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史通论：南北文化融汇，元诗特征显现

元代诗歌可说是中国诗歌史上更为重要的阶段，有着更为复杂的来龙去脉，对于后面的诗歌发展有着更大的影响。元王朝是蒙古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但它后来统一了全中国，成为正统的王朝。在文化上也进一步融汇众流。元朝文化与辽金文化相比，虽然蒙古族那种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心理在其社会生活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元朝统一了全中国的版图，尽管也是异族统治，却形成了多民族统一的封建帝国，而且在立国之初，便推行汉制，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体系。又由于南北文化并存，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广大汉族士人的心理认同。元代文化也就裹挟着北方或西北各民族的文化因素而汇入中华文化的传统之中，从而成为中华文明史上非常重要的阶段，同时也为后来明清时期的文化发展，注入了活力。

就诗坛而言，元人诗歌在整体上就呈现出众派汇流的特点，而且对于唐宋诗来说，有着深层的发展，和文化上更多的包容性，因而，也就成为中国诗史上又一个高峰。元诗发展大体上可以看作有三个阶段，即元代前期、元代中期和元代后期。这三个时期是发展变化着的，而且是经过融会后而渐次彰显出元诗特征的过程。元代前期诗坛，诗人的成分颇为复杂，而大多数是由宋入元和由金入元这两类诗人，他们带着不同的心态进行创作，尤其是鼎革之际的遗民心态，为元代前期的诗歌创作带来了苍茫而深沉的厚重感。由金入元的诗人，如元好问、李俊民和郝经等；由宋入元的诗人，如方回、戴表元、黄庚等。他们把宋诗和金诗的不同特色熔入了元代诗坛。正因其众派汇流，方显其泱莽浩瀚。因此，元代前期诗坛比起金初诗坛来，局面确实壮阔许多。元代著名诗人欧阳玄称这个时期的创作“中统、至元之文庞以蔚”^[21]，“庞”是指其丰富性和复杂性，“蔚”则是说前期创作的繁盛而有生机。这个概括是颇为恰切的。带有宋金及本朝等不同文化背景和诗歌体脉的交相汇流，使元诗有了更为强盛的生命力，也产生了既不同于宋，也不同于金的本朝特色。

诗学意识的自觉和对诗艺的总结提升，这是元代前期诗坛对于中国诗史的重要贡献，也是其超出辽金前期诗坛的特出之处。这在北方诗人也即由金入元的诗人中，主要体现于元好问和郝经；而在南方诗人也即由宋入元的诗人中，主要体现于方回和戴表元。元好问在金亡和元初这段时间，通过“以诗存史”的方式，对于金源一代之诗予以总结，而且是以诗人小传的方式对金代诗人进行源流梳理。他在晚年重新论定的《论诗三十首》，其宗旨所在便是：“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元好问作为元初的诗坛盟主，在诗歌理论和诗学思想上，都自觉地总结诗歌创作的经验，提倡诗歌正体。由宋入元的诗人中，方回是地位突出而影响广大的诗人和诗论家。他对江西诗派的尊崇，对于诗律的辨析，对于元代诗歌发展的作用不可低估。方回以其诗学的代表作《瀛奎律髓》来阐扬其诗学观念，通过圈点和评论的方式，表达他的诗歌价值立场。《瀛奎律髓》作为律诗精华的选本，本身已经表现了方回对律诗的高度推重。又通过对律诗的评价，大力揄扬宋诗，尤其是对江西诗派地位的肯定，在当时更是旗帜鲜明。他明确地提出“一祖三宗”之说，其在《瀛奎律髓》卷二六陈与义《清明》诗后批注道：“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四家为一祖三宗，余可配飨者有数焉。”明确以杜甫为“祖”，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大大提高了江西诗派的地位，并以此将宋诗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戴表元在元代前期诗人中也是在诗歌创作和诗学思想上都有重要成就的代表人物，清人顾嗣立对戴氏的的诗学地位予以这样的评价：“宋季文章气萎荋而辞骫骳，帅初（戴表元字）慨然以振起斯文为己任。时四明王应麟、天台舒岳祥并以文名海内，帅初从而受业焉。故其学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洁，化陈腐为神奇，蓄而始发。间事摹画，而隅角不露，尤自秘重，不妄许与。至元大德间，东南之士，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者，帅初而已。”^[22]可见戴表元在元初诗坛上的突出地位。戴氏对于诗歌创作有着非常自觉的理论意识，借为友人作序的机会，阐发了一些有独到见解和美学价值的诗学观点。如在《许长卿诗序》中所推崇的“无迹之迹”；在《赵子昂诗文集序》中所说“幸尝历而知之，而言同者亦未之有也”，意谓着诗人的亲身体验和创作个性的关系，等等。元代前期还有几位属于在心理上认同于元蒙的诗人，因为他们既非金之遗民，也非宋之遗民，而是在政治上参与元蒙王朝创建者，在新的王朝中进入核心的人物，如耶律楚材和刘秉忠。他们在文化上也同样深受汉文化濡染，无论是在文学的修养和根基上，还是在思想和哲学观念上，都是汉文化的薰陶中成长起来的；而他们又是元蒙自己培养的干臣，在心态上和前面所述的由金入元、由宋入元都不相同。这种心态对于他们的诗歌创作，有着重要影响。对于元代诗歌形成自己的特色，起着深层的作用，元代前期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理学的勃兴。元代在理学的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理学在元代的意识形态中居于统治地位。从哲学的高度或从理论的创造性上来看，元代理学与宋代理学和明代理学相比，也许都无法出其右；但元代那些著名的理学家对于理学的坚守和传播，对于理学从宋代到明代的传承，对于朱学和陆学的合流，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元代理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理学和文学的合流，是理学的文学化，元代理学家，多是成就卓著的文学家、诗人。元代文学家中如许衡、刘因、饶鲁、吴澄、程钜夫、虞集、袁桷、许谦、柳贯等都是理学中人，尤其是许衡、刘因、吴澄，被称为元代三大理学家，对于理学的薪火相传，功不可没。清初黄百家说：“有元之学者，鲁斋（许衡）、静修（刘因）、草庐三人耳。草庐后，至鲁斋、静修，盖元之所借以立国者也。”^[23]在这种情形下，理学思想渗透在文学创作中，尤其是诗歌篇什中是广泛且必然的。如刘因、吴澄及柳贯、黄溍、吴师道、吴莱等等，既是理学名家，也是在诗坛上光彩夺目的人物。与宋儒不同的是，他们都不在诗中演绎性理，不以理学概念干预诗的审美效应，在写诗时，他们是十足的诗人。但这不等于说理学对诗歌创作没有产生影响，恰恰相反，它使我们看到了理学对文学影响的深层方式。其一是诗人对于内心世界的返照与探求，其二是“雅正”审美核心范畴的逐渐确立。宋人理学有朱学、陆学两大派。朱学讲“格物致知”，陆学讲“返求本心”。陆学诋朱学为“支离”，朱学则攻陆学为“简易”。理学发展到元代，朱学和陆学的合流成了突出的趋势。刘因的理学思想虽属朱学范围，却又往往杂入陆学的自求本心。在心性修养上，他明显地是以自求本心为宗旨的，如其所言：“天生此一世人，而一世事固能办也。盖亦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也。”^[24]吴澄则更以“和会朱陆”著称。吴澄称扬陆氏之说：“是本心二字，徒习闻其名，而未究竟其实也。夫陆子之学，非可以言传也，况可以名求哉！然此心也，人人所同有，反求诸身，即此而是。”^[25]陆学以本心为学，吸收了禅宗的方法，倡导“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学在元代理学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深远的。它给元代诗歌带来的影响，那便是轻外间事物而重自我心态。元代诗歌大多数是写诗人自己的内心体验，表现自己的心灵世界，反映干预社会生活的作品较少。很多诗作虽然多有物象刻画，却主要是内心世界的外化。真正在社会生活中激荡起的感受，以及对社会生活重大事件的反映、干预的比例是很小的。这与理学思想不无关系。

“雅正”在元代诗学中具有核心的地位，成为元代中期诗坛上相当普遍的审美标准，也是理学盛行使诗歌创作呈现的趋势。元代中期到后期的诗人，多是理学中人，其思想方法和价值观念，都以儒家诗教为正统。这对元代中期的诗坛，是具有深层的意义的。元代中期，出现了诗坛上的繁荣景象，也出现了许多著名诗人，如赵孟頫、袁桷，称为“四大家”的虞集、杨载、范梈和揭傒斯。这个时期的重要诗人还有黄溍、柳贯和欧阳玄等。这些风格各异的诗人，构成了延祐前后诗坛的全盛局面。如果说，赵孟頫、袁桷在元代中期诗坛起了“首倡元音”的作用，那么，号称“元代四大家”的虞、杨、范、揭，则是延祐诗风最主要的体现者。后世诗论家对于“四大家”在元代诗坛上的地位予以高度重视，如《元诗选》的编选者顾嗣立就认为：“先生（指虞集）诗与浦城杨仲弘、清江范德机、富州揭曼硕先后齐名，人称‘虞、杨、范、揭’，为有元一代之极盛。”^[26]四大家和同时其他的一些诗人，以其丰富多彩的诗歌创作，造就了元诗的全盛时代！此时的诗坛，题材广泛，体裁多样，各体皆有佳什。同时，他们的作品进一步体现了“雅正”的这样一个元诗中的核心审美范畴。尽管这些诗人都有着自己的艺术个性，但总的说来，他们的创作在内容上基本是表现元代中期承平的气象，在诗中所表露的心境，也较为平和，很少有怨愤乖戾的情绪。在诗的艺术上，体式端雅而少有生新奇峭的语言与拗折的句法。更多的是趋近于唐诗，而不同于宋诗的戛夏独造。元诗到此时已大致脱略了金诗和宋诗的延伸性影响，形成了属于自己的风貌。尽管延祐诗人们体现了元诗的特色与成就，却也表现出元诗的局限。欧阳玄指出：“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感宗魏晋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诗丕变而近于古。”^[27]可说是对元诗中“雅正”的审美倾向的概括。“雅正”的观念要求诗人按儒家诗教进行创作，奉行“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诗学教条，使诗人们不能，也不敢真正地抒发心中的激情。理学的濡染，可能也使诗人丧失了这种激情。在客观上，诗成了装点升平的工具。因此，元人力倡宗唐，却只能学得唐诗声口形貌，却无法具有唐诗那种“感动激发人意”的强力与魅力。(www.chuimin.cn)

元代的中后期，诗坛上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很多诗人突破了延祐诗风的制约，而呈现出奇崛而绚烂的景象。要而言之，主要是以贯云石、萨都剌为代表的西北少数民族诗人和以杨维桢为代表的元代后期诗人。他们不拘一格的创作，为后期的元诗带来的是令人惊异的审美景观，也有着更富于内在激情的震撼力。顾嗣立评述萨都剌等“西北子弟”的创作很能概括他们对元诗所做出的特殊贡献所在：“要而论之，有元之兴，西北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才并出。云石海涯、马伯庸以绮丽清新之派振起于前，而天锡继之，清而不佻，丽而不缛，真能于袁、赵、虞、杨之外，别开生面者也。于是雅正卿、达兼善、迺易之、余廷心诸人，各逞才华，标奇竞秀。亦可谓极一时之盛者欤！”^[28]这段话可以表述贯云石、萨都剌等西北少数民族诗人群体在元人后期的诗坛上“别开生面”的作用。他们的创作对于元代文化及诗歌史都有颇为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也许并不全在于作品本身。他们以汉文进行诗歌写作，而且在语言运用上也达到了与汉族诗人毫不逊色的程度。尤其是贯云石、萨都剌，不仅在少数民族诗人中是佼佼者，而且在整个中国诗史上，也不愧为一代名家。这些少数民族诗人“各逞才华，标奇竞秀”，在精神世界中没有汉族诗人那些儒家诗教的束缚，真情流露，西北少数民族那种质朴豪放的心理状态，还在相当程度上起着作用，使之更无拘束地逸出“雅正”诗学观念的局囿，而体现出更有个性的诗风。

萨都剌是元代杰出的少数民族诗人，字天锡，号直斋，回族（一说维吾尔族）泰定四年（1327）进士，曾任应奉翰林文字，晚居武林（今杭州），流连于山水之间。萨都剌勤于创作，一生遍览名山大川，也多接触社会现实，作品题材广泛，有对祖国山河的描写，有直探民生的篇什，也有怀古讽今的咏叹感慨。有《雁门集》为其诗文集，收诗近800首。萨都剌的诗作，在元代诗人中别具一格。他不再囿于“雅正”观念，而一任情感的流泻。元代大文学家虞集评其诗说：“进士萨天锡者最长于情，流丽清婉，作者皆爱之。”（《清江集序》）但他的诗又不仅仅是流丽清婉，而且蕴含着刚健风骨，这是其主要特色。萨都剌有很多诗揭露当时社会的悲惨现实，如《鬻女谣》等，或者直剌朝政大事，如《纪事》讽刺统治者内部为了争夺皇位的骨肉倾轧。

能体现元代诗风在后期的明显变异的，无过于以杨维桢的创作为代表的“铁崖体”。杨维桢字廉夫，号铁崖，又号铁笛道人，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泰定四年登进士第，曾任天台县尹，改钱清场盐司令，元末遇兵乱，隐居于富春山等地。平生所作诗，编为《铁崖古乐府》、《铁崖复古诗》、《铁崖集》、《铁龙诗集》、《铁笛诗》、《草云阁后集》、《东维子集》等，其中，尤以《铁崖古乐府》影响最大。杨维桢诗奇崛横放的个性，不受羁勒的诗体形式，都造成了一种对雅正诗风冲击的强势。顾嗣立指出杨氏在元代诗史上的这种强劲影响力：“元诗之兴，始自遗山。中统、至元而后，时际承平，尽洗宋、金余习，则松雪（赵孟頫）为之倡。延祐、天历间，文章鼎盛，希踪大家，则虞、杨、范、揭为之最。至正改元，人材辈出，标新领异，则廉夫（杨维桢字）为之雄，而元诗之变极矣！”^[29]杨维桢的创作突出地体现了元诗后期的丕变。关于杨维桢的“铁崖体”，我们试图作这样的概括：“铁崖体”在体裁形式上以“古乐府”为主，力求打破古典主义的诗学规范，走出元代中期模拟盛唐、圆熟平缓、缺少个性的模式，而追求构思的奇特、意象的奇崛，造语藻绘而狠重，在诗的整体效应上具有“陌生化”的特征与力度美。杨维桢无论是在文学思想还是在诗歌创作上，都力求打破延祐诗坛弥漫一时的“雅正”观念，以及那种平滑妥溜的创作模式，而他的诗歌创作实绩，又以惊世骇俗的面貌与相当突出的成就，体现了元诗从中期到后期的变化。最能体现“铁崖体”特色的，成就最高的，无疑是他的“古乐府”。其作融汇了汉魏乐府以及杜甫、李白、李贺等诗人的长处，气势雄健，意象奇特，给人以峥嵘不凡的感觉。取材往往撷取一些历史、传说中的人物与事件，带有很强的传奇色彩，借以抒发诗人胸中昂藏不平的情绪。如《虞美人》、《皇娲补天谣》、《梁父吟》、《鸿门会》等。这些篇什构思奇特，造语突兀，思维跳跃性大，给人以瑰奇惝恍的审美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