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史通论：揭示清诗的历史文化价值

2024-01-1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论及诗歌，过去人们瞩目的往往是在唐、宋之前，对处于古代社会末期的清诗注意得不多。首先，从数量上看，清诗的总量在历史上远远地超出前代。此外，清代作家的创作数量又极大，动辄数千首，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上，清人对待诗歌的态度非常真诚，并且十分投入。此恰是清初诗歌得以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当代学者指出的，要想了解清代的历史人文状况，离开了诗歌，就不可能全面、准确，更不可能深刻和真切[8]。

历史发展到清代，古典诗歌的势态已步入黄昏阶段。但是，这一最为悠久的文体却并未走向消亡，相反，在三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又爆发出令人惊异的潜能，为后世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这个事实，值得深思。

论及诗歌，过去人们瞩目的往往是在唐、宋之前，对处于古代社会末期的清诗注意得不多。正由于此，在对待清诗的评价上，也就存在不少的误会和不甚明确的地方。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里，相当一部分评论家，包括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对清诗均采取了贬损和轻视的态度。这并不奇怪。应该说，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众所周知，元代以降，戏曲、小说等新兴的文学样式后来居上，迅速地拓展和完善自己，同时又注意保持与时代的同步，及时适应变化了的审美需要，逐渐吸引了广大观众和读者的兴趣，在不知不觉中取代了以前传统的诗文，占据了文学的主导地位，这是有目共睹的。另一方面，前代，特别是六朝及唐、宋时期，诗歌这种体裁处于上升阶段，其艺术形式也在不断地创新和变化的境况当中，而其他的文学样式均未达到、或仅仅局部地达到此种境界，这就必然地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但是，元代以后，此种情况便不复存在了，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在此种形势下，人们纵向比较，横向权衡，低估后三代的诗歌，是有其相当理由的。

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情况又不同了。当文献资料日益地被发现、清诗的真实面貌不断显露的时候，当我们将中国诗歌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全面评估的时候，应该如何看待清诗，给她一个恰当、公允的定位，进而通过对有清一代诗歌的深入发掘，全面研究和总结中国诗歌向近现代发展、演变的规律，这是研讨中国诗歌史的当代学人无法回避且必须回答的问题。

不错，清代的戏曲和小说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它们于元、明两代铺垫的基础上，攀登上了历史的峰巅，名副其实地代表了清代文学的最高成就；然而，戏曲和小说的辉煌并没有取消诗歌的存在，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过去，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尤其是清代焦循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观点后^[1]，人们在认识文学盛衰更替规律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误解，即以为各代文学只需要一种样式便可以涵盖了。事实上，我们清楚地知道，任何一个时代，文学都是以多元状态存在的，没有一种文体能够涵盖一切。不同文体之间的相互补充、彼此借鉴恰恰是文学得以兴盛发展的基本条件。只要面对现实，谁也不会否认这一点。清代文学的情况恰恰就是如此。

首先，从数量上看，清诗的总量在历史上远远地超出前代。今天，已经知道的清人自编诗集在两万种以上^[2]，另外，收入各种诗歌总集、选集、唱和集以及地方志、族谱里的作者总括起来，估计约十万家以上^[3]。这个数字是唐人的十余倍，宋人的三至四倍，也是现在所知的元代诗人和明代诗人的六至七倍^[4]。此外，清代作家的创作数量又极大，动辄数千首，这也是人所共知的。清诗的总量目前还无法确切估计，可以肯定的是，它已远远超出了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

数量当然只是评估某个时代诗歌成就的一种尺度，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尺度；但是，它也足以使我们了解，戏曲和小说的流行并没有取代诗歌的创作，人们对待诗歌的热情依然高涨，甚至更加高涨。这的确是耐人寻味的。

进一步地说，上述情况还促使我们去思考，这种诗歌创作的热情既然如此地不可替代，那么，它与清人的生活是一种什么关系？换句话说，诗歌在清代究竟担负了什么样的社会功能？人们为什么对它如此乐而不疲？总不能仅仅是为了满足某种装饰性的需要吧？

事实上，清人对待诗歌的态度非常真诚，并且十分投入。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在朝代更替、充满血腥和痛苦的清初，还是在号称盛世却危机潜伏的乾嘉时期，抑或进入衰世、面临着内外交困的清末，清人都创作出了大量的诗歌作品，他们将此作为自己抒写生存感受、确认自我价值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可以说，有清一代，人们几乎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诗，用清人自己的话讲，即“以诗为性命”^[5]。这种讲法并不是故作夸张，而是反映了实际情况。(www.chuimin.cn)

不妨以清初为例。我们知道，清初遗民的数量很大，他们自发地结成了众多的诗社，于抗击清兵的同时，也以诗来寄托自己的悲愤情怀，坚固人生的信念。此恰是清初诗歌得以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需要提到的是，不少的抗清志士在被捕入狱后，或刑场罹难前，尚不忘做诗明志。可以说，诗对他们的意义就像生命对他们的意义一样。不仅如此，清代诗人的作品在提升自己精神境界同时，也打动了同时代的读者：“君子诵其诗而悲之。”^[6]也即是说，诗歌对于作者以及对于当时的读者都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存在，绝非等闲之物。

其实，在清代，诗也与戏曲、小说一样曾经引起过轰动的效应，顺治时王士禛的《秋柳四章》在大江南北被人广泛传诵和唱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即便是号称“太平盛世”的乾隆时期，也依然有笃好诗歌如性命的人。性灵派领袖袁枚把做诗当作陶冶真性情的大事，他说：“诗，性情也，性情得而形骸可忘。”^[7]这种诗学观确然属于一种生存理念的表达。另一位乾隆时期的大诗人黄景仁，一生坎坷，独将自己的诗篇视作人间唯一的生命慰籍，“人间百事付疏慵，独抱残编自歌哭”（邵齐焘《汉镛以长句述余衡山旧游赋示》）。他们也称得上是“以诗为性命”了。到了清末，已经是内忧外困，然而，人们在艰难的处境中也没有忘记做诗，诗界革命派以诗为武器唤醒国人、投身救亡自不必说；即便是号称复古派的同光体诗人也将做诗与自己及家国的生存境遇紧紧连在了一起，“老怀忧国切，生计入诗宽”（范当世《奉和外舅积雨感事诗》），“更弹地变天荒泪，成就穷边一卷诗”（陈三立《题陇上草》），这种创作态度确然算得上是“以诗为性命”了。

我们由此可以发现，有清一代的诗歌创作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诗与人的生存、与各自的社会境况结合得十分紧密。不论是社稷存亡的大事，还是个人身边细微的小事，都被摄入诗人的视野里来加以表达。“诗为心声”这句话对于清人仍然是十分切合的。诗跟随着人，跟随着时代，经历了世间的磨难，从而也展示了清人丰富而复杂的灵魂。正如当代学者指出的，要想了解清代的历史人文状况，离开了诗歌，就不可能全面、准确，更不可能深刻和真切^[8]。

那么，与戏曲和小说相比，诗歌的优势又在哪里呢？对这个问题有必要进行一番探讨。我们清楚地知道，戏曲是一种舞台艺术，最突出的优长在于表演性或曰观赏性，那是诗歌所不具备的；而作为叙事文学代表的小说，它的特长则在于情节的引人入胜和语言的通俗易懂，那也是诗歌所难以企及的；再加上它们紧跟时代、贴近生活，二者便拥有了某种天然的优势。上述特点正是戏曲和小说后来居上的重要原因。但是，诗歌也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地方，那也是戏曲和小说所不能相匹的。

首先，诗在创作上具有随机性和便捷性。戏曲和小说因为体制所限，必须具备相当的规模和长度，因此创作上也需要一段相当的时间，其中戏曲的实现尤其需要舞台和演员，否则它的审美优势便不能发挥出来。而诗歌则属于轻骑兵，在任何情况下均可以从事创作，而且创作时间也相对要短得多，且不需要其他的物质条件，哪怕是在征途上或者牢狱中。因此，大至家国存亡，小至日常琐事，均可以通过诗歌来表现。在这个意义上说，诗歌跟生活之间的关系贴得更为紧密，而且表现生活的面也更宽。与之相关，诗歌的创作数量亦远远超出了其他的艺术形式。

其次，戏曲和小说主要是写给观众看的，它必须最大程度地兼顾众多层面观众的审美趣好和欣赏习惯。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戏曲和小说的作者均是以公众代言人的身份在说话。如此一来，作者本人的主观意志和情感倾向在创作时就势必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在明、清两代，只有一部分作品成为例外。而诗歌创作则属于个人行为，诗人完全出于自己抒发情志的需要，不须迎合其他人的审美趣好，所以它更加私人化，也更加贴近作者本人的心态。至于诗歌作品的社会实现，那当然要依赖读者阅读后产生的共鸣、通过引起读者的自由联想来达到。毋庸讳言，诗歌的读者面比戏曲和小说相对要窄，除了民歌、民谣之外，主要集中在知识阶层。从社会对文学创作的需要来看，两种方式均不可缺少，且各具优势，因此也就无法彼此替代。

再进一步说，历史发展到清代，戏曲和小说已经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但却依然不能取代诗歌存在的理由，除了上面提到的因素外，应该说，最本质的原因还要归结到我们民族的文化性格与审美心理。毕竟诗歌是抒情的艺术，是表现内心感受的艺术，而戏曲小说是属于叙事的艺术，或者以叙事为主的艺术，是重再现的艺术；而众所周知，中华民族乃是一个内心丰富、感觉细腻的民族，抒情是她艺术创作的第一需要。因此，叙事体艺术再发达，也不能取消抒情文学的地位和价值。我们从中国文学史的整体流程来看，还是诗歌这种体裁延续的时间最长，而且发展得最为充分。数千年来，诗歌一直和本民族的历史紧紧结合在一起，和本民族的精神脉络息息相连，它本身已经成为中国人生存方式的一部分。这一点，是永远不可能改变的。假如我们的认识到达到这个层次，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到了清代，诗歌依然能够爆发出那么大的潜能，并取得如此高的成就。

中国诗歌史通论：揭示清诗的历史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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