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史通论：辽金元诗歌的民族交融

2024-01-1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这是因为，辽金元诗歌独特风貌的形成，是中原文化和北方民族文化融合、冲撞和互动的产物。我们对辽金元时期的文化态势的了解与判断，最终是要落实到对辽金元诗歌特色的阐释与揭示上。这当然不仅是辽诗所呈现的文化形态，后来的金诗、元诗的发展，都展示了民族文化交融与互动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辽、金、元三代诗歌创作，是中国诗歌史上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段落，也是为中国诗歌史带来活泼生机与特殊样态的独特存在。辽金元诗歌并不能作为一个一成不变的单一整体被我们所读解，而是一个内涵复杂且充满变数的过程。如欲真正走进辽金元诗歌的“大千世界”，仅是一般的印象或“囫囵吞枣”般的抽象认知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它是无比丰富的矿藏，它是蕴含无限的汪洋，它是连绵不断的山脉，它是变幻多姿的天空。

广义的辽金元诗歌，包括了诗、词、曲这几种不同的诗歌样式，它们并不是既成的东西，而是在生成和发展之中呈现出的状貌。对于此前的中华诗歌而言，它们当然有相当多的接受和继承，但相对而言，它们又有着更多的变异和生成。以狭义的诗来看，辽金元诗歌是呈现了一个由生新走向成熟的过程，但它不同于以往的生新与成熟，它们裹挟进相当多的新质——文化的新质。它们有很多作品显得颇为稚拙甚至是糙野，但却是带着北方的雄厉之气。它们又有着圆熟的篇什，但这种圆熟亦不同于唐宋的风貌。辽金元诗歌有着各自的风貌，它们之间又有着内在的连续性。辽金元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特殊地位也许并不是仅从诗歌艺术的角度能够予以充分理解的，如果仅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认知，与唐宋诗歌相比，辽金元诗歌难有可以分庭抗礼的荣耀。但是它在中国诗歌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有着独特的传承和影响，有其独特的成就，这是客观的事实；我们将根据现存的辽金元诗歌进行客观的、科学的分析，实事求是予以描述，使人们对其有一个近乎“原生态”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术评价。

在谈及客观地描述辽金元诗歌的同时，我们也同样不能忽略研究角度或方法的问题。辽金元诗歌成为古代文学研究新的亮点，这是一个近几十年来不争的事实。中国文学史或云古代文学，在我们的学科序列中，无疑最古老的、积淀最深的。前人留下了汗牛充栋的宝贵理论遗产，使我们产生了难以逾越之叹。就诗歌研究而言，对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等时期的诗歌研究，都产生了无数的研究成果，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研究经典。辽金元诗歌原来是相对薄弱的环节，这也是学术史上的事实。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降，这种局面出现明显的扭转，辽金元诗歌研究可谓新著迭出，星光灿烂。无论是诗歌的个案，还是史的框架，都有着全面的突破，百部以上的学术专著，以《全辽金诗》、《全金诗》、《全元诗》为代表的文献整理，以《辽金诗史》、《元诗史》、《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金元卷》为代表的理论著作，还有几千篇之数的研究论文，把辽金元诗歌研究推上了一个崭新的峰巅。不惟是成果众多，更在于研究角度的转换，研究观念的创新，使得辽金元诗歌的研究给人充满生机的印象。很多研究论著并不仅是因为研究对象而生的新意，而恰恰是因了研究角度和学术思想的创新，而为学术界带来新的气象的。这其中，民族文化的角度是辽金元诗歌研究大有新意的重要角色。这在一些有关辽金元文学研究的重要学人如周惠泉、张晶、查洪德、胡传志、赵维江等著名学者那里，都得到了体现。这是因为，辽金元诗歌独特风貌的形成，是中原文化和北方民族文化融合、冲撞和互动的产物。民族文化的视角，揭示了其间的运动规律，显示了诗史整体的生成基因，虽然这其中并非观照到任何琐细的部位，或者个别诗人的文本内部，但在总体上，是能够说明问题的，是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景观的。(www.chuimin.cn)

辽金元是由北方的契丹、女真和蒙古等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其中辽、金是与北宋、南宋并存的北方政权，既深受中原汉文化的濡染影响，又有与之相抗衡的北方文化意识。元朝统一了中国，仍有一个南北方文化、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冲撞和交汇的过程，但它在文化上有更大的格局和气魄，也有着更为丰富的样态与内容。从辽金以来所含蕴的北方民族文化心理，到元代则被裹挟而汇入中华文明的巨大洪流之中，却为之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从而开启了明清及近代的的中华文化大观。这也也许并非是笔者的逻辑推演，而是文化史的真实走向。

我们对辽金元时期的文化态势的了解与判断，最终是要落实到对辽金元诗歌特色的阐释与揭示上。通过对辽金元诗歌的读解，可以感受到无论是辽诗、金诗，还是元诗，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变迁的痕迹，是远较其他时代的诗歌更为鲜明和强烈的。当时契丹、女真和蒙古这样的北方游牧民族，以其强悍尚武的民族性格与中原王朝发生交锋时，往往在军事上扮演着胜利者的历史角色，即使是南北对峙，同时存在的辽金王朝，也时时给中原王朝以进攻者的威慑。北方民族雄强而质朴的传统文化心理，在社会生活的诸方面都大有呈现。而辽金时期创作中契丹贵族和女真贵族都有着相当重的分量。辽代诗歌，契丹贵族的作品占了主要的地位，他们的民族自信，他们的粗犷豪放，是浑然一体地彰显出来的。如辽代的萧观音，在应制诗中写出了这样的名篇：“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哪教猛虎不投降。”（《伏虎林待制》）这样的篇章出于一位宫廷女性之手，岂是一般的应制诗可比！中原汉族女性诗人在诗史上大有人在，名篇佳作不乏其例，但如这种雄放风格者却是无从得见的。对于这样的诗篇，大概我们很难从诗歌传统所认同的那种七绝艺术来阐释它评价它，尽管它的韵律也不违背近体诗的要求，我们所感受到是，一种高远的立意和政治上的霸气，当然还有那种震撼人心的力度感。这恰是契丹文化的一个特点。这当然不仅是辽诗所呈现的文化形态，后来的金诗、元诗的发展，都展示了民族文化交融与互动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中国诗歌史通论：辽金元诗歌的民族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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