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中国文学中的瑰宝

2024-01-1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自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54]词乃是两宋“一代之文学”：在词史上，宋词自然处于无与伦比的巅峰地位；在整个诗歌史上，宋词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经典地位。从黄庭坚、张耒的言论中不难发现，当他们视艳情歌词之流行为自然现象时，乃是以人性必以儿女之情为自然来作观念指导的。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自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54]词乃是两宋“一代之文学”：在词史上，宋词自然处于无与伦比的巅峰地位；在整个诗歌史上，宋词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经典地位。

词体至宋而繁荣，自有其超时代的原因，这就是隋唐以来燕乐的发展。但是，唐代乐舞与歌诗均极发达，唐人襟怀亦极开张，自隋而有曲子，词体却不曾与诗并盛于唐者，毕竟有一个词家创作心态之主动与否的关键问题。唐代情形，已自难考。自五代而北宋，文人对词体入集态度的变化却十分清晰，不仅自己结集，而且取舍标准明显放宽。词人自结其集与他人编选总集，是一个现象的两面。《花间集》编定于五代，接踵者又有宋初人所编之《尊前集》、《家宴集》、《兰畹集》等。别集、总集的编辑刊行，说明了文人对词体的主动关注，它为那些并不真正懂音乐的人提供了一种倚格律（非倚音律而合声腔）而创作的机会。词之所以能入宋而大昌，与此大有关系。当然，关键之关键还是观念的转化。欧阳炯序《花间集》曰：“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而晁谦之跋语谓其“情真而调逸，思深而言婉”，陆游跋语亦称其“简古可爱”。诚然，人们完全可以说，这些观点发表在词体既盛之后，未尝不是对既成事实的一种认可。但问题在于，这种认可，分明是经过了思想斗争的，分明是与宋世文化精神合拍的，因而不单单是对既成事实的无奈承认，而俨然是出自理性自觉的主动选择。

众所周知，黄庭坚乃是一位以“治心养性为宗本”的人，而其《小山集序》尝曰：

余少时间作乐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独罪余以笔墨劝淫，于我法中，当下犁舌之狱。特未见叔原之作耶！虽然，彼富贵得意，室有倩盼慧女，而主人好文，必当市购千金，家求善本，曰：独不得与叔原同时耶！若乃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娱，苦节臞儒，晚悟裙裾之乐，鼓之舞之，使宴安酖毒而不悔，是则叔原之罪也哉！^[55]

这节文字，颇有世人皆如此何故独罪我的调侃意味；但更重要的是，他把词的流行同“近知酒色之娱”、“晚悟裙裾之乐”的人情自然相互联系起来，而其言外之结论即在于，此乃人性自然，何必笔墨相劝！张耒《东山词序》可与此互相映证：

世之言雄暴虓武者，莫如刘季、项籍，此两人者，岂有儿女之情哉？至其过故乡而感慨，别美人而涕法，情发于言，流于歌词，含思凄婉，闻者动心。为此两人者，岂其费心而得之哉？直寄其意耳。^[56]

张耒反对的是费心矫情而作，肯定的则是英雄未必不多情。从黄庭坚、张耒的言论中不难发现，当他们视艳情歌词之流行为自然现象时，乃是以人性必以儿女之情为自然来作观念指导的。宋人不同于唐人处，便在其崇尚义理，而宋学义理又往往与禅结缘。禅悦之风，其来有渐；词集的产生，亦由少而多，因而从总体上讲，词之大盛于宋世，绝非突然之事。

历史的渐进与某一时代的突变，是必须兼顾的两个方面。除了宋人词创作的主动心态及其精神理念的作用之外，在特定文化政策和经济政策推动下，宋代都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娱乐文化的勃兴，更是必备的生态条件。(www.chuimin.cn)

词是从“浅斟低唱”之中滋长起来的，这当然离不开商业性都市生活的繁荣。唐代的长安固然繁华，但其建筑格局却没有宋代的汴梁那样更富于商业化特性。而尤为关键的是，宋代朝廷曾施行“设法卖酒”的政策：“宋代酒楼、歌馆的妓女空前发达。为有利于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宋代自太宗起就开始了官卖酒制度，后来至神宗时又开‘设法卖酒’之风。所谓‘设法卖酒’，起先是分派妓女坐于酒肆弹唱作乐，以诱使人们买酒和饮酒。但由于慕妓女艳名而来饮者猛增，竟至斗殴，政府又只好派军士来弹压，以维持正常的卖酒秩序。直到人们对于妓女卖酒习以为常，不再起哄之后，才取消了军士弹压之制。”^[57]商业活动都带有竞争性，通过“设法卖酒”这一商业性经济文化政策，商业本身的剌激亦同时转化为对弹唱活动的剌激。酒肆之间，歌女之间，为利润计，必须加快词曲更新的速度，而这样一来，自然就形成了一个歌词作品的需求市场。既有出自作者的主动心态，又有来自社会的需求市场，词体焉有不兴之理！那位“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耆卿，“妓者爱其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58]。这条材料生动地说明，这种歌女资助金物的物质刺激方式，是可以大大推动文人词创作活动的。当然，歌女资给词人，原为提高自身身价；而此身价，又与“设法卖酒”中的竞争相关。环环相扣，层层推助，经济文化政策遂起到了文艺政策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宋词之所以兴盛，也是特殊政策的作用所致。

要而言之，援佛老精神以入儒的宋学背景，通过禅学那亦真亦俗的特殊中介，与宋代空前发达起来的市井商业文化意识彼此交壤，导致了宋世文人尚义理而又随俗逐媚的精神势态：而宋世制禄丰厚，坊间歌妓又出于自身利益而出金资助词客，这种物质力量的推动势必成为词集刊行的有效保证。宋初总集的编辑，显然与歌词市场的需求有关：总集的流行，又转而推动了文人自结词集的决心。以上两方面的动因，分别导致了文人在词创作上的主动心态和词体在社会上流行的现实机遇；两者彼此作用，风激浪高，遂使填词之艺成为一代盛事。

宋代曲子词的兴盛意味着双重的艺术繁荣：一方面，存在着唱曲事业的繁荣与词客视唱曲为风流这种文化现象；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唱曲事业同样看重文学性而文人词客亦深明此理的现象；两方面彼此交合的结果，自然就有了宋世文人兼顾应歌时尚与吟咏传统的创作心态。这意味着，倚声填词而入唱曲之腔的风流情事，将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向诗歌吟咏传统的内化。首先，真正精于音律且以词入腔者，也必将由随俗而转为自重，最终其词作的可歌性便会脱离市井唱曲格调而独立。也就是说，所谓“词别是一家”起初是相对于诗而言，到后来却是相对于市井歌词而言了。其次，音律的讲求将与诗歌声律的传统相合一，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宋世诗歌创作的格调风尚相吻合。再次，沿着看重文学性的方向继续发展，便使倚声填词的原则转化为倚词谱声的原则了。

总之，北宋之世，有雅俗交合之风，新腔新词，层出不穷，文人视唱曲为风流，故能迎合新声；歌女视词章为要事，故能借雅士之力而彼此相长。尤其是文人词客，能将唱曲的时尚与传统诗律的吟咏有机结合，从而并擅音乐性与文学性之双美。可见，严肃艺术如何借助于时尚艺术来自我实现，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南渡以后，词人刻意复雅，纵然音律精严，也只能自视风流，而不可能像北宋那样成为并世风流了。南宋姜夔、张枢诸家，都于词集中旁缀音谱，其便唱应歌之心可谓殷切，但反不如周邦彦不缀音谱之词受人欢迎。自唐代格律诗兴，为调谐声韵，诗人早已养成吟咏风习，“新诗改罢自长吟”，意境之外，兼求声韵之美，这既是词体能以大盛于士林的基础，又是文人词完全走向市井的障碍。宋世词坛上，自柳永历周邦彦而至于姜夔，正完成了一个三部曲，三家同精音律，而柳永是市井氛围中的风流，姜夔是雅士意趣中的风流，周邦彦则处两者之间，乃是一个转型过程中的关键人物。时至今日，人们还能欣赏姜夔词的音律之美，但遗憾的是，其已未必有宋世唱曲之风流了。

宋词的风格基调是否就是婉约美呢？要明确解答这一问题，首先须将婉约美的内涵搞清楚；否则，说千道万，终是恍惚。

胡寅《题酒边词》论苏轼词有云：“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于尘垢之外。”此论诚然慷慨，而下文更有可玩之意，惜世人每不全引。如其文中有云：“观其退江北所作于后，而进江南所作于前，以枯木之心，幻出葩华，酌元酒之尊，弃置醇味，非染而不色，安能及此。”^[59]枯木葩华之喻，化为意象，便是“老树着花无丑枝”，酌元酒而弃醇味，便是天理流行处有香泽。其中，分明存在着一种以相容于婉媚之姿的方式而自我超越的理性规范。胡寅在其题辞之末，又提到“亦犹读《梅花赋》而未知宋广平”。皮日休《梅花赋序》：“余赏慕宋广平之为相，贞姿劲质，刚态毅状，疑其铁肠石心，不能吐婉媚辞。然睹其文而有《梅花赋》，清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殊不类其为人也。”^[60]胡寅将皮日休的疑虑化解为“染而不色”的判断，也正是苏轼所谓“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次韵子由论书》）^[61]。一言以蔽之，苏轼与胡寅所企望的乃是既婉媚流丽又不失雅健高迈的特殊境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流丽婀娜之美，绝非外在之姿，而是出于内在的追求。苏轼最爱陶、柳诗，尝有评曰：“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评韩柳诗》）^[62]这里的“外枯而中膏”，与胡寅所谓“以枯木之心，幻出葩华”如出一辙，说明那葩华流丽之美是从内心中幻化而出的。于是可以明白，就像宋世文人视儿女之情为人性自然，视应歌唱曲为风流情韵一样，婉媚轻约和流丽婀娜也属其审美心理的深层内容。一向被誉为指出向上一路的苏轼尚且如此，他人可想而知。当然，在苏轼、胡寅这样的人物看来，婉约者绝非纯然之婉约，而是一种能含纳对立风格于其中的复合建构，软媚中暗寓气骨，温丽中不乏高深，处俗不俗，雅润清丽。如此之婉约，显然能涵盖诸家诸派格调，因而自然就成为宋词的基本风格和审美本色了。终宋之世，不仅沉溺于都会繁华而与绮罗香泽为伴者必然心契于婉约格调，即便是沉潜于义理人格而向往高迈雄健境界者，其人格风范和艺术格调也不失流丽婀娜之韵^[63]。婉约词美因此而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婉约本色必有一种不因人而异的基本的建构模式。

宋词：中国文学中的瑰宝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