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一时期诗歌史赖以存在、发展的整体的社会文化条件到造成此一时期诗歌创作中主题、题材、审美趣味及艺术风格等的社会与文化方面的成因,都可以纳入诗歌史的外部关系研究中。故而研究这一段诗歌史,不得不有较多的篇幅放在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上,不像其它时段的诗歌史,可以将更多的着眼点放在艺术因素的分析上。重视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方法,在研究魏晋南北朝诗歌史时,显得更为有效与必要。......
2024-01-11
按今天的观点来看,“诗”属于文学的范畴,或者称之为“语言的艺术”。但是在古代社会,中国人始终没有把“诗”当作一种“纯粹”的艺术,而让它承担着多种文化功能。诗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无处不在,它生存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们在何种场合需要诗,诗就出现在何处。中国古代很早就有采诗献诗之说。《国语·周语》:“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晋语六》:“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祅祥于谣。”[9]《左传》中则记载了大量的春秋时代诸侯国外交行人赋诗言志之事。《周礼·春官宗伯》:“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10]可见,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集《诗经》的采录与编辑,就具有多重的功利目的,可以用于宗教、典礼、教育、听政、讽谏、娱乐等各个方面。孔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1]这说明,孔子也并不把“诗三百”当成纯粹的艺术,同样强调它的各种实用功能。孔颖达曰:“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情性,谐于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12]《诗经》题材的多样化和丰富多彩的内容,就是其多重功能的最好证明。自兹以后,历朝历代的中国诗歌,莫不继承了这一传统,在社会生活中扮演多种角色。昭明太子编《文选》,将诗歌按题材分为“献诗”、“公宴”、“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游览”、“咏怀”、“哀伤”、“赠答一”、“赠答二”、“赠答三”、“赠答四”、“行旅上”、“行旅下”、“军戎”、“郊庙”、“乐府上”、“乐府下”、“挽歌”、“杂歌”、“杂诗上”、“杂诗下”、“杂拟上”、“杂拟下”等二十六卷,按今天的眼光看来,其分类标准颇显杂乱,其实却正好符合当时诗歌创作的状况。这其中,赠答、祖饯、公宴、献诗等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说明诗歌在当时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社会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承担着重要的交际功能。而《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历代史书中所记载的大量的民歌民谣多用于美刺时政,则说明在普通民众阶层,诗歌仍然扮演着社会批评的重要角色。唐代是中国诗歌最为繁荣的时代,诗歌已经成为唐人生活的一种方式,处处都有诗的存在。人们习惯于以诗歌语言来传达各自的思想和情感,除言志、抒怀之外,其它如闻讯、陈情、干谒、请托、公告等社会活动,都可以通过诗的形式完成,诗歌的社会功能更为广泛。宋代以降,这种情况继续发展,诗人还用它来进行美刺、说理、交际、应酬、消遣、娱乐乃至炫耀才学。迄至现代,学习和创作传统诗歌,依然是表现中国人文化修养水平的重要方式。中国诗歌的这一特点,在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当中也有鲜明的表现,诗歌同样在审美、抒情、教育、传授、刺政、择偶、娱乐和交往等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诗歌以抒情为主又兼具多种功能,这构成了中国诗歌鲜明的民族特色。因为它是抒情的艺术,诗情生发于人的心中,“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汉书·艺文志》),所以它有强大的生命力,人人都可以成为诗人。因为它具有多种实用功能,和现实生活紧密相联,“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所以它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生活于现实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随时都可以听到诗的歌唱。因此,要认识中国诗歌,就要了解中国人的情感、生活、风俗、习惯,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在中国文化中,诗是艺术,是心灵的历史,也是生活的万花筒,社会的百科全书;它有艺术审美的价值,更有认识社会的价值;它有感召人心的力量,更有生活教育的力量。
在中国诗歌史上,诗人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因为诗人是诗歌的创作主体,而且还因为中国人有着崇高的诗歌理想追求。中国人将诗的发生视为心灵对外物的感动,承认每个人都有可以成为诗人的天性,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所有的心灵感发都可以成为优美的诗章,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伟大的诗人。《礼记·乐记》曰:“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13]因此,一个人如果要创作出好的诗歌,就一定要有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念,有良好的人格修养,有高尚的道德追求。这对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14]诗歌艺术的极致,应该是人类美好德性的外在优美显现,只有如此才能称得上是“乐”,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只有通过诗人不断地净化心灵,然后才能在他的创作中实现。中国古代诗人与外国诗人和现代诗人不同,还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结构紧密相关。在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主体是文人,而文人的人生理想则是辅助圣君达到天下大治的贤臣,因而中国的诗人总是自觉地担当着崇高的社会责任,具有圣人的情怀。刘勰《文心雕龙》讲为文之枢纽是“原道”、“征圣”与“宗经”,这里“原道”讲的是对文学艺术本质的体认,“征圣”是向圣人学习,而“宗经”则是以圣人的文章为法。在这里,核心是“征圣”。一个人必须具有圣人的情怀,他才能真正的体道,才能够做到“文以载道”,写出好的诗文。在中国历史上,道德上的圣人是尧舜,文化上的圣人是孔子,诗中的圣人是杜甫。杜甫之所以被后人尊为“诗圣”,诗歌艺术技巧的高超固然是其重要的方面,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具有一颗忧国忧民的胸怀,有民胞物与的精神,这是他所以创作出好诗的根本。他不仅为后世诗人树立了诗歌创作的榜样,还树立了做人的楷模。(www.chuimin.cn)
所以,一部中国诗歌史,不仅是诗歌作品发展的历史,同时还是一部中国诗人成长的历史。中国人评价诗歌从来就离不开评价诗人,把诗人的思想境界与人格修养放在重要方面。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5]在汉人看来,屈原的《离骚》之所以写的好,是因为它包含了那么丰富的历史、文化、思想内容,其艺术水平又是那么高超,与屈原崇高的社会理想与高尚的人格节操密不可分。正因为《离骚》是屈原用血泪凝结而成的生命之歌,因而才能达到“与日月争光”的高度。诗品即人品,诗如其人,这是中国人评价诗歌的一条重要原则。
作为以“言志”为传统的中国古代诗歌,自然也处处表现了诗人的生活情趣与文化理想,体现出他们的人生价值观念。例如《诗经》中形成的“风雅”传统,在《离骚》中所展现的香草美人形象与美政理想,在汉代骚体抒情诗中所表现的怀才不遇与生不逢时之感,在建安诗歌中所形成的慷慨悲凉风骨,在陶渊明诗歌中所寄托的隐逸之怀与田园情趣,在盛唐边塞诗中所抒写的建功立业之志,在李白诗中所张扬的个性气质,在杜甫诗歌中所展现的忧国忧民情怀,在苏东坡诗歌中所体现的儒道禅思想的融合与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无不体现了他们的人生理想和生活价值观念。后世诗人们所提出的一系列创作主张,如江西诗派的以才学为诗,明代前后七子的倡导复古,公安派与性灵派推崇性灵诗学,同样寄托了他们的文化理想。至如清初遗民诗里所抒写的国亡家破之痛,黄遵宪、王国维、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穆旦等近现代著名诗人的诗歌名篇,更向我们展现了中国诗人博大的胸怀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展示了中国古典诗歌走向现代过程中所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精神,表达了他们对诗歌这一文学样式的特殊体认。因此,不了解中国的诗人,我们便无法了解中国诗歌。一部中国诗歌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诗人的心灵史和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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