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诗：新生的政治讽喻诗|中国诗歌史通论

2024-01-1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平心而论，现存的辽诗数量不多，真正称得上诗的，不过百首。这是一首激壮而深刻的政治讽喻诗。现存的辽代其他诗作，也以契丹皇族的创作为核心部分。辽圣宗耶律隆绪在接受汉文化方面也是相当突出的，并以能诗著名。圣宗于中原汉族诗人最为推崇的便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明确表示以白诗为自己的学习典范。这是一首七言绝句，较之东丹王和圣宗的五言诗，显得在艺术形式的掌握上更为精纯。

平心而论，现存的辽诗数量不多，真正称得上诗的，不过百首。但是可以看出，最能体现辽诗特色的，还就是萧观音和萧瑟瑟等女诗人。她们的创作有颇为深刻的内涵，远非一般雪月可比，读之令人动容。如萧观音的另一首《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也是体现了很强的政治意识和民族文化自信的。萧瑟瑟的两首诗《讽谏歌》和《咏史》都是骚体之作，既有痛切的激情，又有深刻的政治见解。这类诗篇超越了个人的哀怨，是在时政的高度进行抒写的。如《讽谏歌》：“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塞北兮夕枕燕云。”这是一首激壮而深刻的政治讽喻诗。史载：“女真乱作，日见侵迫。帝畋游不恤，忠臣多被疏斥。妃作歌讽谏。”^[1]此诗指出了辽王朝所面临的危难局面，力劝天祚帝不可逸豫亡国，而应当振作起来，励精图治，摒塞奸佞，如此方能重振朝纲，永镇漠北。

现存的辽代其他诗作，也以契丹皇族的创作为核心部分。如东丹王耶律倍、圣宗耶律隆绪，兴宗耶律宗真和道宗耶律洪基等。这些契丹帝王的诗作，从传统诗歌艺术来说，都很难称得上是佳作，但是这些诗作因其特殊的文化内涵，还有与中原诗歌不同的表现形态，都使辽代诗歌产生了与众不同的风貌。辽诗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契丹文化和汉文化的交融，同时也体现了北方民族精神。契丹贵族在建立辽朝后，在文化上颇为倾心于中原汉族文化，如对中原儒家典籍的学习推崇，对中原文学传统的向往与濡染，但契丹贵族也在很多时候有着很强的民族自信。

东丹王耶律倍本是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曾被立为太子。其母述律后更为喜爱次子耶律德光，用权谋使德光当上了皇帝，是为太宗，耶律倍改封为东丹王，后游于后唐。耶律倍有《海上诗》一首：“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这首短短的五言古体，直接抒发了其亡命海外、投奔异国的悲凉凄楚的情感。本诗巧妙地将契丹文和汉文的巧合，表达了他在政治上的悲愤。“山”在契丹小字中是“汗”的意思，“小山压大山”就是“小汗压大汗”，这分明是对耶律光夺去自己的帝位的怨恨之辞。“小山压大山”，既有鲜明的意象，又有深微的隐喻义。清代文学家赵翼论此诗说：“情词凄惋，言短意长，已深有合于风人之旨矣。”^[2]在辽代前期，耶律倍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博览群书，擅长诗画，尤喜藏书，《契丹国志》载其：“赞华性好读书，不喜射猎。初在东丹时，令人赍金宝私入幽州市书，载以自随，凡数万卷，置书堂于医巫闾山上，匾曰‘望海堂’”。^[3]这些书籍都是汉文化的典籍，由此可以看出他对中原文化的爱好。辽圣宗耶律隆绪在接受汉文化方面也是相当突出的，并以能诗著名。《辽史》载：“帝幼喜书翰，十岁能诗。既长，精射法，晓音律，好绘画。”^[4]他通过自己的帝王地位倡导诗歌创作，使臣下蔚成诗学之风。他又进行科举改革，“圣宗时，止以词赋、法律取士，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这种导向势必引导举子向心于美文，驰骛于诗赋。圣宗于中原汉族诗人最为推崇的便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明确表示以白诗为自己的学习典范。圣宗《题乐天诗佚句》云：“乐天诗集是吾师。”说明了圣宗对白诗风格的认同。圣宗在当时虽然赋诗很多，不下百首，但现存则只见一首，即是《传国玺诗》：“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皆慎守，世业当永昌。”这首诗从体裁上看，非古非律，通俗直白，而一联之内的对偶等因素还是较为熟稔的。诗是咏叹镇国之宝传国玺的，诗人借此表达了他对大辽国运永远昌盛的政治理想。圣宗之子辽兴宗耶律宗真，继承乃父之风，深深欣慕于中原汉族发达的封建文化，尤其是对诗词有浓厚的兴致。他经常亲自赋诗，并自拟诗赋之题以试进士。他的现存诗也只是一篇，即《以司空大师不肯赋诗以诗挑之》：“为避绮吟不肯吟，既吟何必昧真心。吾师如此过形外，弟子争能识浅深。”司空大师是辽代一位名僧，即海山。从诗题看，此人与兴宗有密切交往。这位司空大师不肯赋诗，兴宗又欲得其诗。兴宗先赋此诗，以诗挑之。这是一首七言绝句，较之东丹王和圣宗的五言诗，显得在艺术形式的掌握上更为精纯。兴宗之子道宗耶律洪基，也在诗歌创作上颇有造诣。在辽代几位文学修养较高的君主中，他更勤于为诗，而且诗艺也更为精湛。道宗崇尚中原文明，但同时又有着很强的民族文化自信。他曾作《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原作已佚，但从懿德皇后萧观音所作和诗可以见其题旨所在。“君臣同志”是说君臣上下同心协力，使辽朝振兴，而“华夷同风”则是否定“华夷之辨”的观念，不以夷而自卑，自认与中原王朝同为华夏文明。《契丹国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帝聪达明睿，端严若神，神领心解。尝有汉人讲《论语》，至‘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帝曰：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耶？’又讲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又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5]“夷狄”本是中原王朝对边鄙少数民族的蔑称。夏指中原汉民族。侍读的汉族儒生讲解《论语》中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句时，唯恐触忤了这位少数民族的君主，但道宗却十分坦然。夷夏之别，关键在于礼义之有无。道宗认为辽朝社会发展文治昌达，已近于中原礼乐，故而可以高唱“华夷同风”了。道宗存诗也很少，完整的也只有《题李俨黄菊赋》：“昨日得卿黄菊赋，碎翦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这是一首拗体绝句，以去声字押韵，在绝句中极为罕见。道宗的这首诗，意象空灵含蕴，不粘不滞，又有许多“言外之意”，大致可说有了“清空”格致，可以视为辽代诗歌在艺术上的长进。(www.chuimin.cn)

契丹诗人创作中最长的作品是寺公大师的《醉义歌》。原文为契丹文，后由元初契丹族大诗人耶律楚材译成汉文。此诗以重阳饮酒为抒情契机，抒发了被斥逐后的思想感情历程。诗人借助释道思想方法来开释自己的人生忧患，深感人世的无常与短暂，于是要在醉乡中忘却尘世的烦恼。诗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是复杂的，而又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此诗译成汉文后长达120句，共842字，这不仅是辽诗之冠，而且也是中国诗史上罕见的佳构。诗人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他的人生感慨，意象雄浑而新颖，颇具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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