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史：文人的崛起与开创意义

在中国诗歌史上，文人诗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从魏晋南北朝以后，文人诗在中国诗歌史上开始占据主导性地位。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传世的作品数量最多，艺术水平最高，而且还因为文人诗代表着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传统与发展方向。中国的文人作为一个群体走上文学史舞台，正是从汉代开始的，这也是我们认识汉代诗歌史的重要一环。

要探讨中国古代文人诗的产生，我们首先应该考察“文人”这一称谓的产生。

从历史文献来看，“文人”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尚书》和《诗经》中。《尚书·文侯之命》里有“追孝于前文人”之语，孔安国传把这里的“文人”解释为“文德之人”。《诗经·大雅·江汉》：“告于文人。”《毛传》：“文人，文德之人也。”郑玄更进一步将之解释为“有德美见记者”。可见，先秦时期所说的“文人”，指的乃是有德之人，与我们现在所称的“文人”并不一样。而且，“文人”这一名称，在我们所查找的现存先秦文献中仅此两见，^[52]可见其使用面很窄。即使是到了现存的西汉诸子与《史记》、《汉书》中，也不见“文人”一词的踪影。事实上，较多地使用“文人”这一词汇，并对其身份进行界定的是东汉早期的王充。他在《论衡·超奇篇》中说：

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闲，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杼其义旨，损益其文句，而以上书奏记，或兴论立说、结连篇章者，文人、鸿儒也。……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53]

王充在这段话里把“儒生”、“通人”、“文人”、“鸿儒”按照其学问大小与写作能力的水平进行排列，认为文人不仅仅是一般的读书人，不仅能通读书籍，教授别人，而且还能够“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这基本上概括了“文人”的特征，也与后世人们常说的“文人”概念大体一致。所不同的是，王充在这里强调“文人”的写作，主要指的是汉代的各类文章，所谓“上书奏记”、“兴论立说”、“结连篇章”之类，并不是指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而且，在王充眼里，读书人的最高境界并不是“文人”而是“鸿儒”，是能知“大道体要”、能为国家建功立业之人。

正因为王充对“文人”与“鸿儒”有着这样的理解，所以，他瞧不起唐勒、宋玉之流的人物，^[54]而要向孔子、董仲舒这样的人学习。他为此确立了作文的原则与理想：“孔子曰：‘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文王之文，传在孔子。孔子为汉制文，传在汉也。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夫文人文章（原文作“天文人文文”，依黄晖校释改），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55]

王充对于“文人”上述的议论，表达了他自己的人生理想，也代表了东汉时代读书人群体的人生理想。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汉代的读书人当中却并没有几个人达到了人生的最高目标，真正成为“鸿儒”，包括王充本人也没有做到。大部分人终生仅为一介儒生、能为“通人”者已经很难，进而能成为一位“文人”者自然更是有限了。所以，在当时社会上，“文人”给人的印象是这样的：

著书之人，博览多闻，学问习熟，则能推类兴文。文由外而兴，未必实才与文相副也。且浅意于华叶之言，无根核之深，不见大道体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际，文人不与，无能建功之验，徒能笔说之效也。^[56]

这段话，虽然是王充在《论衡·超奇篇》中作为他要反驳的观点而记录的，其实却正好生动地描绘了汉代文人的社会形象。虽然像王充这样胸怀大志的“文人”，并不认可社会上给“文人”们所确定的这一形象，试图澄清人们对“文人”的“误解”，说明“文人”志向的高远与才能的不凡。然而在客观上也说明了像王充这样的“文人”在汉代社会中的尴尬处境：他们虽然有着满腹的才学，但是却得不到施展的空间，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因而给人的印象不过是一群只会舞文弄墨之徒而已。而造成这一切的客观原因，正是由于秦汉时代所建立起来的这一新的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甚至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就是“文人”这一社会群体的出现，也有赖于秦汉时代的政治制度的建立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真正弄清“文人”这一群体的产生之源以及他们的人生理想，我们就必须从他们的真实社会身份谈起。

汉代文人群体的远源，是来自于先秦社会的“士”。“士”在周代社会的基本身份是各级贵族，他们从小就要受到很好的贵族教育，文武兼修，长大后通过世袭的方式参与政治。^[57]到了春秋后期，秉承上古诗书礼乐文化传统的“文士”崛起，成为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他们以“体道”为己任，以“三不朽”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以积极参与国家政治为实践的要务。战国时代的大变革给他们提供了最好的实现人生理想的社会舞台，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张扬了他们的思想与个性。^[58]

秦汉帝国的建立，重新规范了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环境也不复存在。这一方面为汉代的“士”阶层通过“读书”而“仕进”，进而实现儒家的道统理想提供了一个井然有序的平台，另一方面，也要求他们必须按照封建政治制度建设的需要来改造自己。这最终形成了儒生与文吏的融合，使得封建士大夫政治定型化。在这种封建士大夫政治定型的过程中，儒生无疑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汉初近百年的政治体制完善过程中，国家的政治统治经过了一个从纯任霸道到王霸兼施的过程，从文吏治国转向儒生治国的过程。儒生之所以取代文吏而成为社会政治的主体，是因为它把儒家的德政理想和法家的法制体制有机统一起来，从而形成了“内儒外法”的政治文化模式：“这种政治文化模式认定，每一个居身上位者相对于其下属，都同时地拥有官长、兄长、师长这三重身份，都同时地具有施治、施爱、施教这三层义务。‘尊尊、亲亲、贤贤’之相维相济，吏道、父道、师道之互渗互补，‘君、亲、师’之三位一体关系，再一次地成为王朝赖以自我调节与整合社会基本维系，并由此造成了一种特殊类型的专制官僚政治——士大夫政治：‘君子治国’之政治理想，‘士、农、工、商’之分层概念，也就一直维持到了中华帝国的末期。”^[59]

但是，汉代社会这种“士大夫政治”的确定，对于从先秦走出来的“士”来说，并不仅仅是一种身份上的顺利转变，同时也要经历一次身心上的痛苦磨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政治体制并不是先秦儒家所标榜的单纯的“王道之治”，同时杂有法家的“霸道”，是“王道”与“霸道”的结合，是儒家的仁政理想与法家的官僚政治体制的结合。汉代的读书人要想走向仕途，也要适应这两方面的要求。王道政治要求他们熟悉五经六义等儒家治国之大要，而霸道政治则要求他们同时还要具备很高的行政与法治方面的管理才能。其最佳模式不是单纯的儒生，而是“儒生”与“文吏”的结合，而这也就是王充为什么特别推重商鞅、陆贾、桓谭、刘向、鲁连、邹阳之类人物的原因。

可见，对于汉代的“文人”来讲，要达到“鸿儒”这样的境界并不容易。首先是从历史的传统方面讲，儒家的仁政礼治与法家的暴政吏治一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要求汉代的“文人”们除了坚持儒家道统理想之外，在现实中还要服从于官僚政治，要在这方面进行一番痛苦的改造。这种改造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实践的过程，可是现实社会并没有给他们提供先实践再从政的条件，而要求他们一步入仕途就要有这样的能力，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很难具备的。其次是现实社会虽然给这些“文人”走向仕途提供了条件，但是真正能够走上政治高位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大部分的“文人”往往处于政治生活的下层，他们没有条件参与官僚政治管理，大多疏阔于事情，所做之“文”自然也不会切合时用，只是纸上谈兵而已。正因为如此，在汉代，这些“文人”被人讥讽为“浅意于华叶之言，无根核之深”也就不足为奇，其结果必然是“不见大道体要，故立功者希”的下场。所以，“文人”这个称呼，从他们可以“兴论立说、结连篇章”的角度看固然了不起，但是若把它放在汉代政治社会里当作对一个人的称呼，多少是带有一些贬意在里面的。这一点，当我们把它与“士大夫”这一称谓比较时会看得更为明显，虽然有很多时候士大夫就兼为“文人”，但是，“士大夫”才是这些人所要求的真正社会身份，而建功立业也成为“文人”最高的人生理想。

既然“士大夫”是“文人”所要求的真正的社会身份，也是他们要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的唯一途径，所以，汉代的这些“文人”对自己的“文人”身份自然就不会满意。事实上，不管汉代“文人”之文章写作的到底有多好，但是“为文”本身并不能成为一个社会职业，也不是“文人”的终极理想，而只是他们个体能力的一种表现而已。哪怕他一生真的靠“文”而成名（如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张衡等等），他的社会职业也肯定不是“文人”，“文人”只不过是他在自己的社会职业之外而获得的另外一个特殊称呼罢了。由此我们便回到王充心目中的“文人”中来，发现他之所以把“鸿儒”当作人生的最高的追求，自然也就很好理解了。

客观地讲，在汉人心目中，“文人”的社会地位之所以不高，是因为站在建功立业的角度来进行评判，所谓“文章”、“翰墨”本来就没有了价值。这正如三国时曹植所言：“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哉！”^[60]的确，既便像扬雄这样的文人，尚且把辞赋看得那样无价值，更何况像曹植这样的才子呢？不过，当一个人在政治上的抱负不能实现的时候，“文人”显然又比那些没有文化修养的人多了一些传名于后世的条件，因为他可以寄望以文章来表现自己的才学、表达自己的思想，甚至可以“成一家之言”，“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61]不管他们这个美好的愿望能否实现，但是他们这种“兴论立说、结连篇章”的所作所为，已经足以当得起“文人”这个称呼了。

“文人”这一称谓在汉代社会政治角度来讲固然并不太高，汉代读书人所追求的理想社会身份是“士大夫”而并不是“文人”，“为文”只是他们表现自己才学和理想的一种方式而已。但是从诗歌史的角度来讲，“文人”的出现却有着划时代意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标志着从汉代开始，“文人”开始成为中国诗歌创作的主体，他们是士大夫这一阶层在诗歌领域里的代表。文人是士大夫的预备队，士大夫以文人的身份表现其才华与思想，他们把先秦以来养成的士大夫传统的文化精神贯注于诗歌当中，在其中寄托着他们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表现着他们高超的为文技巧。正是由于他们介入于诗歌领域，并进而分化出一批专门以诗歌名世的群体，逐渐成为后世诗歌的主要创造者，成为后世诗歌的主流并主导了其发展的方向。

中国古代诗歌真是最有韵味的艺术，因为它里面包括着太多的内容，这使它与所谓“纯文学”语境下的当代诗歌绝不相同。要认识这一点，我们还需要从“文人”与“诗歌”的关系入手来进行历史的考察。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文人”其实很早就已经介入了诗歌史的写作。从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艺术本质的一般认识来看，“文人”与其它社会成员一样，都是最初的诗歌创作者。《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说明诗歌的发生源于人的天性。无论是什么人，只要是心有所感，都可以发为诗章，“文人”自然也不会例外。不过，据我们上面的考证，“文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产生是在汉代，他们的远源则是先秦时代的“士”，而“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早在《诗经》中就已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首先，“士”是《诗经》作品中所歌唱的重要人物，是抒情诗中的主人公之一，他们的形象不仅大量出现在《国风》中，也出现在《雅》、《颂》里。分析《诗经》所写的“士”，在《雅》《颂》当中一般都指周代社会的各级贵族，《国风》里所指则大都是男子的代称，但是若仔细考察其社会身份，大抵上也是以下层贵族为主。^[62]这说明，“士”是《诗经》时代抒情诗中最活跃的社会群体。

其次是“士”作为《诗经》的作者。由于历史的原因，《诗经》中的诗篇绝大多数都没有留下作者的名字，这为我们考察其作者问题增加了巨大的困难，但即便如此，通过诗篇本身，我们还是能够看出，《诗经》中的很多诗，特别是《大雅》和《小雅》当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诗篇的作者，应该属于周代社会的士阶层创作，这里既有下层的“士”，也有上层的“卿”、“大夫”。这说明，在当时，“士”阶层已经广泛地参与了诗歌的创作，抒发自己的情感，将其作为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重要方式。这也正是后世学者从《诗经》中阐发其诗教观的文本依据。

其三是先秦儒家之“士”对《诗经》文化精神的阐释。“士”阶层在《诗经》作品以及创作中不仅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也是《诗经》文化精神的阐释者。首先对《诗经》的丰富文化内涵进行系统阐释的，正是周代社会的士大夫阶层。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又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礼记·经解》）孔子对《诗经》的这些论述，不仅开启了中国古代《诗经》阐释学的不二法门，而且奠定了中国古代的诗教传统，对后世文人的诗学观以及其诗歌创作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首先接受其影响的是以屈原为代表的辞人。他们生当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虽然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阴谋权诈的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已经取代了文温尔雅的赋诗言志之风，但是以屈原为代表的辞人却直接继承了周代贵族士大夫的诗学精神，用一种新的诗体——楚辞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情怀和个人遭际，延续并张扬了《诗经》的抒情写志传统，直接开启了汉代文人诗之先河。

汉代文人则无论从创作主体还是创作精神两个方面，都是在继承和发扬先秦贵族士大夫的诗学传统的基础之上，从而开启了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全新的时代。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文人”从汉代开始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走向历史的舞台，他们是以与先秦时代的“士大夫”不同的身份来参与汉代诗歌创作的。虽然早在先秦时代，士大夫不但积极地参与了《诗经》的创作，并且奠定了中国儒家的诗学传统。但是周代社会的士大夫与汉代的文人在社会身份上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周代的士大夫在从政以前，其身份基本上都是贵族，包括屈原也是这样。他们生活于世卿世禄制的社会制度之中，从小所受的是贵族教育，长大后从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而，在春秋以前，在“士大夫”这个名称里，“士”的贵族身份与“大夫”社会官职这两者基本上是相统一的。可是自战国以后，“士”的主体已经基本上是下层平民，他们虽然是“大夫”这一阶层的主要人选储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将来一定就会走向仕途成为“大夫”。而到了汉代，随着封建官僚政治制度的最终确立，“士大夫”这一名称已经变成了各级官僚的代名词，而“文人”则只不过是指那些读书人而已，这两者之间虽然有着很大的关联，却不再是统一体。读书的目的和出路在于仕进，但是能实现其目的和理想的人数并不多，大部分的学子皓首穷经，其最终结果仍然是一介平民。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文人”才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所以说，他们与先秦时代的“士”是以不同的社会身份来参与社会生活，来进行诗歌创作的。

其次，即便是从汉代社会那些由读书而仕进的幸运者来说，他们在封建社会官僚政治体制下所承担的“士大夫”官职，与先秦贵族社会里的“士大夫”官职也有相当大的不同。在周代社会里，从天子的卿士到诸侯的大夫，他们不仅仅是一级官员，还是一方或者一邑的领主，甚至与天子、诸侯还有着扯不断的血缘关系。他们世袭地占有着一片土地并统治着这块土地上的庶民，也世袭式地保有着一个固定的官位，他们的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基本上是稳固的，并因此而世代享有着贵族的各种特权。而汉代的官吏则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在入仕之前不过是一介平民，入仕之后成为朝廷的官吏，但是他们只能享受一份官吏的俸禄，他们既没有一片世袭的土地也没有一个世袭的贵族地位，^[63]官场上的沉浮不定预示着他们随时都可以从“士大夫”的身份回归为一介平民。因而，相对于他们随时都会有变化的“士大夫”官职来讲，这些人的平民“文人”的身份却是比较固定的，这使他们不可能产生先秦社会“士大夫”的贵族情结。所以在诗歌创作中，他们更多的情况下还是以一个“文人”的身份出现的。

第三，因为有上述两点的不同，所以汉代的“文人”们对先秦《诗经》传统与儒家诗教的继承，也与周代社会的贵族诗人，包括与楚臣屈原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立足于自己所处的时代，结合自身的社会实践，以及自己对于生活的认识，重新诠释并理解着《诗》、《骚》精神，开启着汉代诗歌发展的新方向。这又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他们继承并发扬了《雅》、《颂》中的颂美讽刺传统，对汉代社会进行了热情的讴歌。对国家政治的颂美与讽谏，本来是《诗经》雅颂中的两大主题，这其中，对周代社会盛世的歌颂在《诗经》特别是在雅颂中又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以司马相如等人为首的汉代赋家，对于汉帝国的热情讴歌，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文化心态。在他们看来，汉代社会的繁荣强盛，足可以媲美于三代之盛世。由此而产生的一代之文学——汉代的散体大赋，正是汉代文人自觉地继承《诗经》传统，试图以诗歌为工具，来参与时政，表达自己对于社会政治的关心，抒写自己社会理想的艺术实践。

（二）他们继承并发扬了《楚辞》的哀怨精神，抒写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哀怨不平之情。《毛诗序》曰：“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产生于西周社会末世的变风变雅本来就不乏哀怨之音，到楚臣屈原那里这一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张扬。汉代的文人虽然生于乱世与亡国之世者少，但是封建集权的官僚政治制度却给他们的个体生命造成了沉重的压抑，因而，哀叹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就成了汉代文人最重要的抒情主题。他们或者代屈原立言，或者自抒其慨，或指刺时政，或情寄老庄，这一特点，在汉代骚体抒情诗（赋）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表现，也对汉代以后的文人抒情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他们继承了《诗经》的风诗传统并受汉乐府影响，充分表现了自己的世俗之情。《诗经·国风》本是世俗的歌唱，男女相恋之情的抒发与各种世俗生活的描写是它的基本主题。汉代文人在继承先秦诗学传统的过程中，《诗经·国风》也对他们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关心政治、抒写自己政治情怀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对于世俗生活的关注，他们除了积极参与汉乐府的创作之外，还写作了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五言诗。而且，无论是汉代文人乐府诗还是文人五言诗，男女相思、及时行乐、人生短促等都是其共同的抒情主题。它们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汉代文人对于生活和生命的态度，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同时奠定了后世文人五言诗的基础，成为后世文人五言诗的典范。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文人”的出现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巨大意义。汉代“文人”群体虽然是在先秦“士”阶层的基础上转化而来的，但是他的出现从一开始就带着鲜明的时代的烙印。汉代文人的特征首先就是能“文”，从这一角度来讲，它的存在本身就与汉代的“文学”有着不解之缘。同时，汉代的“文人”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当一个“文人”作为自己的人生最高理想，这使他们在“文学”当中寄托着深厚的政治情怀，也使他们继承并发扬了从《诗经》以来所形成的中国诗歌传统与儒家的诗学精神。同时，汉代的“文人”毕竟已经不再是与先秦的“士”，他们是在汉代以来的封建社会官僚政治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正如同秦汉政治制度在中国后世封建社会具有开创性一样，汉代文人的时代遭际以及他们的思想情感，与后世文人也有更多的共同性与代表性。因而，由汉代文人所奠定的中国诗歌的文化内容、抒情模式对于魏晋以后的文人文学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汉代文人在继承先秦诗骚传统上所进行的诗歌创作，不仅表达了新的文化内容与抒情模式，还表现为新的文体形式。汉代文人诗从广义上讲包括以下几大类型：第一是四言诗、第二是骚体诗、第三是五言诗、第四是七言诗、第五是乐府诗。以上五类中，除了乐府诗属于歌诗之外，其它都属于诵诗。这说明，在汉代诗歌朝着歌与诵两个方面发展的关键期，文人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除了参与乐府歌诗的创作之外，更是诵诗的主要创作者。他们把从《诗经》以来的四言歌诗演变为诵诗；他们在屈宋的基础上不仅把散体赋由“古诗之流”变而为汉代主要的代表性文学文体，而且把骚体赋变成了抒写个人情志的最主要的诗歌体裁。他们不仅积极地参与了五言诗与七言诗的创作，而且奠定了这两种诗歌的抒情范式，为魏晋以后这两种诗体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以上，我们从歌诗与诵赋分途的角度入手，对汉代诗歌的文体流变及其创作主体的变迁等问题进行了概要分析。而汉代诗歌的文体流变及创作主体的变迁，与汉代社会的历史变迁又是紧密相关的。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史上，汉代社会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伟大时代，它上承秦王朝而来，如果说是秦王朝开启了中国封建地主制社会制度的话，那么汉代则是把这种社会制度稳定下来的时代。从政治史的角度来讲，自汉代以后一直到清王朝的灭亡，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式的社会制度从来没有发生过改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把秦汉时代的社会变革称之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次影响后世两千年的巨变。诗歌史也是这样，汉代留下来的作品虽然不多，但是它所显示的诗歌史变革的意义同样重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诗体的变更。如果我们从文体的兴衰角度来划分中国诗歌史的话，那么先秦就是诗骚体时代，而从汉代一直到唐代都是以乐府诗和五七言为主的时代。从这种诗体的变革中我们最能看出汉代诗歌的开创性意义。第二是文人群体的产生。如果我们从诗歌创作主体的角度来考虑，中国封建社会诗歌创作的主体就是封建士大夫文人，而这一封建士大夫文人群体，正是从汉代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才出现的。从社会身份上来讲，自汉代开始的文人阶层与先秦时代以《诗经》大小雅的作者与屈原为代表的贵族诗人的社会地位是大不相同的，他们的文化心态也是大不相同的。正是汉代这样一群文人士大夫的出现，才使汉代诗歌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时代抒情主题，并且为魏晋六朝以后的文人诗歌奠定了基础。第三是审美风尚的变化。中国诗歌发展到春秋后期和战国初期，就产生了一种突破周代审美风范的新声俗乐，而这种新声俗乐正是在汉代社会开始名正言顺地登上了大雅之堂，并且成为汉代社会起主导作用的艺术样式。作为这种艺术审美风范的典型形态就是以横吹鼓吹曲和相和歌为主的汉乐府，而魏晋以后的清商乐乃至隋唐燕乐，都是从这一传统发展演变而来，并且与之有着割不断的血肉联系。五言诗与七言诗之所以逐渐成为后世文人诗歌创作的主要文本，也与从汉代开始的审美风尚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正是根据以上三点，我们把汉代诗歌看成是中国上古诗歌的结束，中国中古诗歌的开端。从这一历史发展变化的角度，我们也许会对汉代诗歌所表现的时代特征有一个较好的把握，并由此一步一步走进汉代诗歌的世界。

[1] 按，把汉代诗歌史的时间做这样的划定只是为了表述方便，在诗歌史的写作过程中，有些具体问题的处理还有一个习惯问题。如孔融、曹操的诗有些作于建安之前，但是一般都把它放在建安文学中来论述。《孔雀东南飞》最早只能产生在建安时代，文学史一般都把它放在汉代乐府诗中来论述。

[2] 按，春秋时代的“赋诗言志”并不完全是“不歌而诵”，只是断章取义的引用。在引用中有时候配乐演唱，有的时候可能是“不歌而诵”。

[3] 如张松如先生的《中国诗歌史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赵敏俐的《汉代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都采用这种广义的汉诗概念。

[4] 按《汉书·艺文志》有“成相杂辞十一篇”，现存《荀子》一书则题为“成相篇”。

[5] 汤炳正：《楚辞编纂者及其成书年代的探索》，《江汉学报》1963年第10期。

[6] 关于骚体抒情诗的范畴问题，当代各家有不同见解，如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把屈原的作品全部包括在内；龚克昌《中国辞赋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曲德来《汉赋综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万光治《汉赋通论》（巴蜀书社1989年版）、赵敏俐《汉代诗歌史论》、袁济喜《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书则把汉人模拟楚辞的作品与以赋命名的骚体统称之为骚体赋，但是并不包括屈原宋玉的作品；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费振刚《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郭建勋《楚辞与中国古代韵文》（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人则把汉人拟骚体的作品单独看作一类，认为他们不属于骚体赋；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稿》则认为只有汉人的拟骚之作才能称之为骚体赋，而汉人模拟楚辞以赋为名的作品看作是非诗非文的文赋。本书同意龚克昌等人的观点，为了叙述的方便，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把它们统一命名为“骚体抒情诗”，包括骚体赋和汉人拟楚辞两大部分。

[7] 关于骚体赋的问题，前人和今人已经多有关注，如郭建勋《汉魏六朝骚体文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就把这类作品单独提出来，当作中国文学史上一类独特的文体来研究。在本书中，郭建勋对散体赋与骚体赋的区别问题也有很好的辨析。但是，郭建勋虽然关注散体赋与骚体赋二者之间的区分，把骚体赋当作一类独立的文体来认识，并称之为“骚体文学”，却没有很好地注意骚体赋与“歌诗”之间的关联，没有从诗歌史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李大明等人撰文认为：骚体赋从本质上讲就是汉代的文人抒情诗，但是并没有特别论述骚体赋与其它文体之间的分合流变的关系。相比较而言，当代最早把骚体赋与散体赋分开并将其纳入中国诗歌史体系中的，是倪其心的《汉代诗歌新论》，他认为骚体赋“实质为抒情诗。”但此书对骚体赋的源流问题没有更多的阐发（倪其心：《汉代诗歌新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页）。赵敏俐《汉代诗歌史论》把散体赋与骚体赋都归入其中，认为二者虽同为赋名，却有着不同的文体特性，他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二者的不同，认为骚体赋更多的继承了屈原与宋玉《九辩》的传统，“是表现汉代文人个体人格的抒情诗”（赵敏俐：《汉代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134页）。但是，正因为上述讨论都使用的是“骚体赋”概念，而这一概念很难把汉人的拟骚体诗歌包容进去，容易给读者造成理解上的不便，所以本书从诗歌史的角度把这些骚体赋与汉人的拟楚辞统一命名为“骚体抒情诗”。

[8]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第46页；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4页；杨生枝：《乐府诗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9] 按，本章在这里只是概括性的论证，详细的考证见后面专章，同时可参看赵敏俐：《论班固的〈咏史诗〉与文人五言诗发展成熟问题》，《北方论丛》1994年第1期。

[10] 崔豹：《古今注》：“《薤露》、《蒿里》，并丧歌也。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乎蒿里。……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为挽歌。”（扫叶山房本《百子全书》，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1998年版，第1102页）可见此二诗作于汉初，大概后来又经过李延年润色。

[11] 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16-517页。

[12] 详见段清波：《秦陵发现十二尊彩绘半神裸百戏俑》，《中国文物报》1999年10月13日第1版。

[13]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1页。

[14]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页。

[15] 班固：《汉书·成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4-325页。

[16]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53页。(www.chuimin.cn)

[17] 据《汉书·张释之传》，有一次，文帝与她来到霸陵，“上指视慎夫人新丰道，曰：‘此走邯郸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凄怆悲怀。”（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09页）

[18] 班固：《汉书·孝武卫皇后》颜师古注云，卫皇后死后，“葬在杜门大道东，以倡优杂伎千人乐其园，故号千人聚。”（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50页）

[19] 据《汉书·孝武李皇后》记：“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平阳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由是得幸。”（同上书第3951页）

[20] 王嘉：《拾遗记》卷六：“始元元年，穿淋池，广千步。……帝时命水嬉，游宴永日。……使宫人歌曰‘秋素景兮泛洪波，挥纤手兮折芰荷，凉风凄凄扬棹歌，云光开曙月低河，万岁为乐岂云多！’帝乃大悦。”（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8页）又据《西京杂记》，同年，黄鹄下太液池，汉昭帝又自作《黄鹄》之歌（葛洪：《西京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页）。

[21] 班固：《汉书·元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8页。

[22] 《汉书·霍光传》：“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会下还，上前殿，击钟磬，召内泰壹宗庙乐人辇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众乐。”（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2940页）

[23] 《汉书·汉成赵皇后传》：“孝成赵皇后，本长安宫人，初生时，父母不举，三日不死，乃收养之。及壮，属阳阿主家，学歌舞，号曰飞燕。成帝尝微行出，过阳阿主，作乐。上见飞燕而悦之，召入宫，大幸。有女弟复召入，俱为婕妤，贵倾后宫。”（同上书，第3988页）

[24] 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中》刘昭注引蔡邕《礼乐志》，《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132页。

[25] 范晔：《后汉书·桓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20页。

[26] 王嘉：《拾遗记》卷六：“初平三年，游于西园，起裸游馆千间，采绿苔而被阶，引渠水以绕砌，周流清澈。乘船以游漾，使宫人乘之，选玉色轻体者，以执篙楫，摇漾于渠中。其水清澄，以盛暑之时，使舟覆没，视宫人玉色。又奏《招商》之歌，以来凉气也。”（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4页）

[27] 范晔：《后汉书·皇后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51页。

[28] 此处可参看《史记·吕后本纪》、《史记·齐悼惠王世家》、《汉书·广川惠王越传》、《汉书·燕刺王传》、《汉书·广陵王刘胥传》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

[29] 班固：《汉书·叙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97-4198页。

[30] 班固：《汉书·陆贾传》，同上引，第2114页。

[31] 班固：《汉书·田蚡传》，同上引，第2380页。

[32] 班固：《汉书·张禹传》，同上引，第3349页。

[33] 班固：《汉书·元后传》，同上引，第4023页。

[34] 范晔：《后汉书·马融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72页。

[35] 汉代的歌舞艺人多出自燕赵中山，除《史记·货殖列传》所记之外，还有许多证明。如我们上文所引，汉文帝的宠妃慎夫人是邯郸人，能歌善舞。杨恽自谓“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盐铁论·通有》中曾说：“赵、中山……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务本；田畴不修，男女矜饰，家无斗筲，鸣琴在室。”（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2页）乐府诗《相逢行》云：“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郸倡。”（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08页）《古诗十九首》又云：“燕赵有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41页）又据《史记·佞幸列传》和《汉书·外戚传》所记，汉武帝时的著名音乐家李延年就是中山人，其父母及身兄弟及女，都是“故倡”，也就是说，李延年出身于中山的倡伎世家，他的全家世世代代都以从事歌舞艺伎为生。李延年善长新声变曲，他的妹妹则妙丽善舞，因而得到了汉武帝的宠幸。又据《汉书·外戚传》所记，汉宣帝的母亲王翁须本出身于歌舞艺伎，也是燕赵之人（汉时涿郡，今河北涿州）。

[36]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56页。

[37] 班固：《汉书·礼乐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45页。

[38] 按，此处可参考《后汉书·百官志二》注引卢植《礼》注、《汉书·礼乐志》、杜佑《通典·乐六·清乐》等历史文献。

[39] 见《汉书·礼乐志》引《郊祀歌十九章·天地》（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58页）。

[40] 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58-159页。

[41] 葛洪：《西京杂记》卷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页。

[42] 班固：《汉书·成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4-325页。

[43]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53页。

[44] 班固：《汉书·礼乐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72页。

[45] 崔豹：《古今注》，扫叶山房本《百子全书》，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1998年版，第1102页。

[46] 同上书，第1102页。

[47] 沈约：《宋书·乐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49页。

[48] 房玄龄等：《晋书·乐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16页。

[49] 班固：《汉书·周勃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050页。

[50]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53页。

[51] 关于中国古代歌诗艺术生产与消费方式问题，可参考赵敏俐《中国古代歌诗艺术生产的理论思考》，《中国诗歌研究》第2辑，中华书局2003年版。

[52] 按以上统计是根据《中国文学史电子史料库》查找的结果，不包括近年的出土文献。

[53] 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06-607页。

[54] 《论衡·超奇篇》：“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岂在长生之徒与？何言之卓殊，文之美丽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纪者，屈原在其上也。”（《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14-615页）

[55] 《论衡·佚文篇》（同上引），第867-870页。

[56] 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10-611页。

[57] 关于西周时代“士”的身份，顾颉刚认为主要是指下层贵族，而且最早的“士”当以习武为主，以后才有文士的兴起，详见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不过根据本人对先秦文献和文化的理解，我认为西周时代的“士”应该指各级贵族。其教育方式是文武兼修的，此即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术）之教。《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观《诗经》、《春秋》、《左传》等先秦文献，可知那时的贵族有很高的文化修养。

[58] 按，关于士阶层的产生与发展，余英时有两篇重要的论述：《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道统与政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形态》，载《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9]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7页。

[60] 曹植《与杨德祖书》，《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注引《典略》，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59页。

[61] 同上书，第558页。

[62] 按，此处可参考上引顾颉刚文。

[63] 当然，在汉代，也有一部分人作为皇帝的亲属或者有功的高官而获得一定的爵位或者土地，子孙也会因为“荫庇”也会得到相应的官职，但是这与周代社会的分封制与世卿世禄也有着相当大的区别，如汉初的诸侯王只有爵位和土地却往往没有行政官职，并且会受到地方官的管辖和制约，高官受“荫庇”的子孙并不是世袭父祖辈的官职，只不过额外照顾给他们一个品位较低的官位而已。更何况，即便是这种制度，也只是汉代以后封建社会里的辅助性制度，并不代表汉代以来封建官僚制度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