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虚中、吴激、高士谈：金朝诗坛璀璨之星

金代诗歌的成就与格局，远非辽诗可比，而其鲜明特色，也较元诗更为鲜明。这在相当程度上是与其文化自觉有关的。金诗的起步是以辽诗为基础的，由辽入金的文人，是金初文人的主要部分。其中如左企弓、虞仲文及张通古等人，都有诗作留存，成为金初诗坛的重要成分。金诗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最早的可称为“借才异代”时期。时间上是从金太祖到海陵朝。二是金诗的成熟时期，三是金诗的繁荣期，时间上主要是金王朝“贞祐南渡”（1214年）到元兵围汴这段金朝走向衰亡的阶段；四是金诗的“升华期”，时间上是金亡前后，是因为大诗人元好问在丧乱中所作的不朽之作使金诗得到升华，故而以第四阶段最突出。

“借才异代”是金诗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灭辽侵宋，是金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以此为契机，女真统治者开始大量吸收汉文化中的一些元素，使女真人很快从奴隶社会跃迁到封建社会。在文化上，女真人获得了长足发展。而在金代初叶，诗坛上已有了一批诗人，写出了许多有相当造诣的篇什。这些诗人基本上不是产生于女真人中间的，而是由宋入金或由辽入金的汉族文人。平心而论，在诗歌创作上为金代初期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由宋入金的一些诗人。主要有宇文虚中、吴激、蔡松年、高士谈等。“借才异代”这个命题是清人庄仲方提出来的，他说：“金初无文字也，自太祖得辽人韩昉而言始文；太宗入宋汴州，取经藉图书。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辈后先归之，而文字煨兴，然犹借才异代也。”^[6]“借才异代”非常精当地概括了金初诗坛的性质。而其中的宇文虚中、吴激、高士谈等都是羁留在金的。虽然被授予金朝官职，但却是多有故国之思的。宇文虚中在金授翰林学士承旨，被金人奉为“国师”。但他时时系念故国，在诗中以屈原、苏武自喻。最后竟以谋反罪被金人所杀。蔡松年在金初仕至宰相，在金初文人中是最为显贵的，而他在诗中却一再表示自己是宦海中的“倦游客”，而要归隐田园，远离尘嚣。

金诗的这个阶段，还有一位诗人值得提出来评述，那就是朱弁。朱弁是当时南宋使臣，随王伦使金。他被金人羁留了十六年，直至高宗绍兴十三年（1145）宋金议和，朱弁才获遣返。回宋后又受到秦桧压抑排挤，翌年去世。朱弁在金期间守节不屈，数度坚拒金人所授官职。但他在金源教授女真贵族子弟，使之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薰陶教育，这在金代初期产生了广泛影响。朱弁在宋时即为知名诗人，在金期间撰写了有名的《风月堂诗话》，可以说是为金源诗坛留下了非常珍贵的财富。郭绍虞先生评述《风月堂诗话》云：“《自序》作于庚申，乃绍兴十年（1140），并言：‘予以使事羁绊漯河，阅历星纪，追思曩游风月之谈，十仅省四五’云云，然则是书乃在金时作，而其所论则犹是在宋时谈论之所得也。迹其交游，多在诸晁，晁叔用冲之，晁以道说之，晁无咎补之均较有名，至如晁伯宇载之，晁季一贯之，其名较晦，而轶事断句每赖以传。是则风月之谈，正有足征一时文献者矣。”^[7]

《风月堂诗话》在金代诗学史上有独特的意义，对后世的诗学发展有重要影响。郭绍虞指出：“是书遗留于金，至度宗时始传至江左，故王若虚《滹南诗话》曾称引之。王氏所论苏黄优劣，殆深受其影响也。”（同上）可见，朱弁虽然未受金人官职，但对金诗发展影响深远。

“借才异代”的诗人们，原来都是在宋诗的氛围里进行写作，入金以后的篇什当然带着许多原来的特点，艺术圆熟，抒情细腻，风格较为含蓄委婉。而在同一时期，海陵王完颜亮的诗作，则显示出女真诗人豪犷朴野的风格特征。其《书壁述怀》一首：“蛟龙潜慝隐苍波，且与虾蟆作混和。等待一朝头角就，摇撼霹雳震山河。”很明显地反映出女真人初始濡染汉文学时的程度，意象粗戾，与“借才异代”的诗人们相比较，南北诗风的差异是很明显的。

到世宗、章宗时期，堪称金源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社会趋于安定繁荣，世宗号称“小尧舜”。章宗更重礼乐文治，金人刘祁指出：“章宗聪慧，有父风，属文为学，崇尚儒雅，故一时名士辈出。大臣执政，多有文采学问可取，能吏直臣皆得显用，政令修举，文治烂然，金朝之盛极矣。然学止于词章，不知讲明经术为保国保民之道，以图基祚久长。”^[8]所谓“学止于词章”，是说更多地重视诗词等审美文化。世宗、章宗都十分重视大量吸收汉文化元素，以加速封建化进程。而且都重文治，他们本人也颇具文学才能。章宗便是一位有相当造诣的诗人，诗风雍容华美。如《宫中绝句》诗云：”五云金碧拱朝霞，楼阁峥嵘帝子家。三十六宫帘尽卷，东风无处不飞花。”典丽精工，气象绚烂，化用唐人诗句而能创造出浑融之境。世宗、章宗统治的大定、明昌年间。涌现了不少有成就、有个性的诗人。从整体上看，这个时期已经形成了金诗自己的特色，也就是不同于唐、不同于宋，能够自立于中国诗史之林的特色。对此，金代大文学家元好问称之为“国朝文派”。元好问以历史性的眼光指出：“国初文士如宇文大学（虚中）、蔡丞相、吴深州之等，不可不谓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故断自正甫（蔡珪字）为正传之宗，党竹溪次之，礼部闲闲公又次之。自萧户部真卿倡此论，天下迄今无异议云。”^[9]元好问从诗歌发展的历史眼光提出“国朝文派”的概念，标志着金诗整体特色的形成。元好问以蔡珪（蔡松年之子）为“国朝文派”的代表，也非他自己的独见，而是在大定时期诗人萧贡（字真卿，曾任户部尚书）所倡导的基础上加以总结的，而且是当时的共识，所谓“天下迄无异议云”。在元好问的宏阔眼光中，“国朝文派”不是仅指金诗中某一流派，也不是某一时期的创作，而是指金源诗歌区别于宋诗乃至于其它断代诗史的整体特色。它在这个层面上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同时，也是动态发展的。蔡珪作为“国朝文派”的开创性人物，其诗作能够体现出“国朝文派”最显明的一面。如他的《医巫闾》、《野鹰来》、《保德军中秋》等，雄健矫厉，风骨峥嵘，不乏北国的豪放慷慨之气。《医巫闾》诗描写医巫闾山的雄伟巍峨之状，意象雄奇壮丽，气势磅礴，而又不失语言锤炼之功，的确是七言歌行体诗中的佳作。明代诗论家胡应麟论及金诗时指出：“七言歌行，时有佳什”，并举此诗为例。这个时期还有一些重要诗人，如党怀英、周昂、王寂、王庭筠、赵秉文等。他们都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展示着国朝文派的实绩。“国朝文派”并非只是一种风格，而是由各种诗歌风格汇成的一部金诗交响曲。所谓“国朝文派”，只是金诗的一种基质。

“国朝文派”的产生并非偶然，与蔡珪诗风相近，有着雄健诗风、苍劲风骨的，是当时的一批诗人。如萧贡，最为心仪蔡珪，推其为“国朝文派”之始，而他自己的诗风便与蔡珪相类，意境雄浑苍劲。再如大定时期的刘迎，也是一位颇能体现“国朝文派”特点的诗人。《中州集》收录其诗75首。刘迎诗时时流露出忧国忧民的怀抱，长于歌行体，语言质朴，风格刚劲，清人陶玉禾评刘迎诗：“金诗推刘迎、李汾，而迎七古尤擅场，苍莽朴直中语，皆有关系，不为敬作，其气骨固绝高也。”（《金诗选》卷一）评价甚高。

这一时期的重要诗人还有党怀英、王庭筠、赵沨等。

党怀英字世杰，号竹溪，曾任国史馆编修官、翰林学士承旨等，主修《辽史》，在当时是文坛盟主。他年少时与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同学于刘汲门下。《中州集》收录竹溪诗65首。其诗风闲远冲淡，更多地继承了陶谢的艺术传统。金代大文学家赵秉文称其诗：“诗似陶谢，奄有魏晋。”^[10]如《穆陵道中》、《夜发蔡口》等诗，都体现了陶诗的冲淡自然和谢诗的体物工细。王庭筠，字子端，自号黄华山主，出身于渤海望族，文学世家。他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和艺术家。诗、文、书、画诸方面均负盛名。作为画家，王庭筠在金代画坛上的地位是无出其右的。作为诗人，虽然难称金诗之冠冕，但确实有相当高的艺术成就。元好问推崇说：“子端诗文有师法，高出时辈之右。”^[11]黄华诗艺术纯熟，意境清美。如《黄华亭》、《中秋》等。后来的著名诗人李纯甫评价黄华诗说：“东坡变而山谷，山谷变而黄华，人难及也。”^[12]赵沨，字文孺，号黄山，在当时也颇有诗名。其人性格冲淡，其诗清新自然。

大定明昌时期的另一位重要诗人周昂，在金代诗史上影响了此后的诗风与诗学观念。周昂，字德卿，真定（今河北正定）人。仕途几经顿挫，后在大安三年（1211）在与蒙古军作战时与其侄周嗣明同死于难。周昂在当时文坛上声誉甚隆，“昂孝友，喜名节，学术醇正，文笔高雅，诸儒皆师尊之。”^[13]周昂诗作颇丰，《中州集》收录其诗100首。在诗学理论上，周昂颇多建树，他的外甥、南渡后著名文学家王若虚的诗论，多有发挥其舅父的思想之处。周昂非常心仪杜甫，其诗也深得杜诗真谛。他认为江西诗派标榜宗杜，其实是不可望杜之门墙的。周昂有《读陈后山诗》一首，宗杜而贬江西诗派的味道十分明显，其云：“子美神功接混茫，人间无路可升堂。一斑管内时时见，赚得陈郎两鬓苍。”王若虚论诗时直接秉承了这种观念，他说：“史舜元作吾舅诗集序，以为有老杜句法，盖得之矣；而复云‘由山谷入’，则恐不然。吾舅儿时便学工部，而终身不喜山谷也。若虚乘间问之，则曰：‘鲁直雄豪奇险，善为新样，固有过人者，然于少陵初无关涉。前辈以为得法者，皆未能深见耳。”周昂一向不喜山谷诗风，认为山谷诗“固有过人者”，但却与杜甫诗风并不搭界。周昂本人的诗有杜诗的风神与内蕴，沉郁苍凉，凝重洗炼。尤其是他的五言律诗，最见老杜的风神。诗人以浓重的忧患意识感时应物，凝成苍茫浑融的意象。如《对月》、《晚步》等皆是。

以宣宗“贞祐南渡”（1214）迁都汴京为转折点，金代社会进入后期，走向衰亡。元蒙铁骑步步进逼，而女真军队早已丧失了原来那种驃悍勇鸷，因汉化而流于文弱。宣宗朝政日益腐败，丞相术虎高琪专权，对士大夫极为苛刻，朝廷因循苟且成风，“南渡以后，为宰执者往往无恢复之谋，上下同风，止以苟安目前为乐，凡有人言当改革，则必以生事抑之。每北兵压境，则君臣相对泣下，或殿上发叹吁。已而敌退解严，则又张具会饮黄阁中矣。每相与议时事，至其危处，辄罢散曰：‘俟再议’。已而复然，因循苟且，竟至亡国”^[14]。这就是南渡后的朝政状况。(www.chuimin.cn)

南渡后诗坛却出现了新的生机，改变了明昌、承安年间的尖新浮艳之风，诗的主流转向质朴刚健。现实的困境，使诗人们洗褪了浮艳之风，诗作有了更多的勃郁矫厉之气。南渡以后的诗坛，领袖人物是赵秉文和李纯甫。赵秉文是磁州滏阳（今河北磁县）人。大定二十五年（1185）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诗文书画有名于世，是当日的文坛魁首。曾主盟文坛数十年，南渡后影响更大。李纯甫，承安二年（1197）进士，南渡后主盟诗坛，影响甚广。在赵、李二人的旗下，分别形成了具有不同的创作倾向的流派。刘祁有一段论述，既说明了赵、李在扭转诗风中的关键作用，也揭示了他们之间的歧异。他说：“南渡后，文风一变，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由赵闲闲（秉文号“闲闲”）、李屏山（纯甫号屏山居士）倡之。屏山幼无师传，为文下笔便喜左氏、庄周，故能一扫辽宋余习。而雷希颜、宋飞卿诸人，皆作古文，故复往往相法效，不作浅弱语。赵闲闲晚年，诗多法唐人李、杜诸公，然未尝语于人。已而，麻知几、李长源、元裕之辈鼎出，故后进作诗者争以唐人为法也。”^[15]由此可见，李纯甫一派为诗文一扫辽宋余习而自出机杼，赵秉文一派则专拟唐代诸公。

关于赵李二人的不同诗学取向及彼此的分歧，刘祁在《归潜志》中有较多的记述，其中有云：“李屏山教后学为文，欲自成一家，每曰：‘当别转一路，勿随人脚跟。’故多喜奇怪，然其文亦不出庄、左、柳、苏，诗不出卢仝、李贺。晚甚爱杨万里诗，曰‘活泼剌底，人难及也。’赵闲闲教后进为诗文则曰：‘文章不可执一体，有时奇古，有时平淡，何拘？’李尝与余论赵文曰：‘才甚高，气象甚雄，然不免有失支堕节处，盖学东坡而不成者。’赵亦语余曰：‘之纯文字止一体，诗只一句去也。’”“赵闲闲论文曰：‘文字无太硬，之纯文字最硬，可伤！’”“兴定、元光间，余在南京，从赵闲闲、李屏山、王从之、雷希颜诸公游，多论为文作诗。赵于诗最细，贵含蓄工夫，于文颇粗，止论文象大概。李于文颇细，说关键宾主抑扬；于诗颇粗，止论词气才巧。”^[16]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双方的几点不同，在继承与创造关系上，赵主张得诸家之长，转益多师，以多方继承古人为尚；李纯甫更强调摆脱畦径，自成一家，勿随人脚跟。在诗歌风格上，赵主张风格多样化，不拘于奇古或平淡，而不满于李纯甫的作品只有一种面目，“文字止一体”。但实际上，赵秉文力主含蓄平淡的艺术风格，而明确反对李纯甫的奇险风格。在创作论上，赵更重学养工力，因此，论诗最细，多讲规矩方圆；李更重天资才气，因此，论诗颇粗，只论词气技巧。赵秉文一派重在纪实，此以王若虚为代表。李纯甫一派重在主观抒情，喷薄胸臆，造语奇峭，这也是李纯甫、雷希颜、李经等人的共同之处。

赵秉文创作篇什众多，现存于《闲闲老人滏水文集》中的诗作就有六百余首。《中州集》收录其诗63首。关于他的诗文成就，元好问有如此评价：“大概公之文，出于义理之学，故长于辨析，极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拘。七言长诗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大诗，则沉郁顿挫学阮嗣宗，真淳简淡学陶渊明，以他文较之，或不近也。”^[17]这个评价颇为中肯。

此时与赵秉文有相近的诗学倾向而在诗学理论上有明显贡献的是王若虚。王若虚，字从之，号滹南遗老，藁城（今河北石家庄市附近）人，承安二年经义进士。曾任国史院编修官、左司谏、延州剌史等职。南渡后，他与赵秉文、李纯甫、雷希颜等文学家、诗人一起从事文学活动，成为南一渡后的诗坛主将。王若虚的诗文集《滹南遗老集》，存诗40首。其诗风格特征以他自己所言“典实过于浮华，平易多于奇险”最为得之。抒情也好，写景也好，叙事也好，都是较为典实平淡的调子。王若虚既是诗人，又是诗论家，他对金诗最大的贡献，还在于他的诗论著作《滹南诗话》。他年少时从舅父周昂学诗，可以说，他的诗学思想与周昂有明显的传承关系。《诗话》分为三卷，论诗求真而反对奇诡诗风。他认为“不求是而求奇，真伪未知，而先论高下，亦自欺而已矣。”（卷中）他批评作诗奇诡造语：“诗人之语，诡谲寄意，固无不可；然至于太过，亦其病也。”（卷下）以求是求真、反对奇诡为出发点，他对黄庭坚的江西诗风大加挞伐：“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耳。”（卷下）“古之诗人，虽趣尚不同，体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至其辞达理顺，皆足以名家，何尝有以句法绳人者！鲁直开口论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处。而门徒亲党，以衣钵相传，号称法嗣，岂诗之真理也哉！”（卷下）这是其诗论的一贯主张。

以李纯甫、雷希颜秋代表，形成了尚奇的一派。这也是“国朝文派”高度成熟的标志。

李纯胸次宽阔，乐于汲引人才，当时许多有影响的诗人，都出于他的门下。刘祁记述道：“天资喜士，后进有一善，极口称推，一时名士，皆由公显于世。又与之拍肩尔汝，志年齿相欢。教育、抚摩，恩若亲戚。故士大夫归附，号为当世龙门。”^[18]由于李纯甫的乐于汲引后进，而在文坛上有着相当高的威望。

尚奇是李纯甫及由他代表的一派诗人的共同审美倾向。李纯甫、雷希颜、李经、赵元等人的诗歌创作，都体现了这个特征。李纯甫的诗，狠重奇险，峥嵘怒张，而又瑰丽多姿。他的七言古诗大有雄奇之风，如《怪松谣》，《雪后》、《灞陵风雪》等。雷渊，字希颜，是李纯一派的主将，性格刚直豪侠，作诗诸体兼备，以壮丽雄奇为风格特征。李经、赵元也是这派的重要诗人。刘祁称李经“为诗刻苦，喜出奇语，不蹈袭前人，妙处人莫能及。”^[19]赵元多以乐府形式针砭时弊，切近现实，用语奇拔。李纯甫在诗中称赏赵元：“先生有胆乃许大，落笔突兀无黄初。”（《赵宜之愚轩》）

金诗的高峰当推著名诗人元好问。元好问生当金源之末和元兴之初，正是民族危亡、时代沧桑的离乱之世。元好问及当时的一些作家，纪录了当时的沧桑鼎革之变，却又并非仅是衰亡之音，而是有着洪钟大吕般的雄浑之声，使金诗矗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峰巅。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系鲜卑族后裔。兴定五年（1221）进士及第后，曾几任县令，后入京任史院编修官，左司都事等。他在京城短短几年，饱经了金朝覆亡前后的惨痛，目睹了神州陆沉的巨变。用诗笔为历史存照！元好问编纂了《中州集》，为后世研究金诗留下了最宝贵的文献。

元好问存诗一千四百余首，有清人施国祁的《元遗山诗集笺注》行世。遗山诗之所堪入学“大家”之列，一则在于其可歌可泣、震撼人心的悲剧审美效应，二则在于他为诗史提供了新的艺术范本。遗山诗写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的史实，为何能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这既不在拘于实写一时一事，也不系于惨惨戚戚之悲切。清代学者赵翼颇有识度，在其论诗名著《瓯北诗话》中为遗山诗开专卷，评其七言律诗云：“七言律则更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如《车驾遁入归德》之‘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原有地行仙’，‘蛟龙岂是池中物，虮虱空悲地上臣’；《出京》之‘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识神州竞陆沉’；《送徐威卿》之‘荡荡青天非向日，萧萧春色是他乡’；《镇州》之‘只知终老归唐土，忽漫相看是楚囚，日月尽随天北转，古今谁见海西流’；《还冠氏》之‘千里关河高骨马，四更风雪短檠灯’；《座主闲闲公讳日》之‘赠官不暇似平日，草诏空传似奉天’；此等感时触事，声泪俱下，千载后犹使读者低徊不能置。盖事关家国，尤易感人。”^[20]赵翼这里指出了遗山诗的感人力量。我们认为诗人虽是“亲见国家残破，诗多感怆”，但不止于悲哀。遗山诗之所以震撼人心，更在于气魄宏大，境界雄浑，悲壮慷慨的感情渗透在苍莽沉挚的意境之中。

元好问在诗学批评和诗学理论方面的贡献同样是了不起的。他的《诗论三十首》，以大型论诗绝句组诗的形式，系统评价了从魏晋到唐宋的主要作家的创作和作品，对于诗的形式、内容、风格、创作方法等表述了独特的看法。论诗绝句始于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此后便代不乏人。论诗绝句自杜甫以下形成了两种路数：一是以作家作品批评为主，即以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为代表；另一种是以诗学原理为主，以宋代的戴复古的《论诗十绝》为代表。而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则有是兼容了两种路数，以颇为宏阔的规模、系统的诗学观念，相当完整地评述了汉魏以来，下迄宋季一千余年间的诗人和作品，在论诗诗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