子身上，但还是以下层知识分子的体验较为强烈，那就是自由恋爱的问题。

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几乎没有所谓自由恋爱的问题，因为青年男女一到适婚年龄，父母马上作主把婚姻大事解决。但是，在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越是接受到更高级的现代化教育的青年人，越有自由恋爱的机会，也越不愿意按照传统的方式由父母来安排婚姻。但是，所谓自由恋爱，在刚刚进入现代化的社会里，并不是一件容易进行的事。于是，青年男女空有满腔热情，却没有适当的表达管道。这种长期压抑的焦灼状态，常常造成青年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自我认同的危机。依我个人的看法，除了高压的政治迫使知识分子脱离政治现实，以及过度超前的现代化教育使得知识分子疏离自己的社会外，自由恋爱的不顺利可能是造成五六十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强烈感受到“存在困境”的第三大项因素。

这样的论调初看似乎有点怪异，其实却自有其道理。早在二十年前，当陈映真开始批判台湾的现代派时，他就说过类似的话，他说：

他们（台湾的现代派）的愤怒、的反抗，其实只不过是思春期少年在成长的生理条件下产生的恐怖、不安、愤怒、忧悒和狂喜底一部分，在现代派文艺中取得了他们的表现形式罢了。^[31]

如果把五六十年代普遍存在于青年知识分子里的焦虑与不安，全部归于思春期的生理条件，当然失之片面，但我们却无法否认这一事实的存在。不信的话，我们可以去读一读前面所提到的两位具有代表性的小说家王文兴与七等生的作品，我们就可以看到，爱情与性在敏感的青年人的成长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王文兴的《大地之歌》与《践约》里，我们看到年轻大学生对异性的兴趣，在《玩具手枪》中，我们看到两性关系对大学生的自我与自尊的影响。^[32]这种影响，在七等生的小说里尤其明显。对于七等生的小人物来说，不能获得异性的爱就等于是宣告了他的自我的破产，他只有沉溺在深沉的自怜中而不能自拔。我们可以说，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存在困境”经由他们的爱情（特别是失恋）经验最能表达得淋漓尽致。爱情是一切问题的总伤口，一切自我认同的危机在失恋的时候得到最彻底的总清算，但我们不能说，一切的问题都来自于性与爱情。

当台湾的现代主义阵营里出现了这样一个作家，他既对青年人的性问题有着毫不妥协的探讨精神，但又执迷于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我们就清楚地看到，现代化过程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如何把他们青春期的焦虑与现代主义的精神结合起来。这样的作家就是李昂。在大学时代，李昂以她的“性问题小说”震惊了文坛。在其中的一些篇章中（如《昨夜》与《暮春》），她提出了这样一种“哲学”：当年轻的女孩子在“自我认同”上出了问题时，她可以用“性经验”来试着加以解决。李昂把当时风行的存在主义与大学女生的性焦虑很怪异地融合在她的现代主义小说中，这就证明：现代主义是如何在台湾五六十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问题上找到“会合点”的。^[33]

八、结　语

现代世界的文化交流，尤其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交流，是一个不平衡的过程。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常常凭借着它的经济优势，向第三世界倾销它的文化产品。我们可能把这些文化产品视为“金科玉律”，奉行唯恐不及；我们也可能把这些文化产品视为“强迫推销”，认为完全不能切合第三世界国家的需要。很明显这两种态度都有所偏颇。本文尝试从文化社会学和文学社会学的观点，借着现代主义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的流行所造成的问题，说明这一现象的复杂性。从这一复杂性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不能以西方的观点来看待第三世界的现代主义的文学问题。我们应该发展出全面的第三世界的现代主义的社会学以来探讨第三世界在文学发展上的困境。从这一复杂性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毫不经过考虑地就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全盘接受，生吞活剥地加以模仿，无论如何是走不通的。本文虽然极为粗枝大叶，希望已经部分地阐明了这些论点。^[34]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一卷四期，一九八八年冬

【注释】

[1]本文将西方现代主义视为“既明事实”，而未在讨论之前加以界定或陈述。大致而言，西方对现代主义的综合讨论可分成两大类，较传统的论述或归纳现代主义的艺术特色，如意识流、超现实、蒙太奇、非人性化等等；或探讨现代主义的“历史背景”，如对实证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反动、宗教的没落、弗洛伊德的发现、科学技术对艺术的影响等等。六十年代末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它对现代主义的阐释成为另一种主要模式。大致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以批判的观点论述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的影响，并从这里分析现代主义所以产生的原因。在评价上，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阿多诺），认为现代主义扮演了叛逆的角色，在批判西方社会上有积极的作用；而卢卡奇则认为现代主义只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病态，基本上是一种逃避。在意识形态上，本文采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评价上则较接近卢卡奇，对西方现代主义采取比较负面的看法。

[2]一八七○年德意志统一，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空前紧张的对立状态，从这一时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一般称为帝国主义时期。

[3]按，此处是一种虚拟的语气，是说，即使我们没有经济决定论的看法，我们也会感觉到文化移植背后的社会问题。事实上，本文在方法上相当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分析的影响，并非完全不相信“经济决定论”。

[4]此一宣言，《现代文学》四十六期（一九七二年三月）曾转载，见89—90页。

[5]《现代文学》一期（一九六○年三月），2页。

[6]《中国新文艺大系·文学论战一集》，68页，大汉出版社，一九七七年二版。

[7]周氏二文见前引书264页与284页。

[8]《白话文学史》，249页，胡适纪念馆，一九六九年。

[9]关于五四运动的不同阐释与评价，可参看Chow Tse-tsung（周策纵），The May Fourth Moveme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Ch. 14，周氏的论述虽然尽量“持平”，但已可看出台湾对五四运动的阐释有所偏颇。

[10]孙中山采取容共政策的历史背景，以及从容共到清共的过程，在台湾学者所写的现代史中，不是轻轻一笔带过，就是以国民党的“正统”观点加以改写。关于此一历史事件立场完全相反的论述，请参看Harold R.Isaccs，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

[11]由夏济安等人创办的《文学杂志》，在创刊号（一九五六年九月）的《致读者》（由夏济安执笔）里，含蓄地反对当时业已八股化，因而不具有现实意义的反共文学，并提倡“说老实话的文学”，并说：“一个认真的作者，一定是反映他的时代表达他的时代精神的人。”由此看来，《文学杂志》似乎有相当的现实主义的色彩。但正如李欧梵在论到《文学杂志》及其青年作家群所说的：“然而，真理和真实显然并非读者群和未来作者所追求和可能提供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夏教授所要培养的年轻一代作家，对于反映社会政治现实一事并不像他们对单纯的语言美那么有兴趣。当他们不得不描写真实时，就采用现代主义中五花八门的暗讽或影射的手法，从而表现了他们被孤立的恐惧，不安全感以及代父辈受罪的困惑。现代主义文学滋长的时期，就这样成熟起来了。”（李欧梵，《台湾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引自《现代台湾文学史》，330—331页，辽宁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原文出处待查。）提倡“说老实话”、“反映时代”的夏济安，竟然成为青年的现代主义者的导师，由此不难看出，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在当时的环境下根本没有生存的可能。

[12]余光中有《下五四的半旗》一文，发表于一九六四年；又有《剪掉散文的辫子》，批判五四以来的散文（一九六三年）。两文均收入散文集《逍遥游》（原为文星书店印行，现有时报出版公司重排本）。

[13]根据刘绍铭的统计，国民党这一道禁令在五四新文学方面所导致的后果是这样的：夏志清在《现代中国小说史》所评论的十五位重要小说家，只有凌淑华、张爱玲的作品没有被禁；许芥昱在《二十世纪中国诗选》所选的四十四位诗人，能够为台湾读者所阅读的唯一的重要诗人是徐志摩；所有重要的剧作家，如田汉、洪深、曹禺，全部被禁。参见Joseph S. M. Lau.“How Much Truth Can A Blade of Grass Carry?：Ch'en Yin-Chen and the Emergence of Native Taiwanese Writers.”Journal of Asia Studies. Vol.32，No. 4. p.623. August 1973。

[14]辽宁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现代台湾文学史》引用罗青的一段话，说明五四传统的断绝对台湾作家的影响。罗青说：“在大陆上受过不完全教育的流亡学生或军中的文艺青年，来台时的年龄大约在十几岁到二十几岁；他们与台湾本土上相当年龄的学生或文艺青年汇聚成‘过渡时代’的主流。他们对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学，多略有所闻，但能以史的观点去透彻了解五四精神，从而真心佩服继承的人却十分稀少。他们一般的特色是勇于实验、创新，勇于皮相式的打倒传统，朦胧地醉心于西方各种主义潮流，鄙视五四前期二十年代的诗人，又无法或不敢正视三四十年代的大陆诗人，故转而崇拜西方现代主义以降的风云人物。于是翻译、摘引之风大盛，而对自己本身‘前行代’的讨论、批评、阐释及整理上，留下惊人的空白。”（《现代台湾文学史》，304—305页，原文见《痖弦自选集》附录，罗青《理论与态度》一文，黎明文化公司，238页）罗青的话，很中肯地描述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台湾第一代作家和五四传统的关系。至于第二代以后的作家，跟五四的联系当然更是淡薄。只有在乡土文学初期（七十年代前期），才有人开始尝试恢复五四的反帝与写实传统。但随着乡土阵营里本土意识的高涨，本土作家又极力想跟五四划清界线。我们可以说，目前的台湾作家，在他们的写作学习过程中，几乎没有人会把五四传统当作一回事的。依我个人的看法，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如陈映真），五四始终没有在台湾真正复活过。

[15]关于日据时代的台湾民族运动，参看叶荣钟《台湾民族运动史》，自立晚报社，一九七一年；连温卿著，张炎宪、翁佳音编校，《台湾政治运动史》，稻乡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关于当时文学与文化运动的论述，可参看陈少廷《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联经出版公司，一九七七年；及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文学界杂志社，一九八七年。近年来一些台湾本土论者极力想要证明，台湾新文学运动与五四运动没有什么重要关联。他们说，台湾的新文学运动是透过日本去吸收世界文化，因此跟中国关系不大。他们所不知道的是，五四运动的绝大部分领袖都是留日的（最大的例外是胡适），这些领袖基本上也是通过日本去吸收世界文化（包括社会主义）的。我们应该从“基本精神”上（反帝反殖民、平民主义与人道主义）去掌握五四运动和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关联。舍此不谈而只在细枝末节上做文章，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16]对于日据时代台湾文化运动的发展，现在台湾一般的评论者都比较强调它的本土意识，而不太愿意去谈以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核心的左翼的一面（关于其史实，参见王诗琅译自《警察沿革志》部分内容的《台湾社会运动史——文化运动》，稻乡出版社，一九八八年）。这就正如台湾片面地解释五四运动，而完全漠视五四运动和后来的共产党以及左翼文人的关系。

[17]关于一九四九年以后国民党斩断台湾本土文化传统的问题，一般有两种对立的解释。本土派强调国民党对本土力量的压抑，“左”派则认为日据时代台湾文化运动后来根本和大陆五四的主流（即左翼文化）同质，所以国民党必欲去之而后快。也就是说，国民党的打击台湾文化人，基本上是因为他们“左”，而不是刻意把台湾人当“异民族”而加以对待。我个人相信，两种因素都有，我的立场可以说是“中间偏左”。

[18]李欧梵在《台湾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一文里，有类似的看法，他说：“那里的国民政府是根据一种政治神话——他们将‘收复大陆’—进行统治的。国民党政府全面树立权威的手腕，不是使人悚惧无言，就是进一步导致人们政治上的淡漠。由于六十年代土地改革的成功和社会商业化的进展，基本上是‘非政治性’的中产阶级思想蔓延开来了。台湾的‘群众’开始要求逃避主义的欣赏：他们无意于未来命运尚未肯定的政治现实。无论是从大陆来的还是台湾本地的作家，都逐渐内向起来，沉浸于个人感觉的、下意识的和梦幻的世界之中。”（引自《现代台湾文学史》，305—306页，辽宁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19]此处的论点主要来自卢卡奇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批判。阿多诺则强调，西方现代主义事实上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反叛方式，这种反叛是有其积极作用的。

[20]《现代文学》一期，47页，一九六○年三月。

[21]《现代文学》一期，46页。

[22]见《将军族》，145页，远景出版社，一九七五年。《一绿色之候鸟》原先发表在《现代文学》二十二期，一九六四年十月。

[23]同上书，143页。

[24]当代大陆文坛关于现代派的论争，参看周敬、鲁阳：《现代派文学在中国》（辽宁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六章第一节。文中引到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徐迟说：“在我国没有实现现代化建设之时，我们不可能有现代派文艺……然而不久的将来，我国必然要出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最终仍将给我们带来建立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两结合基础上的现代派文艺。”（155页）这可以说是把现代化和现代派等同起来的标准案例。

[25]本人另有二文讨论白先勇与王祯和的小说（已收入本书），可以补足本文的论述，请参看。

[26]Robert M. Hutchins的《教育现势与前瞻》（今日世界出版社，一九七○年）一书曾论及第三世界的西式大学所造就之学生，与本土社会格格不入。参见该书45—46页。

[27]拉丁美洲最早的两个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家，瓜地马拉的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和古巴的阿莱霍·卡彭铁尔，三十年代曾在巴黎合办超现实主义的杂志。

[28]《家变》，3页，洪范书店，一九七八年。

[29]较详尽的分析，请参见本书论王文兴一文。

[30]请参看本书中论七等生一文。

[31]见《鸢山》（陈映真作品集八），12—13页，人间出版社，一九八八年。本文（《期待一个丰收的季节》）原发表于一九六七年。

[32]以上三篇小说均见王文兴《十五个短篇》，洪范书店，一九七九年。

[33]较详细的分析请参看本书中论李昂一文。

[34]本文初稿承彭淮栋、陈忠信、何春蕤诸先生阅过，提供许多宝贵意见。初稿完成后，又见辽宁大学出版社所出版之《现代台湾文学史》。本拟据此修订，但以时间紧迫，无法更动全文骨架，只好在附注中加强某些论点。因此有些脚注较长，违反一般体例，读者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