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运动：基本问题的论述

从黄遵宪革故鼎新，别创新境，梁启超号召“诗界革命”，胡适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尝试“白话诗”，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到格律诗派和现代诗派进行“诗形”、“诗质”的探索，标示出建设的两个向度；现代中国的“新”诗运动，在现代经验、现代汉语和本体要求三者的互动中，面对打破与重建、自由与秩序、流动与凝聚、新与好的矛盾，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探索，涌现了不少杰出的诗人，留下了许多足以传世的佳作。这些诗歌，一方面，见证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体现了现代中国诗人的感觉和想象力，强化了现代汉语的美和表现力；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寻求现代性过程中最激进、最“前卫”、最具活力和问题最复杂的文学实践。

中国现代诗歌是一种在诸多矛盾与问题中生长，在变化、流动中凝聚质素和寻找秩序的诗歌。它面临的最大考验，是如何以新的语言形式凝聚矛盾分裂的现代经验，如何在变动的时代和复杂的现代语境中坚持诗的美学要求，如何面对不稳定的现代汉语，完成现代中国经验的诗歌“转译”，建设自己的象征体系和文类秩序。它始终绕不开的矛盾是：现代性要求割断历史，让渡过去，行色匆匆奔赴未来；诗却要求挽留、停驻，让精神和想象有更多回旋的余地。现代时间在不断地伸延、加速、扩张，诗歌的美学建构却要求回望自己的历史，反刍美好的记忆，在经验与语言的互动中得到美学的凝聚。

这种矛盾既是中国现代诗歌求索的动力，使许多中国诗人从中获得了新的灵感，重塑了中国诗歌的抒情形象和意境；但也暴露出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历史地看，基于语言变革与“时代精神”的双重要求，在20世纪，中国的“新”诗运动是一定会发生的。在这一点上，大概无论有没有胡适与郭沫若，白话诗与“新诗”都是要出现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既成现实的东西是无须反省的。今天看来，在白话文运动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与“新诗”的“本质”之间，存在着一种呼应与强化的关系：语言革命认识上的局限为个性主义时代的功能化诗歌及其理念的形成提供了基础，而功能化诗歌话语权威的确立，又使当年的迷思演化为历史的沉积。“新诗”必须以“白话”作表现工具，内容必须反映“时代精神”，形式以自由诗为主体，这些理念被日益地体制化了。这样，从维护诗歌的立场出发，虽然在“新诗”的发展史上，也出现过诸多卓有成效的实验，提出过种种建设性理论，诸如形式上从徐志摩、闻一多、朱湘等人的格律寻求，冯至十四行诗的移植转化，到林庚的九言诗和吴兴华新古典诗歌的摸索；诗质上从“现代”诸诗人“诗是诗”的提倡，《中国新诗》诗人群对现代经验、现代美感的关注；以及语言和技巧上，对口语与白话诗文区别的意识，通过意象化、隐喻、象征、戏剧化丰富诗歌内涵的追求，等等，都促进了“新诗”的发展并留下了一些杰出诗篇。但“新”与“旧”、内容与形式、“大我”与“小我”、传统与现代、民族化与西化、懂与不懂等问题的纠结始终存在。

这些纠结从根本上看，仍然是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提出的“怎样学习新语言，怎样找寻新世界”的问题，但被体制化了的“新诗”理念事实上阻碍了20世纪中国诗歌面对现代语言与现代经验的特质展开自己的本体建构。朱自清在1927年的文章中认为“1919年来新诗的兴旺，一大部分也许靠着它的‘时式’。”^[36]这个观点反映了自梁启超到闻一多等诸多诗人的看法，触及到“新诗”的某种病根。这种“‘趋时’的意味”，认识论上来源于“进化史观”对传统的“循环史观”的取代，实践上则有反抗传统专制和求解放的五四精神作动力，它经由“新诗”基本原则的体制化过程，逐渐演变为唯“新”是举的历史情结。它最大的特点是对“时代精神”的膜拜，在现代性的寻求中衍生出两种表面相克、实质相通的现象。一是对新现实的迷思，诗歌不仅反映而且作为促使“行动”的力量，直接参与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在革命中完成了自身的换位：这就是批判与抒情的分离和诗歌革命到革命诗歌的转移。二是“现代化”的迷思，对西方意识形态、语言形式和表现策略缺乏从自身经验和语言根性出发的深刻反思，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片面追求意思的复杂性和表达的复杂性。这两种现象，集中体现了五四时期无根的自我在“新诗”追求现代性过程中陷入迷思的进程，一是在将自我提升为产生意义与价值的社会经验层面时，泯灭独立性和美感方面的追求，二是将自我“世界化”的过程中丧失了对西方文化和语言形态的反思能力，造成了汉语诗歌的失真现象。因此，陈敬容在40年代提出：“中国新诗虽还只有短短一二十年的历史，无形中却已经有了两个传统：就是说，两个极端，一个尽唱的是‘梦呀、玫瑰呀、眼泪呀’，一个尽吼的是‘愤怒呀、热血呀、光明呀’，结果呢，前者走出了人生，后者走出了艺术，把它应有的将人生和艺术综合交错起来的神圣任务，反倒搁置一旁。”^[37]或者，可以拿郑敏的几行诗来象喻：“深隽的一双黑眸子／醒悟了的意识又被／世纪初西方的迷惘催眠／怔怔地半垂着的视线／然而眼睑却没有松弛／时间的脱节引起了肌理的失调”（《戴项链的女人》）^[38]。

这种“肌理的失调”现象最醒目的表现，反映在创作上，是在“时代精神”的追逐中远离了真实经验和汉语特质的追寻。由于近代以来我们参与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双重宰制，由于诗歌在重塑自己的“新”形象过程对许多问题的认识相当的情绪化，“新诗”在革命之后只好游离在一个崩离破裂的空间里求索。因为一切支离破碎，美学上缺乏根本的认同，便把本土的新现象和西方的新思潮都当作追求目标，实际抓住的都只是当前的一些幻像，像舞台上的角色一样不真实。套用一位诗人的话：他们扮演不同的角色，出发点是寻找认同，但根本上看，不过是想归类到时兴的戏份中去，以便免去自我正视、自我寻找的苦痛。实际上，真正优秀的现代中国诗歌，并不是那些趋时之作，而是自觉面对现代中国经验和现代汉语的矛盾生成状态，用“诗想”和语言去反抗内心矛盾和文化焦虑的个人创造，如鲁迅散文诗和穆旦诗歌对矛盾复杂的现代经验的把握，艾青用现代汉语表现现代中国生活与情绪的努力，冯至十四行诗从中国经验出发对西方诗歌的超越，等等。然而，这些更内在的现代中国人的内心经验和语言经验，包括闻一多、吴兴华、林庚等人寻找新形式、新趣味的有益追求，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相反，由于前述的理由，“新诗”的探寻往往游离经验与语言的真质而陷于二元对抗的恶性循环中。

自然，“新诗”渴望战胜“旧诗”，写出新的情感、主题、内容、趣味，运用新的语言、技巧和形式，但新的经验是什么？如何用新的语言（发展成形的现代汉语）写好一首诗？我们是要写一首“新的诗”，还是要在现代经验与现代汉语的应答和鸣上写好一首诗？如果我只是要一首与“旧诗”区别的“新诗”，事情当然好办得多，因为这样既可以向“自我”寻求，向时代生活寻求，或者向西方的新思潮寻求。但倘若我们要求的是一首好的诗，就得放弃任何单向度的追求，就得包容和超越上述的一切并最终将其交给诗的本体要求去评判。

因此，回顾中国现代诗歌求索的历史行程，或许可以得到如下启示：（一）尽管胡适他们从语言、形式革命下手的诗歌革命策略是对的，但语言认识上的局限和急切“求解放”的时代语境的共同作用，却使诗歌写作产生了诸多意识形态上的迷思，游离了本体向度的建构而误入了“新”神话的编织。从理论上看，“新诗”是与“旧诗”相对的概念，不能标示诗的本质与价值；从实践的历史看，“新”与“旧”、现代与传统，实际情形并不是那样势不两立、互相排斥，而是可以异同互勘、吸纳转化、寻求“通变”。（二）现代中国诗歌的发展存在着许多问题，包括现代汉语规范的不稳定和语言发展向度受商业主义时代工具理性的宰制（这样导致了诗人写作目的过于明确而背景又很模糊的矛盾），但对这些问题的阐述须要超越传统与反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不能简单以意境、形式、语言的不完美来否定现代的中国诗歌，而是要理解诗歌功能与美感的现代特点，在现代经验、语言和诗歌要求三者关系的互动中发现现代诗歌的新质及其它持护汉语的美和扩展其表现力的特殊意义。（三）现在和未来中国诗歌的写作，不能不认真面对远非完美、稳定的现代汉语型态，不能不探讨现代汉语诗歌凝聚现代经验的特点和规律，不能不顾及外在形式与内在形式的共同要求，寻找最切近现代汉语特质的形式和表现策略，让诗歌的创作规则及手段在诗歌文类（它可能是多种的）的意义上稳定下来，建立起诗人与读者共同的桥梁。

[1] 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起点在何时？》，《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04期。

[2]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系·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

[3] 黄遵宪：《与丘菽园书》，见《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31页。

[4] 丘逢甲：《论诗次铁庐韵》，见《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第132页。

[5] 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见《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第136页。

[6] 柳亚子《寄杨杏佛书》：“文学革命所革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理想宜新，两言尽之矣。”引自《胡适留学日记》（三），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163页。

[7] 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学》，光绪富文斋初刊本《日本国志》卷三十三。

[8] 胡适：《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胡适留学日记》（三），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784页。

[9]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9页。

[10]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3页。

[11]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9-20页。

[12] 胡适：《尝试集·自序》，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

[13] Noarn Chomsky，Rules and Representations，New York;Columbia UP.1980，P.48.

[14] 《胡适留学日记》（三），第844页。

[15] 胡适曾在诗中写过：“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又在早年日记中写写道：“然不避文之文字，自是吾论诗之一法。”见《胡适留学日记》（三），第789-790、844-845页。

[16] 《胡适全集》第2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12页。(www.chuimin.cn)

[17] 胡适自己也认为他早期的白话诗“实在不过一些刷洗过的旧诗……一个自由变化的词调时期。自此以后，我的诗才渐渐做到‘新诗’的地位。”（《尝试集·再版自序》，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版）“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尝试集·四版自序》，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

[18] 许德邻：《自序》，见许德邻编《分类白话诗》，上海崇文书局1920年版。

[19] 胡适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说：“我做白话诗，比较的可算最早，但是我的诗变化最迟缓……六年秋天到七年年底，还只是一个自由变化的词调时期。自此以后，我的诗方才做到‘新诗’的地位。《关不住了》一首是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版）

[20] 在胡适《谈新诗》（1919年10月）之前，俞平伯《白话诗的三大条件》（1919年3月）一文有“独以新体诗招人反对最力”的说法；之后，宗白华《新诗略谈》（1920年2月）文中也有“近来中国文艺界中发生了一个大问题，就是新体诗怎样做法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才能做出好的新体诗？”等等。以上三文均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21]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22] 胡适：《谈新诗》，《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23] 康白情：《新诗之我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24] 朱自清：《新诗》，《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08页。

[25] 胡适：《谈新诗》，《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26] 见田汉、宗白华、郭沫若《三叶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版，第6页。

[27]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28] 赵元任：《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和发展——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2-243页。

[29] 朱经农致胡适信，《新青年》第5卷第2号。

[30] 如胡适1917年11月20日《答钱玄同》论及“白话”的语言特点，就将“说白”、“土白”（语体）和“明白如话”、“没有堆砌涂饰”（语用）混为一谈。

[31]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32] 1919年后，“新诗”的提法开始正式取代“白话诗”，胡适《谈新诗》一文也在本年写出。

[33]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创造周报》第4号，1923年6月3日。

[34] 朱自清：《新诗》，《朱自清全集》第4卷。

[35] 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创造周报》第5号，1923年8月10日。

[36] 朱自清：《新诗》，《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12页。

[37] 默弓（陈敬容）：《真诚的声音》，《诗创造》第12期，1948年6月。

[38] 郑敏：《戴项链的女人》，《诗刊》198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