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人文化气质及中国诗歌史

2024-01-1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宋诗的独到造诣和独特风貌，有赖于宋代诗人特定的文化气质。深厚学术修养的积淀、长久的书斋生活，使得他们钟情于人文意象的创造，可以对人生进行深入全面的思考，并擅长作精密周详的议论，这就必然形成宋代诗人富有理趣的文化气质。翻阅宋人文集，定会发现大量的辩难文章，这说明宋人文化气质上所具有的鲜明的理性特征。此外，贯通其间者，即所谓“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则又是人格与艺术的统一。

宋诗的独到造诣和独特风貌，有赖于宋代诗人特定的文化气质。

随着文人整个社会地位的提高与稳定，与唐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的沙场热情相比，宋人却云：“试取封侯印，何如笔砚功。”（欧阳修《送张如京知安肃军》）“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苏轼《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政府大力扩展科举取士名额，重用经过科举选拔而入仕者，建设以礼乐为代表的文化制度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使得宋人通过科举而进入仕途，从而参政治国实现其人生价值，成为一条颇有把握的理想道路。苏轼曾记载北宋开国之初学校衰息，而至仁宗天圣年间，随着开科取士的人数扩大，蜀人“释耒耜而执笔砚者，十室而九”（《谢范舍人书》），所以“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晁冲之《夜行》）的诗句，当不为虚景。加之书籍的丰富、学校的增设，使宋代文人的总体学术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像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朱熹等都是学者型的作家，在文学作品之外，还写了不少经学、小学和史学的著作。深厚学术修养的积淀、长久的书斋生活，使得他们钟情于人文意象的创造，可以对人生进行深入全面的思考，并擅长作精密周详的议论，这就必然形成宋代诗人富有理趣的文化气质。赵翼《瓯北诗话》有云：“北宋诗推苏、黄两家，盖才力雄厚，书卷繁富。”^[20]所谓“才力”“书卷”，正是文化气质之内蕴所在。

由于文臣是国家政治重要的参与者和决策者，就很自然地激发了整个士人群体在政治上意气风发的使命感和强烈的参政热情。欧阳修所云的“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镇阳读书》），并非是他个人特有的精神风貌，多数宋代文人都是以名节自砺、以道义相期的人物。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正是当时士大夫的人格理想所在。《宋史·忠义传序》总结道：“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21]加之两宋三百年间外患不断，宋代文人缘此而具有深沉的忧患意识，诗歌中对朝政的关切不绝于缕，于是，宋人发现了杜诗的特殊价值，所谓“少陵有句皆忧国”（周紫芝《乱后并得陶杜二集》），尊杜也就成为有宋一代的共识。南渡之后持续的外患侵扰，又造成宋代诗歌中英雄主题的高扬，爱国忧时之声几乎是一个半世纪诗词的主调。

与此同时，“理学”文化意识的成长与渗透，使得士大夫阶层热衷于讲道论学，他们往往为了探寻真理而投入身心于思想辩论，所以北宋有王安石与司马光等人的新学、旧学之争，有苏轼的蜀学与二程的洛学之争，南宋又有朱熹、叶适、陈亮等人相互的论学问道。翻阅宋人文集，定会发现大量的辩难文章，这说明宋人文化气质上所具有的鲜明的理性特征。不过，热衷于理论思辩，并不等于普遍具有哲学家的素质，相对于纯粹抽象思辩的哲学讲求而言，宋世文人的诗学性情，往往表现在善于通过认真体味大自然的一景一物，来感悟事物的发展规律，最终以伦理道德来把握人生之道，由此形成了理智、豁达、敏锐的主体文化意识。不仅如此，启动于所谓“百代之中”之中唐时代的儒学复兴思潮，在引入释家与道家思想元素以提升自身哲学理性的过程中，相应地重新塑造了儒家理想人格。有如世人所熟知者，两宋之世，无论道学中人还是艺林中人，莫不心仪于“孔颜乐处”，并以“吾与点也”之意为孔子人格精神之亮点。正是儒学新变的这种走向，使得两宋诗学思想阐释中有了对三代汉唐整体意义上的文明集成，意味着对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与唐人始有之“集大成”两种境界的兼容。参照秦观“后世道术为天下裂，士大夫始有意为文”的论断^[22]，将苏轼“钟王之法，妙在笔法之外”的纯粹艺术评论，与晚唐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的知人论世之艺术评论结合起来^[23]，最终可以发现，在人格与艺境高度统一的意义上，“高风绝尘”与“远韵”所代表的魏晋风度和晋宋雅意，恰恰是被李、杜、颜、柳之“集大成”境界所遮蔽的另一层真实面貌和另一种理想境界。实际上，认真品味苏轼相关论说，其兼取盛唐集成与晋宋超逸的意趣，是再鲜明不过的了。苏轼论唐六家书法有云：“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并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已，乃识其奇趣。”“张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长安犹有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24]其间殊可注意者，首先是直接将颜真卿书法比作杜甫诗歌，并称其“一变古法”而“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这说明“集大成”与“变古法”是统一的；其次，则是“体并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这又说明“并众妙”与“造疏淡”是统一的。此外，贯通其间者，即所谓“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则又是人格与艺术的统一。所有这些，显然远远大于人们通常所说的宋代“文人”书画之艺术精神的相关内容，这也就是说，那种将宋人审美思想之主导精神归结为“文人”艺术精神的认识，显然是偏执的。宋诗学思想之精华，乃在“集大成”而返自然，“并众妙”而“造疏淡”，穷尽艺文能事而又尽显无意于此的萧散意趣。(www.chuimin.cn)

萧散意趣，恰恰也是禅宗盛行时代的精神产物。禅宗活泼洒脱的思想风格以及融会贯通的思辨方式，对士大夫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参禅同时又是士人们在仕途风浪中的心灵安顿之地，《宋元学案·苏氏蜀学略》即说苏轼：“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忠规谠论，挺挺大节。但为小人挤排，不得安于朝廷，郁憏无聊之甚，转而逃入于禅。”^[25]所以士大夫阶层的“居士禅”现象蔚为大观，像杨亿、富弼、文彦博、张方平、欧阳修、王安石、晁补之、晁说之、李纲、范成大、杨万里等人都是染于禅佛者。《五灯会元》甚至将黄庭坚列入黄龙派的法嗣之中，黄庭坚也描绘自己的形象为：“似僧有发，似俗无尘。作梦中梦，见身外身。”（《写真自赞》）^[26]实际上，宋人对于释教的接受，主要是吸取其中的哲学智慧。于是，禅宗的静观物象往往成为文人的修行之法，妙悟和禅机也成为文人们执着追寻的趣味。有研究者指出“理禅融会”的现象促成了宋型文化的特质，正是在理学与禅宗的双重浸染下，宋代诗人形成了治心养气的涵养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体悟内省的思维方式和平淡恬静的审美观。^[27]

综上所述，优越的政治地位、优厚的物质生活和深厚的学者气质，使得宋代文人整体上形成了一种雍容不迫、安闲自在的生活态度。前后对比，我们发现宋代诗人群体上的命运观是扬弃悲哀的，他们的性情本来就得到了心性讲求与事功实践的良好调控，同时又接通释道，从而可以左右逢源，仕与隐不再是对立的两极，而如何在徜徉两端的过程中进行自我人格的修炼与完善，才是人生的最终目标。尽管身在宦海，感受内忧外患，但内在型的意义追寻和道德自律，使他们也往往感到内心的自适，从而表现出悠游从容的气质与态度。“宋诗的个体抒情往往与道德修养的自我完善相表里：诗人能够在永恒的道德星空下找到人生的定位与追求，便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化短视为远瞩，化悲哀为闲适。”^[28]于是，他们远离了前代文人那种梦幻与激情的色彩，而多有平和中正与乐观闲散的气息。透过“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王安石《北山》）式的闲情逸致的表象，窥视宋人像一个深沉的中年人似的精神世界，我们发现，他们以含蓄而深邃的人生境界，去代替唐人那些壮美雄伟的感性感觉。在文化气质的整体把握上，宋代诗人正体现出“审美意识道德功用与娱情怡性矛盾统一的时代特征”^[29]。

宋代诗人文化气质及中国诗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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