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社会文明：中国诗歌史通论

2024-01-1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也正是因为两宋以其政治、经济、科技、学术成就所构成的社会文明，“千年之前，不仅在当时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宋学也是独领风骚的巍巍高峰。”最后，作为政治、思想、学术等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两宋经济整体上呈现出的繁荣局面和实际上所达到的发展水平，正是当下的一个学术热点。尤其是北宋首都汴京的城市文明，无疑居于当时的世界领先地位。

宋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邓广铭先生尝言：“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1]无论从哪个方面展开讨论，学界均能就此达成共识。也正是因为两宋以其政治、经济、科技、学术成就所构成的社会文明，“千年之前，不仅在当时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宋学也是独领风骚的巍巍高峰。”^[2]所以，宋人才自觉地表现出“集大成”的思想文化意识，唐人“集大成”的文化艺术精神，实际上是通过宋人的思想阐释而得以生成其观念形态的^[3]。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对宋代社会文明的总体认识，其实早就表现为宋人自己的文化自信，朱熹尝言：“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4]史尧弼又曰：“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5]陆游亦云：“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6]宋人对本朝文化有如此自信的认识，足以构成其坚实深沉的时代精神。

对于中国文学史研究来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当然是首先需要关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北宋时期已然形成完备的文官体制一事，便是一件具有丰富文化意义的历史大事件。建宋伊初，鉴于安史之乱二百年来的方镇强权，宋太祖曾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天下，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7]于是，不但宰相需用读书人，就连掌兵的枢密使也多由文人担任。同时又实行相对宽松的言论政策，两宋历任皇帝皆把“誓不杀士臣及言事官”^[8]视为祖训。苏轼《上神宗皇帝书》即证实云：“历观秦、汉以政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9]这种从宋初即推行的“崇文抑武”措施，一直延续了两宋王朝三百余年。作为宋初统治者的本意，显然首先是培育容易驾驭的各级政治代理人来取代飞扬跋扈的武人，而在不经意间却孕育出有宋特殊的文官政治文化。《宋史·文苑传序》对此总结道：“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橅，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作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10]时至今日，但凡研究政治史、文化史者，只要论及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性壮大，以及相应的历史主体性作用，都会高度重视所谓宋型文化的这一特点。

和文人政治相适应的是，宋王朝十分重视文治教化。印刷术虽然发明于隋唐，但宋初以来，雕版印刷术才获得普遍的使用，这使书籍的撰著和流通大大超越前代。景德二年（1005）真宗至国子监阅书库，问邢昺书板几何。昺答：“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板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11]内府之外，私人的藏书也动辄万卷，于是宋代出现了以私人藏书为对象的目录学专书《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与此同时，两宋学校设遍天下，中央设有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地方有郡学、府学、县学；民间有书院、乡校、家塾。像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学术中心，由此便形成了崇尚文化的社会风气。^[12]

既有文官政治的社会特色，又有注重文治的文化政策，由此而必然产生崇尚文教的社会风气，于是进而濡染浸润，导致宋诗整体上的书卷涵养气息。与此相关的许多问题，其实都是自在情理之中而不待申说的。(www.chuimin.cn)

在中国文明史上，真正堪称哲学思辩时代者，先秦之外，只有魏晋与两宋，而两宋的创新独造之处，是在哲学上将传统的儒学发展成为具有心性哲学特色的理学。程颐谓：“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学也。”^[13]这里标志以“知道者”的“儒学”自然是指宋代特有的理学——或谓之新儒学。新儒学之发展，主要由北宋周敦颐、邵雍发轫，二程、张载等扩充，后以南宋朱熹集大成，至此，儒学历经千年的演变，臻于极高明而尽精微的“理学”境地。尽管我们都知道“理学”实际上是孕育并生长在“宋学”的大语境之中，尽管朱熹集大成之际也存在着“朱陆之争”，但在整合而言的意义上，“理学”所以成就其高明精微境界的思想生态环境，乃是儒、释、道三教并重的社会思潮。真宗曾撰《崇释论》称：“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荀、孟迹异而道同，大指劝人之善，禁人之恶。”^[14]王安石又曾对神宗说：“臣观佛书，乃与经合，盖理如此，则虽相去远，其合犹符节也。”^[15]如此上行下效，到北宋中叶，三教合一已成为时代思潮，例如程颐就说其兄程颢的学术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16]，不仅理学家大都以融会三教为荣，许多文士的诗文创作，亦每每可见三教合一思想的深入人心。

最后，作为政治、思想、学术等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两宋经济整体上呈现出的繁荣局面和实际上所达到的发展水平，正是当下的一个学术热点。无论如何，科学技术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持续发展，海外贸易增加扩大，使两宋时代享有了总体安定繁华的形势。加之纸币的流通、手工业和商业的兴盛，由此也带来宋代城市经济特有的繁荣。像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以及建康（今江苏南京）、成都等地都是人口达十万以上的大都市。尤其是北宋首都汴京的城市文明，无疑居于当时的世界领先地位。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所绘制的汴河沿岸车马杂沓、交易繁忙的景象，至今给人以深刻印象，上海世博会因此而以其为中国馆镇馆之宝。宋代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黄金时期，闻名于世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三项主要是在宋代得到应用和发展的。沈括是宋代主要的科技代表人物，有笔记小说《梦溪笔谈》和医书《良方》传世，他的科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北宋有两次天文史上著名的超新星记录。苏颂和韩公廉制造了水运仪象台和浑天仪，成为世界上第一台天文钟和假天仪。其他如农学、农业技术、建筑学等都有显著成就。北宋初，构筑横跨长江的大浮桥，为桥梁史上的创举。南宋时，广泛使用车船，应用了原始的螺旋桨，如此等等。其实，有一个历史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宋人提倡“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诗画交融艺术，缘此而有讲求诗意的“文人画”因运而生，殊不知，就在“文人画”讲求诗意化之际，作为新兴画种的“界画”，实则具有绘画艺术与建筑设计的双重底蕴，由此而实际展现出来的艺术科学的自觉，不啻是宋代科技发达直接有关于文学艺术的最佳例证。

总而言之，近代以来，宋代文明的价值就处于被不断发掘与阐释之中。王国维先生于《宋代之金石学》中称美天水一朝文化云：“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17]陈寅恪先生于《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更是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8]缪钺先生亦云：“赵宋一代三百余年，为中国历史由古代转入近代之契机。当时政治、经济、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均在蜕变之中，而尤富于开拓创新之精神。”^[19]宋型文化显示出了一种知识性、思辨性、人文性、创新性、会通性等鲜明特点。正是在此等社会文明的基础之上，宋代文人形成了具有自我特色的涵养气质和审美眼光，从而使宋代诗歌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崭新面貌。

两宋社会文明：中国诗歌史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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